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h1876年）到《人性，太人性》（Human，All-too-human，1879年）、《快樂的科學》（TheGayScience，1882年）、《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ThusSpakeZarathustra，1883年）、《超越善惡》（BeyondGoodandEvil，1886年）和《道德的譜系》（TheGenealogyofMorals，1887年）。
但是布克哈特的表示感謝的信件卻揭示出他與尼采哲學的距離正在拉遠。
[19]尼采也明顯地感覺到了&ldquo我的巴塞爾令人尊敬的朋友雅各布·布克哈特&rdquo在情感上的這種變化。
1889年，在《偶像的黃昏》（TwilightoftheIdols）這本書中，在講到布克哈特的時候，尼采認為&ldquo巴塞爾在全人類中的卓越地位都應該歸功于他&rdquo。
[20]實際上，布克哈特是接收到他來自都靈的奇怪信件的人之一，已經陷入神經錯亂的尼采在一封寫于1888年末的信中這樣寫道：
給我最敬重的雅各布·布克哈特：
那隻是一個小笑話，因為我看透了創造世界的單調乏味。
現在你&mdash&mdash你的藝術&mdash&mdash是我們偉大的導師；我和阿裡阿德涅（Ariadne）在一起隻是為了保持所有事物的黃金平衡，我們已經擁有了高于我們的一切&hellip&hellip
狄俄倪索斯
他給布克哈特的最後一封信是這樣開始的：
親愛的教授：
最後，我甯願成為巴塞爾的一名教授，而不願成為上帝；但是我不敢壓抑我個人的利己主義，以至于放棄創造世界。
這封信是1889年1月初寄達的，這促使布克哈特向尼采的朋友弗蘭茨·歐沃貝克（FranzOverbeck）詢問，是他承擔起最後的責任，把尼采帶回巴塞爾并送他去接受治療。
已經步入老年的布克哈特希望使自己遠離尼采，避免成為&ldquo公衆的噱頭&rdquo；1896年，78歲高齡的他寫道：
而且，由于哲學的礦藏完全地向我敞開着，此時此地我從他的地位中認識到，在這種意義上，我與他的關系對于他來說沒有任何幫助，所以我們仍然保持着不經常的，盡管還是嚴肅和友好的談話。
在權力狂人（Gewaltmenschen）的問題上，我從未與他有過直接的交鋒，在我們還經常見面的時期，甚至不知道他是否堅持這種看法；從他生病開始，我們很少見面了。
但毫無疑問的是，在1870年代早期，這兩個人的關系十分親密。
他們二人都曾經為發現有人與自己崇拜着同樣的哲學家而倍感欣慰，如叔本華；兩人都受到普魯士國力上升時期的相似的文化風格和1870年德國戰勝法國在文化上産生的後果的深刻影響。
在思想上，二人在很多方面還受到對方的影響。
乍看起來，兩人之間的差異是非常顯著的，以至于到了公開反對對方的程度，但他們卻在闡述自己的觀點的過程中從根本上發現了對方思想中有用的東西。
當然，尼采的信仰中與布克哈特達成一緻的地方卻得不到确證，因為後者的看法隻是通過演說來表達，而尼采自己的觀點則寫成書出版。
因而，他可以聲稱，布克哈特接受了他的關于希臘文化中的阿波羅和酒神精神之間的偉大對比的說法：
隻要是對希臘人進行過研究的人&mdash&mdash就像健在的對他們的文化研究得最為深入的學生、巴塞爾的雅各布·布克哈特&mdash&mdash就會立即認識到這種研究路數的價值：布克哈特把論述上述現象的一個獨特的部分放入到了他的《希臘文化史》中。
他在《偶像的黃昏》中這樣寫道。
但實際上，不論是什麼原因促使尼采相信這一點，在布克哈特幸存的關于希臘文化的演講的手稿中卻沒有什麼參考了尼采的理論的痕迹，不論是關于希臘宗教和希臘道德的部分，還是關于悲劇的部分。
[21]實際上，《偶像的黃昏》中的所有論證及其把古代的悲劇和瓦格納的現代音樂聯系起來的嘗試，都不能感染布克哈特，他對音樂的興趣隻限于莫紮特和威爾第，對瓦格納的閉口不言隐藏着對他的深深的厭惡。
尼采曾經聲稱，他是惟一能夠理解布克哈特關于曆史哲學的演說的聽衆。
