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數千萬中國平民無辜餓死。
多少年來，一直搞人對人專政，不斷地搞“肅反”，整人快活，牆倒衆人推，依勢不依理，最後發展到轟轟烈烈的“文革”。
“文革”是專制意識專制利益的産物、是人性的必然、社會經濟文化遭受災難性破壞。
它是一次人性藥敏試驗：運動相當程度地依賴于迷信、盲從、趨奉、懦弱的社會基礎。
“文革”包涵了重新分配政治權力的利益驅動，對專家學者和一切成就者的迫害是嫉妒是不容，等等。
今天，中華民族偉大複興事業正受到不良人性的阻礙。
官場腐敗的标準在寬泛退讓。
建設工程中公有資産有層層流失傾向，甚至在人命關天的江防工程上搞“豆腐渣工程”。
企業轉制中嚴重存在着有權人和有錢人聯手參與相當部分資産的無償瓜分。
作為改革開放經濟載體并正在成為國民經濟重頭戲的股市上市公司，有的公司運行依存于當屆管理層短期利益的驅動、有的甚至變相地非法分配占有股份資産。
幾乎每個月都有礦難發生，而每次都有幾十甚至上百的礦工遇難，這裡面包涵了多少既得利益群體對整改的敷衍、對檢測手段的漠視、對關停的延滞，同時暴露出監管制度力度的軟弱。
泛濫的公款吃喝乃至用公款行享樂性消費已是見怪不怪。
公務中大量存在以私利為立足點，不惜搞虛搞假。
中國是世界上公務和職業權力私有化十分嚴重的國度。
官場“搞人”成為做官的基本手段。
社會上除做官經商做學問及特定職業興趣者對個人目标追求、除國家“神聖”使命及軍法醫教等受榮譽感激勵或職業道德約束外，勞動者與勞動職業普遍相排斥，不同程度地敬業精神不足甚至缺乏職業道德，成為産品、勞務、社會組織效能低下的基礎因素。
國家大力醫治河南艾滋病農民，比例相當高的健康村民紛紛雇請hiv陽性者頂替化驗，免費領取機會性感染藥物供家人親戚甚至牲口藥用。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曾為聖賢之地沿途擺設的工藝品，有的卻暗牽細繩，當你絆倒工藝品這就有人找你賠錢。
中國一些“信教者”平時從未按教義來約束修善自我，反而是無事時燒香索取、出事時就磕頭消災。
而現今利用佛事騙錢取财更為人神所共憤。
偷排“三廢”，亂扔垃圾，美麗的城市廣場痰漬斑斑。
有的醫療單位借治療所謂“性病”搞錢。
盜版圖書冠冕堂皇，肆無忌憚。
通過網絡電訊播發性挑逗信息，一經回複立即“祝賀你成功定制”。
假冒僞劣産品不絕于市。
食品的安全令人不安。
人類都跨入21世紀了，我們的社會裡竟然還會發生諸如造假食品有毒食品賣給人吃、制售僞劣藥品給人治病、把别人家的孩子和婦女拐來賣掉，這太卑劣了！……。
官民各行其道，而相當社會醜惡又或多或少與“官匪一氣”相關。
每有新政策，即有歪對策，每有新事物，就有邪主意。
第三代領導人最終提出了“以德治國”的治國方略。
請問有哪個國家元首對本國最終提出“以德治國”？上述有的是普遍存在，有的則是大範圍不同程度的存在。
我們再也不能用“外國也有”來自慰了，我們必須清醒認識并客觀承認：在世界各主要民族中，不良人性的普遍程度和嚴重程度以此為甚。
瞧瞧，我們這些不肖的炎黃子孫哦，都幹了些什麼！
然而，不良人性幾乎與中國文明史一同走到今天。
遠在三皇五帝時，舜帝就說過：“人情甚不美，妻子具而孝衰于親，嗜欲得而信衰于友，爵祿盈而忠衰于君。
”春秋時魯國正士柳下惠做法官，多次被免職，有人勸其離走，他說：“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公正無私地辦事，到哪裡才不會多次被免職呢？)”孔子在創立儒家學說時曾說：“知德者鮮矣（懂得德的人太少了）。
”；“巳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算了吧！我沒有見過像愛好美色一樣愛好道德的人。
