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各布·布克哈特（1818&mdash1897）的一生跨越了19世紀曆史編纂的偉大時代。
在青年時代，他在柏林受到了那一代學者的教導，他們反對黑格爾的曆史觀念，創造出曆史實證主義（historicalpositivism）；他的老師包括希臘史家奧古斯特·柏克（AugustBoeckh）和J.G.德羅伊森（J.G.Droysen），現代曆史和文獻研究的偉大奠基者利奧波德·馮·蘭克（LeopoldvonRanke）（後來布克哈特曾在1872年受邀接替他在柏林的教席）。
他與查爾斯·達爾文（CharlesDarwin）、卡爾·馬克思（KarlMarx）和特奧多爾·蒙森（TheodorMommsen）生活在同一個時代；他屬于（盡管以一個瑞士人的特有的間接的方式）革命的&ldquo1848年代&rdquo，這是19世紀歐洲偉大的分水嶺。
在所有的哲學家中，他最熱衷于叔本華，是青年尼采的朋友和同事；在巴塞爾的其他同事中他所敬佩的人還包括人類學家J.J.巴霍芬（J.J.Bachofen），[1]語言學家奧托·裡貝克（OttoRibbeck），他的學生和傳人藝術史家海因裡希·沃夫林（HeinrichWölfflin），哲學史家威廉·狄爾泰（WilhelmDilthey）。
他（正如我們看到的）對像維拉莫威茲（Wilamowitz）這樣的年青一代的學者十分不滿，因為後者試圖創造出一種語言科學，并把它提升到人類精神的曆史之上：可以證明這一點的是，維拉莫威茲的第一本書就對尼采的&ldquo未來的語言學&rdquo（1872年）發起了猛烈的攻擊，而年輕的羅德（Rohde）對尼采的辯護也是很不客氣；就像下文提到的那樣，處于鼎盛時期的維拉莫威茲在布克哈特去世以後終于可以用極為傲慢的言詞大肆攻擊布氏的著述了。
然而，正是這本《希臘文化史》現在卻成為了用現代的方法研究希臘世界的奠基之作；成熟階段的維拉莫威茲對布克哈特的誤解與青年時代的他對尼采的《悲劇的誕生》所産生的誤解十分相似。
生活
布克哈特1818年出生在巴塞爾，他的家庭是巴塞爾的一個大的市民家族的一個小的分支：自從15世紀，布克哈特這個姓氏在這座城市就十分顯赫。
[2]他的父親是一個新教的牧師，受到施萊爾馬赫（Schleiermacher）的神學的很大影響。
巴塞爾是一座貴族城市，保守而日漸繁榮，同時遠離歐洲動蕩的政局；布克哈特就是這座城市知識界的一員。
布克哈特在巴塞爾獲得了一個神學學位，但沒有充任教職，青年時代的學習使他堅信基督的生平是一個神話。
1839年，他到了柏林，師從蘭克、柏克和德羅伊森學習曆史；但他最要好的也是對他影響最大的朋友是弗蘭茨·庫格勒（FranzKugler），一位研究新興學科藝術史的波希米亞教授。
在他的另一位朋友格特弗雷德·金克爾（GottfriedKinkel）身上，他發現了最後一絲偉大的浪漫主義；他進入了金克爾的情婦、離婚的喬安娜·馬修克斯（JohannaMatthieux）的圈子，還有貝蒂娜·馮·阿尼姆（BettinavonArnim），她曾經愛上了歌德，在柏林與她的姐姐&mdash&mdash偉大的法律史家F.C.馮·塞維尼（F.C.vonSavigny）的遺孀&mdash&mdash住在一起。
在金克爾與喬安娜于1844年舉行的婚禮上，布克哈特是他最要好的朋友；但是在金克爾随後成為一個革命者之後，他們的關系疏遠了。
1848年金克爾被判處死刑，在他妻子的幫助下逃亡到倫敦，在那裡喬安娜最終自殺身亡。
1844年，布克哈特安全地回到巴塞爾，在那裡，他為一家重要的保守主義報紙《巴塞爾時報》（BaslerZeitung）做了18個月的編輯。
他開始在大學發表有關繪畫史的演說，由于批評占統治地位的拿撒勒畫派（NazareneSchool）而遭到了宗教界的攻擊，這個畫派由一些在羅馬的德國宗教畫家組成，被視為前拉斐爾時代後期的楷模。
