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希臘人來說，公元前5世紀開始得很輝煌，但結束得卻很令人悲傷。
從地理上看，這是一個在亞曆山大之前希臘世界拓展得最大的時期。
所有的殖民地幾乎都處于繁榮之中；直到進入這個世紀的下半葉，從公元前430年開始，意大利南部的城市才開始受到盧卡尼亞人（Lucanians）和布魯提亞人（Bruttians）的侵襲。
這些被從波斯人手裡奪回的愛奧尼亞抵消了。
我們不知道他們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對那裡的希臘人的生活産生了影響。
對希臘人來說，他們在文化上的擴展是一個更加令人驕傲的理由。
最重要的因素是馬拉松、薩拉米灣、西墨拉、普拉提亞、米卡爾海角等戰役中所表現出來的民族意識，在這些地方，希臘人戰勝了一個世界君王和腓尼基人的強大的商業共和國。
一個有能力摧毀即使是最有強力的單個國家的世界性君主在一定的條件下會出現，這是一個社會在其早期階段就發展起強有力的政體，并在某些重要的轉折關頭把它自身組織成為一個強大的王朝統治下的或者在宗教的助佑下的軍事國家，迅速蹂躏了那些多少比自己的文明程度還要高一些的周邊部族。
接着，民族的和帝王的驕傲需要在皇宮中積聚大量的财富，驅使成千上萬的奴隸大興土木，而統治者們則完全免于賦稅。
因為征服已經确定了他們的身份，所以對征服者來說不可能還保持悠閑；他們繼續壓制其他充滿活力的原始部族，不是去劫掠，而是迫使他們在自己的軍隊中服役，就像居魯士對馬薩戈泰人，大流士對西徐亞人所做的那樣，目的是使更進一步的征服行動成為可能；為了獲得他們的海軍艦隊，航海民族也必須被征服。
此類國家的内部組織依舊是原始的。
從根本上講，這個世界性的君主國依舊是野蠻的，也就是說，它的文化還停留在它剛剛形成的階段。
它必須要應對持續不斷的反抗，必須總是對它的國外領地，比如埃及，進行再征服；但即使在衰落中，它依然是邪惡和危險的；使用着殘暴手段和藐視道義的專制政府是它的一個持久的特征。
在他們與這種形式的勢力進行鬥争的過程中，希臘人所要面對的特殊的危險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一些希臘人已經被打敗，不得不貢獻出軍隊來攻打他們自己的同胞。
第二，有很多地位很高的希臘流亡者生活在波斯宮廷，例如，斯巴達被驅逐的國王德馬拉圖斯得到了薛西斯的寵幸，原因是他幫忙勸說大流士應該繼承王位。
在希臘，波斯對個人進行着各種各樣的賄賂行為，希臘的流亡者在外面受到歡迎，獎賞豐厚。
最後，處于絕望中的城市和黨派幹脆加入到波斯一方，比如，當克裡斯提尼和他的同伴們受到斯巴達的威脅的時候就是這麼做的。
在公元前490年，大流士的使者剛到那裡埃吉納人就獻上了水和土，因為他們正想在波斯人的幫助下與雅典開戰（希羅多德，5.73，6.49）。
當所有這些信息傳送回波斯，在愛奧尼亞的波斯管理者也開始獻媚；在愛奧尼亞的起義被鎮壓之後被授予海陸統轄權的瑪多尼烏斯（Mardonius）開始嘗試仁慈的統治策略。
稅收沒有增加，失信的僭主們被允諾中的民主制度取代，這個高招表明了波斯總督是多麼的了解希臘人。
這塊土地享受到了波斯附庸的通常的優待，法律和秩序得到了保護，人們期待着繁榮再次回到愛奧尼亞。
正是在這種局勢下，希波戰争開始了。
我們一定希望能夠留下一個非雅典人對戰争的記述，一個沒有被自我吹噓扭曲的記載。
然而，我們不得不将就着使用這些經過整理加工的曆史，被各種傳說重新改編和美化過的曆史，在看待這些事件的時候心裡必須要有所保留。
