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獻媚者們又似乎并不是專指他們。
這種嘲諷的強化和直接的攻擊确實有其局限性，常常隻是表現出了隐藏的深刻懊惱和仇恨：&ldquo在喜劇中受到嘲弄的蘇格拉底坐在那兒笑了；但是波力阿格勞斯（Poliagros）卻上吊自殺了。
&rdquo
中期喜劇時期的一位詩人阿裡克西斯（Alexis）把他的抱怨借一個人物之口說了出來：&ldquo所有這些社會生活，每天的所有宴飲，都起到了提煉嘲諷的作用，但是它給人們帶來的痛苦大于快樂；它以惡毒的流言作為開始，接着得到了一個同類的回答；接下來是造謠中傷，接着是大打出手和爛醉之後的勃然大怒。
&rdquo其他人也發出過類似的警告。
不僅人們在私人的事情上受到嘲笑，更糟糕的是，在生活的目标和野心上也會受到嘲笑，這使人們變得心灰意冷。
歐裡庇得斯讓他的美狄亞通過把嘲笑積攢起來然後回報給那些嘲笑她的人的方式為她可怕的目标和行為找到了正當的理由。
有時候，僅僅在一個不恰當的時刻笑一下或打個趣，就會比直接的嘲笑更加令人懊惱，因為它把優越性當成了理所當然的事情。
當蘇格拉底在大衆當中巡遊，他的具有諷刺性的說話方式注定會使人們用拳打腳踢和揪住頭發加以回答，我們知道，對于這樣的回答，他還是會以一個笑話作為回應；但是大多數人都會給他以輕蔑的嘲笑。
不論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當着别人的面受到斥責都是使人尤為感到屈辱的事情。
畢達哥拉斯的一個學生，有一次，老師當着其他同學的面對他講話有些嚴厲，于是他跑開後就上吊自殺了。
從此以後，除了鼓勵的話之外，他再也沒有當着第三個人對學生說什麼話。
[15]與此相反，蘇格拉底在這樣的事情上不假思索地表現他的自滿情緒，他向他的法官們發問：&ldquo為什麼有如此多的人這麼長時間地追随我？他們喜歡聽我向别人發問，那些人自認為聰明，但實際并非如此，因此這非常有趣。
&rdquo毫無疑問，這确實有趣，但對于那些犧牲品來說卻并不那麼有趣。
随着時間的推移，冷漠成為了一種哲學家的品德，尤其是對于犬儒學派和斯多噶學派來講，可以通過訓練獲得。
這減弱了克裡恩特斯（Cleanthes）、阿克西勞斯（Arcesilaus）和其他人講到過的關于這個題目的那些轶聞趣事的影響。
犬儒派的克拉特斯（Crates）在這個不斷強化的趨向中運用了最為稀奇古怪的訓練方式：他會對妓女們進行謾罵，并站在那兒聽她們的回應。
在較好的情況下，這個人的進攻會得到一些旁觀者的機智的反駁和妙語，狄奧格尼斯的一些回答就屬于這種類型。
然而，當哲學家們的宗派主義的仇恨促使他們争執了起來，他們的麻木不仁就常常會被打破，（至少在他們的作品中）嘲諷不再能夠使他們得到滿足；他們試圖用惡毒的诽謗互相傷害。
阿提卡的演說家們也會在純屬個人的問題上對他們的對手進行辱罵，對他們的追随者和朋友同樣如此，還有他們的祖輩&mdash&mdash對于他們來講實際上不用負什麼責任&mdash&mdash所有這些細枝末節都不用多說了。
[16]人們非常不願意因為诽謗中傷而去打官司，這一點在雅典的法庭處于常規狀态下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呂西阿斯說到過他的一位委托人：&ldquo即使一個敵人指控我謀殺，我是不會放在心上的，因為我相信隻有心胸狹隘和好打官司的人才會依據口頭的傷害去訴諸法律。
&rdquo[17]
希臘人的行為方式說明，與今天的情形不同的是，與語言上的诋毀相比，身體上的攻擊倒顯得更加可以容忍，[18]也就是說，一個人在力量和野蠻的行為上被證明不如他人并不能決定他的價值和聲望。
[19]一個人舉起棍棒會說出在那個時代很典型的話來，但這樣的話在今天是不可思議的：&ldquo如果你喜歡就給我一下，但是要聽我說話！&rdquo至于這些話是出自泰米斯托克裡或别的什麼人之口，是說給歐裡比阿得斯（Eurybiades）還是阿德曼圖斯（Adeimantus），倒是無關緊要的。
