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手之間的比賽，題目是埃阿斯和奧德修斯的決鬥，另一次在皮提亞的比賽是在帕納努斯（Panaenus）和查爾基斯的提馬格拉斯（Timagoras）之間進行的。
可能直到體育和藝術比賽已經完全占據了希臘生活之後，教育才開始對它們有了充分的考慮，這并不說明每個受到訓練的學生都有機會到神聖的賽會舉辦地去參加比賽，而是在于當賽會已經占據了日常生活以後，人們對賽會開始給予足夠的關注。
這甚至成為語法教師、豎琴演奏者和體育教練的人生目标，他們都是每個人不可缺少的第一位教師，在雅典和其他地方一樣，人們都想得到他們的教導。
男孩子們不斷地取勝和失敗，不斷地赢得桂冠。
政治上成年（ephebeia）的觀念已經與一種獨特的體育上的準備結合在了一起，這一傳統的觀念直到羅馬時代一直存在。
很多神祇，像赫爾墨斯、阿波羅和赫拉克利斯也開始主持這項活動。
在藝術中，它們被用作每個人崇尚的身體典型，赫拉克利斯的神話越來越向這個方向發展，即他不再是某一個賽會的勝利者&mdash&mdash盡管這個因素在後來的奧林匹克神話的營造上還可以看到&mdash&mdash而成為某個區域或者整個人類美好生活的持久保護者，他由于勇敢而獲得了神聖的地位。
歸根結底，整個希臘藝術都與賽會勝利者被象征性地授予桂冠交織在了一起。
從童年時代的日常生活開始，阿戈拉、交談、戰争等等都在對每個男孩的賽會教育上發生着它們的影響。
由所有這些塑造成的生存方式是一種此前在這個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沒有出現的方式，這以後也沒有再出現過&mdash&mdash這種生活完全浸潤在賽會中，被賽會占據，所有的一切都建立在這一原則的基礎上，那就是任何東西都可以通過教育獲得，而這種原則把家庭和家鄉的影響降低到了最小的程度。
[8]如果我們看一下競賽在我們的世界所扮演的角色的話，我們就會立即為他們和我們之間的主要區别所震驚，這種區别在于希臘的賽會總是會吸引所有人作為其聽衆和觀衆參與其中。
而在今天參加這樣的活動&mdash&mdash不論是真人的表演，或者是作為一種無聲的展示的圖畫和書籍&mdash&mdash都是由聽衆或公衆自己來決定，買或者不買，支付門票的費用或者走開。
但是，我們現在的競賽形式基本上是由完全不同的目的所決定的。
如果在學校有某種程度的競争，通常是隻出現在很少的一部分非常野心勃勃的類型當中，在成年的生活中&ldquo渴望出名&rdquo已經被一種與之相背離的東西取代，那就是生意場上的競争。
今天的人們更向往赢得金錢上的勝利，而不是對他們的才能的即刻了解，他們完全清楚他們所追求的成功隻是一種物質性的東西；生活需要它。
希臘教育（paideusis）的目标幾乎絕無例外地指向将來的成功，現在被我們的高校取代，目标是&ldquo完全而多面&rdquo的知識。
在希臘人中，對後人能夠通過回憶記起的空名（kenodoxia）的狂熱追求甚至在神話人物中也是人生的一個目标。
薩爾摩紐斯（Salmoneus）和其他人的所作所為就好像他們是神靈一般。
在他們當中，根據其神話中的一個被理性化的版本，據說包括特洛福尼俄斯在内的一些人曾經把他們自己塞進地縫裡，借此使人們相信他們是從地下出來的。
總之，我們認為，希臘人在追求自身價值的過程中太過于依賴别人的看法，當人們把所有的賭注都壓在獲取大衆的寵幸上面的時候，賽會也就衰落了。
工作在希臘人生活中的位置是一個需要與古代東方進行一個簡單比較的話題。