1852年，他辭去了大學的職位，前往意大利，在那裡他寫出了受到巨大歡迎的《向導》（Cicerone）（1854年），&ldquo一本欣賞意大利藝術的指南&rdquo，這本書至今仍然是了解文藝複興時期意大利三代藝術家創作的建築、雕塑和繪畫的标準入門讀物，在他的有生之年就再版了6次。
以此為基礎，他得到了蘇黎世工藝學校（ZürichPolytechnic）的教職。
1858年，他被任命為巴塞爾大學的曆史教授，他可以在大學和高等中學同時發表演說；從1874年開始，他還被聘為藝術史的教授。
第一任教職延續到1885年，第二任延續到1893年。
不論在曆史和藝術史領域他都是一個虔誠而勤奮的演說家，每周授課達10小時，此外還為普通公衆講很多次。
布克哈特終身未婚（盡管在年輕的時候他曾經堕入愛河，為一個父母不同意他們交往的女孩子寫過詩歌）；他的年輕的德國朋友們離他而去，在他三十歲時他承認自己已經是孤身一人，沒有了什麼奢望。
他有很少的幾個保持聯系的密友，在一家面包店上面的兩個房間裡過着一種循規蹈矩和平淡無奇的生活，把自己全部獻給了他的演說、著作和旅行。
在政治上，布克哈特是一個天生的保守主義者，他讨厭和蔑視新的工業化和民族國家的形成：在他自己的生命過程中，他預見到了一個&ldquo可怕的簡約&rdquo（terriblessimplicificateur）和蠱惑民心的政客時代的到來，它将控制大衆，給歐洲帶來災難。
這種悲觀的保守主義是一個善于反思的曆史學家的典型特征，他對當時的民族主義曆史學家的熱情進行嘲諷并保持距離。
就他預見到工業社會将會朝着國家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極權的大衆政權方向發展而言，他理所當然地成為一個超越他的時代的預言家，與曆史的潮流背道而馳。
但他不是一個政治思想家；不論如何明晰，這些偏見僅僅是一個無心的觀察者的一些遺憾，這些遺憾來自于他自己的家庭曾經明确歸屬的貴族階層的衰落。
因此，在這裡就會說到他對閱讀報紙的惡習以及人們使自己沉迷于躁動的現實生活的攻擊。
[3]其實，要緊的并不是布克哈特的政治觀點或是他對未來所抱有的悲觀主義态度，而是他對曆史方法的看法；早在1846年他就這樣寫道：
但是，我親愛的朋友，我對自由（Freedom）和國家（theState）都沒有什麼感覺。
國家并不是由像我這樣的人構成的；盡管隻要我活着，我就會對我的鄰居表現出友善和同情心；我會成為一個好的個體，一個有感情的朋友，一個精力充沛的人；我對這一發展方向還是有一些天分，并且願意成為這樣的人。
我對作為一個整體的社會做不了什麼；我對它的态度是一種無可奈何的冷嘲熱諷；重要的是我所從事的事業&hellip&hellip我們都會消亡，但至少我想去發現我是為了什麼而消亡，它就是歐洲的古代文化。
所以他戴上一副藝術愛好者的面具，沉浸在他的工作和他為數不多的朋友中，全身心地投入于歐洲文化的研究，也就是他所指的過去的藝術、文學和精神成就，把它們放到當時的語境中，把它們解釋為曆史力量的産物。
曆史是對往昔的沉思：&ldquo閑暇是沉思之母和靈感的源泉&rdquo（寫于倫敦）；&ldquo傾聽萬物的奧妙。
一種沉思的情緒。
&rdquo&ldquo那些文獻的搜集者哪裡有時間去進行沉思呢？為什麼，他們甚至不知道自己心中的修昔底德是個什麼樣的人！不要再給别人添亂了。
&rdquo[4]
早期著作
在19世紀40年代，當布克哈特還是一個學生的時候就十分反對當時流行的曆史觀念，&ldquo現實的單面性隻能産生一種充滿偏見的曆史，就像充滿偏見的詩歌和充滿偏見的藝術那樣。
&rdquo&ldquo對我來說，背景是首先要考慮的因素，這是由文化史來提供的，而這正是我想獻身的事業&rdquo，布克哈特在1842年這樣寫道。
[5]從一開始，他的曆史觀所關注的就不是行動、事件或那些看上去促成這些事件的偉人，而是這些事件發生時的文化背景，這些背景或許可以比把它們歸之于個人的行為或偶然性的作用更能夠對曆史上的變化給予令人滿意的解釋。
君士坦丁是如何使羅馬帝國皈依基督教的？這對當時的人意味着什麼？這是他的第一本書《君士坦丁大帝時代》（TheAgeofConstantine，1852年）所探讨的主題；一個世紀以後（1949年）它被譯成英文，[6]在我們這一代曆史學家中産生了巨大的影響。