蘇格拉底所默默承受的不公正的待遇前面已經說到了，類似的故事還有關于狄奧格尼斯的，但其他的事例與現在的情形相比顯得更加令人震驚。
在《騎士》上演之後，克裡昂派人打了阿裡斯托芬（好像是劇院的衛兵幹的）。
兩年以後，劇作家在《黃蜂》（1284ff.）的一段緻詞（parabasis）裡，向他的觀衆表示，他對那時對克裡昂的嘲諷對他造成的傷害而感到自責，期望也得到由于他的惡意中傷而受到傷害的人的類似的回報。
或者是阿裡斯托芬對于在公衆面前保持住他的聲名具有一種異乎尋常的熱望，或者是雅典人對他時常受到鞭打并不感到同情，不過，他們還會以他的或他們自己的方式對他表示尊敬。
當然，誰都知道在身體上受到侵害的時候要訴諸法律，但是在法庭外去解決問題也是可行的。
德摩斯提尼兩次都選擇了這種方式，一次是在劇院，美狄阿斯（Meidias）打了他的臉，另外一次是德莫美雷斯（Demomeles）打傷了他。
關于這種處理問題的方式的道德依據，演說家後期的傳記是惟一的材料；他的惡毒的對手埃斯奇尼斯（Aeschines）自然會抓住機會說，他找到了一種用他的臉掙錢的方式。
[20]在所有這些事情上，記住它們之所以會發生的大背景是十分重要的，那就是幾個世紀以來，完全失去自制力的城邦為獻媚者之類的活動留下了廣闊的空間。
觀察一下剝奪公民權（atimia）的運作也是很有啟發性的；城邦用最莊嚴的詛咒高聲宣布，出于個人的私利城邦常常會有被颠覆的危險，被激發起來的反對情緒就這樣被默默地平息了。
在這些時候，我們必須要用一種有别于我們自己的方式來看待公民之間的這些暴力沖突。
與這種獨特的緊張情緒相伴随，作為這種情緒的一個積極的組成部分，還存在着某種忍耐力，也就是一種傾聽反對者的能力，這對今天的執政黨來說是十分困難的。
在人聲嘈雜的雅典和其他民主城邦，除了野心家們的無情的固執己見，還是存在某種程度上的判斷的客觀性，一種對天才人物的敬仰，這使人們能夠展現自己的優點，如果他們感到有權并有能力這樣做的話。
對于這樣的人來講，即使是那些缺乏天賦的人，也能夠培養出一種驚人的忍耐力。
在我們的時代，沒有哪個政治集會的民衆能夠如此耐心地傾聽像克裡昂這樣的人發表的大衆演說；要是在現在，從其他的演說家或者喜劇家那裡聽到的東西都會被看成是妖言惑衆或會引發暴力革命而遭到禁止。
在任何情況下，政府當局都會以維護和平和法律的名義不得不壓制或懲罰這樣的言論。
在雅典，至少在公元前5世紀和公元前4世紀，似乎沒有一個演說家被人從講壇上拉下來，79或者在石頭和棍棒的壓力下被迫撤退的，盡管私人的仇怨還是存在的。
隻要城邦的基本原則沒有受到攻擊，人民還是能夠把說話的權利給予其個體的代表，盡其所能地表達自己的想法；這些人并不是刀槍不入的，并沒有受到一種普遍的&ldquo免疫力&rdquo的保護，如果他們必須被抛向狼群，其他人自然就會上去填補他們的位置。
有一些記載來自于大希臘的意大利城市，時間上似乎很早。
那時候，偉大的立法者紮勞庫斯和查戎達斯還都十分活躍，其中描述了這樣一個社會的圖景，其成員還不那麼冷酷和不知羞恥，還能感受到一種稱為aidos（榮譽，謙虛，和善，謹慎）的力量的指引。
我們從中得知，被确認為是獻媚者的人必須戴上一種柳條編織的花冠遊街示衆，因此很多人由于羞恥而自殺；那些逃離戰場的人，或者逃避軍役的人，要是在其他地方就要判處死刑，但在這裡，就必須穿上女人的衣服在公共廣場上坐上三天；女人們隻能夠允許有一個女傭陪伴她們，&ldquo除非她們喝醉了&rdquo，夜裡不許出城，&ldquo除非發生了人命關天的事情&rdquo，不許穿刺繡的衣裙，&ldquo除非是妓女&rdquo。
然而，這全部的記述很容易被确認為是屬于一個晚期的規定，可能要追溯到帝國時代開始以後；在真正的希臘城邦，從來沒有一個時期，人們能夠受到符号或者反諷力量的控制。
不過，這些文本還是産生了影響，不論時間多麼的晚；例如，在法國大革命期間，在把他的政治犧牲品送上斷頭台的問題上從未遲疑過的聖·鞠斯特（St.Just）居然宣布，普通的謀殺者隻要戴上黑色的面紗示衆來作為懲罰就足夠了；但是，他并沒有将這個個人的想法訴諸實施。