在早期的文明中，關于不同的工作及其所具有的不同的體面程度的看法似乎從這些工作産生之初就形成了。
祭司和武士組成的統治階層占據着權力、戰争、狩獵和優越的生活，把其他所有的事情交給其餘的人口，他們是否再繼續劃分為不同的集團要根據各種不同的世襲職業。
手工業，不論是手工操作的、化學的還是工藝性的，無疑都已經達到了很高的完善程度，但是當然還是被當作一種苦役而受到輕視，被視為一種代代相傳的命運。
隻是由于炎熱的天氣這一個原因，農業勞作就應該屬于一種奴隸的工作。
歐洲中世紀的貴族擁有一種與此相似的對勞動和經商完全蔑視的态度；但是與此并行的是，一個中産階級逐漸産生出來，他們不但緻力于勞作而且還給予勞作以很高的榮譽。
在這兩個世界之間，希臘的世界凸現出來，因為在這裡，中産階級看不起大部分工作，盡管他們離不開這些産品。
有人會說，希臘人有奴隸來從事勞動，但這一簡單的解釋是不夠充分的，因為他們對大部分自由的職業也充滿鄙視。
也不能把這種情況歸咎于氣候，因為氣候并沒有惡劣到田間的勞作和自由完全互不相容的地步。
說到對工作的評價，一個民族發展出其生存理想的曆史階段和社會狀況是我們要考慮的最重要的因素。
在現代歐洲，這種理想主要來自于中世紀的資産階級，他們不僅在财富上逐漸超越了貴族階級，而且還取得了平等的受教育的權利，盡管這是一種與貴族不同的教育。
與此相反，希臘人擁有他們的英雄時代的圖景，這是一個非功利的世界，他們從未離棄過。
他們與英雄世界的關系&mdash&mdash這個世界裡隻有戰争、王朝悲劇和神靈們的幹預&mdash&mdash遠比中古時期的市民與日耳曼的傳奇世界之間的關系要更加緊密。
但是英雄時代，至少在其衰落的階段，在赫西俄德的《工作與時日》中，還仍然把農業生活看作是體面的職業，甚至尊重某些類型的商業活動，但在接下來的賽會時代則轉而孕育一種不斷增長的對體力勞動的完全的蔑視态度。
由于出身而跻身于統治階級的成員不再是少數，他們反而形成了一個大的城市貴族集團，主要依靠财産上的收入生活，他們生活的目标和理想就是戰鬥&mdash&mdash與其說是軍事意義上的戰鬥，不如說是平等人之間的相互競争。
整個民族都确信這是世間最高貴的事情。
需要支付的費用是适中的，因此大多數人都能夠參加，那些不能參加的人對能夠參加的人充滿了羨慕和嫉妒。
很多用于競賽的地點因而發展起來，很多種類的競技活動以及作為準備工作的體育鍛煉成為教育的主要目标。
然而，這種生活方式與任何的經濟活動是完全不相容的；賽會占據了整個的生活。
與此同時，奴隸制度當然也發展起來。
但這并不是決定性的因素。
僅存的需要工作的往往是沒有權利的農民，隻能被迫繳納什一稅，他們實際上是農奴。
在斯巴達，統治階級除了他們之外沒有其他的依附民。
即便農民或手工工人是一名奴隸主，他自己的勞動也并不比他們的勞動更加受到尊重。
所有我們能夠說的就是奴隸的增多加強了一種早已盛行的觀念。
正是這一貴族時代的觀點後來在希臘一直在發揮着影響，尤其在發展起完備的民主制度的城邦裡。
斯巴達是一個最完全的反物質主義的國家。
在斯巴達人的生活方式中得到實現的希臘的理想就是對任何赢利行為的遏制；還有他們擁有了可以想像得到的最大限度的&ldquo閑暇的财富&rdquo，這被普魯塔克稱為所有恩賜當中最輝煌和幸運的東西。
在這裡，整個的國家大廈都建立在一個被迫進行勞作的附屬種族的存在的基礎上，除了為城邦服務，斯巴達人不用做任何事情，這成為他們引以為傲的理由。
[9]但是在其他地方，至少在理論上公民們也要在服務于國家的問題上傾注熱情，把它作為人生的目标；隻有那些擁有這一品質的人才配成為公民。
