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日夜夜的思念，另一種來自某些回憶，對某一句惡意的話、對來信中某個動詞的回憶。
其他形形色*色*的悲傷，留到下文的愛情中再作描寫，在此隻聲明在上述兩種悲傷中，第二種比第一種殘酷許多倍，這是因為我們對所愛的人的概念始終活在我們心中，它戴上我們立即歸還的光環而無比美麗，它充滿頻繁産生的甜蜜希望，或者（至少）永久的甯靜憂傷（還應該指出，使我們痛苦的某人的形象，與它所引起的日益嚴重、不斷延伸、難以治愈的愛情憂傷極不相稱，就好比在某些疾病中，病因與連續發燒及緩慢痊愈極不相稱一樣）。
如果說我們對所愛的人的概念蒙上了往往樂觀的精神反光的話，那麼，對具體細節的回憶，惡言，充滿敵意的信（我從希爾貝特那裡隻收到一封這樣的信）卻是另外一回事，可以說我們所愛的人恰恰活在這些零散片斷之中，而且具有比在我們對她的整體概念中更為強大的威力。
這是因為我們讀信時，一目十行，懷着對意外不幸的可怕焦慮，而并非像凝視我們所愛的人那樣懷着甯靜而憂郁的惋惜。
這種悲傷是以另一種方式形成的，它來自外部，沿着最深沉的痛苦這條路一直深入我們的心靈。
我們以為女友的形象是古老的、真實的，其實這形象一再被我們更新，而殘酷的回憶卻早于這個更新的形象。
它屬于另一個時期，是極端可怕的過去的見證人（少有的見證人）。
過去仍然存在，但我們除外，因為我們喜歡抹掉它而代之以美好的黃金時代，代之以重歸于好的天堂，而這些回憶，這些信件卻将我們拉回到現實，對我們迎頭痛擊，使我們感到我們日夜等待的那種毫無根據的希望離現實多麼遙遠。
這并不是說這個現實應該永遠不變（雖然有時的确不變），在我們的生活中有過許多女人，我們從不希望與她們相見，而她們當然以沉默來回答我們決非敵意的沉默。
既然我們不愛她們，我們便不算計與她們分離了多少年頭，這是個反例，但當我們論證分離的效果時卻忽略了它，好比相信預感的人忽略預感落空的實例一樣。
然而，分離畢竟可以起作用。
重新相見的欲|望和興趣最終會在此刻蔑視我們的心中重新燃起。
但是需要時間，而我們對時間的要求與心對變化的要求同樣苛刻。
首先，時間是我們極不願意給予的東西，因為我們急于結束如此沉重的痛苦。
其次，另一顆心需要時間來完成變化，但與此同時，我們的心也會利用時間來進行變化，以緻當我們原定的目标即将實現時，它卻不再是目标了。
目标是可以達到的，幸福是最終可以獲得的（當它已不再是幸福時），這個想法本身隻包含一部分真理。
當我們對幸福變得冷漠時，它降臨在我們身上。
正是這種冷漠使我們變得不大苛求，使我們認為它如果出現在往日會使我們心滿意足（其實當時我們會覺得這幸福并不圓滿）。
人們對于漠不關心的事不太苛求，也缺乏判斷。
我們所不再愛戀的人對我們所表示的殷勤，與我們的冷漠相比，似乎綽綽有餘，但對我們的愛情而言，卻遠遠不足。
甜言蜜語和幽會使我們想到的隻是它可能帶來的樂趣，我們忘記了當初我們會希望其他一系列的情侶幽會，而正由于這種貪婪的渴望我們會使幽會無法實現。
因此，當幸福姗姗來遲、我們再無法享受它，我們不再愛戀時，這個遲到的幸福是否是我們從前苦苦期待的幸福呢？隻有一個人知道，當時的我，但它又不複存在，而且，隻要它再出現，幸福–無論相同或不相同–便煙消雲散。
我等待夢想–我将不再依戀它–的實現，我像當初不太認識希爾貝特時一樣任意臆想她的話語和信，她請求我寬恕，她承認除我以外從未愛過任何人，并且要求嫁給我，由于這些想象，一系列不斷更新的溫柔形象終于在我思想中占據很大地盤，壓倒了希爾貝特和青年男子的幻象，因為幻象缺乏補給。
要不是做了一個夢，此刻我會再次拜訪斯萬夫人。
我夢見一位朋友，究竟是誰難以确定，他對我背信棄義，并且認為我對他也無情無義，這個夢使我痛苦得猝然驚醒，醒來後痛苦未減，于是我重新想這位朋友，試圖回憶這位夢中人是誰，他的西班牙名字已經朦胧不清，我開始釋夢，仿佛既是約瑟又是古埃及法老①。
