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這本書并不讨論通常意義上的關于起源的問題，但我們還是需要關注早在城邦（polis）形成之前就已起作用的那些因素，這些因素影響了這個民族及其部落組織的生活。
就像所有的有關起源的問題那樣，這個民族在哪裡和怎樣開始的，回答這個問題也是十分困難的。
盡管，我們可以說，希臘人生活的社會基礎&mdash&mdash家庭、榮譽和财産權&mdash&mdash似乎在前希臘時代就已經存在了，最晚是在希臘人和希臘&ndash意大利人還是一個民族的時候。
在這樣一個松散的民族裡，這種社會基礎不需要保持一緻性；但一定創造出（或呈現出）了某種原始宗教，在這種宗教中，把一塊中央的地方用作父系和祖先崇拜，就像對竈台和家的崇拜那樣。
正是這種崇拜把家庭凝聚在一起，因而，這使我們不得不認為，它不僅是一個自然的單位，也是一個宗教的單位。
祖先崇拜也決定了一夫一妻制，從一開始在希臘人的生活中就實行着這種制度，這在婚姻的正式儀式和對通奸的嚴厲懲罰上可以看出。
同樣，對土地的所有權與對家庭和墳墓的崇敬之間存在着一種因果關系。
然而，在鞑靼人中，隻有家庭才擁有财産權，日耳曼民族每年都要重新分配一次土地，而希臘&ndash意大利人從最早的時候開始就擁有對土地的獨立所有權，但實際上不是屬于某個人，而是屬于整個家族。
根據狄奧多洛斯（5.86）的記載，竈神教會人們建築房屋，房屋最初是分散的；那時還沒有院牆。
這塊土地包括了家族的墳墓，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土地是不能轉讓的&mdash&mdash這不僅僅是為了在勝利的入侵者分配土地的時候保護居于統治地位的階層。
遺産的繼承權也與繼承法相聯系，而繼承法則是由對死者的崇拜來決定的。
兒子是通常的繼承人；最初，女兒不能繼承财産，但是可以參加對死者的祭祀，合法的女兒要嫁給他們最近的親戚，領養是允許的，盡管到了公民權由國家來确認以後就廢止了。
父親的權利一定是非常廣泛的。
似乎可以确認的是，這種權威性，就像财産和繼承權那樣，一定在城邦建立之前已經長期存在了，因為如果城邦已經存在的話，它就會以一種完全不同的方式決定這些事情，這是一個合理的推測。
另一方面，在曆史時期，建立在血緣基礎上的氏族（genos）隻被看作是一種舊的傳統，在任何地方都不再保有其原始的形式。
它隻是作為擁有共同祖先和共同墓葬儀式的一種意識而被人們記住，墳墓是惟一的公有财産；但是，在曆史時期，沒有人再把它當作日常生活的一種現實去實行。
即使是年輕的分支與家族的主幹世系之間的關系也變得模糊了，同時，由于奴隸和傭工的加入也造成了氏族組織的改變。
我們完全不能想像氏族是怎樣與部落挂鈎的，隻能是姑妄論之。
我們仍然不能得到這些問題的答案，那就是氏族（genos）是否聯合成為胞族（phratriai），胞族再組成部落（phylai），最後由部落組成部族（ethnos），或者是另一種方式，也就是由作為主要單位的部族分解成部落、胞族和家族；換句話說，這到底是一個分解的還是合并的過程。
然而，一個古代社會的古老碎片從希臘人的政治發展和變遷過程中顯現出來，它就像是處于後世淤積之下的一座古老山脈當中的一個參差的山峰：部落（phyle）。
在某種制度經曆了重大的變動之後，它的名稱使我們對其原來的樣子變得難于了解了，這種情況是經常發生的。
多利亞國家的人口過去由三個部落組成：它們是帕姆菲利安人（Pamphylians）、狄馬内斯人（Dymanes）和西利斯人（Hylleis）。
帕姆菲路斯（Pamphylus）和狄馬恩（Dyman）是艾吉米烏斯（Aigimius）國王的兒子和多洛斯國王的孫子，但是西路斯（Hyllus）則是赫拉克利斯的兒子，在與拉庇泰人的戰鬥中曾經幫助過艾吉米烏斯；這第三個部落一定是最受歡迎的，因為赫拉克利斯家族就來源于此，是他領導多利亞人進行了著名的殖民，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建立起很多國家。
在阿提卡，可能還有其他的愛奧尼亞國家，有四個部落，它們是格利翁特人（Geleontes）、阿爾伽德人（Argadeis）、艾吉考瑞斯人（Aigicoreis）、霍普利特人（Hopletes），這些與地點同名的英雄們被認為是伊翁的兒子&mdash&mdash即使在從他們的複數形式的部落名稱中提取出他們的單數形式的名字的問題上存在一些困難。