亞裡士多德認為&ldquo手藝&rdquo（banausia）與教育（paideia）背道而馳，是民主制度、貧窮和低賤的一個組成部分；而教育則與高貴和财富相連，其典型就是貴族寡頭。
他不但想把真正的手藝、艱苦的體力勞動趕出教育，而且他甚至想讓自由民的教育（liberalarts）都以追求中道為目标。
他說，花費了太多的時間去完美地掌握它們反而導緻了單面性。
[10]目标顯然是所有品質的和諧統一，而不是讓其中的某一種占據統治地位；如果希臘人能夠而且想成為一個完整的人的話，那麼他把自己完全投身于公共生活、體育和高貴文化的話就能夠做到這一點&mdash&mdash而在我們的時代人們則需要非凡的企業和巨大的财富。
因而，不論技術性勞動、特長對于普遍的善來說是多麼不可缺少，不論需要多麼高的天賦，所有的特長都隻能在某一個方向上成就一個人。
有人可能會問，人性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實現這些理想。
即使在很晚的時候，希臘人也從未認識到這樣的事實，那就是他們曾經有大量的完全從事技術性勞動的&ldquo錯誤的公民&rdquo，他們完全置身于體力勞動中，在城邦建立的功業中也有他們的一份。
顯而易見的是，與所有這些理想相抵觸的是人們必須用可能的方式掙取錢财和閑暇。
希臘人擁有一種自然的潛能，實際上是一種積極的愛好，那就是成為水手、殖民者和商人。
腓尼基人就提供了一個樣闆，他們對海外的貿易擁有一種明顯而獨特的偏愛。
除此之外，他們還不可避免地受到動産的吸引，他們早就認識到金錢就是力量，這導緻了一種愛好商業活動的獨特傾向，甚至在整個希臘世界都是如此。
在那裡，智謀和知識在海外的旅行和經商活動中是如此地受到重視，因此希臘人是不可能甘居人後的。
商業和造船成為了财富的主要來源，盡管殖民地最初都是為了建立城邦，但如果沒有生意可做，大多也不能建成。
一旦它們建立起來，經商就成為一種與體面的種地享有完全平等的地位的一種職業。
具有很高的商業成分的殖民地觀念自然又對其母邦産生了影響。
這并不意味着商業的繁榮是與民主政制一起發展起來的。
商業城邦傾向于建立起富人政體，在愛奧尼亞和意大利，大商人和船主常常成為統治者，就像中古西歐的行會領袖或者與城市長老具有同等的地位，或者就是同一夥人。
在他們當中其占據統治地位與其說是商業風習，不如說是賽會風尚，這個統治階級&mdash&mdash比如在愛奧尼亞諸城市&mdash&mdash由于其探險性的航行而成為古代英雄傳統的一種延續，與任何貴族政制具有同等強烈的空想色彩，就像我們從其詩歌、哲學、巨大而輝煌的神廟和慷慨的供品中所看到的那樣。
成功商業活動的一個後果無疑就是這些國家成為奢侈生活習慣的犧牲品。
在這個方面愛奧尼亞人一定受到了呂底亞人的強烈影響；但是可能隻是在服裝和飲食上與通常情況下的希臘人的節制相比有些奢侈罷了。
愛奧尼亞人之所以被呂底亞的國王打敗更多的是由于内部的混亂而非舒适的生活。
還有一些頒布抑商法令的特殊事例。
在斯巴達，全權公民被禁止從事商業，埃皮達姆諾斯（Epidamnos）與伊裡利亞内地的交易完全是通過每年把一個受人尊敬的公民指定為官方的&ldquo小販&rdquo來進行的，因為與野蠻人接觸之後會使公民變得富有攻擊性和萌生不滿情緒&mdash&mdash但是這些與廣泛的高于一切的獲利相比算不了什麼。
尤其在雅典，商業在很長的時間裡都能夠免于&ldquo手藝&rdquo的诋毀，梭倫的榜樣證明了即使貴族也會進行商業旅行。