戰争開始于公元前490年，達提斯（Datis）和阿塔菲内斯（Artaphernes）組織的遠征軍在馬拉松遭到了敗績，它隻是延緩了大規模的會戰。
十年以後，一支無比巨大的軍隊，号稱170萬人，進犯希臘。
這是一群盲目的和組織混亂的烏合之衆；不同的部落保留着他們喜歡的民族武器和他們本民族的領袖，但是他們卻不被看作是國家的公務人員而是奴隸，因為名義上的指揮官都是阿黑門尼德家族（Achaemenids）的人，他們與國王有着血緣或婚姻關系。
波斯國王下定決心，以其對希臘人的認識，可能派出了其十分之一的軍隊，集中訓練，準備與希臘人作戰。
隻有在薩拉米灣的海戰之後，瑪多尼烏斯（Mardinius）才被允許選出他想要的人馬，大約30萬人，進行了一場民族之戰。
但是在普拉提亞，戰鬥主要依靠波斯人；其他民族的分遣隊在看到波斯人分崩離析的時候沒有進行任何抵抗就四散奔逃了。
一個有趣的問題是如果薛西斯獲得了勝利，事情将會如何發展；他毫不猶豫地廢棄了巴比倫的柏羅斯神廟，殺死了那裡的祭司。
與瑪多尼烏斯的想法不同，他想成為希臘的總督，薛西斯很可能會減少這個國家的人口，把希臘人遷到他的王國的内地，就像在達提斯戰役之後埃勒特裡亞人（Eretrians）被遷移那樣；實際上，如果他希望能夠一直避免這些頑固的希臘城邦東山再起的話，那麼他将别無選擇。
在這個王國自身，阿胡拉&ndash馬茲達（Ahura-Mazda）崇拜将會橫掃一切。
這種宗教在貝西斯頓（Behistun）銘文中做出了詳細的解釋；波斯國王充分利用了阿胡拉&ndash馬茲達崇拜來确保所有的民族向得到神保護的統治者屈服。
沒有其他的古代宗教能夠像索羅亞斯德教（Zoroastrianism）那樣得到了如此完美的改造，用來培育出一種永恒的自我正義和全知全能的傲慢；或許戰勝希臘人将會使這種幻覺演變為一種徹底的瘋狂。
信奉多神教的希臘人，不論好壞直到現在還是實用主義者，還沒有經過僞善的訓練，很可能會被迫在他們美索不達米亞的放逐生活中出賣自己的信仰。
在這樣的危險被幸運地避免之後，随之而來的必然是小亞城市的解放，它們先在呂底亞後來在波斯人的控制下。
當然，那裡的政治生活從來就沒有那麼重要，就像赫拉克利特和他的埃菲蘇斯公民同胞之間的關系那樣，不是很幸運；抛開公民的文化水平不論，民主政制的因素一定是很微弱的。
而且，是聯合起來的希臘人獲得了解放，這使那個時候已經很強大的泛希臘情緒又得到了加強。
希臘和西西裡以及世界的其他地區之間的新的關系需要一些新的法則。
作為決定性勝利的後果，現在，對這個民族造成的傷害迅速顯現了出來。
正是在希波戰争之後，阿爾果斯毀滅了邁錫尼和梯林斯，其目的是&ldquo為了保護她自己不受到斯巴達的傷害&rdquo，緊接着雅典對埃吉納發動了進攻；正是在那時，首先是僭主後來是大衆為了争奪霸權開始與西西裡的本土居民抗衡，更不用說像普拉提亞這樣的舊城市在伯羅奔尼撒戰争中的消失了。
在這後一場戰争中，勝利非常明顯地導緻了民族的災難。
那就是隻要結束雅典的霸權，大體上講這就是勝利者得到的獎賞和目标；但是在這個過程中，在一項資金支援的協議中，斯巴達轉手把國王的祖先們從前曾經占有過的所有土地和城市交還給了波斯人，後者在早些時候曾經被徹底地打敗過。
在對這個時期的希臘生活進行一般性的讨論之前，我們必須首先對一座城市進行一個粗略的描繪，她剛剛取得的主導地位導緻了與公元前6世紀的希臘的一個主要的不同，就像她的偉大的曆史學家所描繪的那樣。
這個地區本身及其物産就很值得驕傲。
&ldquo我們這裡的空氣是一種完美的中和，既沒有極端的炎熱，也沒有極端的嚴寒。
我們國家的魅力使我們能夠吸引希臘和亞洲最優質的産品&rdquo，歐裡庇得斯在他的《厄瑞克透斯》（Erechtheus）的殘篇中作如是說。
