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不象在劇院，隻有演員在台上演戲。
打網球的盡可身著白色*法蘭絨上裝回旅館，門房卻非要穿上繡有銀飾帶的藍色*制服才能把信交給他。
倘若這位打網球的不願爬樓，那也仍然離不開演員，身邊就有那麼一位衣着同樣華麗的司機開電梯。
樓層的走廊掩護着貼身侍女與報信女仆，躲避糾纏，在海上時，她們就象雅典娜女神節舞台上的沿幕一般美麗，熱衷于與漂亮的女仆厮混的人總是七彎八拐，神不知鬼不覺地摸到她們的小房間來，樓下，占統治地位的是男性*，由于有那一幫子無所事事、年紀過小的男仆，整個旅館活脫脫象一部已經成形、永遠重複演出的猶太基督教悲劇。
因此，一見到他們，我往往情不自禁地在心底默誦起拉辛的詩句，這一回，不再是在蓋爾芒特親王夫人府邸，德·福古貝盯着向德·夏呂斯先生緻意的大使館秘書時，浮現在我腦際的《愛絲苔爾》劇中那幾句話，而是《阿達莉》劇中的詩行，因為一踏進在十七世紀被稱為門廳的大廳，便見熙熙攘攘立着”一大群”年輕服務員，尤其在用點心的時刻，活象拉辛劇中合唱隊的年輕的猶太人。
當阿達莉問小王子”您到底做何事”時，如果若阿斯雖含糊其辭，但總算也作了回答的話，我可不相信這幫服務員中有誰能夠作答，因為他們實在無所事事。
若有人象年邁的王後詢問他們中的任何一位：
“所有關閉在這個場所的人們，
一個個到底在忙些什麼事情？”
他最多隻能回答：
“我在觀看禮儀的豪華場面，
同時，我也在為此作點奉獻。
”
有時，年輕演員中走出一位漂亮的小夥子，向更為重要的某個人物迎去，繼又回到合唱隊中，除非在靜思松弛的時刻，不然，一個個無不在共同變換着各種姿态，顯得畢恭畢敬，日複一日地在裝扮門面，但純屬徒勞無益。
除”假日”外，他們對”上流社會總是敬而遠之”，從不踏入教堂廣場一步，平時，過的是苦行僧般的日子，與《阿達莉》中的利末人别無二緻。
看着這”一群忠實的年輕人”披麗毯踢踏起舞，我不禁自問踏入的是巴爾貝克大旅館還是所羅門殿堂。
我徑自上樓回到房間。
象往常一樣，我的思緒從外祖母重病染身、彌留人間的日子，從我重新經受、不斷加劇的痛苦中掙脫了出來。
之所以說不斷加劇，是因為當我們以為僅僅在再現一位親人的痛苦時，實際上，我們的憐憫心已經誇大了這份痛苦；但是，也許真正可靠的的正是這種恻隐之心，它比經受痛苦的人們對痛苦的意識更為可靠，因為他們一直被蒙在鼓裡，看不見自己的生活之苦，而恻隐之心卻看得一清二楚，為他們的凄苦而悲痛絕望。
然而，如果我當時就清楚長時間來我一直不了解的一切，知道外祖母在臨終前夕，神志完全清醒，确信我不在場的時刻，曾握住媽媽的手，貼上自己滾燙的雙唇，對她說：”永别了，我的女兒，永别了，”那麼，一時沖動之下，我的憐憫之心準會超脫外祖母的悲痛。
我母親從不松懈，一直死死盯着不放的也許正是這段往事。
于是，我腦中浮現出愉快的記憶。
她是我外祖母，我是她外孫。
她臉龐的神情仿佛用專為我創造的語言寫成；她是我生活中的一切，任何他人隻是與她相比較而存在，隻是根據她傳授給我的對他們的是非判斷而存在；然而，不，我們的關系昙花一現，不可能不是偶然結成的。
她再也認不出我了。
我将永遠見不到她。
我們并不是相依為命，互為創造的，她是一個陌路人。
我正在看聖盧為她這位陌路人拍攝的照片。
媽媽與阿爾貝蒂娜見面後，堅持要我去看看她，因為阿爾貝蒂娜娓娓動聽，跟她談起了許多有關外祖母，有關我的往事。
我與阿爾貝蒂娜約定了時間。
我事先通知經理，讓她在客廳等候。
經理回答我說，他早就認識阿爾貝蒂娜及其女友，那時，她們還遠遠不足”貞潔的年歲”，對她們議論旅館的閑言亂語，他至今耿耿于懷。
她們除非”無聞”，才會如此惡言惡語。
要麼有誰惡意中傷了她們。
我不難理解，”貞潔”指的是”青春期”。
可是”無聞”兩字，就讓我大惑不解了。
也許與”無文化”混淆了，而”無文化”又有可能與”有文化”混為一談。
我一邊等着與阿爾貝蒂娜會面的時刻，一邊目不轉睛地看着聖盧拍的照片，似乎因為雙眼直盯着不放，最後竟一點也看不見眼前的像片，正在這時，我猛又想到：”這是我外祖母，我是她外孫”，猶如一位健忘症患者突然想起了自己的名字，又恰似一位病人倏然改變了性*格。
弗朗索瓦絲進屋向我禀報阿爾貝蒂娜已在樓下，她一眼看見了照片，說道：”可憐的太太，就是她，連她臉頰上的美人痣都一模一樣；侯爵給她拍照的那一天，她病她一直瞞着大家，聚會時，總是樂呵呵的。
隻有我發現她頭腦有時有點兒遲鈍。
可那一下就消失了。
後來，她對我這樣說：’萬一我出了什麼事，怎麼也得留下我一幅像。
我還從來沒有單獨照過相呢。
’說罷，她派我去找侯爵先生，問他能否給她照張像，并關照他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