普魯塔克不遺餘力地為梭倫決心進行一次這樣的旅行提供了一個高貴的解釋，評論說這樣的旅行可以體驗蠻族的生活，與國王們建立友誼，學到很多知識。
在他的政體中，梭倫當然把他的分等級的公民權利制度完全建立在土地占有的基礎上，但同時他的立法也把勞作看成是體面的事情。
對他來講，整個問題都是由來到這個城市的大量的移民引起的，因為阿提卡貧瘠的土地不能供養一群閑人（普魯塔克，《梭倫傳》，22）。
這就是他通過立法使手工業技術擁有了某種地位的原因，他要求他的公民不僅自己積極投身于這些事業，而且還要培養他們的兒子學會一門手藝，允許外邦人成為公民，如果他們能夠全家來雅典經營某種商業的話（普魯塔克，《梭倫傳》，24），并且把嘲笑這些行業的行為當作一種過失。
因此，即使對體力勞動的歧視仍然存在，雅典的普通觀念仍然是反物質的，但是這種原則還是建立起來，那就是&ldquo承認自己的貧困并不可恥，可恥的是不能夠通過勞動來逃避貧困。
&rdquo據說當梭倫與他的朋友們讨論&ldquo取消債務&rdquo的計劃時，他們趕緊跑出去，借了很多的錢來購買好房子和地産；這使雅典人在這麼早的時候就産生了投機的念頭。
随着時間的推移，每種可以想像得到的物品的交易對雅典人來說開始變得不可或缺。
随着金融和錢貸業的巨大發展，手工業雇傭了大量的奴隸，加上阿提卡銀礦的開采，這個城市成為一個大市場。
如果沒有這些隻能由商業和貿易帶來的巨大的收益，雅典人就不能夠維持他們國家的開支。
梭倫的繼任者皮西特拉圖也是一個帶有功利主義觀念的統治者，和其他的僭主很像，他對反物質的觀念嗤之以鼻，要求每個人都應該工作，實際上是想方設法地消滅賽會。
對于農業，首先要說明的是，工作的絕對必要性在一個民族的早期曆史上都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在這個方面與我們西方後來的文明很不一樣。
因此，赫西俄德抱怨說，衆神已經把人類謀生的方式藏起來了（《工作與時日》，42f.）。
然而，正是這同一位詩人宣稱，農民的生活處在神的特殊保護之下，是非常榮耀的，擁有它自己的賽會：&ldquo當人們在耕地、播種和家庭管理上展開競賽的時候，它是仁慈的厄利斯（Eris，沖突）的一種表征；工作并不可恥，懶惰才是可恥的。
&rdquo（同上，311ff.）農業古老的營業執照從來沒有被完全剝奪過。
即使土地所有者的所有實際的工作都是由奴隸來做，他也必須到場，因為不這樣的話他的收成就要減少。
因而，斯巴達人，尤其是斯巴達婦女也不得不親自監督他們的希洛特進行勞作。
正因為如此，對主人、奴隸和自由的工人來說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一種相似的生活狀态。
這對完全的公民權不會有任何減損，人們尤其強烈地意識到在農業和戰争中所表現出的勇敢之間存在着某種高貴的聯系；歐裡庇得斯還是能夠說&ldquo那些耕種他們自己的土地的人&rdquo是他們國家惟一真正的護衛者。
日工（thes）确實被看作是低下的，其境遇不比奴隸好多少，隻是因為他是為環境所迫而去工作的，可能關于農業衰退的觀念實際上正是适用于這個等級，而不是農民。
一個微不足道的小城鎮可能代表了一種沒什麼意義的例外。
據說塞斯皮亞人（Thespians）曾經把學習經商或從事農業看作是一種恥辱。
[11]
一些作家清楚地表明，農業對希臘人來說有很多的吸引力；根據色諾芬的記述，蘇格拉底認為它與戰争同樣是一種适合于公民從事的職業，接着，他解釋道，沒有其他的職業能夠生産出如此美好的新鮮果實獻給神靈或者盛大的節日，沒有哪種職業如此受到奴隸的喜愛，能夠給婦女和孩子們帶來這麼多的快樂。
