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明自己的誠意，一定會不加懷疑；但我早已知道，我們的思想并非總是和我們所說的話一緻；有一天，我在樓梯的窗口裡發現夏呂斯不象我過去想象的那樣，不僅如此，更重要的是我在弗朗索瓦絲身上，後來又在阿爾貝蒂娜身上，看到一些觀點和計劃的形成，這些觀點和計劃同她們所說的話截然不同，因此，我即使作為普通的旁觀者，也不會讓德國皇帝和保加利亞國王任何冠冕堂皇的話來欺騙我的本能，我的本能會象識破阿爾貝蒂娜那樣，來識破他們秘密策劃的－陰－謀。
但說到底，我隻能設想，如果我不是當事人，如果我不是法國這個當事人的一部分，我會做出什麼事來，猶如我在同阿爾貝蒂娜争吵時，我憂郁的目光或我透不過氣來的喉嚨是我個人的一部分，我個人則與我事業休戚相關：我無法漠不關心。
德·夏呂斯先生的漠不關心是徹頭徹尾的。
然而，自從他隻當一名旁觀者之時起，一切都應使他成為親德派，從此他雖然生活在法國，卻不是真正的法國人。
他十分靈敏，但在任何國家裡，絕大多數人都是傻瓜；毫無疑問，他要是生活在德國，愚蠢而熱情地捍衛一種非正義事業的德國傻瓜們并不會使他們生氣；但是，他生活在法國，愚蠢而熱情地捍衛一種正義事業的法國傻瓜們卻使他生氣。
激*情的推理方式，即使服務于凜然大義，對缺乏激*情的人來說也決非無可辯駁。
德·夏呂斯先生靈敏地指出愛國者們每一個錯誤的推理。
充分的理由以及對成功确信無疑，使一個傻瓜感到滿意，卻會使你特别惱火。
德·夏呂斯先生惱火是因為人們對勝利抱樂觀主義，這些人不象他那樣了解德國及其力量，每個月都認為德國會在下個月被打垮，一年以後，他們仍然相信新的預測，仿佛他們未曾以同樣的自信作出同樣錯誤的預測，不過他們已經忘掉那些預測，如果有人對他們提起此事，他們就說情況并不相同。
最後，德·夏呂斯先生富有同情心，他想到戰敗者就感到難受，他總是站在弱者一邊，他不看報上的司法專欄，原因是他不想使自己因死囚焦急不安和無法殺死法官、劊子手以及高興地看到”正義已經伸張”的人群而感到難受。
不管怎樣，他确信法國不可能再被打敗，然而，他也知道德國人正受饑荒之苦，總有一天會被迫俯首投降。
這一想法使他感到更加難受，原因是他生活在法國。
他對德國的回憶不管怎麼說已經遙遠，而那些以一種使他感到不快的高興談論德國被打垮的法國人，是一些缺點為他熟知、面目令人讨厭的人們。
在這些情況下，我們同情的是自己不認識的人們，是自己想象中的人們，而不是在我們身旁、在日常生活中十分熟悉的人們，除非那些人就是我們自己，我們同他們血肉相連；愛國主義創造了這一奇迹，人們擁護自己的國家，猶如人們在愛情糾葛中擁護自己一樣。
因此，對于德·夏呂斯先生來說，戰争是一種特别能産生仇恨的作物，在他身上，這些仇恨隻在片刻中産生，持續的時間也很短，但在這段時間裡，他會做出各種粗暴的事情。
他在讀報時看到了專欄作者的勝利神色*，他們每天報道德國已被打敗，是”走投無路、束手無策的野獸，”，而千真萬确的事實卻恰恰相反，他們這種愉快而又殘酷的胡說八道，使他勃然大怒。
在當時，報上的部分文章是由一些名人撰寫的，他們在報上找到了”重新服役”的一種方式，例如布裡肖和諾布瓦這樣的人，還有莫雷爾和勒格朗丹。
德·夏呂斯先生渴望見到這些人，并對他們竭盡諷刺、挖苦之能事。
他一直對性*方面的惡習特别了解，知道某些人有這種惡習，而這些人以為他們這種惡習不為人知，就熱衷于揭露”肉食帝國”的君主們和瓦格納等人有這種惡習。
他渴望當面見到他們，當衆揭出他們的醜事，讓那些侮辱一個戰敗者的人名聲掃地、氣急敗壞。
其實，德·夏呂斯先生當親德派還有更加特殊的理由。
其中之一是他作為社交界人士，曾長期生活在社交界人士、令人尊敬的人們和重視榮譽的人們中間，這些人決不會同一個壞蛋握手：他知道他們敏感而又冷酷，知道他們把一個男人趕出一個圈子或者拒絕和一個男人決鬥時，對他的眼淚會無動于衷，即使他們這種”道德上幹淨”的行動會使害群之馬的母親死去也在所不惜。
雖然他十分欣賞英國，欣賞英國參戰的美妙方式，他仍然不由自主地感到，這個無可指摘、不會撒謊、不讓小麥和牛奶運入德國的英國，有點象由重視榮譽的人、公認的證人和決鬥中的裁判組成的民族；同時他又知道，一些有惡習的人，一些壞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某些人物，可能更好些，因此我一直無法理解，為什麼作者把這些人比作德國人，靠欺騙和詭計不能預見到一顆善良的心，而德國人看來也沒有表現出這種善心。
雙城記
德·夏呂斯先生的親德還有最後一個特點：通過一種十分奇怪的反應，他親德的原因是他的”夏呂斯主義”。
他認為德國人十分醜陋，這也許是因為他們同他的血緣有點過于接近；他狂熱地迷戀摩洛哥人，但特别迷戀盎格魯－撒克遜人，把他們看作菲迪阿斯①的活雕象。
然而，他身上的樂趣帶有某種殘酷的想法，我當時還不知道這種想法的全部力量：他喜歡的男人在他看來猶如美妙的劊子手。
他要是表示反對德國人，就會感到自己采取了一種隻有在肉體上得到快感時才會采取的行動，就是說違背他可憐的本性*，也就是為了讓惡引誘和壓倒貞潔的醜陋而充滿激*情。
在謀殺拉斯普丁②時仍是如此，人們看到謀發殺生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夜宵中，俄國色*彩的印記又這麼深，感到十分意外（如果公衆了解到所有這些事情中德·夏呂斯先生知道得十分清楚的細節，這種印象還會深刻得多），因為生活使我們非常失望，使我們最終認為，文學同生活毫無關系，并使我們極其驚訝地看到，書藉向我們指出的那些珍貴思想，無償而又自然地展現在日常生活之中，沒有損壞的危險，例如一頓夜宵、一次謀殺這類俄國事件，有着某種俄國的東西。
①菲迪阿斯（活動時期約公元前490-前430），希臘雅典雕刻家，成名作是雅典衛城的三座雅典娜紀念象和奧林匹亞宙斯神廟的巨大宙斯坐象，是理想主義的古典風格的創始人。
②拉斯普丁（1864F1865-1916），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寵臣，以具有治病的非凡本領聞名，1916年12月底，他在尤蘇波夫親王家吃子夜茶時被毒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