臘的束腰外衣，不帶保镖或随從，在阿戈拉享受一下散步的樂趣&mdash&mdash直到他的希臘品味給他帶來的是壞運氣為止（希羅多德，4.78）。
當一個城市無産者階層在城市裡發展起來的時候，他們不可避免地集中在公共廣場上，想一想在希臘的阿戈拉上所進行的很多活動，據說老居魯士（CyrustheElder）曾經對一個斯巴達使者說：&ldquo我對那些人并不感到害怕，他們聚集在他們城市的中心的一個地方，用虛假的誓言相互欺騙。
&rdquo在這個民族的像阿戈拉這樣的生活方式中，擁有一種無法分離的偉大和渺小，善與惡的混合物；但是從曆史發展的觀點來看，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沒有交談，希臘人的思想發展是不能想像的，他們比其他民族似乎更需要這個前提；阿戈拉和宴會是兩個最重要的交談場所。
如果說有什麼民族比他們居住的地方更偉大的話，那麼希臘人就是如此。
活着的城邦，即公民團體，遠比它的城牆、港口和宏偉的建築重要。
[11]亞裡士多德說，從本性上講人是城邦的動物。
在《政治學》第七章的一個動人的篇章中，他把希臘人和兩種野蠻人作了對比，即北方的野蠻人和文明的亞細亞人，承認了他們最優秀的品質&mdash&mdash一個勇猛，一個智慧&mdash&mdash這些品質則為希臘人所共有，因而，他們不僅有獲得自由的能力，而且還能創造出最好的政治制度，而且，他一旦建立起一個國家，就适合于統治所有其他的民族。
首先，城邦出現在關于它的任何理論産生之前。
奧德修斯就遇到很多已經擁有城邦的民族；萊斯特律戈涅斯人（Laestrygonians）擁有他們的忒勒皮洛斯（Telepylos）城，甚至西米瑞恩人（Cimmerians）也有他們自己的城市，其形成過程不清楚（《奧德賽》，第11卷，14）。
城市的建立成為發生在希臘本土和蠻族海岸的上百個地方的一個持續的過程。
但是人們最根本的願望是每一個希臘部族都應該擁有一個自己的城邦，因而，比阿斯（Bias）才會勸說受到波斯勢力威脅的愛奧尼亞居民遷移到撒丁尼亞（Sardinia），在那裡建立一個愛奧尼亞城市。
希羅多德（1.170）說，如果他們聽從了這個建議的話，他們将成為最幸運的希臘人。
甚至在喜劇中，這一主題也被提了出來，皮西特拉圖最重要的任務就是給鳥兒們施加壓力，應該建立一個惟一的&ldquo鳥&ndash城邦&rdquo（阿裡斯托芬，《鳥》，550）。
人權的觀念在古代世界的任何地方都是不存在的，甚至在亞裡士多德那裡也是如此。
對他來說，城邦僅僅是自由人組成的團體；定居的外邦人和數量衆多的奴隸不是公民，除此之外，他們是否屬于人類并未予以讨論（《政治學》，3.4）。
對公民的要求實際上是存在的，不可能吸納所有的人和各色人等，不能做到對每個人都适用。
那些處在城邦之外的人，如果他們能夠自我保護和自食其力的話，可以像獨目巨人（Cyclops）那樣地生活，沒有阿戈拉，沒有法律，每個人統治他自己的家族（《奧德賽》，第9卷，112）；城邦則完全不同。
品質在這裡是最重要的因素，數量則會受到種種限制。
按照亞裡士多德的理論，生下來畸形或有殘疾的孩子不應該受到養育，當我們想到一個殘廢生活在希臘人當中會是一件多麼令人不快的事情，這種想法就會變得可以理解（《政治學》，7.14.10）。
然而，為了限制人口數量，（亞裡士多德繼續說道），最好不要采用棄嬰的方式，而是在其還沒有擁有獨立的生命和意識之前施行人工流産；位于允許和犯罪之間的分界線就是孩子是否開始具有生命和意識。
衆所周知，現實中的确有大量的孩子被遺棄，原因僅僅是他們的父母不能或不願撫養他們。
有一個詞專門用于衡量一個城邦應該擁有多少人口，即autarkeia，意思是&ldquo自給自足&rdquo。
在我們的理解中，這是一種非常模糊的表達，但卻很容易讓希臘人理解。
一個城邦應該擁有一塊能夠生産出足夠給養的土地，能夠适當地滿足其他所有的需求的商業和手工業，一支至少與通常充滿敵意的鄰邦一樣強大的重裝軍隊&mdash&mdash這些就是&ldquo自足&rdquo的要素。
對此，亞裡士多德的想法十分明确，一個人口過剩的城邦不能真正地依據法律而生存下去（《政治學》，7.4）。
是那些全權公民的數量使一座城邦變得偉大，而不是在人口上占據優勢的工匠和數量很少的重裝兵。