然而，我們的柏拉圖卻利用了這同一個蘇格拉底，把農民降低到手工工人的地位，把他們排除在了他的理想國家的領導層之外，而此時真實的雅典國家如果能夠繼續讓農民在政治上保持領導地位的話就謝天謝地了。
這種解釋上的變化為什麼如此之大令人迷惑不解。
可能柏拉圖考慮更多的是對事物的一般性看法，因為在現實中農活幾乎全部由奴隸來做。
當然，很久以來人們都認為僅僅從土地上獲得收入是更高貴的，可以花時間在養馬、打獵、哲學等事情上，最多是把這些事情與親自看管他自己的田莊結合在一起。
對亞裡士多德來說，公民權最根本的是與自備武器相聯，所以出于必要性的考慮，他也不得不把農民擺在高于其他的體力工作者的位置上。
然而，在《政治學》的闡述其理想國家的那些部分中，他雖然把他們納入到作為城邦的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的大衆當中，但與議事會成員和武士相比他們卻沒有發言權，其成員沒有受到邀請就不會出現在自由人組成的公民大會上。
很顯然，他們的職業一般來說一定位列物質性的勞動之首，被認為包含了使自由人從體力、道德和思想上都不能夠履行公民義務的所有的要素，因為終日的勞作奪走了閑暇的精神和崇高的志向。
不可否認的是，當他使自己置身于事物的真實狀态而不是理想狀态的時候，亞裡士多德自己也說，如果民主制度一定要存在的話，那麼一個由農民組成的民衆是最好的。
因此，他不得不承認，農民并非完全是微不足道的，他們在現實中組成了很重要的一個部分；偉大的理論家在把他們放置在最低下的位置之前應該三思而後行。
在田間勞作的地位從赫西俄德開始就每況愈下的時候，牧羊人卻得到了越來越好的禮遇，否則他們就不能成為公元前3世紀田園詩歌的一個主題。
由于他們辛苦的工作沒有被看到或認識到，而農民和奴隸在田間勞作總是那麼顯眼，所以牧羊人似乎并不被看作是物質性的，而被認為是過着一種無人打擾的閑暇生活。
因此，人們能夠把很早就已出現的人物達佛尼斯（Daphnis）加以理想化，阿波羅也是一個牧羊人，但從未是一個農民。
牧者和神都是高貴的閑人。
在這裡，一個牧羊人是否是奴隸是無關緊要的，因為即使他看上去像一個奴隸，也不會受到監督者的嚴格監控而來去自由。
對手藝人和工匠的一般看法則沒有那麼美好，盡管在現實中有着廣泛的和有利可圖的手工業，能夠制造出設計優良的精美的手工産品。
在給予這些行業較少的尊敬上，希臘人與古代的同時代人是一緻的。
但是也存在着巨大的區别：在發達的東方國家，等級制度省去了在體力勞動和其他工作之間進行區分的需要，在不那麼發達的文明中對這些技藝的需求是很微弱的，隻要它存在于家庭中的婦女和奴隸的勞作之外。
在希臘人中，顧客的需求很大，但普遍的輕視态度卻流行起來，擁有一定的理論基礎，偶爾還會産生實際的後果。
這種輕視态度的來源有兩個；第一，為錢工作被視為有悖于自由而受到鄙視，在黑暗中久坐的工作會傷害身體，在狹義上被看作是&ldquo物質性的&rdquo而受到蔑視。
因而，在雅典，盡管在梭倫看來，沒有人會因為他所做的工作而受到指責，但是公衆對&ldquo手藝&rdquo的評價卻很低，這一點我們可以從阿裡斯托芬允許他自己從事的受到嘲笑的不同種類的工匠的清單中可以看出來。
哲學家們走得更遠，他們一緻認為，體力勞動者是人類低級種族的代表。
蘇格拉底自己就很看不起他們，盡管他總是在他們的店鋪中閑逛。
舉一個例子，他嚴重地冒犯了那時已經擔任高級官職的阿尼托斯（Anytus），因為他建議他不要讓他的兒子再繼承他的行當做一名染工。
據色諾芬記載，蘇格拉底說技術性的工作會傷害身體，因為坐着的姿勢，長時間的室内勞動和火爐烘烤，随着身體的柔弱化，精神也衰弱了。