[1]在古代，他們的名字甚至還被當作是不同的生活方式的代名詞：大體來講，他們是土地所有者、手工業者、牧人和騎士貴族。
但是在曆史時期，每個部落包括了貴族和各種各樣的普通公民，而像這樣在整個希臘都存在的職業或等級，是不能夠經過同化而獲得平等的國家權利的；在梭倫建立的政體之下，每個部落要派出一百名代表參加公民大會，部落變成了選舉團體。
這些名字一定非常古老，并逐漸失去了它們的意思&mdash&mdash不論最初是什麼意思&mdash&mdash直到在使用了很多代人之後，人們對它們進行了改造，它們聽上去似乎再次獲得了某種意義。
在多利亞人的用法中，帕姆菲利安人的名字無疑也經曆了這樣的過程，對此我們必須十分謹慎，不能把它翻譯成&ldquo混合的人群&rdquo（比如阿裡曼尼人［Alemannic］）。
在早先的部落時代，部落是否以他們生活的地點來劃分，這是無法回答的；後來，當所有人生活在一起，每個人卻能夠知道他們屬于哪一個部落。
在馬拉松戰役中陣亡的雅典人的名字被刻在了巨大陵墓前的石柱上，這些陵墓是按照部落劃分的，這就是克裡斯提尼改革之後重新劃分的新的部落。
那麼，我們可以說多利亞人最初劃分為三個部落，愛奧尼亞人劃分為四個部落嗎？或者是多利亞人由三個氏族合并而成，愛奧尼亞人由四個氏族合并而成？或許最好抛開這兩種說法，認識到這些組織的起源仍然是一個謎。
我們所無法了解的一個熾熱的熔合過程使得一個民族形成了，在不同的國家幾乎都選擇了這樣同一種形式。
也許借用一種神話的模式是避免錯誤的最容易的方式：是克羅托（Clotho）紡出了多利亞人最重要的三股線，以及愛奧尼亞人最重要的四股線。
我們會得出這樣的結論，部落是由世系而不是由職業決定的，部分原因是由于部落是通過一個人為的過程形成了後來的基礎。
蘇瑞的十個部落包括了來到這個極端混雜的殖民地居住的不同的部族；經曆了巨變之後，昔蘭尼從希臘（公元前530年之前）召回了德墨納克斯（Demonax）以恢複秩序，他以現有的人口組成為基礎創造了三個部落；40瑟利安人（Therans），伯羅奔尼撒人和克裡特人，以及來自其他島嶼的人。
部落的名字來自于其他一些城市，在那裡它們被保存下來，而且不同于剛才提到的那些，它們不能告訴我們關于它們起源的确切信息，因為它們起源于神祇、英雄以及地點。
由最初的三個部落組成的羅馬很可能擁有一種比它所能意識到的年代更為古老的記憶&mdash&mdash希臘人和意大利人在古代相互雜居，不論他們居住在哪個地區。
關于拉姆尼斯（Ramnes）、提特斯（Tities）和魯西瑞斯（Luceres）的名字存在一種共識，那就是傳統上它們最初屬于羅穆路斯（Romulus）的武士階層，它們最初是部落的名字。
的确，在羅馬，人們偏愛于一種另類的神話傳說，根據這些傳說，這三個不同的群體在建立城市之後很久才居住在一起&mdash&mdash他們就是拉丁人（Latins）、薩賓人（Sabines），可能還有埃特魯裡亞人（Etruscans）。
但是，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希臘人，哈利卡納蘇斯的狄俄倪索斯十分正确地看出了所有三個部落都是最初的，作為後來者的薩賓人以及其他部族後來散布到已有的部落當中。
第三個部族魯西瑞斯人與其他兩個同樣古老；在遙遠的時代，可能早在人們來到意大利之前，這三個部落就合而為一，多利亞人也是如此，兩個是平等的，一個是不同的，或強于它們，或弱于它們。
我們有可能會忽略部落後來的重新劃分。
在阿提卡，當克裡斯提尼把四個部落重新組合成十個部落，它或許表現出一種通過改革使權利更為均衡的急切願望，可能是由于在經過了梭倫時代和克裡斯提尼時代之間動蕩的世紀之後，被梭倫視作基礎的四個舊有部落在力量上變得非常不均衡。
後來建立的希臘城邦複制了這種政體形式，包括那些繼承者（diadochoi），也包括那些由亞德裡亞人建立的城邦，他們對古代充滿熱情，比如埃及的亞德裡亞諾波利斯（Hadrianopolis）和安提諾波利斯（Antinoöpolis）。
部落（Phyle）這個詞的意思所經過的諸多變化，後來純粹的地域如何劃分也被賦予這個名詞，這些問題都非常合乎&ldquo希臘古代&rdquo研究的胃口。