在希臘的觀念中，人們對作為一種德性的&ldquo羞恥感&rdquo（aidos）堅定不移地加以贊美，尤其對年輕人表現出這種美德更是贊美有加，因為在他們的周圍有那麼多反面的典型。
在文明程度較高的民族中，總存在着雙重的道德标準：真實的一種代表了國民生活中的較好的那些特征，假定的道德則主要代表了哲學家們的想法。
第二種對這個民族來說也會有些意義，但隻作為一種被限定的範圍，在這個範圍中人們會感覺到良心的痛苦。
德谟克利特認為羞恥感能夠通過語法、音樂和競賽的教育培養起來。
[21]很早以前在荷馬史詩當中存在過一種優雅，以一種最高貴的美感為形式，希臘人确信，他們聽過詩人的歌聲的祖先們一定能夠從道德上理解人類行為中那些最好的和最值得稱道的東西。
這自然會影響他們當中那些最優秀的人；其他人則恪守着一般的生活方式，這就是在城邦政體的影響下生活。
如果我們從狹隘的道德感或者從另外一個民族或文化的角度提出贊成和反對希臘人，從而試圖繪制一張分析平衡表，那将是徒勞無益的。
希臘人對羅馬道德的回應或許是，他們不需要用角鬥士的表演來滿足他們的欲求或去拉選票。
一個人或許可以在兩個民族之間開出很多這樣的信貸單據，比方說，這些單據可以建立在以下這些事情的基礎上，比如說，生活中的快樂，家庭中的行為方式，如何對待奴隸，毀滅敵人或對手的熱情等等。
在借貸的一方，會有很多希臘人之間的互相指控；他們是古代世界中惟一擁有對兩個民族進行比較能力的民族，我們已經引用了他們的一些判斷。
我們看到，希羅多德有時候會給他的同胞上一課，他編造了薛西斯和阿凱墨尼斯（Achaemenes）（7.236ff.）之間的一段對話，目的是為了迫使希臘城邦去面對其公民之間和邦與邦之間的深刻而惡毒的嫉妒，制造一種&ldquo有道德的少數&rdquo的例外。
衆所周知，這種嫉妒在後來城邦的發展中變得多麼活躍，這個題目給了我一個表達我個人願望的機會。
對我來說，對于雅典陪審員的法庭辯辭中所出現的強詞奪理的事例和現代的法庭出現的相似的情況，不論性質上還是數量上都需要進行全面的比較。
在古典學者和辯論專家的共同努力下，可以得出一些結論性的判斷。
這樣就可以弄清楚，在世界曆史的其他時期，是否存在像希臘人那樣的可以在公開場合惡毒的诋毀他人，并對誣陷行為給予鼓勵和保護，這些我們是可以通過從安提豐到德摩斯提尼再到希波裡得斯（Hyperides）的留存下來的法庭演說中了解到的。
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法庭在世界的任何一個地方再次出現，容忍上面所描述的這樣的原告和證人的恣意妄為，那麼，同樣的做法也會再次成為普遍的現象。
城邦對其公民生活所産生的更進一步的影響&mdash&mdash最初這種影響是高貴的，後來則越來越令人懷疑&mdash&mdash與本章所探讨的論題無關，這個民族在其家鄉所經曆的悲慘的衰落也不必再讨論，然而，希臘的精神卻在東方找到了新的重要居所。
有一件事情是可以肯定的：希臘人的性情、願望和命運組成了一個有機的整體，他們的命運并不是靠偶然性的安排，他們的凋謝和衰亡正是他們的政治和社會生活本身所造成的後果。
隻有希臘人才能夠獲得那些優美和偉大的成就，也正因為如此，它們也不會再次出現了，想到這些就會使人黯然神傷。
然而，我們還是禁不住受到這憂郁的詩句的感染，一個具有一般道德情感的普通的希臘人，勇敢地面對他的内心世界，這樣總結他的性格：&ldquo至少我從來沒有出賣過一位真正的和可敬的朋友，在我的靈魂中根本沒有奴性。
&rdquo
對于希臘人關于&ldquo至善&rdquo（highestgood）的信條，即幸福生活的&ldquo獲得&rdquo或&ldquo認定&rdquo，在這裡隻能列出幾個要點。
可以清楚地劃分三個自覺的階段：即荷馬與赫西俄德時代，民族的鼎盛時期，最後達到哲學家的反思階段。
然而，在後面階段的日常生活中，仍然可以看到最早階段的東西，古老的詩歌和神話的思維繼續盛行。
我們之所以能夠了解這些，是因為希臘人敢于公開地說出這樣的願望，那就是世俗的智慧和漠然不應該完全壓制人的所有深層的渴望。
