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人。
晚年受皇室的尊敬,敕修寺院。
肅宗時,又迎請傳法袈裟到宮内供養。
這對于慧能遊化區的佛教,是莫大的鼓舞。
元和十年(八一五),憲宗賜六祖谥為“大鑒禅師”。
柳宗元‘賜谥大鑒禅師碑’(大正四八·叁六叁中)說:
“元和十年十月十叁日下,尚書祠部符到都府,公命部吏洎州司功掾,告于其祠。
幡蓋锺鼓,增山盈谷;萬人鹹會,若聞鬼神。
其時學者千有餘人,莫不欣勇奮厲,如師複生”。
到那時,曹溪山還是千百衆的道場。
嶺南方面,應不乏傑出的師僧,不能因傳記疏略不備而漠視,或否認其真實存在的。
壇經’的“十弟子”,隻是晚年随侍在側的,而且是曹溪法泉寺的弟子。
依‘傳燈錄’(卷五),志誠,法達,智常,神會,志徹,都是外來的。
惟“韶州法海”,“廣州志道”,是嶺南人,一直在廣韶一帶行化。
此外,“曹溪令韬”,即守護衣塔的行滔。
“廣州吳頭陀”,“羅浮山定真”,“廣州清苑法真”(或疑為十弟子中的法珍”,都是十弟子以外的。
‘壇經’的原始部分,是法海(或作智海)所記所集,為手寫秘本而展轉傳授。
其傳承,炖煌本為:法海──(同學)道□──(門人)悟真。
“悟真在嶺南曹溪山法興(“興”,疑為“泉”字草書的誤寫)寺,見今傳受此法”。
惠昕本作:法海──志道──彼岸──悟真──圓會。
‘壇經’是曹溪山僧傳出來的。
原始部分,經一番補充而成“南方宗旨”。
傳入中原,流到荷澤門下,演變為“壇經傳宗”。
‘壇經’的記錄傳出,為慧能門下,曹溪山僧對禅宗的重要貢獻!
景慕慧能,稱之為“生佛”、“肉身菩薩”,所說為‘壇經’的,正是嶺南的僧俗。
從充滿信仰的熱忱中,傳說出慧能(及身後)的事迹。
關于出家,受戒的,是廣州法性寺所傳。
慧能與曹溪的關系,在曹溪的修建,受皇室尊敬供養,敕建寺院,迎請袈裟,這都是曹溪的光榮,而經常傳于人口的。
這些,流入大江南北,為荷澤門下所接受的,如‘瘗發塔記’,‘略叙’,‘曹溪大師别傳’。
這些傳說,稍後為江南──洪州門下所承受而改編的,是‘寶林傳’。
‘寶林傳’叙述從佛,一代一代的二十八祖,又傳到東土六祖──曹溪寶林寺慧能。
這些傳說,部分過于傳說性,不免沖淡了史實性。
然而傳說,對宗教來說,正是感召人心,宗教活力的源泉之一。
淵源于慧能舊日遊化區的傳說,從禅宗的發展來說,影響力的巨大,是難以想像的!
二、“中原”:這是以當時的政教中心──京、洛為中心,而向南北延申。
在禅宗的開展中,東山下的法如在嵩山,神秀在當陽開法,引起則天的征召。
以神秀為首的弘忍弟子,紛紛入京洛,而京洛成為北宗的化區。
禅者,誠然是帝阙不異山林,然在一般來說,弘化京洛,不免與政治的關系密切,而多少沾有貴族的氣息。
曹溪禅本富于平民的,勞動者的特色,但在發展中,京洛的中原,也還是教化的重點之一。
神會在南陽時代,就開始了定慧不二──頓禅的闡揚。
開元二十年(七叁二),在滑台召開論定宗旨的大會。
天寶四年(七四五),神會入東京洛陽。
神會采取了敵前挺進的姿态,抨擊北宗,不免引起了北宗的反擊。
以‘壇經’一再告誡的“無诤”的曹溪禅風來說,神會的敵對态度,是不足取的。
然而頓禅在京洛的迅速生根而發揚起來,不能不說是神會的勳績!胡适整理了這方面的資料,使當時南北相抗的局面,明确的顯示出來。
然如以為曹溪禅在中原的流行,開始于神會,一切功德歸于神會,那就未必然了!
司空山本淨,天寶叁年(七四四)十二月,應召入京,為慧能門下第一人。
本淨入京,比神會到洛陽,還早一年呢!在神會受皇室尊敬時節,傳說為慧能的另一弟子南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