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同意您的看法，”公爵夫人回答說，”她剛才稍有膽怯，将來會讨人喜歡的。
””比起那位給您列舉二十本書的XJ夫人（饒舌的學院院士的夫人，頗有才華的女士）來，她叫人高興得多。
””根本沒法比”。
談論這些事，誠誠懇懇地談論這些事，這種能力是斯萬從公爵夫人那裡學到的，并且保持至今，又用于他本人所接待的客人身上。
他盡力去識辨他們身上的品質，而當我們懷着善意的偏見而不是帶着挑剔的厭惡情緒去觀察人時，人人都具有這些品質。
斯萬強調邦當夫人的優點正如往日強調帕爾瑪公主的優點一樣。
如果某些貴人進入蓋爾芒特小集團不是出于優待，如果人們認真考慮的果真隻是情趣和魅力，那帕爾瑪公主早被開除了。
斯萬從前也表現出這種興趣（隻是現在他持久地加以發揮而已），那就是以自己的社交地位去換取在某種情況下對自己更為合适的另一種地位。
有種人在觀察事物時，沒有能力對乍一看來似乎不可分的事物進行分解，因此相信地位與人是連成一體的。
其實同一個人，在生活的不同時期，會處于不同等級的社會階層之中，而這等級并不一定越來越高。
每當我們在生活的另一時期與某一階層來往（或重新來往）并感到備受疼愛時，自然而然地我們便攀附于這個階層，并在那些人中紮了根。
至于邦當夫人，既然斯萬一再提到她，我想他不會反對我将邦當夫人對斯萬夫人的拜訪告訴我父母。
斯萬夫人一步一步地結識了誰，父母對此頗感興趣，但毫無贊賞之意。
母親聽見特龍貝夫人的名字時說：
“啊！這可是位新成員，她會領些别人去的。
”
接着，媽媽似乎将斯萬夫人廣為交友的那種簡便、迅速和猛烈的方式比作殖民戰争說道：
“現在特龍貝歸順了。
鄰近的部落不久也會投降。
”
有一次她在街上遇見了斯萬夫人，回家便對我們說：
“斯萬夫人處于戰争狀态。
她大概在對馬塞諸賽人、僧伽羅人、特龍貝人發動勝利的攻勢吧。
”
我告訴她在那個拼湊的、人為的環境中我都看見了哪些新來者（她們本屬不同的社會圈子，被煞費苦心地吸引到這裡來），母親立刻猜出她們的來處，仿佛這是高價購買的戰利品：
“這是去某某家征戰的繳獲品。
”
斯萬夫人居然有興趣吸收戈達爾夫人這位不甚高雅的小市民，父親不禁愕然。
他說：”當然，教授是有地位的人，但我仍然不明白她是怎麼想的。
”可是，母親卻很明白。
她知道，當一個女人走進與原先的生活截然不同的圈子時，會感到愉快，如果她不能讓舊友們知道如今的新交是多麼體面的人物，這種樂趣會大為減色*。
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讓一位見證人鑽進美好的新圈子，仿佛一隻嗡嗡叫的、見異思遷的昆蟲鑽進花叢，然後，見證人在每次拜訪以後便散布（至少人們希望如此）消息，暗暗播下羨慕和贊賞的種子。
戈達爾夫人正适合于這種角色*，她是特殊類型的客人，媽媽（她繼承外祖父的某種氣質）稱之為”異鄉人，去告訴斯巴達”①型的客人。
此外–除了另一個多年以後才為人所知的理由以外–斯萬夫人在”接待日”邀請這位和藹的、穩重的、謙虛的女友，至少不必擔心她是叛徒或競争對手。
斯萬夫人知道，這位戴着羽飾、拿着名片夾的積極的工蜂，一個下午便能拜訪為數衆多的市民花萼。
斯萬夫人了解她的擴散能力，并且，根據對或然率的計算，她有把握讓維爾迪蘭家的某位常客第三天就得知巴黎地方長官常去斯萬夫人家留下名片，或者讓維爾迪蘭先生本人知道賽馬會主席勒奧·德·普雷薩尼先生常帶領她和斯萬參加狄奧多西國王的盛會。
她認為維爾迪蘭夫婦隻會獲悉這兩件對她很光彩的事，僅僅這兩件事，因為我們所臆想和追求的光榮往往具有很少幾種特殊表現形式，這應歸咎于我們的精神缺陷–它沒有能力同時想象我們所期望（大緻期望）于光榮的一切同步的表現形式。
①斯巴達國王萊翁裡達斯及三百士兵為阻擋波斯人進攻而全部戰死（公元前80年）。
在昔日戰場的岩石上刻着這句話：”異鄉人，去告訴斯巴達，我們為它而死！”
斯萬夫人隻是在所謂”官界”中獲得成功。
高雅女士不與她來往，但這并不是因為她那裡有共和派名流。
在我年幼時，凡屬于保守社會的一切均成為社交風尚，因此，一個有名望的沙龍是決不接待共和分子的。
對這種沙龍的人來說，永遠不可能接待”機會主義者”，更不用說可怕的”激進分子”了，而這種不可能性*将像油燈和公共馬車一樣永世長存。
然而，社會好似一個萬花筒，它有時轉動，将曾被認為一成不變的因素連續進行新的排列，從而構成新的圖景。
在我初領聖體的那年以前，高雅的猶太女士便已出入社交場合從而使正統派的女士們吃驚。
萬花筒中的新布局産生于哲學家稱作的标準所發生的變化。
後來，在我開始拜訪斯萬夫人家以後不久，德雷福斯事件産生了一個新标準，于是萬花筒再一次将其中彩色*的菱形小塊翻倒過來。
凡屬猶太人的一切都落到萬花筒的底部，連高雅女士也不例外，而取而代之的是無名的民族主義者。
當時，在巴黎最負盛名的沙龍是一位極端天主教徒–奧地利親王的沙龍。
如果發生的不是德雷福斯事件，而是對德戰争，那麼，萬花筒會朝相反的方向轉動，猶太人會表現愛國熱忱而使衆人吃驚，他們會保持自己的地位，那樣一來，就再沒有人願意去拜訪奧地利親王，甚至沒有人承認去拜訪過。
雖然如此，每當社會暫時處于靜止狀态時，生活于其中的人總是認為不可能再發生任何變化，正如他們看到電話問世，便認為不可能再出現飛機，與此同時，新聞界的哲學家們對前一時期進行抨擊，他們不但批評前一時期中人們的樂趣，斥之為腐朽已極，甚至還抨擊藝術家和哲學家的作品，斥之為毫無價值，仿佛它們與附庸風雅、輕浮淺薄的各種表現形式密不可分。
唯一不變的似乎是每次人們都說”法國發生了一點變化”。
我初去斯萬夫人家時，德雷福斯事件尚未爆發，某些猶太顯貴還很有權勢，而其中最大的是魯弗斯·以色*列爵士，他的妻子以色*列夫人是斯萬的姨母。
她本人并沒有外甥那樣高雅的社會交往，外甥也并不喜歡她，從未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