對神的祈禱将是最好的素材了，如果它們是以一種較為清晰的形式被保存下來的話。
例如，在荷馬史詩中，使用了一段帶有自然美的詩句。
在雅典娜消失的時候，涅斯托爾這樣呼喚着她：&ldquo仁慈地看看我吧，女神，賜給我高貴的聲名吧，給我，給我的兒子，給我賢惠的妻子。
&rdquo&ldquo高貴的聲名&rdquo（kleosesthlon）總是一個真正的希臘人最渴求的東西，涅斯托爾的這番話也包括了他的妻子和孩子們，這表明它并不局限于在戰争或競賽中取得勝利，而是包括了所有的能夠帶來榮譽性的事情。
其他的最渴望得到的賜予也在荷馬史詩中被不經意地揭示出來；例如，人們還渴望得到&ldquo睡眠的禮物&rdquo，這真的是一件讓人渴望已久的禮物。
另外一個渴求的目标是在年老的時候毫無痛苦地死去，不要讓疾病搶了先；我們知道，在傳說中的西瑞（Syrie）島，阿波羅和阿爾忒彌斯帶來他們的銀弓，用它把老年人射死以使他們得到安息。
在荷馬以後的但還是較早的時期，有一系列的祈願在安其西斯（Anchises）的&ldquo阿佛洛蒂忒頌歌&rdquo（HymntoAphrodite［103］）中表達出來，這首詩是在他認出了他心愛的女神并答應給她建一座祭壇之後寫的；他向她祈求說，其聲名将超越其他的特洛伊人，會有一個健康的兒子，在漫長的生命中富足和快樂的生活。
在《工作與時日》（226ff.）中，赫西俄德描述了正義之城中人們生活的幸福，因為這是一個發自内心的願望的目錄，在這裡也應該提到。
在詩歌中，這樣的清單并不能完全表明重要性的順序，因為人們需求的尺度是不同的。
然而，一個有關重要性的真正順序的确出現在了曆史時代的文獻中，那就是梭倫的詩歌：[22]首要的是Olbos（意思是&ldquo幸福&rdquo、&ldquo福氣&rdquo或&ldquo财富&rdquo），接着是聲名、朋友的愛和尊重，最後是能夠威吓和傷害自己的敵人。
Olbos帶來了麻煩，因為沒有一個單字可以用來翻譯它；它是來自于很久遠的古代的一種表達方式，具有一種神話般的魔力，表達了各種各樣的富足。
後來，Olbos與原來僅僅表示财富的含義有了很明顯的區分：&ldquo如果一個人發達了，在他的家裡有萬貫家财，但是卻沒有高貴的雄心壯志，那麼我就不會稱之為有福氣的人（olbios），他隻是一個生活舒适的守财奴罷了。
&rdquo[23]
品達在第一首《皮提亞頌》（Pythianode）的結尾處列舉了生活中的主要幸福，比梭倫的要簡短一些：能夠快樂地生活是人們最想得到的東西，接着是尊貴的名聲；品達說，任何得到這兩樣東西的人就等于擁有了最精美的王冠。
[24]
在所有這些對人生最需要之物的界定中，人們堅信個人的道德價值和高貴品質是最基本的，我們可以看到人們對擁有這些品質的明确願望，常常與物質财富的擁有最為理所當然地結合在一起。
對狄奧格尼斯（V.255，cf.147）來說，為人正義是其中最好的品質，最好的東西是健康，最讓人高興的事情是成功地得到了他所熱愛的東西&mdash&mdash在這裡，他所指的是真正的愛還是僅僅是普通意義上的實現了自己的願望，并不明确。
有人曾經把這個願望幾乎一字不差地刻在了德爾斐的拉通（Latoon）神廟入口的牆上，[25]整個的清單還可以在索福克利斯的戲劇中看到，幾乎是從狄奧格尼斯那裡抄來的。
然而，在通常情況下，一個希臘人自己并不希望得到什麼道德品質，而是相信他本身已經擁有了它們；确實，當每個人都清楚地知道神靈的品德是什麼樣子的時候，要求神靈們具有某一種道德品質是很失策的。
這樣一種觀念隻能出現在後來的具有全新的神聖觀念的斯多噶學派那裡；但是，我們現在所關注的是來自于希臘人性情中的那些願望，并不是建立在反思基礎上的道德訴求。
與願望和訴求不同的是習慣，從蘇格拉底的時代開始，人們就把對德性的贊美視為所有其他的優秀品質&mdash&mdash這些品質被充分地列舉出來&mdash&mdash的中心環節，作為所有快樂的先決條件。
