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維爾迪蘭夫人說，什麼條件她都可以屈從。
直到最後一分鐘，我真擔心有人會奪走我那夢寐以求的幸福，于是心一狠，也顧不得失禮了。
我斷然加以拒絕，貼着維爾迪蘭夫人的耳朵，借口說阿爾貝蒂娜有心事，她想問我如何是好，絕對必須我單獨同她在一起。
女主人沉下臉來：”那好吧，我們不去了，”她說，氣得聲音都發抖了。
我感到她好不高興，不得不裝裝樣子作點讓步：”不過，也許可以……””不，”她又說，反而火上添油，”我說不，就是不。
”我以為同她鬧翻了，可她卻站在門口提醒我們，叮咛我們千萬不要”放棄”第二天的星期三聚會，不要開着這玩藝兒來這裡，這玩藝兒夜裡可危險了，千萬坐火車，同小圈子的人大家一起來，汽車已經在園林斜坡上行駛，她到底還是把車叫停了下來，因為仆人忘了把她叫人為我們包好的一方水果塔和一疊油酥餅放到車上去。
我們重新上路，隻見一幢幢小農舍簇擁着鮮花迎面跑來為我們送行了一程。
我們覺得這地方已變得面目全非，與我們對每一個地方留下的印象大不相同，空間的概念遠非那種神通廣大的概念。
我們說過，時間的概念大大擴大了各個地方的差别。
但時間的概念也不是唯一的。
有些地方，我們老覺得它們孤零零的，與其餘的世界似乎沒有共同的尺度，幾乎與世隔絕，有點象我們人生特定階段認識的那些人物，比如在部隊裡，在我們童年時代裡認識的人，如今與我們已毫不相幹了。
在巴爾貝克寄居的第一年，有一個高地，德·維爾巴裡西斯夫人喜歡帶我們去那裡登臨，因為從那裡放眼，非水即林，高地名叫”博蒙秀峰”。
她選擇登秀峰的那條道，一路古樹參天，她認為美不勝收，隻是全是上坡，她的馬車不得不慢吞吞前行，走很長時間。
一旦上了高地，我們又立即下山，散散步，再上車，沿着老路回去，前不見村莊，後不見城堡。
我曉得，博蒙有一點令人莫名其妙，似乎很遠，仿佛很高，我弄不清它到底在什麼方向，因為從前從未取道博蒙秀峰到别的地方去過；況且，要坐很長時間的馬車才能到達高地。
此地顯然與巴爾貝克同屬一個府（或同一個省），但在我看來，它地處另處一個世界，享有治外法權的特權。
然而汽車卻對神秘世界大不敬，雖過了安卡維爾，但安卡維爾的房舍仍然曆曆在目，由于我們下到橫向的海岸，直通巴維爾，來到一道土堤上，頓時看見了大海，我問這是什麼所在，司機尚未來得及回答，我猛然認出了博蒙，我每次乘小火車，就這樣繞博蒙而過，竟有眼不識秀峰，其實它離巴維爾僅有兩分鐘的路程。
我服役的軍團裡有一位軍官，我原以為他是一個特别人物，他心腸太好，過于樸實，以緻看不出他是豪門貴族門第出身，時間距離太久遠了，而且簡直神秘莫測，以緻不僅僅是名門望族的後代問題，但我卻得知，他是某某君的叔伯兄弟，或堂表兄弟，而我又同此君在城裡共進過晚餐，與這位軍官留下的印象相類似，博蒙一旦與我原以為有天壤之别的地方混為一談，它頓時失去了神秘的色*彩，并在當地明确了位置，令我想起來都懷着惶恐，倘若我在一部小說封閉的氛圍之外遇到了包法利夫人和桑塞維利納夫人類似的人物，我興許會覺得她們與其他人沒什麼兩樣。
可能有人以為，我熱衷于美妙的鐵路旅行，因此很難分享阿爾貝蒂娜見了汽車那美滋滋的心情，即使汽車上坐着一位病夫，但病人想到什麼地方它就可以開到什麼地方，卻不允許–象我迄今做的那樣–把某地看作是個人的标記，看作是完美無缺的不可取代的佳境。