在《美狄亞》中也有一段關于厄瑞克透斯的兒子們的神奇的描述，他們總是在他們明亮的天空下優雅和自由自在地遊弋，女神賽普麗思（Cypris）在美麗的瑟菲索斯（Cephisos）河上追逐波浪，然後把它們變成溫柔和親切的清風從嘴中呼出來。
擁有淺而肥沃的土壤，這塊土地能夠生産出比世界上其他所有地方都要好的蜂蜜、小麥和無花果；[1]西美托斯（Hymettos）和潘特裡克的采石場出産上乘的大理石，還有勞裡昂（Laurion）的銀礦資源，在斯特拉波的時候，那裡殘留的成堆的礦渣還在被利用，在公元前5世紀的時候一定是很多産的。
所有這些對這塊土地的溢美之詞都被柏拉圖的《克裡底亞篇》（Critias）（111）篇中的一段話抵消了，在那裡阿提卡被描述成一個貧瘠和幹旱的地區&mdash&mdash就像今天的普羅旺斯和大部分意大利&mdash&mdash在這樣的環境中，當然可以出産上好的水果，但不會有茂盛的林木。
在神話時代，阿提卡與其他地區相比經曆了人口的減少，甚至修昔底德（第一卷，2）自己也用這樣的事實解釋了這種情況，那就是表層土的淺薄對饑餓的入侵者來講是沒有什麼吸引力的；彼奧提亞和忒薩利亞要肥沃得多，斯巴達在自然資源上占據優勢，隻要美塞尼亞還是它的一個組成部分。
在《俄狄浦斯在克羅努斯》中，當合唱隊對他們所在的地區進行優美的贊頌時，可能指的隻是阿提卡自然條件較好的一角罷了。
從呂西阿斯的一篇很有名的演說中，我們了解到伯羅奔尼撒戰争使從前的一片茂盛的橄榄林荒廢了（呂西阿斯，《論橄榄樹殘枝》［Ontheolivestump］）；但是即使沒有戰争的影響，就像呂西阿斯所描述的，阿提卡的農業本身也存在劣勢，因為他說這塊土地更換主人和佃農太過頻繁了。
在一個如此喜歡争論的國家是沒有安全感的，占據着這樣一個人為的政治地位，她卻不能&mdash&mdash如果我們抛開拉魯斯的土地和特裡普托勒摩斯的傳說的話&mdash&mdash生産出足夠的糧食來養活50萬人口，所有的人都要依靠海外&mdash&mdash主要是埃及和南部俄羅斯之間&mdash&mdash生産的谷物做成的面包維生。
在這個方面，雅典自給自足（autarkeia）的理想就有一個險惡的缺口。
據柏克估算，雅典需要進口80萬到100萬麥鬥（medimnous）的谷物，任何海上的戰争都會引發饑荒，因此海軍的一個最重要的作用就是保證糧食的進口。
僅僅為了得到俄羅斯的谷物和鹹魚，就需要在色雷斯的柴索尼斯（Chersonese）和博斯浦路斯駐兵把守，以保護黑海的通道。
在羊河戰役（BattleofAegospotami）之後，當與這些地區的交通被切斷之後，雅典所有的物品都出現了短缺，尤其是糧食。
谷物的貿易在法律上受到嚴格的保護。
法律規定，雅典人或外邦人不得購買船隻，除非它是用來把谷物或者其他貨物運回雅典；人們希望一個從海上返回雅典的公民能夠運回一些糧食，這項習俗對外邦人和和外國人來說也是适用的，他們還可以因此而得到優待。
而且，不論是公民還是外邦人，都不允許把糧食運到其他的地方；[2]他們會因為把糧食運到海外而受到告發，這樣做的一個結果就是阿提卡的船主們會完全放棄運送谷物；商人的零售貿易也受到了極為嚴厲的限制和懲處；他們隻允許每麥鬥的谷物賺一個奧波爾（obol）。
但是批發商很顯然是不願意服從管理的，所以他們常常會與小販們串通起來用散布糧荒的謠言而使糧價上漲（呂西阿斯，22.14）。
每年通過抽簽任命的監察員（sitophylakes）也像雅典其他的公務人員那樣很容易參與這種陰謀。
對獻媚者來說也很容易把一些無辜的人告上法庭，說他們倒賣谷物；與事實相違背也會屈從于不講道理的嚴厲的死刑。
然而，我們知道，盡管他們是全權公民，但也會經常由于被狡猾的商人欺騙而被判處極刑，那些商人也是如此，除非他們能夠證明自己的清白（呂西阿斯，22.16.18）。