在自己的同胞們或整個人類中享有至高聲望的東西中，對榮譽和名望的重視&mdash&mdash甚至在子孫後代當中&mdash&mdash越來越不受到重視，最終從列表中消失了，盡管在生活中對名望的熱衷依然很盛行。
取而代之的是，健康和富有挪到了前面，德爾斐的神谕曾經要求人們隻在這二者當中做出選擇。
以下是關于叙拉古和克羅頓建城的非同尋常的傳說：阿開阿斯（Archias）選擇了富有，建立起叙拉古，後來成為一個十分重要的城市；米塞羅（Myscellos）為他自己和他未來的城市選擇了&ldquo健康&rdquo，後來，克羅頓就成為了運動健将和定居者們強身健體的家園。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喜劇《鳥》（729）中，以把它們當作神靈進行膜拜為條件，鳥兒們答應給予人們兩重福祉，為此，阿裡斯托芬發明了&ldquo健康富有&rdquo（plouthugieia）這個詞，這是他發明的複合詞中最好的一個。
鳥兒們還承諾給予其後代的其他福祉&mdash&mdash和平，青春永駐，笑聲，舞蹈，節日，以及能産牛奶的母雞&mdash&mdash當然隻是一些笑料罷了。
在前面一段（604ff.）中，皮西特塔羅斯（Peithetairos）曾經不知羞恥地說，富有本身就可以帶來健康的身體，那些深陷貧窮的人當然就會疾病纏身。
希臘人清楚地知道，健康是其他所有一切類型的好運的前提條件，阿瑞佛隆（Ariphron）的優良的注解就見證了這一點。
[26]稍晚的時候西蒙尼德（Simonides）說過這樣的話：&ldquo對于凡人來說，健康是最好的事情，第二好的是高貴的品格，第三是通過體面的方式獲得的财富，第四是與好友們度過青年時代。
&rdquo公元前4世紀的一位喜劇作家對這些著名的觀點這樣評價，他認為把健康排在第一位無可厚非，但應該把高尚的品格放在财富後面，因為一個饑腸辘辘的品格高貴者也會變得非常可怕。
菲利蒙（Philemon）認為第一應該是健康，接着是行善積德，第三是愉快的心境，最後不欠人錢。
[27]
希臘的哀歌詩中常常贊美生命中那些獨特的幸福，首先是那些詩人自己所渴望或遺憾的東西；在宴飲的談話中，這個題目會自然而然地出現，當哀歌詩轉變為格言或警句，或者采取了一種詩歌書信體的時候，這樣的主題也經常出現。
在狄奧格尼斯的書中可以找到所有這些表達形式，它們與各種不同的情緒相對應；一個很好的例子（933）是：&ldquo充沛的精力（areté）和高貴的品質很少出現在同一個人身上；一個擁有兩者的人會很幸福，他會受到每個人的尊敬，年輕人和老人都會給他讓路；在年老的時候，他仍然屬于第一等級公民的行列，在私人和公衆生活中，他的居所都不會成為是非之地。
&rdquo
正如我們在前面所言，财富曾經是快樂的前提條件之一，而快樂正是人們天生追求的目标；但是，随着時間的推移，很多人會抱怨說财富已經變得過于重要了，并且總是在那些不該擁有它的人們手裡。
尤其是狄奧格尼斯總是悲歎貧窮以及随之而來的無助，而富有（699）卻給它的主人帶來智慧、博學、雄辯和身體的敏捷。
歐裡庇得斯走得更遠：一個富人說出的任何話都會被認為是明智的，但是一個貧窮的人，即使他說得很好，也會受到嘲笑；人們甯願把他們的孩子嫁給一個富有的壞人，也不願意把他們嫁給一個貧窮的好人。
對大多數人來講，盡管他們在嘴上說&ldquo品質優秀&rdquo的好，但漸漸地就開始責罵，甚至具有高貴的出身，也都比不上富有給人們帶來的快樂和力量。
然而，富人的周圍充滿了敵人和危險，這些都威脅和侵蝕着其财産為他所帶來的快樂，除非他迫于一種義務必須公開地顯示其财富。
在歐裡庇得斯的戲劇中，過着一種簡陋生活的富有的守财奴，可以把他的朋友視為敵人，甚至會從神廟裡偷竊。
一個世紀以後，阿裡克西斯堅持認為，富人應該生活鋪張，盡情展示他從神那裡得到的作為一種其感恩的證明的賜予：如果他苟且偷生地裝作并不比别人富有，那麼神就會認為他缺乏感激，很可能就會拿走他所給他的一切。
記住以下的史實是很重要的，那就是希臘中晚期的很多傑出人士自願地選擇貧窮，部分原因是他們所能夠從事的職業被認為低于他們的身份，同時也由于對他們來說，富有給他們帶來的危險超出了它的益處。
