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憶似水年華 第四部（6）

有一回在沙灘上遇到了打從貢布雷來的一位太太，身後跟着她的幾個女兒。

    我想她叫普桑夫人。

    可我們私下總是戲稱她為”有你好瞧的”，因為她警告女兒們當心闖禍時，張口閉口總是這句話，比如她沖着一個總揉眼睛的女兒喊道：”等你得了眼炎，有你好瞧的。

    ”她從老遠見到我媽媽，就聲淚俱下，沒完沒了地問候起來，可看那派頭，不象是表示慰問，而是象教訓人。

    她生活在貢布雷的一座深宅大院裡，幾乎與世隔絕，覺得世上什麼東西都不夠溫柔，甚至連法語詞和人地名都要軟化一番。

    她認為将斟飲料的銀具叫作”居伊爾”過分生硬，于是便稱”戈伊”；她唯恐直呼”費納龍”而對《忒勒瑪科斯》和藹可親的作者有所不恭–我自己也一樣，心甘情願地把最聰慧、最溫和、最忠厚的貝特朗·德·費納龍當作最親愛的朋友，凡與他相識的人，都永遠忘不了他–從來都稱呼他”費内龍”覺得”内”這個音增添了幾分柔和。

    這位普桑夫人的女婿就不那麼溫和了，我忘了他叫什麼名字，他原是貢布雷的一位證人，提着銀箱一走了之，讓我姨夫損失了偌大一筆财産。

    但是，貢布雷的大部分居民與他家的其他成員相處還很和睦，并未因此造成關系緊張，大家倒對普桑夫人表示同情。

    她從不接待客人，但大家每次打從她家栅欄門前經過，都少不了留步駐足，對花園的濃蔭翠綠欣賞一番，但卻看不清裡面别的東西。

    在巴爾貝克，她并不怎麼礙我們的事，我也隻遇到她一次，當時她正訓斥在咬指甲的女兒：”等到你手指流膿，有你好瞧的。

    ” 媽媽在海灘讀書時，我便獨自呆在房間。

    我回想起外祖母一生中的最後時刻以及與之相關的一切，回想起她最後一次出外漫步，我們陪伴她一起走過的樓梯門，這扇門一直保持原樣，始終大敞着。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世間的其他東西仿佛并不真實存在，我内心的痛苦象毒劑一般，将它們全都毒死了。

    後來，我母親硬要我出門走走。

    當初的第一個夜晚，我等候着外祖母到來，曾獨自沿街走到迪蓋-特魯安紀念碑，然而，如今在這條街上，我每次舉步，娛樂場某一早已忘卻的情景便象一陣難以抵攔的逆風，阻攔着我向前邁進；我垂下眼簾，不看任何東西。

    等我恢複了幾分體力，便返身向旅館走去，我心裡清楚，不論我等待多久，從此再也不可能在旅館與外祖母重逢，想當初我抵達的第一天夜裡便與外祖母相見了。

    由于我到旅館後才初次出門，有許多我尚未見過面的陌生仆人好奇地盯着我看。

    一位年輕的服務員站立在旅館門口，摘下帽子向我緻意，繼而又很快戴到頭上，動作靈巧利索。

    我想準是埃梅有過吩咐，拿他的話說，早已”下令”，對我要倍加敬重。

    可就在這同一時刻，我發現服務員又向另一位進門的客人脫帽緻意。

    事實是，這位年輕小夥子在生活中隻知脫帽，戴帽，動作無懈可擊。

    一旦明白了自己别無能耐，唯在這方面出類拔萃，他每天便忠于職守，盡量多多脫帽，為此赢得了客人不便表露，但卻普遍存在的好感，也引起了門房的特别喜歡，門房負有雇用服務員的重任，迄此為止，除了這位難得的小夥子，還未能找到一位适應的，誰來幹不了一星期，準被攆走，埃梅對此大惑不解，吃驚地說：”可是，幹這等差使，隻要讓他們有禮貌就行，不該這麼難呀。