他認為這一點在敵軍進攻的情況下表現得最為清楚。
如果農民和工匠分别被詢問，我們是應該保衛土地不受侵犯呢，還是放棄鄉郊避居城内，那麼農民一定都贊成保衛土地，而其他人，由于他們所受到的訓練，就想靜靜地坐着，不願意付出努力和承擔危險。
在柏拉圖的理想國中，他讓他的工匠和農民一樣地遠離政治活動，把他們當作必須交納賦稅的屬民進行奴役。
對亞裡士多德來說，最重要的問題是有關公民權的，這是他的所謂&ldquo優秀&rdquo（arete）的真正含義；對他來說，真正的不合格在于為了工錢而幹活。
從根本上講，他把體力勞動者放在與奴隸同等的地位，除了前者的奴役是有期限的，而後者是無期限的，是完全由本性決定的。
在他看來，他們都應該由于缺乏美德而被排除在城邦之外。
我們可以在柏拉圖的《高爾吉亞篇》和卡利克裡斯（Callicles）這個人物身上看到這種鄙視态度的極端發展，即使那些最重要的服務也不例外。
他們非常專業化，在某些方面具有實用性，這樣的話，自由職業的範圍将是多麼狹窄。
蘇格拉底責備他不要看不起軍事裝備的設計師和他的科學，盡管設計師的技藝在保衛整個城市的作用上與将軍不相上下，他的技術就好像是演說家口中的絕妙修辭。
卡利克裡斯不願意把女兒嫁給這種人的兒子或者讓他的女兒成為他的妻子。
這或許可以和普魯塔克的一段重要的讨論進行比較，這段話與阿基米德有關，觀點是這樣的，那就是對于一個數學家來說把自己的知識附庸于一個實用的重要目标真的是一種恥辱。
[12]阿基米德自己也把這個視作技術性的勞動，希隆不得不逼迫他接受這項工作。
當然也會出現這種情況，如果一個人是一個富有的産業資本家，雇傭了大量的受過訓練的奴隸，那麼他将成為一名榮譽公民，而他自己可能缺乏準确的生産方面的知識，他的企業是通過專業的監工來運轉的。
索福克利斯的父親制造武器，就像德摩斯提尼的父親那樣，伊索克拉底的父親則生産笛子。
非常有特色的是，在他們的兒子的傳記中，都存在一些争議，那就是這樣的人能否真的跻身到了社會上層。
如果這些父親們親自參加勞動的話，人們就會認為索菲路斯（Sophilus）[13]的兒子就不會成為一位将軍站在伯利克裡和修昔底德的身邊，提奧多洛斯（Theodorus）的兒子也不可能得到在奧林匹亞豎起這一尊雕像的榮譽。
因此，在很多城鎮，這些商業活動主要留給了那些不自由的階級，或者外來者，他們沒有資格參加公民的活動。
我們發現在雅典和其他的一些民主城邦中，随着時間的推移，這些職業越來越趨向于從公民的手中轉移到外邦人手裡，他們因而從最偏遠的希臘地區和鄰國湧入商業的中心。
阿提卡的外邦人大多是呂底亞人、佛律癸亞人、叙利亞人和猶太人。
泰米斯托克裡是第一個對這個階級實行一種金融上的鼓勵政策的人，以此吸引他們大量地湧入，盡管外邦人不允許擁有土地，這使他們像奴隸那樣受到折磨，如果他不能繳納賦稅的話就有可能被賣為奴隸。
亞裡士多德明确地記載，有一些公民也從事這樣的體力勞動，但又說體力工作一直主要由奴隸和外邦人承擔（《政治學》，3.3）。
最重要的事實是，僅就在武器的生産上面，一個從事技術性勞動的階級就完全是不可或缺的，在更多地使用科學方法研制出來的石弩等器具之後需要的人手就更多，而且還需要各種金屬工具，當然包括被人鄙視的爐子和鐵砧。
[14]因而，抛開雅典人的關于&ldquo公民占有土地，外邦人從事手工勞作&rdquo的說法不論，一大批隻靠手藝過活的移民在泰米斯托克裡的時候甚至早在梭倫的時候就直接成為了全權公民（普魯塔克，《梭倫傳》，24）。
像安提斯第尼（Antisthenes）這樣家資中等的人靠技術性勞動很容易就可以做到收支平衡。
