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8年亦據此事拍成電影。
③湯姆斯·庫克（1808-1892）于1841年組織了一次”快樂列車”旅行，這便是他那鼎鼎大名的旅行社的起源。
他死時将旅行社作為遺産交給了他的長子。
她身穿一件高級密織薄紗室内便袍。
在家時，每逢我們這些人中有哪一個病了，她就要穿上這件便袍（她說，她穿了這件衣服很舒服，總是将她做的事歸之于自私的動機），這件便袍是為了照顧我們，看護我們的，是她的傭人服，看護工作服，她的修女服。
傭人和看護對人的細心照顧，她們的善良，人們體會到的她們的優點，人們對她們的感激，都更增加了她們對人的印象，她們覺得人的外表與内心不同，人自我感到孤獨，自己背負着頭腦中思想的重負、自己的生活欲|望。
我知道，我和外祖母在一起時，不論我内心多麼憂郁，它都會被更大憐憫所接受。
我的一切，我的煩惱，我的欲|望，在外祖母那裡都會得到支持。
用以支持的東西，便是她保持和擴大我自己生活的欲|望比我自己的這種欲|望更強烈；我的想法在她心中延伸，不需要改變方向，因為這些想法從我的頭腦裡傳到她的頭腦裡并沒有改換地點，也沒有換人。
就象一個人站在穿衣鏡前想要打上領帶，可是不明白他看見的那一頭與他的手動作的方向跟他本人相比并不在一邊，或者一條狗在地上追逐着昆蟲跳躍着的影子一樣。
在這世界上，人們總是受到軀體外表的蒙蔽，因為我們不能直接感受到心靈。
我也這樣上當受騙，一頭紮進外祖母的懷裡，将我的雙唇貼在她的臉上，似乎這樣我就能進入她向我敞開的寬闊的胸懷。
我這樣把嘴緊貼在她的雙頰上、她的前額上以後，我從那裡吮吸到那樣有益、那樣富有營養的東西，我半天一動不動，是吃奶孩子的那種認真、放心大膽的貪婪。
然後我百看不厭地注視着她那寬大的臉膛，那輪廓就象一片熱烈而又平靜的美麗雲霞，可以感覺到那後面閃射着柔情之光。
一切多少還能接受她的感受的東西，一切還可以說屬于她的東西，都因此而立刻變得那樣神聖，那樣超俗，我情不自禁地用手掌理着她那剛剛灰白的秀發，懷着尊敬、小心翼翼和輕柔，似乎我撫摸的是她的善良。
她在難過之中又為使我免去了一種痛苦而感到那樣高興，就這樣一動不動過了一會。
對我那疲憊不堪的四肢，是那樣平靜安甯的一瞬，是那樣甜蜜。
過了一會，我見她想幫我睡下，打算給我脫鞋，我作了一個手勢阻止她，開始自己脫衣裳。
我的手已經碰到上衣和矮靴的頭幾個紐扣上，她用乞求的目光攔住我的手。
“噢，别這樣，”她對我說，”對外祖母來說，這叫她多開心！尤其是你今夜需要什麼時，不要忘了敲牆，我的床就靠着你的床，隔櫥非常薄。
等一會你睡下以後，就敲敲試試，看看咱們是不是能互相聽得見。
”
果然，那天晚上，我敲了三下。
一個星期以後，我不舒服時，有幾天我每天早晨都重複這三下，因為外祖母要早早喂我喝牛奶。
當我覺得聽見她已經醒了以後–為了不叫她等待并且能在喂我牛奶之後馬上再度入睡–我鼓起勇氣小聲敲了三下，膽怯地，輕輕地，但不管怎樣卻是清清楚楚地，因為我擔心如果搞錯了，她還在睡，那就會打斷她的覺，可我又不願意她繼續側耳傾聽是否是我呼叫，如果她起先沒有聽清的話。
我不敢再敲了。
我這邊剛一敲三下，立刻就聽到另外三擊。
這三擊音調不同，充滿平靜的威嚴，為了更加清晰，重複兩次，那意思是說：”别着急，我聽見啦！過一會就來！”頃刻，外祖母來到。
我對她說，我真擔心她聽不見我的聲音，或者她以為那是隔壁的什麼人在敲。
她笑了：
“将我可憐的小狼①敲擊聲與别人混淆起來，怎麼會呢！就是有一千個人敲，外祖母也辨别得出來呀！你以為世界上還有别人這麼傻，這麼激動，這麼又怕吵醒我又怕人家聽不明白他的意思嗎？不管怎樣，這個小老鼠隻要一抓，人家立刻就能認出它來，特别是這個小老鼠跟我的小老鼠一樣是獨自一人，又叫人可憐的時候！我聽見它猶猶豫豫已經有一會了，它在床上折騰，要各種把戲。
”
①普氏的母親對自己的兩個兒子均稱”我的小狼”。
她半敞開百葉窗。
在旅館前突的附屬建築上，陽光已經在屋頂上安身，就象早起的蓋屋頂工人早早就開始幹活，默默地幹完活計以免吵醒還在沉睡的城市，而城市一動不動使他顯得更加心靈手巧一樣。
她告訴我幾點了，天氣會怎樣，說我用不着一直走到窗邊去，說海上有霧，告訴我面包店是否已經開門，對我叙說聽到其聲響從街上走過的那輛車是什麼樣的：這無足輕重的打開窗簾，這可以忽視的、任何人都不在場的清晨”序曲”，隻屬于我們兩個人的一小塊生活。
白天，當我談到早晨六點鐘的漫天大霧時，我會在弗朗索瓦絲或一些陌生人面前高高興興地提起這些，那意圖并不在于顯示我獲得了某種知識，而是要顯示我一個人所得到的疼愛。
這甜蜜的清晨一刻，由我敲三下、另三下作答這富有節奏的對話開始，象一曲交響樂般展開。
柔情和快樂力透隔牆，那牆變成了和諧的、非物質的東西，象天使一般歌唱着。
那為人熱烈期待的三擊回答，重複兩次。
隔牆善于通過這三擊，以天神報喜的輕盈和音樂美的忠誠，将外祖母整個的心靈和就要過來的諾言傳送過來。
但是抵達巴爾貝克當天那一夜，外祖母離天我以後，我又難過起來，就象在巴黎離家時我已經很難過一樣。
構成我們眼前生活中精華的事物，對于我們從精神上以我們的接受能力來賦予其未來的模式，而上述事物并不在這未來模式之中的事物，總是以極大的拼死抗拒來對抗。
我這種對于在陌生房間裡過夜的恐懼–許多人也有這種恐懼–說不定隻是上述這種抗拒最普通、最模糊、最機能性*、幾乎最無意識的表現形式。
一想到我的父母有一天可能會死去，我可能為生活所迫不得不遠離希爾貝特而生活，或者隻是不得不在一個永遠再也見不着自己朋友的國度定居，常常使我感到可怕之極，那抗拒就在這恐懼的深處。
我自己的死亡，或者象貝戈特向人們許諾的那種在自己著作中永生，我很難想象。
我無法将我的回憶、我的缺點、我的性*格帶到那種雖死猶生中去，這些東西不能接受自己不再存在的概念，也不希望我有一個它們沒有位置的虛無或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