在這裡就像其他地方一樣，美的事物在于适中與和諧。
一條手掌那麼大的船不是船，長達兩弗隆的船也不是船。
一個人數太少的城邦不能自足；一個有着過多人口的城邦當然能夠滿足其自身的需求，但是它卻成為一群烏合之衆，而不再是一個城市，因為它沒有真正的政體（politeia）。
哪位将軍能夠領導這樣一群烏合之衆？哪位傳令官能夠傳達指令，除非他是［荷馬的］司屯托耳（Stentor）？為了主持公道，選舉出為大家服務的官員，所有公民們都必須互相熟知每個人的品質。
理想的城市應該大到可以直接傳達指令，這樣才能夠控制局勢。
一個擁有1萬成年男性公民的城市似乎可以被看作是接近于理想的規模；［中希臘的］赫拉克利亞·特拉齊尼亞（HeracleaTrachinia）就是這個數量，［西西裡的］卡塔納在以埃特那的名義重新建立的時候亦然。
在阿卡狄亞就擁有一個由1萬公民組成的公民大會，即使哲學家們的那些烏托邦理想也會折射出希臘國家和希臘習俗的一些現實情況，我們可以提到的是，根據米利都的希波達穆斯（Hippodamus）的說法，理想的國家正是應該擁有這個數量的公民人口。
一個城邦所能夠承受的或允許的人口數量可以從其曆史活動中推測出來。
中世紀西歐的所有城市共和國，盡管它們常常使我們聯想起城邦，但從根本上講是不同的；它們是此前存在的更大王國的分立的部分，後來才分裂成為或多或少的獨立國家。
即使是在意大利的城市國家當中，隻有威尼斯擁有絕對意義上的城邦所具有的自治權。
除此之外，教會是一個共同的紐帶，高居于所有城市和王國之上，這種情況在希臘是完全不存在的。
但是，除了這些不同點之外，城邦自身還是一個完全屬于不同類型的造物；這種情形在曆史上似乎是絕無僅有的，在力量和獨立的精神上完全發展起來，它們表現出一種這個世界上從未有過的獨立意志。
在當代，（撇開哲學的和其他的理想計劃），基本上隻有個人能夠提出他所需要的國家模式。
他隻要求國家可以給予他能夠發展其自身權力的安全感；作為回報，他願意做出經過精心計算的犧牲，但是，他的感激之情是與國家所給予的對他的其他行為的關心程度成反比的。
與此相反，希臘城邦是從全體公民的利益出發的，在排列順序上，整體先于部分，不論這個部分是指單個家庭還是公民個人。
一種内在的邏輯允許我們再加上一條，那就是這個整體還将拯救部分。
不僅普遍的東西優于特殊的東西，而且永恒的東西也優于一時的和瞬間的東西。
不僅僅在戰場上或危急時刻個人需要貢獻出他的所有；在任何時刻都要如此，因為他的一切都屬于全體；首當其沖的是，他所享有的自身存在的安全僅僅是由于公民的身份，而且，隻有在他時刻感受到自己的城邦存在的情況下才擁有這種安全感。
城邦是大自然的一個高級産品；它的出現使生命成為可能，但更為重要的是為了使人們能夠生活得合理、快樂、高貴，盡量使自己的存在接近優秀的标準。
一個能夠統治和被統治的人就是公民；&ldquo統治&rdquo應該更确切地被定義為參與司法和其他的公共事務。
隻有公民才能夠在國家中認識到他的所有才能和美德，并為國家服務；希臘人的整體精神和他們的文化與城邦緊密相聯，在其黃金時代，他們在詩歌和藝術所取得的最高成就都歸功于公共生活，而非私人的快樂王國。
所有這些表現方式常常是崇高的，我們在黃金時代的詩人那裡，在公元前4世紀的哲學家和演說家那裡都可以看到這一點，他們從來沒有把這些觀念當作現實加以記錄，而是作為一種理想。
一個人的原住城市（patris）因而不僅僅是他的家鄉，在那裡他倍感幸福，離開那兒就會産生思鄉之情，而且這個城市還成為一個更高的、具有一種神聖力量的存在。
[12]首先，他可以為之在戰鬥中獻出生命，如果他犧牲了，也僅僅是回報其&ldquo養育之恩&rdquo。
荷馬甚至以最為熱情洋溢的方式記下了特洛伊人，尤其是赫克托耳的愛國主義熱情，後來的遊吟詩人們在幾個流傳下來的片段中歌頌着同樣的精神。
埃斯庫羅斯是所有這些最具權威性的見證人。
用厄忒俄克勒斯（Eteocles）的話來說，他的《七将攻忒拜》（SevenAgainstThebes）是一部&ldquo充滿了戰神精神&rdquo的悲劇，他把公民為了其生長的土地不惜犧牲生命的責任感這樣一種最為高尚的觀念與國王和護衛者的熱情結合在了一起。
在他自己的墓志銘上，詩人并沒有提及他的詩作，而是他的英勇：&ldquo讓馬拉松的墳茔告訴世人，那些長發的米底人曾經在這裡與我們遭遇。