所有這些嚴厲的措施都是徒勞的；城邦下決心要進行自上而下的控制，隻能把自己逼進死胡同，因為最終到了這樣的地步，在那裡不論是批發商還是零售商都沒有雅典人了。
前者很顯然幾乎一直是外國人；他們不在法律的管轄之下，人們不得不對他們表現出最大的尊敬，盡管這與雅典人通常的做法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3]零售商通常也都是外邦人，他們很樂意地做着為公民們所鄙視的買賣；他們當然每天都有可能受到性命攸關的控告，但是利潤是如此豐厚，還是值得冒這個險。
不論城邦如何大聲地宣告對這個充滿敵意的群體的厭惡之情，不論對他們施以了多少極刑，但還是不能擺脫對這些非雅典人的令人非常不快的依賴；其原因在于城邦自身由于其荒謬和不切實際的法律而使谷物的貿易變得不可能了。
為了對雅典人的生活做出公正的評價，我們必須首先要接受以誇大其詞為能事的修辭學，這種學問貫穿了城邦發展的始終。
還有什麼事情讓雅典人如此地自鳴得意呢？
第一個問題是他們是如何獲得了一種十分獨特的關于阿提卡人十分虔誠的觀念。
&ldquo我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沒有看到過像你們那樣的虔誠，也沒有你們那種文雅的思想方式和避免謊言的優秀品質&rdquo，在索福克利斯的戲劇中，俄狄浦斯對提修斯這樣說道。
令人驚訝的是，這樣的話直到伯羅奔尼撒戰争的末期人們還能大言不慚地說起，在那時，獻媚和僞證已經司空見慣。
在雅典，人們相信，在出現普遍饑荒的時候，阿波羅已經把代表所有希臘人和野蠻人發誓的權利賦予了他們。
人們還普遍地認為，雅典人具有一種獨特的高貴和冷靜的性格，包括超乎尋常的好客，尤其是對那些流亡者。
最後，盡管其他的希臘人沒有什麼發明創造的才能，但阿提卡傳統上就被認為是文明的創造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傲視所有其他的民族和其他的希臘人。
根據這種看法，是雅典人第一個教會人類如何播種谷物，如何使用泉水；他們不僅是第一個種植橄榄樹和無花果的人，而且他們還發明了法律和正義，賽會和體育運動，使用馬拉車。
在後來，所有這些對雅典人來說都變得很坦然了；整個希臘世界贊美雅典的方式就好比是今天人們談到巴黎時說的那些廢話。
他們因為第一個建起仁慈的祭壇，向希臘人傳布了一種文明的生活方式，制定法律從而結束了一種野蠻和不公正的生活，第一個拯救了流亡者，公正地對待所有請求保護的人而受到贊美；最後，他們之所以受到贊美，還因為雅典是所有人類的公共的教育中心；皮提亞的神據說曾經為希臘人的城市、火爐和主席廳命名。
這就把我們帶到了阿提卡的神話這個話題。
隻有在雅典，以及某種程度上在底比斯才擁有一種神話傳統，它把一種古代的政治發展史與一種強大的文化傳統交織在一起，它們都是通過一些較早階段的神話表達出來的。
這種神話的性質表明它是一種特例；它與通常意義上的希臘神話有很多接合點&mdash&mdash例如，提修斯就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位英雄；但是它還有一個獨立的和十分古老的存在形式。
[4]看上去很多名字部分出于傳統，部分來自于象征，它們構成了一個在譜系和政治之間交替的年代學上的序列。
随着時間的推移，悲劇作家受到了這種傳統的巨大的影響，像他們一樣，演說家也擁有了一個傾向于把雅典的過去理想化的參考文獻的資料庫，而在大衆當中，則擁有所有種類的流傳下來的地方神話，它們與其他的神話充滿了不一緻的地方。