在盎格魯&ndash撒克遜世界，從吉本（Gibbon）開始，曆史學家們就對古代世界晚期的研究産生了濃厚的興趣；因為是他教會了我們如何把一個時代當作一種文化現象，而不僅僅當作某種政治和權力結構，或政府組織來看待，就像更為晚近的曆史學家所闡釋的那樣。
這本書是圍繞三個主題進行編排的&mdash&mdash政治、宗教和文化。
作為一種對蠻族入侵和内部混亂的抵抗力量，這個時代的政治必然是一種邪惡的東西。
文化在衰落的過程中：文學淪落為權力（在頌詞中）和宗教的附庸；藝術是宗教的附屬品：&ldquo有關的神話成為了普通觀念的象征性的外殼，從長遠來看，果肉與果殼的分離隻能對藝術造成傷害。
&rdquo哲學是一種孤獨的事業，即使像特米提烏斯（Themistius）所言，&ldquo哲學演講的價值并不會因為在孤零零的一棵梧桐樹下隻有蟬兒們在傾聽而有所減損。
&rdquo基督教會已經成為一個有力量的聯合體。
在這幅畫中，君士坦丁隻是他的時代的一個人，幾乎與他所帶來的思想上的革命沒有關系；他牢固地隸屬于一個異教和基督教信仰相混合的世界，他的皈依隻是認可了兩種早已存在的文化之間所發生的一次平等的正式分化。
問題的核心就在布克哈特對占統治地位的宗教思想方式的描述上。
古代晚期的異教是一個儀式和信仰的龐雜序列，試圖賦予精神的世界以意義：
基督教注定最終要征服世界，因為它提供了一種無與倫比的簡單回答，它對那個動蕩時代的人們所深深關注并試圖尋找解決辦法的所有問題都給予了印象深刻和令人信服的明确回答。
布克哈特最有名的書就是《意大利文藝複興時期的文化》（TheCivilizationoftheRenaissanceinItaly，1860年），他的聲名至今仍然建立在這本書的基礎上。
劍橋大學現代曆史研究的奠基者阿克頓爵士（LordActon）把它描述成&ldquo有史以來關于文明史的最具洞察力和最為精妙的論文&rdquo。
實際上，這本書仍然在塑造和挑戰着此後解釋歐洲曆史核心現象的所有努力。
布克哈特試圖對那個時代在發生作用的新生力量以及這些力量之間如何相互聯系作出分析。
第一部分是關于政治和戰争，有一個充滿争議的标題，&ldquo作為藝術工作的國家&rdquo。
這就是說，政治生活不再由傳統的政府組織或者現代曆史學家所揭示的那些根本力量所決定，而是由宣傳者的有意識的知識所決定，他們宣稱存在一種科學或政府的藝術，可以通過實驗或思考被發掘出來。
接連發生的謀殺、背叛和暴政都是人們信仰理性而非傳統的力量所造成的後果：正是一種對曆史事件的看法把馬基雅維裡的新政治科學擺在了中心的位置；然而不論其結果是多麼混亂和困苦，布克哈特還是試圖證明，政治從未被如此富于實踐精神的領導者引領到這麼高的知識水平。
第二個部分描述&ldquo個人的發展&rdquo。
這是19世紀黑格爾以後的思想一直關注的題目：現代的個人主義觀念是如何從部落和宗教的曆史階段中産生出來的？布克哈特并沒有解釋，他隻是描述了個人從他們的社會中分離出來的動因，&ldquo普世人&rdquo（theuniversalman）的理想和現代的榮譽觀念，還有其對立面，即現代的機智和諷刺觀念：
人對自身的意識隻是作為是一個種族、集團、黨派、家庭或聯合體的成員&mdash&mdash這種意識隻能通過一些普遍的分類而形成。
在意大利，這層面紗首先被揭開；對國家以及這個世界的所有事情的一種客觀的處理和考量都具備了可能性；與此同時，主觀的方面也使自己得到了相應的強化；人成為一個精神的個體，他自身也認識到了這一點。
所以布克哈特堅信，&ldquo不僅是古代的複興本身，而是它與意大利天才的結合，二者相互作用才取得了征服西方世界的成就。
&rdquo他的第三個部分是關于&ldquo古代的複興&rdquo，以及通過與古代文獻和文化相接觸而産生的新人類的教育問題。
新世界的發現被安排在與内在精神的探索、詩歌和傳記文學的發展以及外部世界的描述相關的一章裡，題目是&ldquo人和世界的發現&rdquo。
