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家裡，我看見我的辦公桌上有封信，是弗朗索瓦絲的年輕聽差寫給他的一個朋友的，他忘記拿走了。
我母親不在家的這幾天，他變得毫無顧忌，但我的行為更應該受到譴責，因為我把他這封攤在桌上的沒有信封的信讀了，唯一的借口是，信放在桌子上好象就是要讓我讀的：
親愛的朋友和表兄：
我希望你的身體一直安康，你全家的身體也安康，尤其是我的小教子約瑟夫，我尚未有幸認識他，但他是我的教子，我愛他甚于愛你們大家，這些心中的聖物也會有灰塵，不要舉手打他們的聖體。
況且親愛的朋友和表兄誰對你說明天你和你親愛的妻子我的表嫂瑪麗，你們不會象綁在桅杆頂上的水手那樣被扔進大海裡呢，因為生活不過是一個漆黑的深淵。
親愛的朋友我要對你說我現在主要的消遣是詩歌，我肯定你會大吃一驚，我現在對詩愛不釋手，因為要消磨時間。
所以親愛的朋友如果說我還沒有回你的信你不要感到過分意外，如果你不肯原諒那就忘了這事吧。
正如你知道的，夫人的母親去世了，她受的痛苦難以言表，她夠累的因為她一連看了三個醫生。
出殡那天是一個美好的日子，因為先生所有的熟人都來了，還來了好幾個部長。
走了兩個多小時才到公墓，這會使你們村裡人大開眼界，因為米許大娘死了肯定不會這樣。
因此我的一生隻會是長久的哭泣。
我剛學會騎摩托，常騎着它消磨時間。
如果我駕着摩托飛到愛科爾，我親愛的朋友們你們會說什麼呢？但在這個問題上我也不會更保守秘密，因為我感到沉醉在不幸中，這會使人失去理智，我常和德·蓋爾芒特夫人，和一些你在我們閉塞的家鄉從沒聽說過他們名字的人來往。
因此，我很樂意給你們寄拉辛、維克多·雨果的書，寄謝内多雷、阿爾弗雷德·德·缪塞的文選，因為我想使生我養我的家鄉擺脫愚昧無知，愚昧必然會導緻犯罪。
我不再看到有什麼要對你講的了，我就象經過長途旅行而精疲力竭的鹈鹕向你向你的妻子向我的教子和你的玫瑰妹妹緻以崇高的敬意。
但願人們不要議論她：正如維克多·雨果、阿維爾和阿爾弗雷·德·缪塞所說的，她作為玫瑰，不過象玫瑰那樣生活罷了。
所有這些偉大的天才因為說了這些話也象貞德那樣被放在柴堆上燒死了。
盼望你的回信，請接受一位兄弟貝裡戈·約瑟夫的吻。
任何一種從未體驗過的生活都對我們具有強烈的吸引力，明知幻想會破滅，我們仍會想入非非。
德·夏呂斯先生同我講的許多事情，大大激發了我的想象力，使我忘記了我在德·蓋爾芒特公爵夫人家裡看到的令人大失所望的現實（無論是地名還是人名），把我的想象引導到她的表妹蓋爾芒特親王夫人身上。
況且，如果說德·夏呂斯先生使我一段時間蒙受欺騙，相信上流社會人士具有價值，不是千篇一律，而是各各不同，那是因為他自己也弄錯了。
造成這種情況，也許得歸因于他整天無所事事，既不寫也不畫，甚至連讀書也是粗枝大葉，走馬觀花。
但他比上流社會的人高明幾倍，因此，如果說他從他們和他們的表演中汲取談話内容的話，可他們卻并不能聽懂他的話。
他是以藝術家的身份說話，最多隻能分析出他們虛假的魅力。
他的分析僅僅對藝術家有用，他和藝術家的關系猶如馴鹿和愛斯基摩人的關系：這種珍貴動物，為他們啃荒涼岩石上的地衣和苔藓，這些植物，北極居民自己發現不了，也不知道派什麼用場，但是經馴鹿消化後，它們就成了北極居民可消化的食物。
