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以謂：“失入人罪，乃官司誤緻罪于人，難用此令。
其失出者，宜如衮議。
”
無豐三年，周清言：“審刑院、刑部奏斷妻謀殺案問自首，變從故殺法，舉輕明重，斷入惡逆斬刑。
竊詳律意，妻謀殺夫，已殺，合入惡逆，以按問自首，變從故殺法，宜用妻毆夫死法定罪。
且十惡條，謀與故鬥殺夫，方入惡逆，若謀而未殺，止當不睦。
既用舉輕明重，宜從謀而未殺法，依敕當決重杖處死，恐不可入惡逆斬刑。
”下審刑院、刑部參詳，如清議。
邵武軍奏谳，婦與人奸，謀殺其夫，已而夫醉歸，奸者自殺之。
法寺當婦謀殺為從，而刑部郎中杜纮議婦罪應死。
又興元府奏谳，梁懷吉往視出妻之病，因寄粟，其子辄取食之，懷吉毆其子死。
法寺以盜粟論，而當懷吉雜犯死罪，引赦原。
而纮議出妻受寄粟，而其子辄費用，不入捕法。
議既上，禦史台論纮議不當，诏罰金，仍展年磨勘。
而侍郎崔台符以下三人無所可否，亦罰金。
八年，尚書省言：“諸獲盜，有已經殺人，及元犯強奸、強盜貸命斷配之人，再犯捕獲，有司例用知人欲告、或按問自首減免法。
且律文自首減等斷遣者，為其情非巨蠹，有改過自新之心。
至于奸、盜，與餘犯不同，難以例減。
請強盜已殺人，并強奸或元犯強盜貸命，若持杖三人以上，知人欲告、按問欲舉而自首，及因人首告應減者，并不在減等例。
”初，王安石與司馬光争議按問自首法，卒從安石議。
至是，光為相，複申前議改焉。
乃诏：“強盜按問欲舉自首者，不用減等。
”既而給事中範純仁言：“熙甯按問欲舉條并得原減，以容奸太多，元豐八年，别立條制。
竊詳已殺人、強奸，于法自不當首，不應更用按問減等。
至于貸命及持杖強盜，亦不減等，深為太重。
按《嘉佑編敕》：‘應犯罪之人，因疑被執，贓證未明，或徒黨就擒，未被指說，但诘問便承，皆從律按問欲舉首減之科。
若已經诘問，隐拒本罪，不在首減之例。
’此敕當理，當時用之，天下号為刑平。
請于法不首者，自不得原減，其餘取《嘉佑編敕》定斷，則用法當情，上以廣好生之德，下則無一夫不獲之冤。
”從之。
又诏：“諸州鞫訊強盜，情理無可憫，刑名無疑慮，而辄奏請，許刑部舉駁，重行朝典，無得用例破條。
”從司馬光之請也。
光又上言：“殺人不死，傷人不刑，堯、舜不能以緻治。
刑部奏鈔兖、懷、耀三州之民有鬥殺者，皆當論死，乃妄作情理可憫奏裁，刑部即引舊例貸之。
凡律、令、敕、式或不盡載，則有司引例以決。
今鬥殺當死，自有正條，而刑部承例免死決配，是鬥殺條律無所用也。
請自今諸州所奏大辟，情理無可憫，刑名無可疑，令刑部還之，使依法處斷。
若實有可憫、疑慮，即令刑部具其實于奏鈔，先拟處斷，門下省審覆。
如或不當，及用例破條，即駁奏取旨勘之。
”
元佑元年，純仁又言：“前歲四方奏谳，大辟凡二百六十四，死者止二十五人，所活垂及九分。
自去年改法，至今未及百日，所奏按凡一百五十四，死者乃五十七人，所活才及六分已上。
臣固知未改法前全活數多，其間必有曲貸，然猶不失‘罪疑惟輕’之仁；自改法後，所活數少，其間必有濫刑，則深虧‘甯失不經’之義。
請自今四方奏大辟按，并令刑部、大理寺再行審覆，略具所犯及元奏因依，令執政取旨裁斷，或所奏不當，亦原其罪。
如此則無冤濫之獄。