在19世紀70年代，尼采的确努力使自己從其時代的曆史幻象中解放出來。
但是他的那篇著名的文章&ldquo曆史對于生活的運用和濫用&rdquo（Ontheuseandabuseofhistoryforlife）&mdash&mdash單篇發表于1874年，兩年之後收入《不合時宜的思想》&mdash&mdash則基本上是一篇反對布克哈特在那些演說中所堅持的立場的聲明，即使在某個地方他提到布克哈特關于意大利文藝複興的描述時仍然表示了贊成。
在這篇文章中，他指出現代社會飽受曆史的濫用、為娛樂而生産的痛苦，這導緻了自嘲和玩世不恭；就像帝國時代的羅馬，現代人
不斷讓其時代的藝術家為他準備世界性的慶典。
他成為一個旁觀者，四處遊蕩，自我欣賞，他退化到一種狀态，在這種狀态中，即使大規模的戰争和革命也不能改變什麼，哪怕是一時的改變&hellip&hellip
真的有必要讓一群太監看守偉大的具有曆史意義的世界&ndash後宮嗎？當然，純粹的客觀性就很像是一群太監。
似乎任務就是監管曆史，以便使什麼東西都不能出來，除了故事&mdash&mdash當然沒有曆史事件了！
盡管布克哈特可能會贊成尼采對客觀性的摒棄，但主要的批評當然是與布克哈特所擺出的行家和愛好者的姿态有關，他是為普通的公衆寫作和演講。
現在為你自己描述一下現代的曆史學者：他是他的時代中最公正的人嗎？不錯，他自身培養起了一種如此溫柔和敏感的情感，以至于沒有什麼人類的情緒他不能夠體察；他的豎琴能夠彈奏出不同年齡的所有的人的和諧的音調；他成為了一個被動的傳聲筒，它的回聲反過來又使同類的傳聲筒産生了共鳴，直到最終一個時代的空氣中充滿了這種溫柔與和諧的回聲構成的多聲部音樂。
然而，對我來說，似乎隻有最初的曆史音符的和聲還能夠聽見：粗糙和有力的原聲不再能夠分割成豎琴琴弦發出的瘦削和尖厲的聲音。
而且，原聲常常會喚醒行動、困難和恐懼，而這純粹的樂音隻能叫人昏昏欲睡，把我們變成柔弱的享樂主義者。
就好像性愛交響曲要由兩支長笛演奏，它是專門為了正在做夢的鴉片吸食者享用的。
布克哈特深知這是對他的批評，于是用了一種典型的&ldquo業餘愛好者&rdquo的辯護對此做出了回應：
首先，我的貧乏的頭腦從來就不能思考&mdash&mdash即便是一時的思考&mdash&mdash你所能夠思考的比如終極原因、曆史的目标和希冀這樣的問題。
然而，作為一位教師和教授，我還是堅持認為，我教授曆史從未奢望過講述世界曆史這樣的龐大論題，但基本上是一種初步的研究：我的任務是使人們掌握一個必不可少的基礎，如果他們所要深入學習任何知識還是有一定的目的性的話。
我盡我所能地把他們引導到對于過去的親身領悟上面&mdash&mdash不論是哪種形象或模式&mdash&mdash至少不要使他們産生反感；我希望他們能夠自己摘拾果實；我從未夢想過在更為狹窄的意義上訓練學者或門徒，隻是想使我的每一位聽衆感受和了解到，每個人能夠而且必然會從他們自己感興趣的曆史中獲益，他們也将從中得到樂趣。
我十分清楚地知道，這一目标可能會遭到培養業餘愛好者的批評，但這對我來說算不了什麼。
實際上，對布克哈特來講，業餘性是他的曆史理想的一個部分：
&ldquo業餘&rdquo這個詞的壞名聲都要歸咎于藝術。
一個藝術家要麼是行家，要麼什麼也不是，必須把他的一生都奉獻給藝術，就其性質來看，藝術要追求完美。
另一方面，在學術界，一個人隻能在某一個特殊領域成為行家，也就是專家，在某些領域他應該成為一位專家。
但是如果他還沒有喪失一種概觀全局的能力的話，或者即使是從他自身的角度進行普遍的概括，那麼，至少就其本人來說，他還是應該盡可能地成為一個業餘愛好者，提高其自身的知識水平，豐富其看問題的角度。
否則，他就會在自己的專業知識以外一無所知，像是一個沒有開化的野蠻人。
[22]
實際上，尼采拒絕接受布克哈特的曆史演說的核心理念，盡管他借用了他的三分法：他自己的曆史理論把曆史分為三種類型，宏偉的曆史（偉人），文物研究（史實）和批評的曆史（道德評價）。
這種分類非常粗糙，不能深入地洞悉曆史，不過，他對于第一類的過分強調&mdash&mdash把曆史看成是偉人行動的記錄&mdash&mdash表明他已經把曆史基本上看成是展示自由精神（Übermensch）的力量的舞台。