)”此句為人之通性，不可苛求國人；“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
(善人我是無法看見了，能夠看到有一定操守的人就不錯了。
)”。
當時的人性可見一斑。
孔子滿懷憂患，指出了“不善”的嚴重性，并思索着注重“後天”努力的修善途徑。
正因此，儒家學說才應運而生。
他在《大學》中提出的人生社會價值觀：“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特别把修身擺在第一位。
孔子把屏棄邪惡，培養以“仁”為核心的人格，建立和諧禮教社會作為美好政治理想。
儒家學說從思想意識到行為方式提出了一整套完善人性的道德标準和修身規範。
這一學說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正宗和主流，正說明中國社會的人性問題是一大基本問題。
儒家學說作為華夏人性的産物，它包涵了不良人性以“美”的形式存在的轉化形式，同時包涵了對不良人性的否定和對美好人性追求的思想。
先秦唯物主義思想家荀子更是從人的欲望出發直接提出了“性惡論”，他關于人本性是“惡”的觀點自然是從他所處時代的現實生活中得來。
中國幾千年帝王将相宮廷史從人性角度看就是“忠臣”與“奸臣”的鬥争史，而“奸臣”這個群體基本處于相對優越，因為他們有廣泛而深刻的社會基礎。
“憤怒出詩人”，正因此我們才有孔子、孟子、荀子、吳承恩、施耐庵、蒲松齡、魯迅等等，這在國外沒有這麼多思想巨匠在人文曆史長河中連續地“呐喊”同一人性主題；中國社會曆史長期形成的修身規範和懲惡揚善人性理念，在國外并沒有被特别地系統地提出。
我們社會存在着一系列深層次的觀念性問題，直接制約社會運行。
“正統”是所有價值的中樞；“大一統”作為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無疑是必須的神聖的，但它又實實在在地作為民族觀念滲透到思想關系社會關系諸多方面；肯定“共性”，排斥個性，甚至視個性為異端；“官本位”使得所有與官無緣的知識才能個性職業顯得“低”甚至“賤”；缺乏平等意識，更多的是兩種狀态：或淩駕與他人之上或奴性與他人之下，往往是非唯我獨尊即奴心愚順、非好為人師即禮拜“楷模”，平等意識的行為方式被視為迂腐、不正常、沒有生存餘地；“成敗論英雄”，輕視秩序、規範和危害；泛化“崇高”，從而精神優越；“均等”是和諧的美好的，打破均等就是打破平等；家庭教育下一代“成才”中包涵了“不受欺負”“出人頭地”“望子成龍”“光耀門庭”等意識，缺乏自信、自律、平等、守法、社會責任等意識；......。
這些觀念具有本質的一緻性。
它們根源于人性中的某些相關方面。
這些觀念不是社會和政治強加于人的，恰恰相反它們對社會和政治産生決定性影響。
這些與當代人類文明進步思想相去甚遠。
不良人性的嚴重性在于：其一是正常化。
人性初始，“性惡”還被排斥為異己的存在，而現在已經一定程度地被個人意識接納，甚至部分地成為“合理”的行為方式。
同時已經融進“性善”，被社會認可的“性善”是經“性惡”改造升級的，否則就不被認可。
當然，不是改造升級的“性善”那是鬥不過“性惡”的。
事實上正面的成功者或多或少也包涵着經“善惡”重組升級的“善”的幫助。
如果把不良人性分為三類即：為基本生存不得已而為之，這是災民難民的最後辦法；為相對的大利益高目标而不擇手段，這是所有欲望高于能力者的有效途徑；并非不得已，也非大利，而是處世的基本方式，這在我們身邊大量存在。
其二是完備化。
“性惡”經幾千年漫長延續和累積已相當完備：因既無古代也無現代的“宗教”信仰，解除了道德規範的約束，處于心安理得狀态；因科學揭示“生命屬于人隻有一次”因而更唯欲所使；因同時受到不良人性傷害而造成更強烈的對抗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