最後，盡情地享受生活中的快樂（hedone，terpole）也被認為是人生的幸福之一，盡管這一點如何理解以及如何衡量取決于說話者。
衆所周知，梭倫曾經在一個很大範圍内認可此種快樂。
在我們回到這個問題的時候，最好與對悲觀主義的反對聯系在一起；在這裡隻要舉出雅典尼烏斯的第十二本書就可以了，書中驚人地引述了西蒙尼德和品達的贊美快樂的詩句。
從品達的對手巴奇裡得斯（Bacchylides）那裡隻有很短的幾個殘篇存留了下來，但是其中的一句還是透露出了其精神傾向：&ldquo凡人尋求幸福之路隻有一條，那就是摒棄欲求：那些渴望得到上千件東西的人将會日夜背負着沉重的精神負擔，對将來發生的事情充滿憂慮，但還是發現他們的所有努力都将是徒勞的。
&rdquo
哲學家們和他們的倫理反思，總是贊美德性，并把德性視作人生的必需，在這個論題上可以暫且不論；但是他們也注意到了普通人的願望。
對這個問題最感興趣的是柏拉圖，他給出了兩個關于人生重要性問題的偉大的清單。
第一個在對人生幸福進行估價的時候以德性作為首要之物；另一個則是健康，美麗，在跑步和所有的體育鍛煉中表現出的健壯有力，接着是富有，但是僅僅是與明智（phronesis）相結合的富有。
另一個談話者補充說：還有敏銳的感覺，尤其是看和聽，接着給予很高地位的是行動的自由，在擁有了所有這一切以後，&ldquo就會立即成為不朽的人&rdquo&mdash&mdash但是所有這些福祉隻屬于正義和神聖之人。
另外一個列表不是關于幸福的，而是把人類的價值分為九種，這與希臘的觀念并不符合，是屬于柏拉圖自己的，所以就顯得特别重要。
哲學家們偶爾對大衆的願望評頭品足或加以修正：安提斯提尼承認快樂是一種幸福，但隻是在沒有留下懊悔的情況下；當美涅德莫斯（Menedemus）聽說最高的善是欲求之滿足的時候，他說最好隻是去追求那些适當的欲望。
亞裡士多德在外在的好運（eutuchia）和獨立于命運（tuche）的内在快樂（eudaimonia）之間作出了一個很好的區分。
很久以後，崇尚道德的普魯塔克預言般地強調了所有世俗财富的有條件性和不可依賴性，以此為他的信條提供支持，即文化和教育是達到德性和快樂的最為可靠的途徑。
他說，高貴的出身是一件好事，但是擁有它卻隻能依賴于上一代人；财富是可敬的，但卻也是一種充滿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的東西，會暴露在邪惡的敵人面前，而且經常掌握在那些最卑劣的人手中；聲名是崇高的，但卻不是不能改變的；美麗令人羨慕，但隻能持續很短暫的時間；健康是很珍貴的，但不能常駐；身體的力量是可貴的，但卻禁不住歲月和疾病的侵蝕，弱小的動物也可以與公牛、大象和獅子相抗衡；在我們的所有當中，隻有文化是不朽的和神聖的。
琉善著名的關于自由夢想的題為《船》的文章時代有些晚。
[28]最聰明的演說者提莫勞斯（Timolaus）希望他能擁有那些魔戒，尤其是能夠賜予人永恒的力量、健康和免受傷害的那一枚；其他的可以幫助他隐身，使他擁有巨大無窮的力量，能夠飛翔等等，最好的是能夠得到所有人的愛，同時能夠在一千年中永葆青春。
文化史是不能夠忽略這種來自遙遠的想像世界的記述的；它們是被産生它們的時代和民族裝點起來的夢境。
伴随着所有這些關于世俗福祉、他們的希冀或困境的讨論的一個持久的信念就是希望得到一個最終的答案：生命本身的欲求是能夠自足的嗎？值得注意的是，亞裡士多德給出了一個确切的回答。
[29]
某些民族曾經為存在價值的問題所困擾，迷失在關于這個題目的已經建立起來的普遍接受的看法當中。
其他民族則多多少少地表現出關注此事的傾向和能力，或者可能這些能力還是潛在的，沒有見諸文字上的表達；或者，一種強有力的宗教已經占據了這一整個的思想範圍。
由于18世紀德國人文主義的盛行，古希臘人在這一領域的地位也就随即被确立下來。
他們在戰争中表現出的輝煌的英雄主義，他們在政治上的成就，他們的藝術和詩歌，他們美麗的國家和宜人的氣候，所有這些都使人們感到他們是那麼幸運。
