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大音樂家，學院院士，達官貴人，他認識茨基，路經阿朗布維爾，那裡他有一個外甥女，來參加維爾迪蘭家的一次星期三聚會，德·夏呂斯先生與他格外親熱（應莫雷爾的請求），主要是為了回巴黎以後，院士能讓他出席各種有小提琴師參加演奏的私人音樂會，排練之類的活動。
院士受到了吹捧，何況又是風流男子，便滿口應承并說到做到。
男爵對這位人物（況且就此君而言，他唯女人是愛）感激涕零，此君對他關懷備至，為他提供了諸多方便，使他得以在種種正式場合看到莫雷爾，在這種正式場合，外行人是不能涉足的，著名藝術家為年輕有為的演奏高手提供了一次又一次的機會，在才能相當的小提琴手之間，對他偏寵偏愛，點名要他在想必有特殊影響的音樂會上亮相，使他得以登台表演，露面揚名。
但德·夏呂斯先生并未意識到，這一切應當歸功于這位恩師，大師對他可謂功上有功，或者不如說罪上加罪，因為他對小提琴手及其尊貴的保護人之間的關系無所不知。
他對他們的這種關系大開方便之門，當然不是指他對此熱衷，他除了理會女人的愛戀之外，理會不了别的什麼戀愛，因為女人的愛情曾激起他全部的音樂靈感，他對他們的關系大開方便之門，是由于道德上的麻木，職業上的縱容與熱心，以及上流社會社交的熱情和時髦。
至于這種關系的性*質，他絲毫不加懷疑，以至初來乍到拉斯普利埃赴晚宴，就談起德·夏呂斯先生和莫雷爾，仿佛是談論一個男人和他的情婦，他問茨基：”他們在一起是不是很久了？”但是，堂堂上流社會人士，豈能讓有關人員看出蛛絲馬迹，萬一在莫雷爾的同夥裡傳出了閑言碎語，他準備好加以抑制，準備讓莫雷爾放心，慈父般地對他說：”如今人們對誰都這麼議論，”他一再說男爵的好話，男爵聽得很順耳，而且很自然，不可能在名師身上聯想到有多大缺德，或者有那麼多美德。
因為，人家背着德·夏呂斯先生說的那些個話，以及有關莫雷爾那些”似是而非”的話，誰也不會那麼卑鄙，對他搬弄一番。
不過，這簡單的情況就足以表明，甚至這件事受到普遍的诋毀，卻無論如何找不到一個辯護士：”閑話”，它也一樣，或者它針對我們自己，我們因此覺得它特别的難聽，或者它告訴我們有關第三者的什麼事，而我們對此又不明真相，因此有其心理價值。
”閑話”不允許思想躺在其虛僞的目光上面睡大覺，以虛僞眼光觀察問題，以為事情如何如何，不過是事情的表面現象而已。
”閑話”又用理想主義哲學家的魔術妙法将事物的表象掉了個面，頓時讓我們看到魔術蒙布反面不容置疑的一角。
德·夏呂斯先生也許想象得到某個女親戚說過的這番話：”怎麼，你要梅梅愛上我？你忘記我是一個女人了吧！”不過，她對德·夏呂斯先生确有一種情真意切的愛慕。
對維爾迪蘭夫婦來說，他沒有任何權力指望他們的愛戀和善意，他們遠離他時說的話（豈僅是話而已，下面即可看到），與他想象可以聽到的話，也就是說當他在場時聽到的那些議論的回光返照，相差何止十萬八千裡，怎麼不令人驚訝？唯有他在場時聽到的那些話，才用綿綿情意的題詞裝點着理想的小樓閣，德·夏呂斯先生不時來此仙閣獨溫美夢，此時，他往往在維爾迪蘭夫婦對他的看法裡摻進一陣子他自己的想象。
那裡的氣氛多麼熱情，多麼友好，休息得多麼舒服，以緻德·夏呂斯先生在入睡之前，非來此小樓消除一下煩惱不可，他從小樓出來，沒有不帶微笑的。
但是，對我們每個人來說，這種樓閣是對稱的，我們以為是獨一無二的那幢樓閣的對面，還有另一幢，可我們一般都看不見，但卻是實在的，與我們認識的那幢适成對稱，但卻截然不同，其裝飾與我們預想要看到的大相徑庭，仿佛是居心叵測的敵意與令人發指的象征所構成，令我們驚恐不已。
德·夏呂斯先生恐怕要吓破膽的，設若他由着某種閑言的縱容，進入反向的一幢樓閣，那閑言猶如侍從仆役上下的樓梯，隻見樓梯上，房門上，被那些心懷不滿的送貨人和被解雇了的仆人亂塗着一些猥亵的字畫！但是，正如我們沒有某些飛鳥所具有的識别方向的感覺，我們也沒有識别能見度的感覺，就象我們缺乏測距的感覺一樣，我們總以為周圍的人們對我們密切關注着，其實恰恰相反，人們根本就未曾想到我們，而且也不去揣測，此時此刻，别的人是否隻關心我們。
就這樣，德·夏呂斯先生在受騙上當中生活，就象魚缸裡的魚，它以為它遊的水一直延伸到魚缸玻璃的外面去，其實，魚缸給它造成了水的映象，與此同時，它卻沒有看見在它身邊，在暗處，遊人正興緻勃勃地看它盡情戲嬉，也看不見擁有無限權力的養魚人，在意外的倒黴的時刻，毫不留情地把它從它喜歡生活的地方拽出來，又把它扔到另一個地方去，眼下，對男爵的這一時刻推遲了（對男爵來說，在巴黎的養魚人，将是維爾迪蘭夫人了）再說，民衆，說到底隻不過是個體的集合體，可以提供更為廣泛的範例，其每個部分又是與事實相符的，來說明這種深刻的、頑固的和令人惶惑的盲目性*。
至此，如果說這種盲目性*使得德·夏呂斯先生在小核心裡言辭弄巧成拙，或者大膽得令人暗笑，那麼，在巴爾貝克，這種盲目性*尚未曾、也不該對他造成麻煩。
一點蛋白質，一點糖，一點心律不齊，尚不緻妨礙那些自我感覺不到的人繼續過正常的生活，而唯有醫生才從中發現大病将至的先兆。
目前，德·夏呂斯先生對莫雷爾的愛好–柏拉圖式或非柏拉圖式的–隻是在莫雷爾不在的時候，驅使男爵情不自禁地說，他覺得他很美，心想，這話大家聽了，隻會作清白無辜的理解，他就可以象精明人那樣應付自如，即使被傳到庭作證，也不怕深追細究，追究細節問題表面上看似乎對他不利，但實際上，正是因為細節本身的緣故，反比裝腔作勢的被告傳統的抗議要來得更為自然，更不同凡響。
在西東錫埃爾至橡樹聖馬丁–或回程反方向–之間，德·夏呂斯先生總是那麼無拘無束，愛談論那些似乎有怪習慣的人，他甚至故意添上一句：”總而言之，我說怪，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因為這并沒有什麼可大驚小怪的，”以便自我表現一番，顯示他與他的聽衆在一起是多麼惬意。
他們确很惬意，條件是他必須掌握行動的主動權，而且他必須心中有數，知道聽衆由于輕信或受過良好的教育會對此沉默不語，一笑了之。
當德·夏呂斯先生不談他對莫雷爾美貌的贊賞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