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疑獄，谳有不能決，則下兩制與大臣若台谏雜議，視其事之大小，無常法，而有司建請論駁者，亦時有焉。
端拱初，廣安軍民安崇緒隸禁兵，訴繼母馮與父知逸離，今奪資産與己子。
大理當崇緒訟母，罪死。
太宗疑之，判大理張佖固執前斷，遂下台省雜議。
徐铉議曰：“今第明其母馮嘗離，即須歸宗，否即崇緒準法處死。
今詳案内不曾離異，其證有四。
況不孝之刑，教之大者，宜依刑部、大理寺斷。
”右仆射李昉等四十三人議曰：“法寺定斷為不當。
若以五母皆同，即阿蒲雖賤，乃崇緒親母，崇緒特以田業為馮強占，親母衣食不給，所以論訴。
若從法寺斷死，則知逸何辜絕嗣，阿蒲何地托身？臣等議：田産并歸崇緒，馮合與蒲同居，供侍終身。
如是，則子有父業可守，馮終身不至乏養。
所犯并準赦原。
”诏從昉等議，铉、佖各奪奉一月。
熙甯元年八月，诏：“謀殺已傷，按問欲舉，自首，從謀殺減二等論。
初，登州奏有婦阿雲，母服中聘于韋，惡韋醜陋，謀殺不死。
按問欲舉，自首。
審刑院、大理寺論死，用違律為婚奏裁，敕貸其死。
知登州許遵奏，引律“因殺傷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仍從故殺傷法”，以謀為所因，當用按問欲舉條減二等。
刑部定如審刑、大理。
時遵方召判大理，禦史台劾遵，而遵不伏，請下兩制議。
乃令翰林學士司馬光、王安石同議，二人議不同，遂各為奏。
光議是刑部，安石議是遵，诏從安石所議。
而禦史中丞滕甫猶請再選官定議，禦史錢顗請罷遵大理，诏送翰林學士呂公着韓維、知制诰錢公輔複位。
公着等議如安石，制曰“可”。
于是法官齊恢、王師元、蔡冠卿等皆論奏公着等所議為不當。
又诏安石與法官集議，反複論難。
明年二月庚子，诏：“今後謀殺人自首，并奏聽敕裁。
”是月，除安石參知政事，于是奏以為：“律意，因犯殺傷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仍從故殺傷法；若已殺，從故殺法，則為首者必死，不須奏裁；為從者自有編敕奏裁之文，不須複立新制。
”與唐介等數争議帝前，卒從安石議。
複诏：“自今并以去年七月诏書從事。
”判刑部劉述等又請中書、樞密院合議，中丞呂誨、禦史劉琦、錢顗皆請如述奏，下之二府。
帝以為律文甚明，不須合議。
而曾公亮等皆以博盡同異、厭塞言者為無傷，乃以衆議付樞密院。
文彥博以為：“殺傷者，欲殺而傷也，即已殺者不可首。
”呂公弼以為：“殺傷于律不可首。
請自今已殺傷依律，其從而加功自首，即奏裁。
”陳升之、韓绛議與安石略同。
會富弼入相，帝令弼議，而以疾病，久之弗議，至是乃決，而弼在告，不預也。
蘇州民張朝之從兄以槍戮死朝父，逃去，朝執而殺之。
審刑、大理當朝十惡不睦，罪死。
案既上，參知政事王安石言：“朝父為從兄所殺，而朝報殺之，罪止加役流，會赦，應原。
”帝從安石議，特釋朝不問。
更命呂公着等定議刑名，議不稱安石意，乃自具奏。
初，曾公亮以中書論正刑名為非，安石曰：“有司用刑不當，則審刑、大理當論正；審刑、大理用刑不當，即差官定議；議既不當，即中書自宜論奏，取決人主。
此所謂國體。
豈有中書不可論正刑名之理？” 三年，中書上刑名未安者五：
其一，歲斷死刑幾二千人，比前代殊多。