在關于阿克泰烏斯（Actaeus）、克刻洛普斯、克蘭納俄斯（Cranaus）、厄瑞克托尼俄斯、潘狄翁直到提修斯的神話故事中，有一種自然神話、政治觀點和宗教觀念的奇怪的混合，我們不能冒險去嘗試着确定這些不同的因素産生的時間。
神話傳說與很多地點聯系在一起，它們包括衛城，戰神山，公民大會會場（Pnyx），以及那些與克勒俄斯（Celeus）、特裡普托勒摩斯和厄琉西斯有關的地方；主要的一個地點與波塞冬和帕拉斯争奪衛城有關，有證據表明它是由克刻洛普斯建立起來的；它或是來自于一個舊有的寓言或是一個更加古老的自然神話。
敵人的進攻被記錄下來；與卡裡亞人、彼奧提亞人、皮拉斯吉人，阿瑪宗人的沖突&mdash&mdash最後一夥人被認為是在戰神山上安營紮寨的&mdash&mdash都是以雅典的勝利而告終。
接着，當提修斯被篡位者推翻的時候，這座城市似乎也是特洛伊戰争的一個參與者，一開始是提修斯自己作為代表，在他倒台之後是他的兒子阿卡瑪斯（Acamas）和德摩福翁（Demophon）；雅典人因為&ldquo經曆了戰争&rdquo并解救了提修斯的母親年邁的阿瑟拉（Aithra）而聞名，但在其他地方幾乎沒有關于他們的記載，實際上《伊利亞特》和《奧德賽》中提到提修斯和他的兒子的段落可能也是後來加上去的。
早在公元前2世紀，憎恨荷馬、蔑視德爾斐的心懷惡意的達菲達斯（Daphidas）就堅持認為雅典人就根本沒有參加過特洛伊戰争；[5]所以他們一定篡改了希臘神話，把他們自己硬加了進去。
不論如何，人們的印象總是他們在特洛伊的時候沒有取得什麼輝煌的成就，後來用他們與荷馬本人争吵的故事加以追述；他們确信他們罰了他50德拉克馬，因為他們認為他瘋了。
不論在特洛伊戰争中發生了什麼，作為多利亞人移民結果的愛奧尼亞的殖民活動的确是由雅典人領導的。
提修斯的家族似乎曾經被涅琉斯家族放逐過，他是從伯羅奔尼撒半島被赫拉克利斯家族趕走的；繼任的國王是美蘭托斯（Melanthus）和他的兒子考得魯斯（Codrus）。
考得魯斯的兒子們，無論是合法的還是非法的，領導過無數次向塞克拉得斯（Cyclades）和小亞沿岸的逃亡，在這個關鍵時期，雅典以其異乎尋常的活力和才能使它自身成為很多殖民活動的領袖，這些事情的真實性是不容否認的；其中的一個證明就是愛奧尼亞城市一直保持的對雅典人的忠誠感。
它具有雙重的性質；一方面，人們為自己是這裡的原住民而感到驕傲，這種驕傲基于這樣的觀念，即阿提卡的居民一直是同一種族，因為其貧瘠的土地對入侵者來說沒有什麼吸引力，另一方面，衆所周知的是，很多被希臘其他地方驅逐的強有力的移民者到雅典避難而成為公民，緻使這個地區人滿為患，所以不得不又要向愛奧尼亞殖民。
這種把土著與好客混合在一起的想法，最初是出自修昔底德之口，再一次給了雅典一種在整個希臘不同尋常的地位，這種看法一直很流行，後來還被喜歡誇大其詞的演說家大為放大和美化了。
雅典的好客（這可能并不總是完全心甘情願的）還反映在普通的希臘神話中，這些神話自身就是抱着這樣的目的找上門來的。
不僅歐摩爾波斯（Eumolpus）統治下的色雷斯人和希波呂塔（Hippolyta）統治下的阿瑪宗人充滿敵意地進入到這個國家，就連赫拉克利斯家族也到雅典尋求援助以對抗歐律斯透斯，他想通過這場戰争迫使它成為第一個與伯羅奔尼撒人為敵的城市。
拉庇泰人（Lapiths）、彌倪阿斯人（Minyans）、卡德摩亞人（Cadmeans）曾經在不同的時期到這裡生活過。
在七将攻下底比斯之後，提修斯迫使底比斯人在一場勝利的戰役後放棄他們的屍體，以把他們埋在埃留西斯幫助阿德拉斯托斯實現了心願。
似乎所有的人都在雅典待過。
在希臘神話結尾處的最終的和解也會發生在雅典。
