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大夫吧，他來到巴黎，随身攜帶着寒酸的箱子，裝着一位農民母親的叮囑，一心撲在學業上，幾乎純粹庸俗化了，誰想用功推進自己的醫業，就不得不犧牲為數可觀的歲月，因而他從來就不注意自我修養；他取得了愈來愈高的威望，而不是愈來愈多的經驗；他按字面理解”榮幸”一辭，既感到滿足，因為他好虛榮，同時又感到苦惱，因為他是好小子。
”這可憐的德·夏呂斯，”當晚他對妻子說，”當他對我說，同我們一起旅行，他感到很榮幸時，我聽了很難受。
感覺出來，這個可憐鬼，他沒什麼關系可拉，自己瞧不起自己。
”
但很快地，老常客們終于控制住了剛來到德·夏呂斯先生身邊多少表現出來的尴尬局面，他們沒有必要聽任慈悲的戈達爾夫人的指引。
無疑，有他在場，他們思想上就會不斷保持對茨基啟示的回憶，就會不斷想到他們的旅伴身上的性*古怪。
而且，正是這種性*古怪對他們施加了一種誘惑力。
在他們看來，這種性*古怪賦予男爵的言談有那麼一種滋味，何況他的談話是很動聽的，但也有些部分他們不敢過獎，然而那番滋味使得布裡肖本人的談笑風生的妙趣也索然乏味了。
而且，從一開始，大家都欣然承認，他是聰明的。
”天才可與瘋狂為鄰”，大夫高見，然而，假如親王夫人求知若渴，要求他再說下去，他可再沒什麼可說的了，因為他對天才的知識，充其量不過這一條箴言而已，再說，這一條箴言對他來說似乎論證不足，不象他對傷寒和關節炎那樣了如指掌。
而且，雖然他變得地位顯赫，但仍然教養很差：”别問了，親王夫人，别問我了，我到海濱是來休息的。
再說，您也不明白我的話，您不懂醫道。
”親王夫人連忙道歉後一言不發了，覺得戈達爾是一個有魅力的男子漢，終于領悟到，知名人士不總是好接近的。
在開始那一階段，人們最終感受到德·夏呂斯先生是聰明的，盡管他有毛病（或大家一般都這麼稱呼的東西）。
現在，正是因為他有這種毛病，大家反覺得他比别人高明一頭，自己卻鬧不清是什麼道理。
一條條最簡單明了不過的格言，經學者或雕刻家巧妙加以鼓吹，經德·夏呂斯先生就愛情、嫉妒、美色*加以闡述，由于他具有獨到的、隐秘的、細膩的而又畸形的體驗，在身體力行中消化吸收，這對老常客們來說，便具有一番迷人的風味，這種風味，源于一種心理狀态，類似于我們的悲劇文學曆來向我們描寫的那種心理狀态，體現在一部俄羅斯或日本的戲劇裡，那裡的藝術家們表演出了這種風味。
趁他沒聽見，大家冒然開了一個惡意的玩笑：”咳！”雕刻家低聲耳語道，因為他看到一位年輕的列車員，長着印度寺院舞女那樣的長睫毛，隻見德·夏呂斯先生情不自禁地盯住他看，”要是男爵開始向那位查票員暗送秋波，我們就到不了終點站了，火車就要倒着開了。
瞧瞧他看他的那個姿态，我們坐的簡直不是小火車，倒成了纜繩牽引車了。
”但實際上，要是德·夏呂斯先生不來的話，一路上隻跟普普通通的人們在一起，身邊沒有這麼一位油頭粉面、大腹便便而又閉關自守的人物作伴，大家會感到大失所望的，這個人物頗象某種從異國進口的一箱可疑的東西，從中發出一種稀奇的水果香味，隻要一想到能親口嘗嘗，心裡就熱鬧起來。
就這點看，從德·夏呂斯上車的橡樹聖馬丁站到莫雷爾跟上來的東錫埃爾站為止，這段路程雖短，但男性*老主雇們一個個都感到比較痛快的滿足。