&rdquo[13]
然而，那些偉大的業績實際上并不屬于個人，而是屬于他土生土長的城市；是這座城市，而不是米太亞德或者梯米斯托克利，赢得了馬拉松和薩拉米灣的勝利，德摩斯提尼（在下一個世紀）把很多人開始說&ldquo提墨修斯（Timotheus）攻占了科西拉&rdquo或&ldquo查布裡阿斯（Chabrias）在納克索斯戰勝了敵人&rdquo視作一種衰微的迹象。
即使是最為戰功卓著的公民也總是把更大的功勞歸之于他的城市，而不是相反。
畢達哥拉斯曾經教導人們，一個受到了他的城邦不公正待遇的人要像受到了自己的生身母親不公正待遇那樣地去坦然面對。
除了為取得勝利不計較個人安危的責任感之外，在偉大的詩人們那裡還存在着一種近乎狂熱的情緒，他們會把詩歌當作一件貢品那樣地獻給母邦。
尤其是希臘人的思維方式允許人們為其自身城邦的繁榮奉獻一切；基督教不能這樣做，因為作為一種世界性的宗教，它必須把全人類視為一個整體。
在《請願者》一劇中，達那伊得斯姊妹的壯麗的合唱詩不惜把可以想像的所有的祝福都給予了好客的阿爾果斯人，然而，埃斯庫羅斯卻在《歐墨尼得斯》（Eumenides）一劇最後的大合唱中，用雅典娜插話的形式，把最好的詩篇留給了他自己的城邦。
在古代世界，隻有一種文本發出過更偉大的聲音；埃斯庫羅斯唱出了希冀和祈祝，而以賽亞在他的新耶路撒冷（NewJerusalem，第60章）的文本中既做出了預言，也看到了他的預言成為現實。
城邦還是一種教育的力量；不僅是&ldquo最好的護士，當你在柔軟的土地上嬉戲時，忠誠地養育和看護着你，使你不覺得單調乏味&rdquo&mdash&mdash而且還繼續為公民提供終身的教育。
她沒有開辦學校，但卻大力提倡音樂和體育上的傳統訓練。
我們在這裡無須詳細列舉她為所有公民們提供的促進精神發展的衆多機會，它們包括在節日和盛大的崇拜儀式上的合唱比賽、建築和藝術品，還有在戲劇演出中詩人們的吟唱。
生活在城邦當中統治和被統治這一事實本身就是一種持久的教育。
在較好的時期，城邦在她可以支配的時間裡給予她的人民以強有力的指導，直到後來開始濫用這種權力，聰明人甯願放棄他們對王位、傳令官的号令之類的要求。
總之，一座著名城市的整個從前的曆史似乎就是一種對追求卓越的最強有力的激勵：色諾芬說（《回憶錄》，3.5.3），這個地方就是雅典，隻有雅典人能夠講述關于他們祖先的如此之多的輝煌事迹，很多公民最初正是在這樣一種動力的激勵下，投身于道德修養，從而成為一個強人。
因此，這種擁有着比腓尼基的城市共和國更為強大的生命力的城邦成為世界曆史上獨一無二的造物。
它是超乎尋常的活力和潛能的一種普遍意志的表達；實際上，城邦成功地提升了單純的鄉村生活，這僅僅歸功于她的行動、力量和熱情。
這就是為什麼需要用最嚴格的标準來界定全權公民，他們畢竟就是這種力量的組成部分。
與其他民族和時代的城市相比，這些城邦經曆了十分不同尋常的輝煌和厄運，即使是在中古時代的城市共和國最鼎盛的時期，也很少出現這樣一種高強度的生活和災難。
她們所表現出的暴力傾向也是如此。
從外部來看，城邦通常是孤立的，不受任何條約和同盟的約束，經常與其最近的鄰人刀兵相見。
在戰争期間，戰争的法則被殘酷無情地實行着。
在内部，城邦對那些不能夠全心投入的個體卻無能為力。
包括死刑、解除公民權和流放在内的制裁經常被實施。
我們必須記住，在這裡，除了在雅典的法庭有一些對其帝國的其他城市的案件進行審理的記錄之外，不存在任何外部的裁決。
城邦是完全不能逃避的，任何逃避的企圖都将帶來個人安全的喪失。
在任何情況下，個人自由的缺失都與國家的無所不能相并行。
宗教、祭禮的時間安排和神話&mdash&mdash所有這些都被國家化了，所以國家同時也是一座教堂，被授予了審判渎神罪的權力，面對這雙重的力量，個人完全是無助的。
他的身體已經交給了雅典和斯巴達，履行軍人的義務直到生命結束，在羅馬直到65歲；他的财産完全控制在城邦的手中，城邦甚至能夠判定它們的價值。
簡而言之，個人沒有任何辦法可以違背城邦和她的利益。
盡管這種國家對個人的奴役狀态存在于所有的政體，但是最為嚴厲的還是在民主制度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