盡管布克哈特已經觸及了曆史上的偉人的問題，但是他并不把曆史僅僅看作是個人、史實或道德評價某一個方面的問題，而是三種基本力量的相互作用促成了文明的發展。
尼采自身的理論僅關注于利用曆史為他的社會巨變的哲學服務；布克哈特可能給了他啟發，但從尼采看問題的角度來看，他屬于一種曆史循環論者的文化，而這種文化是必須要被打碎的。
二者思想中最一緻的地方莫過于他們對曆史循環論的某些根本原則的一緻反對。
他們都對所謂職業學者的人生态度嗤之以鼻：尼采向他的同事們發起挑釁，呼喚一種為新的世界觀服務的新的語言學，而布克哈特則發現自己越來越不能認同那些&ldquo擁有職業教席的博學人士&rdquo（Virieruditissimi）所擁有的曆史感。
布克哈特很可能對尼采放棄作為曆史理想的曆史客觀性和中立性持贊同态度。
在這種觀點的背後蘊涵着對曆史事實和曆史事件的重要性的共同反對。
正像尼采所寫，&ldquo事實總是很愚蠢，看上去總像是一個乳臭未幹的毛孩子，而不是一個神。
&rdquo恰恰在同一個時期，當時布克哈特正在準備他的關于希臘文化的演說，他在給一位朋友的信中談到當時的政治事件：
對我來說，作為一名曆史教師，一種奇怪的現象變得十分清楚：過往曆史中的所有那些單純的&ldquo事件&rdquo突然貶值了。
在我的演說中，從現在開始，我應該隻強調文化史，隻保留完全不可缺少的外部架構。
大約在同一時期，他在給一位年輕的曆史學家的信中寫道：
我建議你抛開那些純粹的曆史事實的垃圾&mdash&mdash不是從你的勞動中&mdash&mdash當然是從你的表達中。
一個人隻需要把這樣的事實用于表達一種觀念的特征，或者一個時代的鮮明的标志。
我們的精力和我們的視力是如此寶貴，不能夠浪費在過去的外部事實的研究上，除非我們是檔案保管員、地方史研究者或者此類人員。
這種對由事實構成的曆史暴政的拒斥得到了布克哈特的高度評價，使之成為實證主義曆史編纂學所要面對的方法論上最強有力的挑戰之一。
在關于希臘文化的演說中，布克哈特對事件崇拜提出了正式的反駁：
研究文化史的一個最大的益處就是，與通常意義上的叙述事件的曆史學相比，很多确定無疑的更為重要的事實凸現出來&mdash&mdash那些事件通常是不确定的，自相矛盾的，被渲染過的，或者是希臘的天才們的謊話，完全是想像和自娛的産物。
與此相比，文化史卻擁有一種根本上的确定性，它大部分是由一種無意的、超然的，甚至是偶然的方式傳達的材料所組成的；它們在無意之中暴露了它們的秘密，甚至是通過看上去自相矛盾的虛假的裝飾，這些裝飾與它們試圖記錄和裝點的材料的具體内容完全沒有關系，因而對文化史家來說具有雙重的意義。
文化史所要面對的是&ldquo周期性的（recurrent）、經常發生的（constant）、典型的（typical）&rdquo現象。
它所使用的故事是否真實是無關緊要的，隻要他們相信那是真的。
即使是一件赝品也是反映了炮制它的那個時代的一件重要的證據，因為它比一件真正的藝術品更能揭示出制造它的那個時代的觀念和信仰。
這一通過表象來揭示出無意識的動機的原則從根本上來自于叔本華的作為表象的世界的觀念；它是現代的精神曆史研究中最有力的工具之一。
正像布克哈特清楚地認識到的那樣，它為實證主義者們關于一個事件是真實的還是虛假的毫無結果的争論提供了一種解決辦法，并且還回答了這一命題是如何成立的：文化史的主要興趣點在于信仰和觀念，而非事件&mdash&mdash因而謬誤往往比真理更有價值：
即使一個已經被記錄下來的事件并未真的發生，或者并不像人們所報道的那樣發生，但認為它确實發生過的看法已經通過論述的典型性保留了其價值。
事件的真實與否與事件中表現出來的信仰或判斷的意義相比并不重要，正是由于他們對這種看法所抱有的共同态度，我認為，布克哈特和尼采可以共同被看作是相對主義和&ldquo後現代&rdquo曆史編纂學的奠基人。
除了他們的會晤所産生的創作熱情之外，毫無疑問，布克哈特和尼采對希臘世界所共同擁有的最富有意義的獨特認識就是希臘和現代文化（按照尼采的看法）中的&ldquo競技&rdquo的一面的重要性的認識。