像這樣的制度真的就像亞努斯（Janus）的臉；一方面，古代的事件和事物最初的緣起被後人移植并保存起來，但另一方面，國家的基礎卻改變了很多次，并經曆了人為的再創造過程。
早在希臘人之前，腓尼基人已經建立了城邦政體；他們君主的權力受到議會限制，其成員似乎來自于具有特權的家族的首領。
這些城市能夠派出殖民者建立定居點，自由地仿效他們家鄉的生活方式。
它們不同于東方古老的皇家堡壘，後者在所有東方民族那裡都代表了整個國家的核心；不同于亞述王朝設在底格裡斯河上的龐大軍營，也不同于巴比倫，它是作為所有财富和所有神靈的共同的堡壘建立起來的；不同于阿黑門尼德王朝交替使用的三個行宮，也不同于從事東方貿易的巨大的市場，不同于埃及的神廟城市。
它們已經是由公民組成的社會，十分活躍，所有都是設防的沿海城市，沒有武士階層，實際上沒有任何階層，腓尼基城邦成功地實行着自我保護。
如果我們設想希臘人的城邦體制是從這種模式中學來的，是否會被看成是對希臘人榮譽的诋毀呢？現在，學者們普遍認為，在很多方面，腓尼基文化滲透到早期希臘人的生活中，底比斯最初可能是一座腓尼基人的城市，後來才并入到彼奧提亞地區。
無論如何，希臘人一定已經注意到腓尼基的沿海城市和他們的殖民城邦。
在相當長的時間内，希臘人自身生活在數量衆多的或大或小的部落中，這些部落由稱作國王的首領領導。
在古代，不論是部落還是他們的國王一定在很多不同的地方建立起堡壘和城鎮，或者是占領了一些已經存在的堡壘和城鎮。
修昔底德（1.7）相信，這些最古老的定居點，不論是在希臘本土還是在島嶼上的，是那些離海岸最遠的内陸城市，原因是海盜盛行；隻有那些新的據點是靠近海岸的，一些在設防的半島，是希臘人自己的海上航行發展起來之後建立的。
邁錫尼和梯林斯比任何城邦都要古老。
在最早的時候，大多數希臘人都生活在&ldquo村落風格&rdquo（katachomas）的社會組織中。
[2]這就是修昔底德（1.10）所謂的&ldquo希臘人舊有的生活方式&rdquo。
這些社會組織是否已經按照政治方式進行管理，他們是如何選舉出部落的代表，我們并不知道，也不知道他們在多大程度上通過共享的聖地、習俗和軍事義務與鄰近的社區緊密相連。
[3]如果他們在自己的地域或部落中擁有堡壘，它們可能是用來作為對付陸上或海上進攻的藏身之處。
由于土匪的原因，西西裡的原始的西卡尼人（Sicani）都生活在設在高地的防禦工事中，他們也被說成是&ldquo生活在村落風格的組織中&rdquo，盡管城邦這個詞隻是被用來描述這些地方未來的發展方向。
在我們生活的時代，在中部和南部意大利，我們能夠找到很多稱為Castello（意思是&ldquo城堡&rdquo或&ldquo堡壘&rdquo）的地方，就像一座設防的城鎮，僅僅是城市居民在夜晚和遇到麻煩時的避難所。
直到很晚的時代，希臘的很多地方仍然處于&ldquo村落風格&rdquo當中，仍然默默無聞，以至于所有關于他們的政治體制的認識實際上已經失傳了，因為注意力已經完全集中在後來發展起來的城邦上面。
古老的希臘部族比起其他的雅利安部族來說更具有一種活躍的生命力；這個民族後來表現出的旺盛的生命力在殖民活動中已經初見端倪，定居和舊有的分散部落的合并通常需要很長的時間。
關于這個問題的記述非常複雜、混亂，不能提供任何準确的曆史記錄，但是它們還是十分豐富的。
即使最小的單元也擁有詳細的記述；每個小的人口集團都有自己的移民傳說，然而在日耳曼人的曆史中我們隻能了解到大緻的線索。
到了公元7世紀，我們的阿列曼尼人（Alemannic）似乎失去了所有的關于動蕩的往昔記憶，這些記憶中包含着他們的來源；他們在占領羅馬土地之後沒有留下任何傳統生活的遺迹，沒有任何曆史記載；他們就隻是生活在那裡。
與此相比，希臘人則表現出最強烈的對于祖先和再定居的意識，總是通過神話的方式表達出來。
建城的英雄人物的人格化，他們的遷移和建立新的領地，在普通的神話中他們之間密切的聯系，與這些神話相連的他們的墳墓和崇拜，所有這些都是未來城邦的強大生命力的某種保障。
然而，生活在某個集團中，在其日常的勞作中保持着這些鮮活記憶的這些人是誰呢？通常的情況是，他們隻能通過遊吟詩人來演唱英雄的傳奇。
部分依賴于他們從或遠或近的地方搜集來的詩歌，一個更為通用的與這些傳奇相并行的譜系，實際上也是人種學類型的詩作産生了，像赫西俄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