如強劫盜并有死法，其間情狀輕重有絕相遠者，使皆抵死，良亦可哀。
若為從情輕之人别立刑，如前代斬右趾之比，足以止惡而除害。
禁軍非在邊防屯戍而逃者，亦可更寬首限，以收其勇力之效。
其二，徒、流折杖之法，禁綱加密，良民偶有抵冒，緻傷肌體，為終身之辱；愚頑之徒，雖一時創痛，而終無愧恥。
若使情理輕者複古居作之法，遇赦第減月日，使良善者知改過自新，兇頑者有所拘系。
其三，刺配之法二百餘條，其間情理輕者，亦可複古徒流移鄉之法，俟其再犯，然後決刺充軍。
其配隸并減就本處，或與近地。
兇頑之徒，自從舊法。
編管之人，亦疊送他所，量立役作時限，無得髡鉗。
其四，令州縣考察士民，有能孝悌力田為衆所知者，給帖付身。
偶有犯令，情輕可恕者，特議贖罰；其不悛者科決。
其五，奏裁條目繁多，緻淹刑禁，亦宜删定。
诏付編敕所詳議立法。
初，韓绛嘗請用肉刑，曾布複上議曰：“無王之制刑罰，未嘗不本于仁，然而有斷肢體、刻肌膚以至于殺戮，非得已也。
蓋人之有罪，贖刑不足以懲之，故不得已而加之以墨、劓、剕、宮、大辟，然審适輕重，則又有流宥之法。
至漢文帝除肉刑而定笞棰之令，後世因之以為律。
大辟之次，處以流刑，代墨、劓、剕、宮，不惟非先王流宥之意，而又失輕重之差。
古者鄉田同井，人皆安土重遷。
流之遠方，無所資給，徒隸困辱，以至終身。
近世之民，輕去鄉井，轉徙四方，固不為患，而居作一年，即聽附籍，比于古亦輕矣。
況折杖之法，于古為鞭撲之刑，刑輕不能止惡，故犯法日益衆，其終必至于殺戮，是欲輕而反重也。
今大辟之目至多，取其情可貸者，處之以肉刑，則人之獲生者必衆。
若軍士亡去應斬，賊盜贓滿應絞，則刖其足；犯良人于法應死，而情輕者處以宮刑。
至于劓、墨，則用刺配之法。
降此而後為流、徒、杖、笞之罪，則制刑有差等矣。
”議既上，帝問可否于執政，王安石、馮京互有論辨，迄不果行。
樞密使文彥博亦上言：“唐末、五代，用重典以救時弊，故法律之外，徒、流或加至于死。
國家承平百年，當用中典，然猶因循有重于舊律者，若僞造官文書，律止流二千裡，今斷從絞。
近凡僞造印記，再犯不至死者，亦從絞坐。
夫持杖強盜，本法重于造印，今造印再犯者死，而強盜再犯贓不滿五匹者不死，則用刑甚異于律文矣。
請檢詳刑名重于舊律者，以敕律參考，裁定其當。
”诏送編敕所。
又诏審刑院、大理寺議重贓并滿輕贓法。
審刑院言：“所犯各異之贓，不待罪等而累并，則于律義難通，宜如故事。
”而大理寺言：“律稱，以贓緻罪，頻犯者并累科；若罪犯不等者，即以重贓并滿輕贓各倍論；累并不加重者止從重。
蓋律意以頻犯贓者，不可用二罪以上之法，故令累科；為非一犯，故令倍論。
此從寬之一也。
然六贓輕重不等，若犯二贓以上者，不可累輕以從重，故令并重滿輕滿輕。
此從寬之二也。
若以重并輕後加重，則止從一重，蓋為進則改從于輕法，退亦不至于容奸。
而《疏議》假設之法，适皆罪等者，蓋一時命文耳。
若罪等者盡數累并，不等者止科一贓，則恐知法者足以為奸，不知者但系臨時幸與不幸，非律之本意也。
”帝是大理議，行之。
八年，洪州民有犯徒而斷杖者，其餘罪會恩免，官吏失出，當劾。
中書堂後官劉衮駁議，以謂“律因罪人，以緻罪，罪人遇恩者，準罪人原法。
洪州官吏當原。
“又請自令官司出入人罪，皆用此令。
而審刑院、大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