席勒的詩歌&ldquo衆神的希臘&rdquo用這一依然充滿魔力的意象表達出所有這些看法。
至少，那些生活在伯利克裡時代的人會被認為年複一年地享受着歡天喜地的幸福生活。
這一定是曾經出現過的最大的曆史假象之一了，其支持者越是表現得天真和專一，這種看法就越是不可抗拒。
他們完全聽不見從神話開始的整個存留下來的文獻當中的那些巨大而一緻的反對聲，他們尤其對希臘的國民生活心甘情願地視而不見，隻專心于其充滿魅力的一面，經常在研究喀羅尼亞戰役的時候投機取巧，就好像在接下來的兩百年中，這個民族被引向了物質性滅絕的邊緣&mdash&mdash主要是由于其自身的行為方式&mdash&mdash并不是此前發生的一切的延續一樣。
這裡所講的隻是希臘人對人類存在的普遍估價；這種思想在其他民族中沒有并行者，甚至在波斯的國王之書（BookofKings）中的具有根本性的悲觀主義當中也沒有，這本書是一部關于最英勇的和有道德的人通常都會失敗地走上邪路的傳奇。
希臘人傾向于相信人性是不變的，并不認為人會變得比他們當初要壞，但是，不論有沒有神的幹預，人總是不快樂的。
我們已經試圖概括出希臘人對這些神靈的看法；從被創始以來就具有十分可怕的外形的神靈們成為天賦的賜予者，但對于整個世界和人類的生活卻極少加以控制，因為它們的力量也必須聽從命運的安排。
而且，衆神也并不總是快樂的，因為它們總是受到忌妒；這種忌妒也會找上傑出的人類，尤其是神話中的英雄。
英雄在完成偉大的事業後死去是很多民族的神話傳說的一個主題。
阿提拉（Attila）的随行人員中的勃艮第人（Burgundians）即是一個著名的例子。
統治者迫使他女兒的求婚者與他進行生死決鬥（gambroktonos）的故事也在民間傳說中頻頻出現，當然還有其他流行的主題。
與此不同，希臘人運用這些主題的獨特之處是，一個曆史十分清楚的偉大民族或王朝在經曆了輝煌之後，沒有漸漸消亡，而是以暴力告終。
這個民族的後人，甚至詩人的同時代人，在把他們自己與先人進行比較之後，都會對這場戰争充滿崇敬之情。
因而，希臘人認為最後一代偉大的英雄中的大多數都參加了特洛伊戰争，或在此後歸返，但是，在很久以前，一種黑暗的命運已經籠罩在了老一代英雄們所創造的業績和經受的磨難當中。
在關于他們的神話中，充滿了對這種從一開始就注定的命運的自覺，在史詩所表達出的主題和反思當中，悲觀情緒貫穿始終。
正是以此為基礎，悲劇把這種犯罪、詛咒和哀痛的叙事結構發展成為一種高級的藝術形式。
現在，常常有人告訴我們，很多神話傳說僅僅是建立在自然現象，主要是天文和大氣現象的基礎上。
柏勒洛豐（Bellerophon）的瘋狂和厄運表現了太陽和月亮運行中明顯的混亂現象，淮德拉（Phaedra）和希波呂托斯的故事所指示的是晨星沉入大海的過程。
即使這樣的解釋是不可抗拒的，但是從這樣的緣起中編造出這些可怕的故事表現出來的也隻能是希臘人最顯著的和最獨特的性格特征。
如果不是他們，還會有誰在傾聽了夜莺的悲歎之後，會把它和另外三種鳥類的行為聯合在一起編成關于菲羅墨拉（Philomela）、普洛克涅（Procne）、忒柔斯（Tereus）和伊堤斯（Itys）的可怕的神話故事？沖破黑暗的願望一定很強烈；在他們把英雄神話轉化成小說之後，這種嚴峻的講故事的方式被悲劇創造性地強化了，這揭示出，随着希臘文化的興起，這種趨勢得到了更進一步的加強。
我們在這裡的興趣不在于把神話解構成主要的元素，而是恰恰是把它放到進一步拓展的流變過程中去加以分析。
最早的關于人口流動的模糊記憶也在英雄們的假象中被人格化了，這些英雄犯了謀殺罪，逃到很遠的地方。
在那裡，一個英雄的統治者接納并赦免了他們，贈給他們禮物，還把他們指定為繼承人。
這種逃亡者通常都是王朝宮廷的門客。
在其他一些地方，這種事情通常與血族仇殺聯系在一起，受到傷害的家族以婚約為條件向求婚者提出種種要求。
接着，沖動的個人複仇行為走向恐怖的極端，就像在提耶斯泰斯（Thyestes）的盛宴上所出現的情形那樣。
除了憤怒的複仇之外，在神話中，忌妒也會占據英雄和神靈的心。
在攻打特洛伊的時候，赫拉克利斯把他的劍刺向他的同伴忒拉蒙，目的隻是為了使自己成為第一個進城的人。
