、同一個省籍的部隊，沒有臨近戰場的統一的指揮部，如何能統一指揮、統一協調、服從和服務于一個主題的戰役行動。
統領這一任務艱巨、成分複雜的部隊的指揮官必須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首長，他應該恩威并重，公正明斷，寬人嚴己，賞罰分明。
而此時的薛嶽長官卻是剛愎自用，好大喜功，難免轄公帶私，衆望難歸，在大戰中日漸失去威信，失去了實際控制第九戰區部隊的權威。
蔣介石貴為國家元首和最高統帥，雖然遠在千裡之外，卻越級指揮，朝令夕改，部隊臨機處置權謀不易。
而大戰軍情瞬息萬變，豈容等待。
第六戰區王耀武集團軍出湘西，其屬下之第79軍與第62軍的作戰任務、攻擊方向相同，卻分屬不同戰區，沒有一個統一指揮的官長，而是直接聽命于重慶的蔣委員長和林蔚主任的指揮，造成各自為戰，不能形成合力。
到了戰役後期，第79軍剛接防第62軍陣地，即被日軍猛攻所擊破，頃刻即告潰敗。
而奉命指導整個湘桂方面作戰的參謀總部副總長白崇禧卻又本位主義思想嚴重，隻重保桂而忽視湘戰。
從戰後第62軍、79軍、74軍、46軍等各軍參戰人員的回憶看來，各部都在竭力解圍作戰，盡管各自都苦戰鏖戰，好比第62軍之雨母山之戰打得十分艱苦，與日軍反複争奪，幾失幾得；第74軍的雞窩山之戰也是打得難分難解，但均由于沒有一個統一的指揮中心，将各部擰成一股繩，集中兵力打破日軍的包圍圈；亦或沖進城内，增加守軍實力，以其持久拒敵。
白崇禧在7月下旬由桂林緻電蔣介石，對衡陽作戰以不抱希望。
但卻不明确提出。
他深知蔣正把衡陽作戰與外交、政治等緊密結合起來，于是含含糊糊籠統地提出在一定條件之下“解決衡陽一部分之圍似有可能”。
但其策略是在截斷日軍的後方補給線上。
白崇禧繼續建議道：“我軍最高戰略為消耗戰，在中印緬公路未通之前，如何善為運用現有兵力，以待盟軍聯合反攻，究竟如何确保重慶、昆明、西安、桂林各要點，得支持較長時日，想均在鈞座明鑒之中。
”
白崇禧指出日軍的打擊會進一步延伸，我方或許沒有足夠的力量來阻擊日軍的繼續進攻。
他的分析也還透切，并提出了在廣西進行決戰的謀略。
值此衡陽行将陷落之際，他又提出确保桂林，為即将到來的廣西作戰積蓄力量，其煞費苦心，殊堪嘉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