在他看來，沒有哪個種類的工作由于太過低下而不能使他以之維生。
但是其他人卻認為當一個體力勞動者是絕對悲慘的，在僞柏拉圖的《阿霞庫斯篇》中，第一個說話的就是這樣的人，他哀歎說他被迫從天一亮就開始工作，一直到傍晚，但還是不能養活自己。
他把所有醒着的時間全花在抱怨和焦慮上面了。
然而，當權者們更重視手藝人們的選票。
可以肯定的是，在雅典，從伯利克裡去世之後開始，工匠和手工工人從公民中較低的等級開始提升，在城邦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盡管他們還是缺乏在音樂和體育方面的一種自由人的教育。
從那時開始，他們在公民大會有了發言權，可以擔任公職，由于他們不必僞裝得優于大衆，所以對他們來說比貴族更容易與平民相處。
整個的代表性的藝術也意外地降低到一般性的&ldquo手藝&rdquo之列。
對我們這些後來者來說，希臘的藝術和詩歌似乎無可争辯地是他們最高的和最輝煌的成就，我們自然而然地也就認為希臘人對藝術和藝術家也抱有與我們類似的崇高的看法。
當我們想像着他們黃金時代的神廟建築，在三角山牆上的熠熠生輝的雕塑群像，充滿紀念碑的議事廳，優美而神聖的壁畫，我們就會确信，這些傑作的創造者一定會像超自然的存在那樣受到人們的尊敬，僅僅是與他們接近就一定會被視為一種特權，了解他們的感情世界會給人帶來一種無與倫比的精神上的愉悅。
現實的情況則完全不是這樣。
雕塑家們自身處在最嚴酷的反物質主義的偏見之中，靈魂的崇高性不能把他們從以下的事實中拯救出來，那就是他們為生存而勞作，揮舞着鑿子站立在石砧旁。
在早先的世紀裡，即公元前7和公元前6世紀，第一批引人注目的技工藝術家出現了，他們被他們裝飾的神聖場反射出的光環環繞着。
他們得到神谕的護佑，他們還被允許把他們自己的摹本放置在他們的神聖作品的旁邊。
後來，技工就不再能夠以這種方式得到宗教上的尊敬了。
甚至在《伊利亞特》中，非常不幸的是，神靈中的藝術家不但被弄得一瘸一拐，而且被描述成身體有殘疾的人，這是典型的手藝人的形象；赫淮斯托斯是一個身強力壯、兩臂有力的巨人，但卻有兩條無力的瘸腿。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藝術家受到同樣的蔑視，他們都把他們的一生貢獻給了某種特殊的工作，成為一名專家。
音樂家和很多詩人也是如此。
這種說法聽上去十分動人，那就是人們稱頌希臘人是這樣一個民族，他們每個人都盡其所能地培養他們的才能，生活中所追求的是整體而非某一個方面。
但是我們這些後人卻感到，我們應該更多地感謝他們當中的那些單面的專家，而不是那些為了純粹的、和諧的&ldquo優秀品質&rdquo（kalokagathia）反而不知道幹些什麼的人，就像伯羅奔尼撒戰争之後大多數人所處的狀态那樣，他們完全不能找到一個合适的角色來發揮他們的&ldquo美德&rdquo。
當這一階段到來的時候，我們最好給予那些專家以他們應有的地位。
的确，流傳下來的這種觀念的有關表述屬于羅馬帝國時期。
但是我們又不能忽視普魯塔克和琉善的書中所擁有的一種舊有的阿提卡思想方式的回聲，這些作家經常成為我們不可缺少的資料的來源。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他們所使用的語氣中經常會透露出一種古代的、廣泛的和為人們所普遍接受的觀念。
在《伯利克裡傳》中，普魯塔克從一開始就為我們準備好了這樣的事實，即一個人可能會熱愛藝術品但卻看不起藝術家：&ldquo我們喜愛香味和花布，但卻把香料商和染工看成是不自由的手藝人。