個人之間的競技和對于追求卓越的渴望居于早期希臘人的世界觀的中心位置，這一認識是他們共同的發現。
甚至在到巴塞爾之前，尼采似乎就已經認識到競技和競賽的重要性；但布克哈特已經獨立地對此作出了系統闡述，并開始忙于具體地論證這一發現對于理解希臘文化的各個方面所産生的影響了。
這的确是布克哈特對希臘精神所有的洞悉中最重要的一點，這種認識至今在希臘曆史的研究中還在不斷結出碩果，希臘的倫理價值經常被看作是一種競争與合作品德之間的沖突。
[23]我們還可以說，在這樣一個偉大的創造時代，這兩位非正統的學者都為對方在希臘研究上思想的解放作出了貢獻。
尼采對蘇格拉底的批判與布克哈特對正統神話的帶有諷刺意味的批評交相輝映。
兩個人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共同表現出對作為破壞力量的希臘城邦和雅典民主的痛恨。
關于希臘文化史的演講
正是在這樣一種氛圍下，布克哈特開始準備一個新的關于希臘文化史的系列演說，他稱之為Lieblingskolleg（情有獨鐘的系列演說）。
盡管（像偉大的18世紀新古典主義的創始人溫克爾曼一樣）布克哈特從未到訪過希臘，但是，他在學生時代就對希臘充滿了濃厚的興趣：實際上，他的希臘隻是一個精神的居所，隻是他并沒有認識到這一點；他在梵蒂岡和倫敦，就像在很多不那麼重要的博物館那樣，曾經研究過希臘古物的陳列。
對于發表這個系列演說的最早的明确表述是在1864年7月寫給語言學家奧托·裡貝克的信中：
我要麼現在，要麼永遠不會手中拿着筆去通讀亞裡士多德的《政治學》，除非是在石楠遍布的卡圖魯斯（Catullus），行囊中裝着你的論文。
我還沉浸在這樣的想法中，我們在巴登火車站對面的一家小酒館喝着啤酒談天：不知怎的，以我奇特和固執的方式漫遊在希臘人當中，看見了一些形象，當然，不是一本書，而是在大學開設的一門&ldquo論希臘精神&rdquo的課程。
我想像我自己就像是拉封丹的擠奶女工，一開始非常膽怯地每周講一個小時，後來，經過更多的學習，延長到兩個小時和三個小時，面對的是人數較少但很認真的聽衆。
講述當中似乎還有很多東方的材料，取材于《舊約聖經》和《阿維斯陀古經》（Zend-Avesta）&hellip&hellip但是你一定要為我保密，否則我會感到十分尴尬的。
正是他的這一個&ldquo酒後失言（interpocula）的想法&rdquo開始逐漸地變為現實。
正式的決定是在1869年2月做出的，初步的計劃是在1870年1月制定的。
它建立在布克哈特對古代資料的系統閱讀和重新研究的基礎之上；在1870年的暑期，他正在閱讀品達：
在這裡或那裡，除了我所有的崇敬之外，也會産生一些最無禮的想法，我時常看到很多平庸之輩，品達充滿痛苦地去追求。
很顯然，品達不得不要經常對付那些真正的暴徒。
他在1871年12月寫道：
令人安慰的是，我已經逐漸直接從材料中榨出一部分不錯的具有獨立性的古代知識，到目前為止我應該能夠把我自己必須要說的話大部分地說出來了。
到了1872年1月，最後一部分的草稿宣告完成。
1872年的冬季學期，布克哈特的演說首次發表，聽衆共53人；1874，1878和1885年，這些演說多次重新發表。
最初，布克哈特打算把這些演說集結成一本書；他修訂了現成的頭兩卷（主要是關于政治和宗教），但另一半則仍然停留在演說的形式。
1880年，他甚至還與一位出版商有過接觸。
後來，當有人問到他時，他否認曾經想過出一本書：&ldquo我要出版一本希臘文化史的著作的錯誤想法來自于不幸的尼采教授的一本書，他現在住在精神病院。
他錯誤地認為我要把我所經常使用的演說課程上的内容變成一本書。
&rdquo對一位親密的朋友，他這樣解釋：
不，我的朋友，對于這樣一個站在行會同盟以外的可憐的陌生人，他不敢這樣做；我是一個信奉異端學說的笨人，我的令人懷疑的觀點會被最博學的人們毫不留情地抓住把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