我知道在許多夢中，人物的外表是不足信的，因為他們可以僞裝，可以交換面孔，正好比無知的考古學者在修複大教堂中被損毀的聖像時，将此像的腦袋放在彼像的身軀上，而且使特性*與名稱混淆不清，因此，夢中人的特性*與姓名可能使我們上當。
我們隻能根據痛苦的劇烈程度來認出我們所愛的人，而我的痛苦告訴我，夢中使我痛苦的那位忘恩負義的青年男子正是希爾貝特。
于是我回憶起最後一次相見的情景。
那天她母親不許她去看舞蹈，她一面古怪地微笑，一面說她不相信我對她真心誠意，她這話也許出自真心，也許是瞎編的。
這個回憶使我又聯想起另一個回憶。
在那以前很久，斯萬不相信我是誠懇的人，不相信我能成為希爾貝特的良友。
我給他寫信也無濟于事，希爾貝特将信交還給我，臉上露出同樣的難以捉摸的微笑。
她并沒有立即把信給我。
月桂樹叢後面的那整個場面，我記憶猶新。
一個人痛苦時就具有了道德感。
希爾貝特此刻對我的反感似乎是生活對我那天行為的懲罰。
懲罰，人們以為在穿過馬路時留心車輛，避免危險，就能逃過懲罰。
其實還有來自内部的懲罰。
事故來自未曾預料的方面，來自内部，來自心靈。
我厭惡希爾貝特的話”你要是願意，咱們就繼續搏鬥吧”，我想象她和陪她在香榭麗舍大街散步的青年男子單獨呆在家中的内衣間時，大概也是這樣。
前一段時間，我以為自己安安穩穩地栖息在幸福之中，如今我放棄了幸福，又以為我至少獲得了平靜，并能保持下去，這都同樣地荒謬，因為，隻要我們心中永遠藏着另一個人的形象，那麼，随時會被摧毀的不僅僅是幸福。
當幸福消逝，當我們的痛苦得到平息時，此刻的平靜與先前的幸福一樣具有欺騙性*，并且脆弱不堪。
我終于恢複平靜，那借助夢境而進入我們身上的，改變我們的精神和欲|望的東西也必然逐漸消失，因為任何事物，甚至包括痛苦，也不能持久和永恒。
此外，為愛情而痛苦的人，像某些病人一樣，是自己的醫生。
既然他們隻能從使他們痛苦的人那裡得到安慰，而這痛苦又是那人的揮發物，那麼，他們最終隻能從痛苦中求得解脫。
時刻一到，痛苦本身會向他們揭示良方，因為，随着他們的心靈将痛苦來回擺弄，痛苦便顯示出那位被思念者的另一個側面，這個側面有時如此可憎，以緻人們甚至不願再見到她，因為在與她歡聚以前先得使她痛苦；這個側面有時又如此可愛，以緻人們将臆想的溫柔變作她的優點并以此作為希望的根據。
在我身上重新蘇醒的痛苦終于平息下來，但我願意盡量少拜訪斯萬夫人。
這首先是因為，在仍然愛戀但遭遺棄的人身上，作為生活支柱的等待–即使是暗中的等待–自然而然地發生感情變化，盡管表面上一切如初，但第一種情緒已經為第二種相反的情緒所取代。
第一種情緒是使我們惶惑不安的痛苦事件的後果或者反映。
此時我們恐懼地等待可能發生的事，尤其是當從我們所愛的人那裡沒有傳來任何新信息，我們更渴望有所行動，但我們不知道某個辦法的成功率是多少，而在那個辦法以後我們再不可能有所作為。
然而，正如剛才所說的，等待雖然在繼續，但很快便不再被我們所經曆的過去的回憶所左右，而是對想象中的未來充滿希望。
自此刻起，等待幾乎成為愉快的事。
何況，第一種等待，稍稍持續以後，也使我們習慣于生活在期望之中。
我在最後幾次幽會中所感到的痛苦仍然存在于我們身上，但已昏昏欲睡。
我們并不急于重溫痛苦，何況我們并不太清楚此刻我們要求的是什麼。
我們在自己所愛的女人身上所占的地盤越多，（哪怕稍稍多一點），我們就越覺得未被占領的部分對我們多麼重要，而且它永遠是不可得的，因為新的滿足産生了新的需要。
①指聖經《創世記》中法老做了兩個夢及聖約瑟釋夢這段故事。
後來，除了上述原因以外，還有一個原因使我完全停止對斯萬夫人的訪問。
這個後來出現的原因不是因為我忘記了希爾貝特，而是我試圖盡快忘記她。
我的巨大痛苦結束了，但仍然憂傷，這時，對斯萬夫人的拜訪又如當初那樣成為珍貴的鎮靜劑和消遣。
但是既然對希爾貝特的回憶與這些拜訪緊密相連，鎮靜劑的效應無助于我散心。
要想散心，我就必須激勵自己身上與希爾貝特毫無關聯的思想、興趣和熱情以與我的感情（由于和希爾貝特的分離而不再與日俱增）相抗衡。