&rdquo據說這種說法來自于某種全面的考察，就像一篇專業的音樂研究，卻加上了公元前4世紀的一些轶聞趣事。
一個人講到安提斯第尼是如何評說伊斯美尼阿斯（Ismenias）的：&ldquo他一定是一個可憐的家夥，不然他的笛子不可能吹得那麼好！&rdquo另外一次，馬其頓的腓力在一次宴會上對他的兒子熟練地演奏豎琴嘲笑道：&ldquo你演奏得這麼好不覺得慚愧嗎？&rdquo緊接着就是那段臭名昭著的話（c.2）：&ldquo沒有一個出身高貴的年輕人，眼睛盯着奧林匹亞的宙斯或者阿爾果斯的赫拉，希望自己成為菲迪亞斯（Pheidias）或波呂克雷圖斯（Polycleitus），當他享受他們的詩作的時候，也不會想成為阿那克裡翁、菲利蒙或阿齊勞庫斯；即使這件工作能夠帶來快樂，也并不意味着這個工作值得去争取。
&rdquo在另一個地方，普魯塔克還揭示了藝術家的另外一個困境：&ldquo阿爾卡梅尼斯（Alcamenes）、尼西俄忒斯（Nesiotes）、伊克提努斯（Ictinus）和所有這些技術和體力工人都看不起演說術。
&rdquo的确，一個整日忙于制作模型的人不可能有時間和閑暇去學習這門藝術，在衰落中的希臘，演說術是所有公共成就的前提條件。
完全可以想像，站在他們一邊的偉大藝術家對那些把雄辯用于沒有價值的目标的大多數演說家和獻媚者都在暗地裡充滿了發自内心的蔑視之情。
然而，很多對創造性藝術家評價較低的人卻希望得到為他們自己在公衆場合塑像的榮耀。
自命不凡的國王阿格西勞斯在他奄奄一息的時候以這樣的方式否認了這一願望：&ldquo如果我還是取得了一些有價值的成就的話，那将是我的紀念碑；如果沒什麼作為，我隻能得到一些出自低下的技術工匠之手的雕像。
&rdquo所以在整個古代沒有一尊阿格西勞斯國王的塑像，盡管我們已經非常厭倦他生前在希臘曆史的每個轉折點上處理事情的方式。
即使在那個人們對藝術品有着高度熱情和較高鑒賞力的年代，當古董的定價很高的時候，作家們還是把藝術隻當成是一種技藝。
[15]在琉善的《夢》中，整個觀念以一種嚴謹的方式表達出來（c.8&mdash18）。
他曾經做過一個叔叔的學徒，他的叔叔那時不過是一個受人尊敬的石匠和神像的制作者，但是&ldquo技術&rdquo（Techne）對他來說是一個夢想，把他引向更好的目标：&ldquo不要因為你身體的萎縮和衣服的變髒而感到羞恥，因為菲迪亞斯就是這樣地創作出宙斯，波呂克雷圖斯創作出赫拉；米隆（Myron）聞名于世，普拉克西忒勒斯（Praxiteles）受到人們的尊敬，現在他們都像神一樣受到崇拜。
你不也希望成名成家以至于你的父親因為生了你而遭人嫉妒嗎？&rdquo然而，關于&ldquo技術&rdquo隻能勉強說到這一步，接下來是帕迪亞（Paideia）的想法和建議，那就是文學和修辭的學習，那時在人們的心目中比藝術要高得多：&ldquo如果你也隻是一個石匠，那麼你将永遠隻是一個賣苦力的工人，默默無聞，心胸狹隘，很少受到朋友和敵人的尊敬，是大衆中的一員；你将屈從于有勢力的人，不得不巴結那些能說會道的人；你将生活得像一隻野兔，成為強者的犧牲品。
即使你成為像菲迪亞斯或波呂克雷圖斯那樣的人，創造出絕美的作品，每個人當然都會誇獎你的藝術，但是沒有一個正常的人願意步你的後塵。
因為不論你的技藝多麼超群，你還是被看作是一個體力勞動者，一個必須靠這個維生的人。
蘇格拉底曾經是一個石匠，當然年紀大了明白了事理之後就放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