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把自己的幸福、自己的生命，都交托給了另一個女人，然而他清楚地知道，不消十年，他就早晚有一天會拒絕再給她這份幸福，他會甯願保留自己的生命。
因為到那時，這女人已經離我們而去，剩下我們孤零零的，一無所有。
把我們和這些女人維系在一起的，是千絲萬縷的根須，是對昨夜的回憶和對明早的憧憬聯成的數不勝數的遊絲；使我們陷于其中無法脫身的，就是這張由日複一日的生活所張成的連綿不斷的網。
正如有的吝啬鬼是通過慷慨在攢錢一樣，我們這些浪蕩子是通過吝啬在揮霍，與其說我們是為了那個女人，倒不如說我們是為了她每日每時都能從我們身上取去維系在她周圍的所有那一切，在奉獻我們的生命；跟她得到的所有那一切相比，我們尚未生活過的、相對來說還屬于未來的那個生命，就顯得那麼遙遠而冷漠，顯得那麼生疏，那麼不象是屬于我們所有的。
這些網遠比她的人重要，我們該做的事就是從中掙脫出來，然而它們卻有種效能，會使我們身上産生出一種對她的暫時的責任感，這種責任感使我們不敢離開她，生怕遭到她的貶責，而事過以後，我們或許是會敢于這麼做的，因為她離開了我們就不會再是我們自己，而我們其實是隻有對我們自己才會産生責任感的（哪怕當這種責任感，從表面上看似乎很矛盾，會導緻自殺時，亦是如此）。
倘若我不愛阿爾貝蒂娜（這一點我不能說得很肯定），那麼她在我的生活中所占的地位是極為尋常的：我們與之一起生活的并不是我們所愛戀的對象，我們與之一起生活，隻是為了扼殺那不堪忍受的愛，不論那是對一個女人，一個地方，抑或是對一個使人想起某個地方的女人的愛。
但倘若我們連這個對象也得分離，我們是不會有勇氣重新去愛的。
對于阿爾貝蒂娜，我卻還沒到這種程度。
她的謊話，她的供認，都給我留下了探明真相的任務：她說謊說得這麼多，是因為她不僅僅象那些自以為被人愛上的女人那樣喜歡說說謊，而是生來（跟那不相幹地）就是個愛說謊的女人（而且極端變化無常，甚至連在對我講真話，比如講她對人家的看法時，也每次都講得跟前回不一樣）；她的供認，因為非常難得，而且三言兩語就沒有下文了，所以凡是涉及過去的，其中總會有大片大片的空白，留待我去補綴–為此當然首先要了解–她的生活經曆。
至于眼下的情形，我從弗朗索瓦絲那種女巫預言般的話裡聽出的意思是這樣的，阿爾貝蒂娜不是在個别的事情上，而是歸總整個兒地在對我說謊，并且我”早晚有一天”也會知道所有那一切的，瞧弗朗索瓦絲的樣子，她是已經知道所有那一切的，但她不肯告訴我，而我也不敢去問她。
弗朗索瓦絲想必是出于當初嫉妒歐拉莉的同樣的動機，所以才盡說些聽上去荒誕無稽的話頭，影影綽綽地讓我覺着她是在很荒唐地暗示那可憐的女囚（她盡愛戀些女人們）想跟一位看來并非是我的某人結婚。
如果真有此事，那麼除非弗朗索瓦絲有心靈遙感的本領，否則她怎麼能夠得知呢？當然，阿爾貝蒂娜對我說的話并不能使我真的釋然于懷，因為那些話一天一個樣，就象一個轉到看上去象是不動的陀螺，顔色*時時在變。
不過，看來弗朗索瓦絲很可能是由于嫉恨才這麼說的。
她每天都要說下面這樣一通話，在我母親不在的情況下隻好由我恭聽了：”您待我好，那是沒說的，我永遠忘不了感激您的恩惠（這麼說大概是讓我有個由頭對她表示感激），可如今這府上給弄得烏煙瘴氣，因為善良把奸詐讓進了這屋裡，智慧成了我所見過的最蠢的婆娘的保護傘，任憑您有一百個優雅、禮貌、才情、體面，有一位王子那樣的外秀内慧，可您聽任她把規矩撇在一旁，要花招，設圈套，我在府上幹了四十年了，而今瞧着這種傷風敗俗，最粗俗、最低賤的醜事兒，都覺得丢盡了臉。
”
弗朗索瓦絲對阿爾貝蒂娜最耿耿于懷的，就是她居然得聽這個府上的外人的使喚，這樣活兒就加了碼，把咱們這個老女仆的身子給累垮了（盡管如此，這一位卻不肯讓人幫她幹掉點活兒，因為她不是一個”廢物”）。
她的神經緊張，她的恨意難消的忿忿不平，由此都可得到解釋。
當然，她巴不得阿爾貝蒂娜－愛絲苔爾能滾蛋。
這是弗朗索瓦絲的一大心願。
它給這位老女仆以安慰，使她的情緒得以平靜下來。
不過照我看來，問題還不止于此。
如此難消的恨意，隻能是出自一個勞累過度的血肉之軀。
弗朗索瓦絲比尊重更需要的是睡眠。
德伯家的苔絲
趁阿爾貝蒂娜去換衣服的當兒，我想盡快把事情弄明白，于是抓起了電話聽筒；我向無情的女神賠着小心，可還是激怒了她們，這怒氣傳到我耳朵裡就是兩個字：”占線。
”安德烈在跟人家聊天哩。
我一邊等着她打完這個電話，一邊在心裡想，既然很多畫家都對十八世紀的女性*肖像畫那麼感興趣–那些畫上，精心設計的場景是一種假托，是用來表示等待、賭氣、關注和沉思的，那麼為什麼沒有一位當代的布歇或者弗拉戈納爾①，一如《信》、《羽管鍵琴》那般，畫下這麼個可以稱作《電話機前》的場景，将握着聽筒的女子唇上那抹唯其因為知道沒人看見才這麼真實自然的笑容表現出來呢？電話總算通了，安德烈可以聽見我說的話了：”您明天來接阿爾貝蒂娜出去嗎？”當我說出阿爾貝蒂娜這名字的時候，我想起了那次在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