    ”經理也嚴格要求他們務必”到職到位”，意思是要他們必須呆在崗位上，說不定是想要他們保持”堂堂儀表”，隻是不會運用這一詞語而已。

    旅館後面那片開闊的草坪，舊貌已經改觀，新修了幾個花壇，鮮花盛開，但原先的一叢異域小灌木被移走了，連第一年守着草坪入口處的那位小厮也不見了蹤影，他曾以柔如幼莖的身軀、顔色*稀奇的秀發，在外觀上為入口處增添了光彩。

    他終于效法兩位哥哥和一位當打字員的姐姐，跟波蘭的一個伯爵夫人走了，當了她的私人秘書，他哥哥和姐姐都是因為魅力不凡，在旅館被來自不同國度的男女名流迷上後挖走的。

    他們走後，隻有小弟弟孤單單一人留在旅館，因為他斜眼，誰也不想要他。

    适逢那位波蘭伯爵夫人和他兩個哥哥的保護人來到巴爾貝克，在旅館下榻，小住一段時日，他喜氣洋洋。

    盡管他打心眼裡嫉妒兩位哥哥，但也愛着他倆，盡可好好利用這幾個星期，培養培養骨肉之情。

    豐特弗洛爾特女修道院院長不是這樣經常離開修女們，去分享路易十四給她胞妹莫特馬爾的盛情招待嗎？女修道院院長的胞妹是德·蒙代斯邦夫人，是路易十四的情婦。

    那時，小夥子到巴爾貝克才不到一年，對我尚不熟悉，可聽到比他老一些的服務員招呼我時在先生兩字之前加上我的姓氏，便立即模仿他們的樣子，第一次稱呼我時就一副心滿意足的神态，或許是因為向一位他認定知名的人士顯示了自己的學識，或許是因為遵循了五分種前尚不知曉，但在他看來無論如何不得違反的慣用禮節。

    這家大旅館對某些人可能會産生誘惑力，對此我完全明白。

    它就象是一個高高搭起的大舞台，衆多的角色*紛紛粉墨登場，甚至連置景處也熱鬧非凡。

    雖然旅客隻不過是某種觀衆，但無時無刻不加入到表演中去，仿佛觀衆的生活展現在舞台豪華的場景中，而不象在劇院，隻有演員在台上演戲。

    打網球的盡可身著白色*法蘭絨上裝回旅館，門房卻非要穿上繡有銀飾帶的藍色*制服才能把信交給他。

    倘若這位打網球的不願爬樓，那也仍然離不開演員，身邊就有那麼一位衣着同樣華麗的司機開電梯。

    樓層的走廊掩護着貼身侍女與報信女仆，躲避糾纏，在海上時，她們就象雅典娜女神節舞台上的沿幕一般美麗，熱衷于與漂亮的女仆厮混的人總是七彎八拐，神不知鬼不覺地摸到她們的小房間來，樓下，占統治地位的是男性*，由于有那一幫子無所事事、年紀過小的男仆，整個旅館活脫脫象一部已經成形、永遠重複演出的猶太基督教悲劇。

    因此，一見到他們，我往往情不自禁地在心底默誦起拉辛的詩句，這一回，不再是在蓋爾芒特親王夫人府邸，德·福古貝盯着向德·夏呂斯先生緻意的大使館秘書時，浮現在我腦際的《愛絲苔爾》劇中那幾句話，而是《阿達莉》劇中的詩行，因為一踏進在十七世紀被稱為門廳的大廳，便見熙熙攘攘立着”一大群”年輕服務員，尤其在用點心的時刻，活象拉辛劇中合唱隊的年輕的猶太人。

    當阿達莉問小王子”您到底做何事”時，如果若阿斯雖含糊其辭，但總算也作了回答的話，我可不相信這幫服務員中有誰能夠作答，因為他們實在無所事事。

    若有人象年邁的王後詢問他們中的任何一位： “所有關閉在這個場所的人們， 一個個到底在忙些什麼事情？” 他最多隻能回答： “我在觀看禮儀的豪華場面， 同時，我也在為此作點奉獻。