神話中的第一位藝術家達得羅斯（Daedalus）是一個非常可怕的人物，他是在所有的民族中都非常普遍的一種神話的最古老的樣闆&mdash&mdash出于忌妒其徒弟的天才，師父殺死了徒弟。
居住在島嶼上的謎一般的藝術民族泰爾奇尼斯人（Telchines）也以他們充滿忌妒的惡行而著稱。
就像他們忌妒的受害者那樣，神話也會常常在忌妒者身上降下可怕的痛楚。
這種罪惡很早就在人的靈魂中蔓延開了，其中，雙胞胎兄弟普洛托斯（Proetus）和阿克裡西俄斯（Acrisius）甚至在他們的母親的子宮中就開始了争執，長大後繼續為争奪控制權而鬥争。
當斯巴達人剛剛從底比斯神龍的分散的牙齒中誕生出來，卡德摩斯就扔了一塊石頭使他們打了起來，自相殘殺，最後隻剩下五個人，接着，正是這五個人使用了其他所有人的力量精華，成為底比斯城的創建者。
神話中的一系列女性都是非常可怕的動物，或者是因為她們對金銀珠寶的貪婪毀掉了她們的居所，就像厄裡費勒（Eriphyle）那樣，或者是因為一旦陷入愛情，她們就會做出可怕的複仇行為，在神話中的科林斯的埃菲拉（Ephyra），美狄亞下的毒達到了最終的目的。
晚期羅馬作家西吉努斯（Hyginus）編輯或僅僅是翻譯了一個詳備的目錄：包括父親殺死他們的女兒，母親殺死她們的兒子，婚姻仇殺，自殺，殺害親戚等等。
另外，還有三個這樣的事例，即他們把自己的親生孩子殺害後擺上了酒席。
然而，命運和神靈們所決定的最終的滅亡也是最為普遍的結局，在神話當中這種類型的人物和故事最為典型。
在荷馬史詩中，&ldquo很多&rdquo希臘英雄的死既是宙斯也是命運的安排，阿喀琉斯就有很多抱怨宙斯的言論。
一開始，宙斯延緩了帕特洛克盧斯在赫克托耳手中的死亡，為了使他能夠盡可能多地殺戮特洛伊人；接着，阿波羅盡其全力傷害帕特洛克盧斯，但并不真正地殺死他，盡管他已經被赫克托耳的長矛刺傷了。
這個臨死的武士悲歎道：&ldquo我被命運之神和勒托的兒子刺中了！&rdquo荷馬之後的神話（就像在&ldquo西庇亞&rdquo［Cypria］中表現出來的那樣）對英雄種族的絕滅還是感到不滿：世界上已經人滿為患。
所以，土地女神來到宙斯面前，懇求他為她減輕人類的重壓；神發動了特洛伊戰争，是為了消滅很多人，接下來的特洛伊戰争被認為滿意地完成了這個任務。
在歐裡庇得斯的戲劇中，阿波羅尤其強調，是衆神送走了海倫，戰争因她而起，&ldquo這樣，他們就會把大地從人滿為患的困境中解放出來。
&rdquo阿喀琉斯自身被創造出來就是為了用他的力量殺人，他的長矛&mdash&mdash是用佩利翁山的桉樹制成的&mdash&mdash是克戎（Cheiron）很早以前就給了他父親佩琉斯&ldquo去鏟滅英雄&rdquo的。
兩個毀滅的力量（阿喀琉斯和海倫）後來轉變成神一般的人物，在琉克（Leuce）島上受到崇拜。
在那裡，他們把長着翅膀的小孩歐福裡翁（Euphorion）帶到了人世。
這一基本上是悲劇性的背景襯托着神話中最著名的英雄們更加陰沉的命運。
&ldquo在充滿無助和危險的一生之後，他們沒有活到老年&rdquo，西蒙尼德說，但無論如何這并非誇大其詞，傳說中還有很多更加恐怖的故事。
這些人物中最重要的要數普羅米修斯。
埃斯庫羅斯的著名的故事隻不過是說出了在希臘人中人所共知的有關普羅米修斯的事情：他送給人類的慷慨的禮物和他的受難足以培養起人們對神靈和命運深刻的和帶有反叛性的怨恨。
在最重大的獻祭和節日的過程中，他被綁在大山上的形象一定會提醒人們，他們到底能夠從神那裡得到什麼。
然而，故事中講到，衆神總是對人類得到的火的禮物&mdash&mdash它是所有文化和美好生活的前提&mdash&mdash充滿嫉妒。
不論給人類帶來火的是一個原始的火神，或者某位提坦巨人，不論他是否是為了反對妄圖毀滅人類的宙斯，即使他曾經是人類的救世主或創造者，盡管存在看法上的不同，但是大緻的情形還是大同小異的。
赫拉克利斯這個人物最初并不怎麼重要，而且充滿了争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