”
又因尚書省言，遠方奏谳，待報淹系，始令川、廣、福建、荊南路罪人，情輕法重當奏斷者，申安撫或钤轄司酌情決斷乃奏。
門下侍郎韓維言：“天下奏按，必斷于大理，詳議于刑部，然後上之中書，決之人主。
近歲有司但因州郡所請，依違其言，即上中書，貼例取旨，故四方奏谳日多于前。
欲望刑清事省，難矣。
自今大理寺受天下奏按，其有刑名疑慮、情理可憫，須具情法輕重條律，或指所斷之法，刑部詳審，次第上之。
”诏刑部立法以聞。
崇甯五年，诏：“民以罪麗法，情有重輕，則法有增損。
故情重法輕，情輕法重，舊有取旨之令。
今有司惟情重法輕則請加罪，而法重情輕則不奏減，是樂于罪人，而難于用恕，非所以為欽恤也。
自今宜遵舊法取旨，使情法輕重各适其中，否則以違制論。
”宣和六年，臣僚言：“元豐舊法，有情輕法重，情重法輕，若入大辟，刑名疑慮，并許奏裁。
比來諸路以大辟疑獄決于朝廷者，大理寺類以‘不當’劾之。
夫情理巨蠹，罪狀明白，奏裁以幸寬貸，固在所戒；然有疑而難決者，一切劾之，則官吏莫不便文自營。
臣恐天下無複以疑獄奏矣。
願诏大理寺并依元豐法。
”從之。
紹興初，州縣盜起，道不通，诏應奏裁者，權減降斷遣以聞。
既而奏谳者多得輕貸，官無失入之虞，而吏有鬻獄之利，往往不應奏者，率奏之。
三年，乃诏大辟應奏者，提刑司具因依繳奏。
宣州民葉全二盜檀偕窖錢，偕令佃人阮授、阮捷殺全二等五人，棄屍水中，有司以“屍不經驗”奏。
侍禦史辛炳言偕系故殺，衆證分明，以近降法，不應奏。
諸獄不當奏而奏者雖不論罪，今宣州觀望，欲并罪之。
帝曰：“若宣州加罪，則實有疑者亦不複奏陳矣。
”于是法寺、刑部止罰金。
五年，給事中陳與義奏有司多妄奏出入人罪，帝為申嚴立法，終不悛。
二十六年，右正言淩哲複上疏曰：“漢高入關，悉除秦法，與民約法三章耳。
所謂殺人者死，實居其首。
司馬光有言：‘殺人者不死，雖堯、舜不能以緻治。
’斯言可謂至當矣。
臣竊見諸路州、軍大辟，雖刑法相當者，類以可憫奏裁。
自去歲郊後距今，大辟奏裁者五十餘人中，有實犯故殺、鬥殺常赦所不原者，法既無疑，情無可憫，刑、寺并皆奏裁貸減。
彼殺人者可謂幸矣，被殺者銜恨九原，何時已邪？臣恐強暴之風滋長，良善之人莫能自保，其于刑政，為害非細。
應今後大辟，情法相當、無可憫者，所司辄奏裁減貸者，乞令台臣彈劾。
”帝覽奏，曰：“但恐諸路滅裂，實有情理可憫之人，一例不奏，有失欽恤之意。
”令刑部坐條行下。
馴至乾道，谳獄之弊，日益滋甚。
孝宗乃诏有司緣情引條定斷，更不奏裁。
其後刑部侍郎方滋言：“有司斷罪，其間有情重法輕，情輕法重，情理可憫，刑名疑慮，命官犯罪，議親議故之類，難以一切定斷。
今後宜于敕律條令，明言合奏裁事件，乞并依建隆三年敕文。
”從之。
六年，臣僚請：“今後大辟，隻以為首應坐死罪者奏，為從不應坐死者，先次決遣。
及流、徒罪，不許作情重取旨。
不然，則坐以不應奏而奏之罪。
”從之。
至理宗時，往往谳不時報，囚多瘐死。
監察禦史程元鳳奏曰：“今罪無輕重，悉皆送獄，獄無大小，悉皆稽留。
或以追索未齊而不問，或以供款未圓而不呈，或以書拟未當而不判，獄官視以為常，而不顧其遲，獄吏留以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