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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放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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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在北國生活過而已。

    但是,無論是思維方式還是感受事物的方式,應該說都受到了相當大的影響。

     金澤生活的最後一段日子裡,我愛上了寫詩。

    那段日子,我終于從柔道部的生活中解放出來,開始複習功課準備考大學。

    并非受到别人的啟發和影響,我隻是開始下意識地在筆記本上寫一些近似于詩句的文字。

    我又把其中的幾篇給當時還在高崗中學當老師的詩人大村正次看了,并被他登載在由他主編的詩歌雜志《日本海詩人》上。

    這也是第一次,我自己寫的東西變成了鉛字。

     高中畢業後的第二年,我曾去石動拜訪過大村正次。

    那是個大雪紛飛的日子,我在他家吃了晚飯,還結識了好幾個北國的詩人。

    其中宮崎健三、方等美雪等幾個人之後多年與我仍有來往,直到前幾年去世。

     我手上一直沒有當時那本雜志,也不記得自己寫的是怎樣的作品。

    直到去年,源氏雞太[14]先生拿來了當時那期《日本海詩人》,還說什麼記得上面有我的名字,讓我也吃了一驚。

    我後來還曾在北海道見過大村正次老師,直到現在還偶有書信來往。

     當時四高的文藝部所辦的雜志上,還曾出現過現在在東京新聞做文化部部長的宮川讓一和負責教育出版工作的乙村修的大名。

    那時,宮川長于小說和短歌,乙村則擅長寫詩,頗受矚目。

    我常在校園裡見到宮川和乙村的身影,總在心裡暗想,文藝部的家夥走路還真是安靜呢。

    身子微微前傾,一路低頭沉思,這種獨特的走路姿勢似乎帶着某種北國高中生所特有的魅力。

     念高中時,我雖是個理科生,卻清楚自己并不适合學習自然科學方面的東西。

    我不僅不愛學習,也缺乏能夠理解物理、化學、數學等知識的最基本的能力。

    身邊的人都指望我能進大學的醫學部,我卻告訴他們,我從未想過進醫學部,甚至其他與自然科學相關的專業,再怎麼樂觀地估計,我也是考不上的。

    不僅如此,就連我自己想進的人文學科方面,也被告知隻有在文科出身的學生報考人數不足的情況下我才有可能被錄取。

    也就是說,隻要報考人數達到标準并順利舉行了入學考試,那麼從一開始我就已經被淘汰出局了。

    東大、京大都有入學考試,我從一開始就沒啥希望。

    隻有九大和東北大的法學部也招收我這樣的高中理科畢業生。

     于是,我在九大念了兩年書,并在福岡唐人街的一戶普通人家的二樓住了三個月。

    得知隻要最後參加考試就能畢業,我便離開福岡去了東京。

    在東京,我同樣借住在一戶普通人家的二樓,過着無所事事的日子。

    那是昭和六七年前後,就算大學畢了業也沒什麼就業機會,就這一點來看所謂大學其實毫無吸引力。

    在東京,我接觸到了福田正夫[15]主辦的同人雜志《焰》,在上面發表了幾篇作品,但也并沒打算正經八百地做個詩人。

     我寄宿那家的年輕男主人是個文學青年,還與辻潤[16]相識,常請他來家裡玩。

    一來二去我也和他認識了。

    在我看來,他是一個完全無法理解且并無特别之處的人,不過,這個總是拖着孤獨的影子踽踽而行的男人,作為《一個鴉片吸食者的自白》[17]的譯者應該自有他的魅力吧。

    當時,他剛完成了《絕望的書》,總是穿得很寒酸。

    我還和福田正夫一起去拜訪過詩人真田喜七的家,在那裡遇見了萩原朔太郎[18]。

     朔太郎是我最尊敬的詩人,我那時難免有些放不開,在擺滿酒瓶的餐桌前十分拘謹地坐着。

    他和我隻聊了兩三句話,說了些什麼我現在也已經完全不記得了。

    那時他的《虛妄的正義》正備受矚目,而《冰島》尚未出版。

     在九大讀到大三時,突然從京大哲學系的朋友那裡得到消息,說那一年京大哲學系的報考名額似乎還有剩餘。

    我于是寫了一封申請書寄去,得到回複說高中理科出身的學生應該也可以報考。

    我立刻決定轉去京大念書。

    這回要改進哲學系,我其實對哲學并沒有什麼特别感興趣的地方。

    隻是覺得京都這片土地充滿了魅力,而且又可以再多啃兩年老,再晚兩年進入社會,這一點也十分令我動心。

     到了京都,我決定專攻美學,并在吉田山找到了住處。

     在東京時的懶毛病仍沒改,大學的門我隻進過兩三次,之後除了去食堂我幾乎從不踏入校園半步。

    同樣攻讀美學專業的,還有後來的音樂指揮家朝比奈隆,每日新聞評論員古谷綱正等。

    但我直到畢業之前都從未見過他們。

    這兩位好像也很少去學校。

     我當時和高中時代的朋友,就讀于農學部的幾個人走得很近。

    學校雖然很少去,可是每天晚上去神樂坂的什錦炖湯店喝酒卻是雷打不動。

     我雖然人不去學校,卻還是和兩三個哲學系的學生保持着往來。

    到京都的第二年,我和他們一起創辦了名為《聖餐》的同人雜志。

    封面是拜托當時正在開美術史講座的須田國太郎來設計的。

    然後幾個主創人員各自分擔了幾頁内容,湊成了一本薄薄的雜志。

    我覺得之前寫的幾首詩作勉強也能用,便拿出來發表在了這本雜志上。

    也多虧那次把這些詩發表出來,前幾年出版的詩集《北國》中才能收錄到我那個年代為數不多的幾篇詩作。

     幾位主創人員中有個&ldquo秀才&rdquo,高安敬義君。

    他專攻純哲學,比我低一屆。

    他剛從水戶高中畢業考入京大的時候,我曾對他多有照顧,不知不覺竟成了他的大哥。

    他一開始就住在我租住的吉田山的民居,後來我搬去了等持院,他便也跟着我搬了過去。

     在和這位比我年紀小的朋友的交往中,我其實學到了很多。

    無論是寫詩還是讀小說,還是鑒賞佛像或庭院,最初都是我教會他的。

    然而,這位非凡的青年才子卻在極短的時間内就通讀了與此相關的很多書籍,還反過來向我闡述他的心得體會和所知所學,并以其卓越的見識讓我對以上各個領域的知識有了全新的理解。

     高安敬義是田邊元[19]博士的學生,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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