在這裡，在不幸的拉布達科斯家族（Labdacids）從底比斯前來為他進行辯護之後，當着克羅努斯的老年人和提修斯國王的面，俄狄浦斯找到了和平。
在歐裡庇得斯的戲劇中，在殺死了他的孩子之後，提修斯親自歡迎赫拉克利斯。
正是在戰神山上的法庭，奧列斯特被宣布無罪釋放。
雅典人出于對名譽的渴望，甚至堅信，在美塞尼亞和斯巴達發生的第一次戰争之前的訴訟案中，美塞尼亞人曾經請求這同一個法庭作出裁決。
說到阿提卡神話的氛圍，應該指出其博愛的特征與俄狄浦斯、阿特裡代兄弟（Atreidae）、美狄亞等故事相比确實有理由值得驕傲。
伊索克拉底就強調過這一點，他說在雅典，即使在神話時代，四到五代的王朝通常都不會出現可怕的家庭仇殺事件（《泛雅典娜節演說》［Panathenaicus］，121ff.）。
這種道德上的優勢在提修斯的時候達到了至高點，演說家相信正是在提修斯的時候開始建立民主制度，從那以後雅典被認為是遵從法律的政府的典型。
其他的希臘人據說從雅典那裡學到了建立什麼樣的政治制度和進行什麼樣的戰争才能夠使希臘人成為偉大民族的方法，甚至來庫古還被認為從這座城市獲得了有用的政治和軍事上的啟示。
在歐裡庇得斯的荒謬虛構下，提修斯除了是一位英雄的國王之外，還成為民主原則和自由主義的創立者。
在歐帕特裡家族（Eupatrids）統治時期，貫穿整個公元前7世紀，雅典似乎還沒有與其他的希臘人有什麼特别之處。
但是從公元前6世紀開始，獨特的政治發展逐漸開始出現了，正是在這個過程中，在沒有出現任何可怕的革命和反動的情況下發生了所有的轉變。
梭倫的立法活動首先表現出了反思和中道的勝利，接着是所有僭主中最開明和高效的皮西特拉圖的僭主時代，這使得接下來的克裡斯提尼時期民主政治的形成看上去是在最平和輕松的氛圍下進行的；在僭主被驅逐之後，希臘人所有的發明創造都全部被挂在了雅典的名下。
所有這些都是最動人的政治天才的證明。
與此同時，雅典在所有的希臘人中在教育、藝術和社會習俗上都處于領導地位，然而，在這個時期，希臘精神及其成果是均勻地分布在各個部族之間的，最強的部分是處在小亞的愛奧尼亞人。
這種動力來自于阿提卡的中心位置及其農業和商業活動的令人愉快的結合；但在這裡，決定性的因素仍然是天才，一種比世界上任何其他的地方都要強有力的天才。
經過了幾百年的時間，似乎自然把貯存起來的所有的力量都在這裡爆發出來，雅典的地位就好像是文藝複興時代的佛羅倫薩，後者是曆史上惟一能夠與雅典相媲美的地方。
也就是說，一座城市寄托了整個民族的希望和潛能，就好像通過一個孩子，整個家族的特殊才能被完全地展示了出來。
從那個時候開始，整個自由的希臘都披上了雅典的色彩，由雅典決定；每個希臘人都把這座城市當作是希臘文明最主要的表達者。
作為包括越軌行為在内的過于自由地放縱自己的精神的一個結果，雅典在政治的意義上很快就使自己變得筋疲力盡了；但是其文化上的地位卻保留下來，在賽會所在地和德爾斐喪失了它們處于中心的重要地位之後，雅典繼續成為希臘人精神上的都城，就像在羅馬人的統治下雅典還是能夠在物質上得以保存并能夠體面地繼續存活那樣。
我們擁有足夠多的關于雅典的生活方式和習俗的描述；他們及其子孫提供了比任何其他的希臘人都要多的有關他們的記載。
當迦太基人失去很多親人的時候，他們通常會在城牆上挂上黑布；雅典的習俗是舉行一次公共的葬禮，讓一位演說家對死者和他們的祖國進行贊美。
就像其他風俗一樣，這種風俗還被推演到了神話時代：墨涅斯透斯就被認為在特洛伊戰争中在埃阿斯的葬禮上發表過這樣的演說。
我們對這一做法的曆史一無所知，直到修辭學産生的時代，因為它提供了一種高尚的主題。
在後面我們會提到修昔底德關于伯利克裡的葬禮演說；在古代，高爾吉亞的一篇紀念性演說也很有名，盡管它的作者作為一名非雅典人，不可能是自己發表的，而是作為一篇這種演說的有益的範本而保存下來的。