此外，我還要補充一點：德·夏呂斯先生為上流社會所描繪的圖畫顯得生機勃勃，因為強烈的仇恨和真誠的好感混雜在一起，他對年輕人尤其仇恨，但對有些女人卻很崇拜。
即使德·夏呂斯先生把蓋爾芒特親王夫人放在他所崇拜的女人之首，即使他把他堂弟媳的府邸說成是神秘莫測的不可接近的阿拉丁宮，這也不足以解釋我在接到蓋爾芒特親王夫人請帖時的驚愕。
這件事發生在我去公爵夫人家吃飯後的兩個月。
那天，公爵夫人到戛納去了。
當我打開一張外表看來普普通通的信封，看到請柬上印着蓋爾芒特親王夫人，巴伐利亞女公爵某日在家，恭候大駕光臨的字樣時，我驚得目瞪口呆，但我馬上擔心有人在搞惡作劇，想叫我到一個沒有邀請我的府上去作客，而被扔出門外。
誠然，從社交觀點看，被蓋爾芒特親王夫人邀請與被允許到公爵夫人家中吃飯，兩者相比，後者難度更大。
雖然我對紋章學所知甚微，但我僅有的那些知識告訴我，親王沒有公爵高貴。
再說，我心想，上流社會女士的智商再高，也不可能象德·夏呂斯先生所說的那樣，和她同類的智商有質的不同。
但是，我的想象力給我描繪的不是我所知道的，而是它所看見的，也就是名字向它展現的東西，正如埃爾斯蒂爾在突出一種誘視效果時，會忽視物理的基本概念，盡管他能夠駕馭這些概念。
然而，就是在我不認識公爵夫人的時候，蓋爾芒特這個名字一旦加上親王夫人這個爵号，也總向我展示出完全不同的東西，正如一個音符，一種顔色*或一個數量，受到明暗變化、數學”符号”或美學”符号”的影響後，會發生深刻的變化一樣。
蓋爾芒特名字加上親王夫人爵号後，就成為路易十三和路易十四時代回憶錄中的名字；我把蓋爾芒特親王夫人的府邸想象成經常有隆格維爾公爵夫人和大孔代出入，有這些人物在場，踏入親王夫人的門檻對我來說難如登天。
這些人盡管經過放大鏡放大，大家對他們有着各種不同的主觀看法（我以後還要提到），但他們總有一些客觀的東西，因而也就顯示出了不同。
況且，怎麼能不是這樣呢？我們經常接觸的人同我們夢幻中的樣子相差甚遠，然而，卻和我們在名人回憶錄和書信中所看到的，我們渴望認識的人一模一要。
那位和我們共進晚餐的無足輕重的老人，卻是我們在一本描寫七○年戰争①的書中看到的人物，我們以激動的心情拜讀了他給腓特烈-查理親王②寫的充滿了自豪感的信，吃飯時我們覺得趣味索然，那是因為想象沒有和我們在一起；看書時感到其樂無窮，那是因為有想象為我們作伴。
其實卻是同一個人。
我們希望自己曾和德·蓬帕杜爾夫人③相識，因為她熱情地保護了文藝，但當我們有可能和她在一起時，會感到興緻索然，味同嚼蠟，仿佛來到了當代的愛捷麗④身旁，覺得她實在平庸，也許以後再也不想見到她。
盡管如此，仍會有所不同。
人對人的态度不會千篇一律，即使他們對我們可以說是一樣的友好，但最終會顯示出起抵銷作用的差異。
我剛認識德·蒙莫朗西夫人那會兒，她喜歡同我談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事，但是，當我需要她助我一臂之力時，她會毫不吝啬地、十分有效地用她的影響來幫我的忙。
要是換了德·蓋爾芒特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