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和手段；因社會生活日益豐富而使方式更加多樣；因多種原因導緻膽略更大。
其三是行為價值标準和社會運行秩序一定程度颠倒。
你這人忠厚善良不圓滑、真話實事、沒有些“惡”，總有“老實無用”之嫌，甚至被認為不正常，是“孬子”，社會把你看得沒份量，在利益關頭即被奸惡強橫所侵。
而“性惡”總自認是正常的聰明的，而那些“不及者”都是低能的。
說假話做虛事盡管是要被具體地否定，但抽象地還是肯定其“成熟”，“能幹”。
禮讓變成軟弱，謙虛等同無知。
正途往往變成外表形式，非正途很大程度地成為内部有效手段。
現實生活與主席台上、電視劇裡倡導的相距甚遠。
按正面教育、正常規範來處理現實問題是不現實的，逼着人要“聰明”、能“攪和”。
不良人性憑足夠能量旋轉起巨大旋渦，進而變成習慣的旋渦、不得不轉的旋渦；它在較大程度上制約着現實的社會運行秩序；它不論處于主動或是被動都意味着以這種方式“生存”。
颠倒的價值和秩序又進一步對人們起着“反規範”作用。
不良人性的危害性，首先是嚴重阻礙社會發展，導緻民族競争滞後。
領先的民族之所以領先根本地是因為具有優秀的人性，從而在各相繼的曆史發展時期經常具有先進的社會意識、适時選擇先進的社會發展方式，推動社會領先地健康發展。
而在既定的發展方式下他們會做得更好。
先進社會意識包括創新和接受。
反之則反是。
人性不良不可能産生和很難接受先進的社會意識和發展方式，而在既定的發展方式下再好的社會理想、治國方略、運行舉措，都存在着在具體施行中被層層剝蝕的傾向，存在着部分社會利益被泛化成私人利益的傾向，其結果使全民族整體利益遭受侵蝕、總體事業難以實現、社會落後。
這必然導緻過去的曆史被軍事侵略，而今天在全球化經濟競争中，發達國家又通過科技工商金貿等等手段進入，盡管是雙方發展所需。
實質上都是“戰争”，落後者都必須付出代價。
第二，可能形成民族内外危機，誘發新的社會性災難。
在國内，“畝産萬斤”、“文革”、“階級鬥争”的人性和意識基礎還在，不排除以新的形式、分散形式、殘餘形式出現的可能性。
同時，社會管理和财富分配存在着不規範的一面，産生社會階層矛盾。
如遇社會矛盾敏感觸動，不良人性的非理智可能蔓延成全社會瘋狂。
國際上，世界和亞洲的政治經濟軍事的相對格局與十九世紀、二十世紀上半葉相比并未發生根本變化，隻是各國物質技術手段都提高到本國的新水平。
與清末相近，中國除整體物質技術手段仍然落後外，最關鍵的還是在于國民意識、管理方式、社會組織效率仍然滞後。
我們如何能赢得下一場民族戰争？如果它真的發生的話。
21世紀中國的新生代将趨向于個人信仰和生活方式的“國際主義”，如果人性不進步，不良人性的“民族品格”将加速這個趨勢。
而不論是現在還是将來，在這個趨勢中的人們都處于“既不能離又不能及”的困惑之中。
在這個内外背景下，這個民族就具有了現實的和思想信仰的生存危機，而根子正是不良人性的持續性危害。
偉大旗手魯迅先生所著《阿Q正傳》的電影版裡有句旁白：阿Q的子孫們還在繁衍生息着。
餘秋雨先生直面邪惡說得好：“文革災難結束後，平反了幾十萬宗冤案。
幾十萬宗冤案得以成立，至少有幾百萬名揭發者、批判者、假證人。
冤案平反了，但他們沒有受到指責。
他們是災難的主角。
隻要他們還在興奮，災難便仍在延續。
”第三，正是人們人際關系不暢和命運坎坷的主要成因。
個人命運除以國家命運為基礎的大背景外，現實生活中人們遭受着各種不良人性的有意無意侵害，同時也有意無意地侵害他人，這就形成“交叉循環侵害”，最終是人們都不同程度被侵害了，艱難了坎坷了。
