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生活。
那個年代，就算大學畢業也多半找不到工作，所以根本不用考慮就業問題。
在大學裡完全無需為自己的前程憂心，可以随心所欲地想幹嗎就幹嗎，這樣的人遠不止我一個，而是當時大學生的普遍想法。
那真是一個精神上無比奢侈的年代。
我甚至打算畢業的前一年再回福岡寫論文。
對于我如此放縱的生活，父母卻從未指責過一句。
對他們，我隻能心懷感激。
後來，我又進了京大。
原本我的志願就是京都大學哲學系，隻是因為高中讀的是理科，除非招生人數不足并無入學資格，所以我才勉為其難選擇了九大的法學部。
可是，大學念到第三年，我突然獲知當年的京都大學哲學系報考人數不足，就算是學理科出身的學生隻需寫一份申請書也同樣能報考，于是便萌生了轉學去京大的念頭。
也因為這個原因，我的大學生活又延長了三年。
在京都的生活，仍然與高中時代截然不同。
我極少去學校，成日隻和三五好友盡情玩樂，足足虛耗了三年甚至四年。
雖讀了大量的書籍，卻種類龐雜、毫無章法，除此之外便隻剩一個&ldquo懶&rdquo字。
在此期間，我娶了妻，成了家，還有了一個女兒。
畢業之後，我進了每日新聞報社，直到昭和二十三年（1948年）底都一直生活在大阪。
幼年時，我在家鄉伊豆生活了七八年，後來又在沼津念了四年初中，金澤念了三年高中，再後來又先後在東京和京都度過六年大學生活，最後去大阪當了十二年新聞記者。
這其中，伊豆、沼津和金澤這三個地方于我有着不同尋常的特殊意義，是别的地方所無法比拟的。
若是把這三個之中的任意一個換成别的什麼地方，就絕不會有今天的我。
從這個意義上說，伊豆、沼津和金澤，都是我的故鄉。
我在京都、大阪生活的時間也不算短，但對這兩個地方卻始終熟悉不起來，也沒有因為在那裡生活過而發生什麼改變。
京都腔、大阪腔，我都一點也沒染上，所謂的關西方言我一句也不會說。
其實也并不是我故意不學，可不知為何，在關西待了這麼些年，竟從未從我嘴裡聽到過一句關西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