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相比之下，他們更喜歡小圈子生活。
他們作這樣的抉擇，可能因為他們缺少獨創性*，或者缺乏首創性*，或者意志薄弱，或者身體欠佳，或者沒有機會，也可能是為了跻身于上流社會。
如果說蓋爾芒特沙龍曾是某些人從事某種生涯的絆腳石（應該承認這是個别現象），那也是違背他們願望的。
一個前程遠大的醫生、畫家和外交官，雖然比許多人更有天賦，卻在生涯中慘遭失敗，因為他們和蓋爾芒特家族親密無間的關系使醫生和畫家被看成是上流社會人士，外交官被看成是反對派，這就使他們不能得到同僚們的承認。
法蘭西學院選舉團成員穿戴的舊式長袍和紅色*無沿帽，不隻是（至少在不久以前）墨守陳規的過去和閉關自守的宗派主義的外部殘餘。
“教授”們頭戴飾有金色*流蘇的無沿帽，活象頭戴猶太人錐形帽的大祭司，在德雷福斯案之前的年代裡，他們仍然死死守住法利賽人①的舊觀念。
迪·布爾邦其實是一個藝術家，但因為他不喜歡社交而得到了同僚們的承認。
戈達爾大夫雖與維爾迪蘭夫婦過從甚密，但維爾迪蘭夫人是他的病人，此外，他那粗俗的舉止也對他起到了保護作用，況且，他在家舉辦宴會時，隻邀請醫務界人士，宴會上飄溢着石炭酸氣味。
但是，在這些法定的社團中，蹈常襲故、囿于偏見，不過是廉潔奉公、道德高尚所索取的代價，假如在更加寬容、更加自由、很快就變得更加放蕩的環境中，人們也就不會象這樣墨守陳規了；在這些社團中，一位身穿銀鼠皮裡紅緞長袍、和中世紀深居宮堡的威尼斯總督（也就是公爵）十分相象的教授，和另一個公爵–卓越而可怕的德·聖西門先生一樣，有着高尚的品德，恪守崇高的原則，也象他那樣鐵面無情，不容異類。
異類即那位熱衷社交生活、有着不同的舉止風度和不同的社會關系的醫生。
這位不幸的醫生想掩蓋他和蓋爾芒特公爵夫人的關系，但又怕同僚指責他瞧不起他們（社交界人士的想法實在荒唐！），為了把事情做得圓滿，特地舉辦混合晚宴，讓醫務界人士淹沒在社交界人士中，希望用這種方式平息同僚的怒氣。
殊不知這樣做等于承認自己的失敗。
更确切地說，當十人委員會（實際人數要多一些）必須選舉一個人填補教授職位空缺的時候，他看到投票的結果必然是一個比自己更循規蹈矩（即使才能不如自己）的醫生當選，他聽到對自己的否決聲響徹墨守陳規的醫學院，象莫裡哀死前發出的”我發誓”②的喊聲一樣莊嚴，一樣可笑，一樣可怕，這時候，他才明白他的行為導緻了他的失敗。
同樣，那位和蓋爾芒特公爵夫人關系密切的畫家，就因為被劃為社交界人士（因為從事藝術的上流社會人士成功地被貼上了藝術家的标簽），也在藝術生涯中慘遭失敗。
而那位有許多反動關系的外交官也遭到了同樣的命運。
①法利賽人是古代猶太教的一個派别，以嚴格遵守成文法律見稱，《聖經》中稱他們是言行不一的僞善者。
②”我發誓”是莫裡哀的喜劇《沒病找病》中的一句台詞。
劇中沒病找病的病人在發誓時總要說”我發誓”。
莫裡哀在劇中扮演病人。
一次，當他演到第四場時，說完”我發誓”就咯血倒下，幾小時後便去世。
但這是個别現象。
出入蓋爾芒特沙龍的知名人士基本上都是自願地（至少自以為是自願地）抛棄了一切和蓋爾芒特精神、蓋爾芒特禮節，和那個為任何一個多少是”法定”的”社團”所憎惡的難以形容的魅力格格不入的東西。
有些人知道，蓋爾芒特夫人沙龍的一個常客曾在美術展覽會上榮獲過金質獎章，另一個是律師會議秘書，在議會中曾有過輝煌的開端，還有一個當過代辦，機智地為法國效過勞，這些知情人會把二十年來不再有任何建樹的人看成失敗者。
但”知情者”寥寥無幾，而當事者往往最後一個想想自己的光輝業績，他們認為，按照蓋爾芒特精神，他們舊時獲得的稱号實在毫無價值。
蓋爾芒特精神不是讓德·蓋爾芒特夫人鄙視傑出的部長嗎？比如，一個拘泥虛禮的部長或一個愛說同音異義諧語的部長，盡管報界對他們唱盡贊歌，可是，蓋爾芒特公爵夫人卻認為他們是”令人讨厭的人”，是”走卒”，或者相反，是商店的”夥計”，如果哪位女主人不慎将他們中的一個安排在她身邊，她會厭倦得打呵欠，會露出不耐煩的神情。
既然作為第一流政治家絲毫不能受到公爵夫人的尊重，她那些放棄外交生涯或軍人生涯或退出議會的朋友們也就認為–至少嘴上這樣聲稱–每天到他們瞧不起的一些殿下家裡和這位高貴的女友相聚，同她一起吃飯聊天，這是最好的選擇，盡管他們在歡樂中難免流露出來的憂郁和這個看法有點矛盾。
然而，應當承認，蓋爾芒特府的社交生活雖然不能說是妙趣橫生，談話雖然不能說是高深莫測，但也不乏趣味和幽默。
在德·蓋爾芒特夫人左右，有些人頗有魅力，任何正式頭銜都比不上這個魅力，那些最有權勢的部長想把他們吸引到身邊，卻都白費力氣。
如果說德·蓋爾芒特夫人的沙龍埋葬了多少知識分子的雄心壯志，甚至使多少崇高的努力付之東流，那麼至少可以說，從這些志向和努力的遺骸中，産生了沙龍生活史無前例的繁榮。
一些非常幽默的人（例如斯萬）總認為自己比某些傑出人物略高一籌，不把這些人放在眼裡，但是，他們這樣做，是因為公爵夫人不是把才智，而是把幽默放在一切之首。
在她看來，幽默是一種更少見、更完美的高級形式，既要有傑出的才智，又要有出衆的口才。
從前，在維爾迪蘭沙龍，斯萬把布裡肖看成愛賣弄學問，把埃爾斯蒂爾看成才疏學淺，盡管前者滿腹經綸，後者有奇才異能；他這樣分類是因為受了蓋爾芒特精神的影響。
他從不敢把他們介紹給公爵夫人，因為他預感到公爵夫人會用怎樣的神态對待布裡肖的長篇大論和埃爾斯蒂爾的”趣話”：對于矯揉造作的長篇大論，不管是嚴肅的，還是風趣的，蓋爾芒特精神一概視作最令人讨厭的蠢話。
至于那些血統的蓋爾芒特，如果說家族精神未能象那些文社（所有成員都用同一種方式發表演說，陳述看法，因而也就用同一種方式思想）那樣，傳到他們每個人身上，這當然不是因為上流社會人士比文社成員更具有個性*，而妨礙他們互相模仿。
模仿不僅要以缺乏強烈個性*為條件，而且還要有相對靈敏的耳朵，首先要能辨别，然後能模仿。
然而，在蓋爾芒特家族中，有些人也和古弗瓦西埃家族成員一樣，完全沒有樂感。
舉一種練習為例。
按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