即使無災無難也活得不寬暢舒心，因為缺乏一個寬松和諧禮儀文明的人文環境，缺乏人際間精神上的和洽、安适、怡暢、慰藉，随時可能遭遇不良人性的利益侵害和情緒傷害。
感受侵害傷害以心理素質強弱不同而在感覺上有所差異。
社會現實“教唆”人們，越是奸詐邪惡就越更多地實施侵害，反而更少地受到侵害；反之則相反。
誠實善良隻有勇于善于鬥争尚可自保。
中國人私下是不容的不團結的，“和而不容、”“怯而好鬥”。
中國的人際關系基本是不和諧的，甚至是排斥的，這當然是人性和社會管理方式的雙重結果。
不優化整體國民人性中華民族決無可能跻身世界先進民族之林，這是每一代中國人的曆史職責。
首先要勇于承認中國人性的弱點，要大宣傳大揭露，矯枉過正，猛擊一掌，讓為者知恥，觀者鄙視。
必須以此進行思想文化大洗禮，方能實現民族意識的升華。
其次要緻力于經濟文化大發展，大力吸收世界先進文化，用文明“返哺”人性。
再次，一定要完善社會管理方式，使其成為不良人性的濾清器和優秀人性的孵化器。
可以認為，中華民族以其智慧和勤勞而具有大國顯著的創造力，隻要赢得和平發展環境和擁有一個高尚睿智的領導集團，就會相應程度地推動經濟文化發展，從而促進人性與社會的和諧進步。
我們引以慰籍和自信的是：中華民族有兩大優點，具備良好發展的基礎和屏障：第一，聰明智慧。
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産生出聞名于世的系統的社會思想和人情倫理，同時在自然科學、生産技術和物質文化創造方面曾經曆過燦爛。
五千年文明史，獨樹于世界文化、輝煌于世界文化。
隻是到了近代在人性競争起重要作用的時代上述優越才落伍了，思想落後了、社會不安定科技和經濟也落後了。
今天，中國人于社會安定中又在某些尖端科技領域躍據世界先進行列，華人在美國的科學技術生産力中發揮着重要作用。
可以說，聰明智慧是我們民族的基本素質，這是民族發展的基礎。
與此相應，古老華夏孕育了一批又一批傑出人物、仁人志士，他們在同時代世界級同類人物面前無愧于偉大的稱号。
他們的思想主張、治國方略改善優化着民族意識和社會運行秩序；他們的行為氣節感染着全民族，激活起優秀人性與不良人性相抗衡。
這批極少數優秀人物是民族生命的陽光雨露，是民族生命的中流砥柱，對社會産生巨大影響力，一代一代地影響引領這個社會向着人間正道前進。
第二，為民族“大義”獻身精神。
當民族的生存和發展到了極其危重時期，也隻有在這個時期，民衆油然而生“大義”，形成慷慨、壯烈、神聖、崇高的精神升華。
這時中華民族就會為“義”而“諧”、為“義”而“勇”、為“義”而“殉”。
那熱血疆場、屯墾戍邊、舍身變革、抗敵禦侮、“大禹”治水(其中三峽移民)、重點建設等等，自古至今，壯烈長歌當哭，浩氣千秋永存。
這其中特别是在遭遇外邦侵略民族存亡之際，大義軒昂，“罷阋牆、泯恩仇”，同赴國難，共築家園。
國共兩黨捐棄前嫌攜手抗日永垂華夏史冊。
二十世紀的世界民族戰争充分證明：中華民族與俄羅斯民族堪稱世界民族史上抗禦強敵慷慨壯烈的千古典範。
為民族“大義”而獻身的精神鑄就了中華民族生存的最後屏障。
這種特别的“大義”精神與嚴重的不良人性形成巨大反差，鮮明對比同時存在可謂是中國人性的特殊性。
關于中華民族的“勤勞”和“勇敢”：勤勞是世界各民族的共性，隻是大民族創造力更顯著，中華民族無疑是勤勞的。
勇敢有生理性與社會性之分，中國人會因“義”的感染“勇”的放大而有“公戰”之勇，但生理感應的心理是“怯于私鬥”。
從“勇”的社會性特别是現代意義看，中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