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先生是一位很有才能的政治家，但是誰對我們說希臘人如此渴望韋尼澤洛斯當權呢？有人對我們說，他曾希望希臘對塞爾維亞履約。
但是必須知道這是些怎樣的協定，它們是否超出意大利和羅馬尼亞認為可以違反的範圍。
我們對希臘執行條約和遵守憲法的方式表示擔心，但要是這事不涉及我們的利益，我們肯定不會有這種擔心。
如果戰争沒有爆發，您是否認為那些擔保國會去注意議會的解散？我隻是看到，有人在一個一個地收回對希臘國王的支持，以便在國王沒有軍隊能保護自己之時，把他驅逐出境或禁閉起來。
我剛才對您說，公衆隻是根據報紙來評論希臘國王和保加利亞國王。
公衆既然不了解這兩位國王，對他們的看法怎麼會和報紙不同呢？我曾多次看到他們，希臘國王康斯坦丁當王太子時，我同他非常熟悉，他簡直是個奇才。
我一直認為，尼古拉皇帝對他有過深厚的感情。
當然喽，我這話是誠心誠意的。
克利斯蒂昂公主曾公開談論這點，不過她現在惡言傷人。
至于保加利亞沙皇，簡直象婬*婦一樣，是一張活廣告，但十分聰明，是個出色*的人。
他很喜歡我。
”
①韋尼澤洛斯（1864-1936），希臘首相，因擴大了希臘的版圖，被許多人認為是現代希臘最偉大的政治家。
德·夏呂斯先生可以十分讨人喜歡，但一涉及這些話題，就變得令人讨厭。
他對此感到滿意，但這種滿意猶如一個病人老是對你吹噓自己的身體如何之好一樣，已經使人感到厭煩。
我經常在想，在巴爾貝克的小火車裡，那些曾非常希望聽他用吐露真情來掩飾自己的常客，現在也許無法忍受他的炫耀，這種炫耀是一種癖好，使人感到拘束，猶如在病房裡一樣沉悶，或者象看到吸毒者在你面前拔出注射器一樣難受，因為得讓他們把他們認為動聽的知心話講完。
此外，聽到别人指責所有的人也感到厭煩，況且這種指責往往毫無根據，指責者又把自己排除在這種特殊的類型之外，但聽者知道他自己就屬于這類人，而他卻非常樂意把其他所有人都歸入此類。
最後，他這個極其聰明的人就為此創造了一種狹隘的小哲學（其基礎也許是斯萬在”生活”中找到的一種微不足道的收藏品），用這些特殊的原因來解釋一切，而這種哲學，猶如每當人們完全贊同他的缺點時那樣，不僅使他貶低自己，而且使他對自己特别滿意。
這樣，他這個如此嚴肅、如此高貴的人，卻用最傻的傻笑來結束下面這句話：”由于存在着象費迪南·德·科布格對威廉皇帝那樣的妄自尊大，這就可能是沙皇費迪南站到’食肉帝國’一邊的原因。
其實，這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人們對妹妹寬宏大量，什麼東西都會給她。
我認為，用這點來解釋保加利亞和德國結盟的原因，真是太棒了。
”對這種愚蠢的解釋，德·夏呂斯先生笑了很長時間，仿佛他真的認為解釋得十分巧妙：這種解釋即使有确實的事實作為依據，也顯得十分幼稚，就象德·夏呂斯先生以封建主的身分或以耶路撒冷聖約翰騎士的身分來談對戰争的看法那樣。
他在結束時的看法倒比較正确。
”使人感到驚訝的是，”他說，”公衆隻根據報紙來評論戰争中的人和事，卻确信是用自己的頭腦在進行評論。
”
這一點，德·夏呂斯先生倒是說對了。
有人對我說，必須看到德·福什維爾夫人沉默和猶豫的時刻，這些時刻不僅對個人看法的陳述是必要的，而且對個人看法的形成也是必要的，然後才用一種親密無間的語調說：”不，我不認為他們會占領華沙”；”我不感到再會過第二個冬天”；”我所不希望的，是一種不穩定的和平”；”如果您希望我告訴您，我感到害怕的是什麼，那就是議會”；”不，我還是認為我們能夠突破。
”說這些話時，奧黛特顯出嬌滴滴的神态，這種神态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是在她說出下面這句話的時候：”這不是說德軍打不好仗，而是說他們缺少人們所說的膽量。
”為了說出”膽量”這個詞（使隻是為了說得”刻薄”），她用手做出揉面的姿勢，而眼睛呢，用一個畫室的術語來說，就象rapin（拙劣的畫師）那樣眯着。
她的言語中對英國人欣賞的痕迹，比過去更為明顯，她不必再象過去那樣，把英國人稱之為”外芒什的鄰居”，或者最多是”我們的英國朋友”，而是把他們稱為”我們忠實的盟友”。
不用說，她不管談論什麼，都不會錯過引用fairplay（公平的比賽）的機會，以便指出英國人把德國人看作不按規則進行比賽的對手，所以”必須做的事是赢得戰争，就象我們正直的盟友所說的那樣”。
她最多相當笨拙地把她女婿的名字和涉及英國士兵的一切聯系起來，說他同澳大利亞人以及蘇格蘭人、新西蘭人和加拿大人親密無間地生活在一起感到十分高興。
”現在，我女婿聖盧知道所有正直的tommies（英國兵）的切口，他能和來自最遙遠的dominCions（英聯邦自治領）的英國兵友好相處，和他親如兄弟的既有統帥基層的将軍，又有地位最低的private（普通士兵）。
”
我在這裡附帶說了些關于德·福什維爾夫人的離題話，當我同德·夏呂斯先生肩并肩地順着環城路往下走的時候，我再來說一段談論維爾迪蘭夫人和布裡肖的關系的離題話，這段話更長，但對描寫那個時代不無裨益。
确實，可憐的布裡肖被德·夏呂斯先生毫不寬容地進行評論（因為德·夏呂斯先生更加敏銳，同時又或多或少地在無意中親德），但他受到維爾迪蘭夫婦的冷遇還要厲害得多。
維爾迪蘭夫婦當然是沙文主義者，這點本應使他們喜歡布裡肖的文章，再說他的文章也不比維爾迪蘭夫人喜歡的許多文章寫得差。
但是，首先，人們也許記得，在拉斯普利埃的時候布裡肖在維爾迪蘭夫婦眼中，已經不是過去的大人物了，如果說還沒有象薩尼埃特那樣成為測力器上挨打的土耳其人腦袋，那麼至少已是他們不加掩飾地冷嘲熱諷的對象。
當時，他至少仍然是常客中的一名，這就使他能得到一部分好處，這些好處是小圈子的章程以默認的方式賦予所有創始人或合作者的。
但是，也許是因為戰争的關系，或是由于一種如此長期推遲的優雅迅速結晶，這種優雅的一切必要的、仍然看不見的成份早已充滿了維爾迪蘭夫婦的沙龍，這時沙龍已對新的人物開放，沙龍的常客在開始時作為新人物的誘餌，到後來受到的邀請越來越少，布裡肖也出現類似的現象。
盡管他在巴黎大學和法蘭西研究院任職，他在戰前的名望沒有超越維爾迪蘭沙龍的範圍。
但是，自從他幾乎每天寫那些華而不實–人們常常看到他為那些有錢的常客不吝啬地使用華而不實的詞藻–的文章時起，”上流社會”簡直感到光彩奪目。
另外，他有時也确實學識淵博，作為貨真價實的巴黎大學教授，他不想掩蓋這種淵博，盡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