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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憶似水年華 第七部 重現的時光(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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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表示出來,他們并不從形象的美進行歸納,撰寫智力作品對作家的誘惑力便明顯地來自于此。

    不堪粗俗。

    一部寫有理論條條的作品就象一件保留着标價牌的物品。

    每當我們沒有力量強制自己使某個印象通過最終導向它的固定和表現的各個連續狀态的時候,我們便進行推理,也就是思維的遊弋。

    我現在明白了,需要表現的現實并不存在于主體的外表,而在于與這個外表關系不大的一定深度,就如那湯匙碰擊在碟子上的聲音、餐巾漿硬的觸感所象征的,對我精神上的更新而言,它們比那麼多次的人道主義、愛國主義、國際主義和形而上學的交談還要珍貴。

    當時我聽到有人說:”不再要文筆,不再要文學,要生活!可以想象,自大戰以來,就連諾布瓦先生反對”笛子演奏者”那樣簡單的論說都得以東山再起、如此興旺發達,因為,所有缺乏藝術感,也就是不知道服從内心現實的人都可以具有對藝術沒完沒了地進行推理的能力。

    而且,隻要他們稍稍沾點外交官或金融家的邊,介入了現時的”實際”,他們便樂于認為文學是一種将逐漸趨于淘汰的精神遊戲。

    有的人希望小說是事物的一種電影式的展示,這種觀點是荒謬的,再也沒有比這樣的電影式的視界更會離我們所感知的現實而遠去的東西了。

    ①研究性*格法則也一樣,用嚴肅的或者毫無價值的主題都能夠進行,就象解剖實驗室助手在低能兒的屍體或天才屍體上都能研究解剖規律、重大的精神區别,–作者注。

     正好,由于我在走進這個書房的時候,想起龔古爾兄弟說過的,這個書房裡有一些精美的初版圖書,我想正可趁被關在這裡的時候可以趁機一飽眼福。

    我一邊繼續自己的思索,一邊把那些珍本一一抽出來,其實并不太注意它們,就在我漫不經心地打開其中一本:喬治·桑的《棄兒弗朗沙》的時候,我頗不痛快地産生仿佛受到某種與我當前的種種想法太不和諧的印象打擊的感覺,直至我激動得都快淚水漣漣地意識到這個印象與那些想法何其合拍。

    就象在靈堂裡,正當殡儀工準備搬走靈柩,曾為國效力的死者的兒子在和魚貫而行的最後幾位朋友握手,窗下突然響起銅管樂,他感到憤慨,以為這是有人在嘲弄他的哀恸;然而他尚能自制,直至弄明白自己聽到的是一個團隊的軍樂,他們前來吊唁,向他父親的遺體告别,這時,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淚。

    我剛才意識到在德·蓋爾芒特親王的書房裡看到那本書的書名時所感受到的痛苦的印象和我當前的想法是那麼協調一緻,其過程就是這樣。

    這個書名使我想到文學确實給予我們這個我在它身上再也找不到了的神秘世界。

    而這還不是一部十分了不起的傑作,這是《棄兒弗朗沙》。

    可是這個名字,就象蓋爾芒特家庭的姓氏,對我說來不同于我自那以來所結識的那些姓名。

    媽媽給我念過喬治·桑的這部作品,《棄兒弗朗沙》這個書名喚醒了我回憶,使我記起這部書的主題中我當時覺得不可解釋的内容(就象蓋爾芒特家族這個姓氏,當我好久沒見到蓋爾芒特一家的時候,它對我說來會蘊含着那麼多封建主義的内容那樣,《棄兒弗朗沙》這個書名蘊含着那部小說的實質),這個回憶一時間取代了對喬治·桑的那些貝裡小說的極其普通的看法。

    在一次晚餐中,當這種想法始終浮于表面的時候,我無疑還能談到《棄兒弗朗沙》和蓋爾芒特家庭,盡管他們誰都不是貢布雷人。

    可當我一人獨處,象現在這樣的時候,我潛入的便是更深的地方了。

    當時,想到我在社交界結識的某某女士是德·蓋爾芒特夫人這麼一位神燈人物的表姊妹時我會覺得不可理解,同樣,想把我讀過的那些最美的圖書與那部不同凡響的《棄兒弗朗沙》說成不相上下–我不說它們寫得更好,盡管實際上他們是更好些–也是不可思議的。

    這是很久很久前留下的印象,其中親切地摻和着童年和家庭的回憶,我竟沒有立即意識到。

    初時我還惱怒地尋思是哪個外人跑來傷害我。

    那個外人正是我自己,是那部小說剛在我心中喚起的孩童時代的我,因為在我這一生中,它隻認識那個孩童的我,它當即叫喚的正是那個孩童,因為它隻願為他的目所睹,為他的心所愛,它隻願對他說話。

    所以,母親在貢布雷幾乎通宵達旦給我誦讀的這部小說為我保留着那個夜晚的全部魅力。

    當然,喬治·桑的”筆”,用老愛說書是用”警人之筆”寫成的布裡肖的話來說,她的”筆”在我看來絕非如母親以前一直認為的那樣是一支神筆,母親的文學情趣後來也随我而産生了潛移默化。

    然而,那卻是我無意中使之帶上電流的筆,就象中學生鬧着玩兒常做的那樣,而現在,貢布雷的那些雞毛蒜皮的小事兒,我很久以來已不再注意到的數不清的小事全都輕輕松松地自己跳将出來,一件件一樁樁首尾相接沒完沒了地連成一氣,吊在磁化的筆尖上,還帶着回憶的顫栗。

     某些喜愛神秘的人願意相信在各種物品上保留着觀望過它們的目光中的什麼東西,呈現在我們面前的紀念碑和圖畫無不戴着情感的帷幕,這是幾個世紀中無數崇拜者用愛和瞻仰的目光織成的。

    如果他們把這個奇談怪想搬移到各人唯一現實的範疇、自身感覺的範疇中去的話,那它就會變成真實的了。

    是的,在這個方面,也隻有在這個方面(然而它大得多),一件我們從前觀望過的東西,如果我們再次看到它,會把我們從前注視過它的目光連同當時把它裝得滿滿的所有形象送還我們。

    那是因為事物–一部紅封面的書或别的任何東西–即在我們看到它們的時候就變成某種非物質的東西留在我們心中,與這一時期我們各種各樣的挂慮或感覺性*質相同,并與它們不可離析地摻雜在一起。

    從前在一部書裡讀到的某個名字,在它的音節間包藏着我們閱讀這部書的時候刮過的疾風和燦燦的陽光,以至滿足于”描寫事物”、滿足于隻是可憐巴巴地給一些事物的線條和外表作些記錄的文學,雖則自稱為現實主義,卻離現實最遠,它最能使我們變得貧乏、可悲,因為它突兀切斷現時的我與過去、未來的一切聯系,而過去的事物保持有本質,未來,它們又将促使我們去重新品味這種本質。

    正是這種本質才是配稱作藝術的藝術所應該表現的内容,而且,如果它表現失敗,我們還能從它的虛弱無能中引出教訓(在現實主義的成就中卻絲毫都汲取不到),須知這個本質部分地是主觀的和不可言傳的。

     更有甚者,我們在某個時期看到的一樣東西,讀過的一本書并不永遠隻和我們周圍的事物相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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