彰顯漸修，或偏于傳播頓宗，造成‘禅’與‘講’的對立。
他主張頓悟資于漸修，其會通南北的主旨是非常明确的。
宗密以佛教真空妙有相圓融、同證無生法忍作為禅宗南北之争的最終歸宿：‘真空者，是不違有之空也。
……妙有者，是不違空之有也。
雖各述一義，而舉體圓具，故無違也。
’他期望後學克服偏執一邊的局限性，以慈悲為懷，融通諸宗，十分感慨地說：‘哀哉！此方兩宗後學經論之者，相非相斥，不異仇仇，何時得證無生法忍？今頓漸禅者亦複如是，努力通鑒，勿偏局也！’【《禅源諸诠集都序》卷上之二，《大正藏》卷四八，404b。
】
在頓悟、漸修圓融統一的基礎上，宗密更側重漸修，以此作為修道、得道的下手功夫。
他指出，要像六祖所說的那樣，‘無一切心’，沒有長期的漸修是不可能的。
能夠不斷地除去舊習氣，無打罵仇恨他人之心，無營求令得之心，無嫉妒求勝心，無憂饑凍心，無恐人輕賤心，‘損之又損’，這就是修道；能夠做到對違境、順境都無貪嗔愛惡之情，于一切都無所住而生其心，即是得道。
宗密之所以強調漸修，完全是針對衆生罪業深重、習氣難除而施設的，目的是使人心淨化，使衆生從根本上求得解脫。
總之，宗密對禅宗南北、頓漸之争的調和，其态度是十分鮮明的。
他主張教有頓漸，人的根機有上中下之别；佛教的根本教義是不變的，而弘法的手段是随緣而變化的；頓悟離不開漸修，漸修才能達到頓悟；‘先哲後俊各有所長，古聖今賢各有所利’【《禅源諸诠集都序》卷二之下，《大正藏》卷四八，412c。
】；必須存其法，去其偏頗，以人就法，而不是以法就人。
這些對于正确處理佛教(含禅宗)各派的争端，更全面地把握佛法的真谛，更好地接引不同根機的衆生，使之走上解脫之道，都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如果說，中國佛教至今并沒有衰亡，仍有其存在、發展的價值的話，那麼，其中也就有宗密會通佛教各宗，揚長避短，發揮其綜合優勢的一分功勞。
裴休《禅源諸诠集都序叙》說：‘圭師以如來三種教義，印禅宗三種法門。
融瓶盤钗钏為一金，攪酥酪醍醐為一味。
振綱領而舉者皆順，據會要而來者同趨……捧佛日而委曲回照，疑噎盡除；順佛心而橫亘大悲，窮劫蒙益’，稱贊他不愧為‘會教之人’，‘畢一代時教之能事’【《景德傳燈錄》卷十三，《大正藏》卷五一，306c～307a。
】，充分肯定宗密會通佛教各宗，調和佛教各宗，調和禅宗南北之争在曆史上所起的積極作用，其評價是符合曆史事實的，在今天看來，也是至當不移的。
四、從現代禅學一大公案談禅宗複興之路
所謂禅宗真髓，是源于初祖達摩四大弟子各顯禅功而分别領得達摩禅的皮肉骨髓的傳說。
胡适與鈴木大拙因對早期禅宗史研究的共同興趣而建立了學術性的友誼，也因涉及禅宗真髓問題而展開論戰，雙方至死格格不入。
鈴木痛斥胡适以純曆史方法的考證當作禅宗的骨髓。
鈴木承認胡适對頓悟禅的曆史考證，發掘了神會在禅宗史上的巨大貢獻與應有地位，但胡适把頓悟禅聯貫到外在曆史問題，這與禅宗本身的内在思想沒有關聯。
胡适根本體會不出般若的境界，全然抹煞了禅宗的超越時空的特點。
曆史學家的胡适，隻會在禅的外圍打轉，卻從來沒法了解禅者頓悟解脫的内在生命世界。
胡适則深責鈴木一派禅學者固執傳統禅宗史觀，隻憑宗教虔誠而不借助理智與曆史方法，擺脫不了主觀先入之見，而對禅學的解釋也終歸于失敗。
胡适認為，如想獲取禅宗真谛的正确解釋，則合理化的思想與曆史的方法必須取代鈴木那種反理性、反邏輯而又反曆史的禅學觀點。
禅是在人類曆史中發展的，當然可以運用曆史和考據的方法去研究。
但是就禅的本身，就禅的内在實質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