在&ldquo社會和節日&rdquo一章中，布克哈特描述了男人和女人如何真實地生活在這個新世界裡，禮貌的原則，優雅的舉止和外部的裝飾，語言和談話的風格，性愛，體育鍛煉和音樂，朝臣的男性理想中的男女平等，官方的大衆節日的發展，其原型是古代的凱旋式和酒神節的觀念。
最後的&ldquo道德與宗教&rdquo這一章試圖把這個新時代與中世紀的宗教力量聯系在一起，後者從未被完全取代，所以這最後一章所關注的是古代與現代迷信的混合物，它不可避免地導緻了信仰的崩潰。
這部著作标志着一種新的曆史解釋模式的最終确立，這就是德國學者所謂的&ldquo文化史&rdquo（Kulturgeschichte）。
[7]每個主題都從一個全新的角度得到闡發，它一方面描述和關注細節，另一方面與對一些基本要素的根本性看法相呼應，通過這些要素之間的相互作用形成了一種文化的觀念。
在這部著作中，布克哈特能夠抛棄掉人類精神發展曆史的哲學問題中固有的決定論，正如黑格爾在使用當代的哲學概念（比如國家、宗教和個人）去建構他對現實的描述時所闡明的那樣。
與此同時，他也避開了曆史實證主義的陷阱，後者堅持認為曆史的意義包含在一個因果關系的鍊條中，包含在對确切事件或事實的真與假的證明當中。
對布克哈特來說，對曆史事件的解釋并不在于尋找它們的緣由，而在于發現它們的相互關系，尋找原因隻是一種片面和僞科學的兩維的思想方式。
社會并不是一個由事件組成的線性系列，而是一個高度複雜和相互作用的系統，任何因素的某種變化都可能會對其他因素造成多重的影響。
而且，人們的信仰和行為本身遠比他們的信仰是否真實或是否有用更為重要：事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對作為一個&ldquo事實&rdquo的事件的理解，這件&ldquo事實&rdquo既非真實，又非虛假，隻是為人們所相信。
對布克哈特的文化觀有一種批評是有道理的，那就是他自身基本上隻關注高級文化，關注受過教育的精英階層的行為和信仰當中的價值觀念。
因而，他的文化史觀與現代大學中占據統治地位的觀念存在着根本的不同，在那裡，&ldquo文化研究&rdquo（culturalstudies）是指對大衆文化尤其是少數民族文化的考察。
即便如此，這個被新的當代規則挪用的19世紀的名詞還是描述這樣的事實，那就是由布克哈特開創的傳統為儀态、風俗和行為模式以及節日和其他種類的大衆文化的表達方式的研究打開了大門。
即使布克哈特并未對此津津樂道，但在某種意義上，他仍然是這一規則的首創者，這種規則源自于一種多種文化并存的平等主義的社會觀念。
但是，認識到這一點是十分重要的，那就是完成這一面向未來的飛躍所必需的技術、概念和檔案資料在布克哈特生活的時代是不存在的；他自身對于精英文化無比信賴的原因是，隻有這種文化形成了自覺，被充分認識，而且被記錄在這個時代的文獻和藝術中。
有一個時期，君士坦丁和文藝複興曾經被當作是從古代到近代開端的歐洲文化發展史的偉大研究的開端和結束。
但是《文藝複興時期的文化》是布克哈特在他的有生之年出版的最後一本書。
布克哈特開始認識到，教書更為重要：&ldquo就我的經驗來看，在這個世界上，著書立說是最不健康的行為之一，隻有教書（盡管十分麻煩，盡管要做很多具體的研究和準備工作）是最健康的一種行為。
&rdquo在這一具有調侃意味的放棄寫作的後退的背後，以及拒絕接受教書和寫作同樣是表達思想的持續過程的組成部分的看法的背後，隐含着更為深刻的對他的學院派同仁們的不滿，他厭惡他們的沒有任何可讀性的浩繁著述，他們對細枝末節和事實的迷戀，以及對教授職位的所謂&ldquo真學問&rdquo（virieruditissimi）的無比的傲慢，1872年他拒絕了柏林大學要他接替蘭克教席的邀請，從而放棄了這樣的職位。
1859年，海因裡希·馮·西貝爾（HeinrichvonSybel）宣布了創立新的史學期刊《曆史雜志》（HistorischeZeitschrift）的計劃：它将緻力于曆史研究的正确方法，它将與現代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