這種與我們所愛的人毫無關聯的思緒會占據地盤，它雖然最初很小，但也是從原先占領我們整個心靈的愛情那裡奪取過來的。
我們必須發展這些思緒，使之壯大，與此同時，感情不斷衰退，僅僅成為回憶，這樣一來，進入我們精神中的新因素與感情展開争奪，奪得的地盤越來越大，最後整個心靈被奪了過來。
我意識到這是消滅愛情的唯一辦法，我還年輕，有勇氣這樣做，有勇氣承受最殘酷的痛苦，我相信不論付出多大的時間代價，我最終會成功。
我在信中對希爾貝特說，我之所以不見她，是由于我們之間的某個神秘的誤會，純粹是莫須有的誤會，我這樣說是希望希爾貝特要求我解釋清楚。
然而，即使在極其一般的交往中，當讀信人知道對方故意用一句隐晦、虛假、指責的話作為試探時，他高興地感到自己掌握–而且保留–行動的控制權和主動權，他決不會要求對方解釋。
在親密關系中更是如此，愛情口若懸河，而冷漠缺乏好奇心。
希爾貝特既然不懷疑有誤會，也不打聽是什麼誤會，那麼，對我來說，誤會便成為真實的，我每封信都提到它。
這種虛假的處境和矯飾的冷漠，具有一種魔力，使你不能自拔。
我寫道：”自從我們的心分開以後”，好讓希爾貝特回信說：”可它們并未分開呀，咱們談談吧。
”但我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複，最終我自己也相信我們的心确實分開了。
我寫道：”對我們來說，生活改變了，但它抹殺不了我們曾經有過的感情。
”為的是讓她說：”可什麼也沒有改變呀，這感情比任何時候都強烈。
”然而，在再三重複下，我也認為生活确實改變了，我們所回憶的感情不複存在，正好比神經過敏者假裝生病，久而久之，真正成為病人，如今我每次給希爾貝特寫信，都必然提到這個臆想的變化，她在回信中隻字不提，無異于默認，于是變化便存在于我們之間。
後來希爾貝特不再保持沉默，而采納我的觀點，就好比在正式祝詞中，受款待的國家元首和東道國的國家元首幾乎說同樣的話。
每次我在信中寫道：”生活縱然将我們分開，但我們對相聚時光的回憶卻永存于心。
”她肯定在回信中說：”生活縱然将我們分開，卻無法使我們忘記那美好時光，它将永遠是珍貴的。
”（我們很難說明為什麼”生活”使我們分開，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我的痛苦減輕了許多。
然而有一天，我在信中說香榭麗舍大街那位我們所熟悉的賣麥芽糖的老婦人死了，我寫道：”我想這會使你難過，它喚醒我許多回憶。
”剛一寫完，我便淚如雨下，因為我發現我談到愛情時用的是過去時，仿佛它是一位幾乎被遺忘的死者，其實，我不自覺地始終認為這愛情仍然活着，至少可以複活。
不願相見的朋友之間的書信最溫柔動人。
希爾貝特的信象我給陌生人的信一樣，溫柔文雅，充滿表面上的熱情，但對我來說，從她那裡得到這種表示已極其甜蜜。
此外，逐漸地，拒絕和她見面不再使我難過。
既然她不再像往日那般珍貴，我那痛苦的回憶在不停的再現中失去了威力，無法摧毀佛羅倫薩和威尼斯在我眼前日益增長的魅力。
此刻我後悔放棄外交職業而選擇了一種定居的生活，當初這樣做是為了一位姑娘，但我将再也見不到她，并且幾乎忘了她。
我們為某人而設計我們的生活，但是，當我們終于能夠在其中接待她時，她卻不來，接着她從我們的視線中消失，而我們成為為她建造的生活中的囚徒。
我父母似乎認為威尼斯太遠，氣候也太熱（對我而言），去巴爾貝克可避免旅途勞頓，因此切實可行。
不過如此必須離開巴黎，放棄對斯萬夫人的拜訪。
這些拜訪雖然并不頻繁，但我偶爾可以聽斯萬夫人談起女兒。
我開始從中感到某種樂趣，而它與希爾貝特毫不相幹。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
春天臨近，天氣驟然變冷。
在冰凍的大齋期和冷雨夾雪的複活節前一周，斯萬夫人怕冷，便常常裹在皮裘裡接待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