無疑，這個地點，汽車不會象當年我從巴黎來巴爾貝克時的鐵道那樣在此設終點站，這個站擺脫了瑣碎的日常生活，作為始發站頗為理想，而作為到達站早就沒說的，開到這大站頭，裡面卻不住任何人，上面隻标有城市的名字，即某某火車站，看樣子到了車站就意味着終于可以進入城市，因為它很可能是城市靈魂的現形。
不，汽車可不同，它把我們帶進一座城市，沒有這麼神妙，因為我們下火車首先是從整體上看這座城市，這個整體，城名作了概括，顧名思義含有觀衆閉門造車異想天開的色*彩。
而汽車則把我們帶進大街小巷裡轉，不時停下向居民打聽一下情況。
但是，作為輕車熟路往前開的懲罰，就連司機對自己的路都沒有把握，隻好摸索着走，甚至走回頭路，前面走錯了岔道，一座古城堡徒有百年老樹綠蔭遮面，但随着我們向它逼近，終于脫穎而出，隻見它依山傍海，與一座教堂相映成趣，汽車環城一圈又一圈往裡兜圈子，城市吓得魂飛魄散，向四面八方逃脫開去，汽車最後單刀直入，直插山谷深處，隻見城市就橫卧在山谷的土地上；這所在，是獨一無二的地點，汽車似乎已經揭開了特别快車賦予的神秘面紗，卻給人這樣的印象，似乎是我們自己發現了這地點，明确了它的位置，而且好象用圓規測量過那樣準确無誤，用更精密的準确性*，幫我們體會到真正幾何學的奧秘，”大地測量”的美妙。
此時，有一件事可惜我并不知道，隻是兩年多以後方才聽說，那就是，司機的雇主之一就是德·夏呂斯先生，莫雷爾負責給司機付錢，卻為自己留下一部分錢（讓司機增加兩倍乃至四倍的公裡數），與司機打得火熱（在衆人面前卻裝模作樣不認識他），經常用他的車子跑遠程。
要是當時我知道此事，要是維爾迪蘭夫婦與這位司機一拍即合的信任源出于此，而且他們可能又不知道内情，那麼，我第二年在巴黎生活的種種苦悶，與阿爾貝蒂娜的種種不幸，也許就可以得到避免；可是我當時完全被蒙在鼓裡。
德·夏呂斯先生與莫雷爾一起乘小車外出兜風，就事情本身而言，與我并無直接的利害關系。
更何況，他們到外面遊山玩水，更多的是到海濱去吃一頓午餐或一頓晚餐，德·夏呂斯先生裝出破産老侍從的模樣，而負責算帳的莫雷爾，卻俨然象一位極好的紳士。
我不妨舉一餐晚飯為例，這樣可以舉一反三，觸類旁通。
事情發生在聖馬爾斯一家橢圓形的飯店裡。
”難道不可以将這個收起來嗎？”德·夏呂斯先生問莫雷爾，好象對一個中間人說話，這樣就不必直接問跑堂的了。
他所謂”這個”是指三朵枯萎了的玫瑰花，是飯店侍應部領班好心好意放在桌子上以為可以裝飾桌面的。
”可以……”莫雷爾尴尬地說：”您不喜歡玫瑰？”
“哪裡話，我指出剛才那個問題，恰恰證明我喜歡玫瑰花，既然此地并沒有玫瑰花（莫雷爾感到莫名其妙），但實際上，我并不很喜歡玫瑰花，我對姓名極敏感；一看到一朵玫瑰花有幾分姿色*，便得知她叫羅特希爾德男爵夫人或叫尼埃爾元帥夫人，這無異于吹來一股寒氣。
您是否喜歡指名道姓？您是否為您的音樂會小曲段找到标緻的标題？””有一首《愁詩》。
”
“真糟糕，”德·夏呂斯先生答道，嗓音很尖，象耳光一樣響亮。
”可我要的是香槟吧？”他對領班說，領班滿以為端上來的就是香槟，實際上是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