    ” 有時，年輕演員中走出一位漂亮的小夥子，向更為重要的某個人物迎去，繼又回到合唱隊中，除非在靜思松弛的時刻，不然，一個個無不在共同變換着各種姿态，顯得畢恭畢敬，日複一日地在裝扮門面，但純屬徒勞無益。

    除”假日”外，他們對”上流社會總是敬而遠之”，從不踏入教堂廣場一步，平時，過的是苦行僧般的日子，與《阿達莉》中的利末人别無二緻。

    看着這”一群忠實的年輕人”披麗毯踢踏起舞，我不禁自問踏入的是巴爾貝克大旅館還是所羅門殿堂。

     我徑自上樓回到房間。

    象往常一樣，我的思緒從外祖母重病染身、彌留人間的日子，從我重新經受、不斷加劇的痛苦中掙脫了出來。

    之所以說不斷加劇，是因為當我們以為僅僅在再現一位親人的痛苦時，實際上，我們的憐憫心已經誇大了這份痛苦；但是，也許真正可靠的的正是這種恻隐之心，它比經受痛苦的人們對痛苦的意識更為可靠，因為他們一直被蒙在鼓裡，看不見自己的生活之苦，而恻隐之心卻看得一清二楚，為他們的凄苦而悲痛絕望。

    然而，如果我當時就清楚長時間來我一直不了解的一切，知道外祖母在臨終前夕，神志完全清醒，确信我不在場的時刻，曾握住媽媽的手，貼上自己滾燙的雙唇，對她說：”永别了，我的女兒，永别了，”那麼，一時沖動之下，我的憐憫之心準會超脫外祖母的悲痛。

    我母親從不松懈，一直死死盯着不放的也許正是這段往事。

    于是，我腦中浮現出愉快的記憶。

    她是我外祖母，我是她外孫。

    她臉龐的神情仿佛用專為我創造的語言寫成；她是我生活中的一切，任何他人隻是與她相比較而存在，隻是根據她傳授給我的對他們的是非判斷而存在；然而，不，我們的關系昙花一現，不可能不是偶然結成的。

    她再也認不出我了。

    我将永遠見不到她。

    我們并不是相依為命，互為創造的，她是一個陌路人。

    我正在看聖盧為她這位陌路人拍攝的照片。

    媽媽與阿爾貝蒂娜見面後，堅持要我去看看她，因為阿爾貝蒂娜娓娓動聽，跟她談起了許多有關外祖母，有關我的往事。

    我與阿爾貝蒂娜約定了時間。

    我事先通知經理，讓她在客廳等候。

    經理回答我說，他早就認識阿爾貝蒂娜及其女友，那時，她們還遠遠不足”貞潔的年歲”，對她們議論旅館的閑言亂語，他至今耿耿于懷。

    她們除非”無聞”，才會如此惡言惡語。

    要麼有誰惡意中傷了她們。

    我不難理解，”貞潔”指的是”青春期”。

    可是”無聞”兩字，就讓我大惑不解了。

    也許與”無文化”混淆了，而”無文化”又有可能與”有文化”混為一談。

    我一邊等着與阿爾貝蒂娜會面的時刻，一邊目不轉睛地看着聖盧拍的照片，似乎因為雙眼直盯着不放，最後竟一點也看不見眼前的像片，正在這時，我猛又想到：”這是我外祖母，我是她外孫”，猶如一位健忘症患者突然想起了自己的名字，又恰似一位病人倏然改變了性*格。

    弗朗索瓦絲進屋向我禀報阿爾貝蒂娜已在樓下，她一眼看見了照片，說道：”可憐的太太，就是她，連她臉頰上的美人痣都一模一樣；侯爵給她拍照的那一天，她病她一直瞞着大家，聚會時，總是樂呵呵的。

    隻有我發現她頭腦有時有點兒遲鈍。

    可那一下就消失了。

    後來，她對我這樣說：’萬一我出了什麼事，怎麼也得留下我一幅像。

    我還從來沒有單獨照過相呢。

    ’說罷，她派我去找侯爵先生，問他能否給她照張像，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