因為隻要小提琴手不在場（而且假如女士們和阿爾貝蒂娜為了不礙他們交談有意離開大家避而遠之），德·夏呂斯先生便無拘無束，不必裝模作樣回避某些話題，談起”那些人們約定俗成稱之為傷風敗俗之類的事情。
”阿爾貝蒂娜不礙地的事，因為她總同女士們在一起，年輕姑娘識趣，不願意自己在場而約束了别人談話的自由。
不過，她不在我身邊呆着，我較易忍受得了，但她必須同我在一個車廂裡。
因為我對她既不再表示嫉妒，也不再表示任何愛戀，不去想我沒看到她的那些日子裡她的所作所為了，相反，即使我就待在那裡，一道簡單的隔闆，說不定就能掩蓋住一次背叛行為，那對我來說才是不堪忍受的，不一會兒，她果真同女士們到隔壁包廂裡去了，因為她們無法再在原地呆下去，否則就可能妨礙說話的人，象布裡肖啦，戈達爾大夫啦，還有夏呂斯什麼的，對他們我又不便講明我躲開的原因，于是我起身，把他們丢在原地不管，想看看那裡面是否有什麼不正常的行為，我就到隔壁包廂裡去了。
直到東錫埃爾以前，德·夏呂斯先生一路上肆無忌憚，有時竟直言不諱地談論起他公然聲稱的在他看來無所謂好也無所謂壞的德行。
他巧言令色*，以示他胸襟豁達，堅信自己的德行不會喚醒老主雇們内心的絲毫疑雲。
他以為，世上隻有幾個人，正如後來成了他的一句口頭禅所說的，”對他心中有底”。
但他設想，這些人不超過三、四人，而且沒有一個在諾曼第沿岸。
一個如此精明、如此不家之人得出這個假設，可以震驚滿座了。
即使是那些他認為多少有點知情的人，他也自鳴得意地以為，他們不過是隐隐約約知道點事罷了，而且自以為是，隻需對他們如此這般一說，就可以使某某人擺脫某對話者的猜疑，而談話對手出于禮貌，對他說的裝出稱許的樣子。
他甚至估計到我對他有所了解和猜測，但他心裡想，這種輿論完全是大而化之，他覺得我的意見比實際情況要陳舊得多，隻要他對這樣或那樣的細節加以否認，人家就會信以為真，然而相反，若說認識概況總先于認識細節，那麼，它對調查細節卻提供了極大的方便，因為它摧毀了隐形的能力，不允許僞虛之徒掩飾其嗜愛之物。
自然喽，當德·夏呂斯先生得到某個老常客或老常客們的某個朋友的邀請去赴晚宴時，他總是挖空心思彎彎繞，一連提出十個人名，其中必帶出莫雷爾的大名，他一點也不糊塗，總要提出五花八門的理由，說什麼晚上若能同他一起受到邀請，那該多麼高興和惬意，而東道主們，看樣子言聽計從，但隻用了一個理由便可把他提出的全部理由取而代之，而且這唯一的理由總是一成不變的，那就是說他愛他，可他自以為他們對此還一無所知呢。
同樣地，維爾迪蘭夫人似乎總是神态大方地全面接受德·夏呂斯先生對莫雷爾感興趣的半藝術半人性*的動機，一再熱情洋溢地感謝男爵，她說，感謝他對小提琴師的一片好意。
然而，有一天，莫雷爾與他遲到了，因為他們沒坐小火車來，隻聽得女主人說：”我們就等那些小姐了！”男爵若聽了這話恐怕會大吃一驚，目瞪口呆，因為他隻要一到拉斯普利埃就不想動了，給人一副管小教堂的神甫或管目錄卡片的教士們的面孔，有時候（當莫雷爾獲準請假四十八小時）在那裡接連睡上兩夜。
維爾迪蘭夫人于是安排他們兩間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