呂西阿斯發表的為科林斯戰争（并不是一次徹底的勝利）的死難者的演說可能就是由呂西阿斯自己或别的什麼人寫的，或者是作為學校的習作被創作出來的；但是它以最無聊的方式表現出了雅典人的虛榮，從一開始它就宣布，所有的時間加起來都不足以創作出一篇能夠對死者的功績給予公正評價的演說詞。
在這篇演說中列舉了阿瑪宗人，七将攻打底比斯，赫拉克利斯的功績和希波戰争，這些都是雅典的光榮，他利用了神話和曆史成就的一個連貫的模式，這個模式可能是所有雅典人都堅信不疑的。
希羅多德對此也一定非常熟悉，因為他描述了雅典人在普拉提亞戰役之前正式地誇耀他們曾經保護過赫拉克利斯家族，他們打敗了阿瑪宗人，舉行過七将的葬禮，取得了馬拉松戰役的勝利（9.27）。
同樣的功績再次出現在對喀羅尼亞的陣亡将士發表的演說中，這篇演說被歸在德摩斯提尼的名下；從它論述的範圍和觀點來看，其實際的發表時間顯然很晚，它把這次戰役看作是大希臘的自由終結的一個标志。
為陣亡将士編寫葬禮演說當然對學習修辭學的學生和初學者來說是一件很受歡迎的任務，因為初學者自然會選擇可以得到的最莊嚴的題目。
在僞柏拉圖的《美涅克塞努篇》（Menexenos）中，作者借阿斯帕西亞之口說出了此類演說的原則，其目的可能是借此嘲笑整個的做法。
到了公元前4世紀，當軍隊不再從公民中招募了，這種習俗也就失去了任何意義。
然而，如果在死者中仍然有公民的話，葬禮上的演說就還有一些意義。
德摩斯提尼的确發表過一篇獻給在喀羅尼亞的死難者的演說，但是沒有保存下來，還有希佩雷得斯（Hypereides）發表過為獻給在拉米亞戰争中的死難者的演說，已經被重新發現。
這位演說家可能受到了伯利克裡的榜樣作用的影響，沒有講述任何的神話和神話事迹，而是對列奧斯提尼（Leosthenes）和那些與他一起倒下的人們的功績大加贊美。
他們在哈得斯那裡受到了特洛伊英雄們、泰米斯托克裡和僭主刺殺者們的歡迎，盡管據說在一定程度上他們的功績超過了所有這些人。
他們犧牲了他們的生命，為了使雅典人和希臘人能夠自由地生活，在他們剛剛去世的時候就被人們賦予了這樣的成就，但對于這項事業他們的确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他們被稱為是幸運的人，失去了生命的羁縻，與伯利克裡的用詞都一樣；演說家相信列奧斯提尼的勝利避開了被馬其頓奴役的命運，這在後來卻成為一個痛苦的現實。
那些在最近的戰事結束之後就發表的主題演說常常會輕而易舉和自然而言地成為訃告的範本。
因而，來庫古在他對列奧克拉特斯（Leocrates）的指責中，是不會放過對喀羅尼亞的死者進行贊美這樣的機會的。
在伯羅奔尼撒戰争開始後的頭一年的冬天，伯利克裡發表了被修昔底德記錄下來的葬禮演說（2.35ff.）；它表明雅典的形象在那時是如何被理想化的；其目的顯然是為了把這個國家帶進一種危急的情緒當中，而不是叫他們僅僅接受一種溫和的愛國主義。
任何一個要發表重大的公共演說的人都應該事先讀一讀這篇東西。
首先，伯利克裡在贊美死者的時候沒有引用任何神話，而是把自己限制在對他們那一代人的至關重要的和強有力的品格的贊美上面，作了一個廣泛的回顧。
我們甚至很難抗拒演說中所表現出來的樂觀主義情緒，但如果作一番進一步的考察的話，似乎又是值得懷疑的。
伯利克裡贊美建立在平等基礎上的雅典政制，在這種平等觀念的支配下，國家當中的特權完全依賴于功績的大小&mdash&mdash站在他的身邊的就是克裡昂，與伯利克裡相比更顯得相形見绌。
他贊美平靜的私人生活，身邊的賽會、儀式和令人愉快的家庭對身心的愉悅；輕松的生活方式，沒有沒完沒了的軍事訓練，但這種生活方式培養出的勇氣并不比那些無限期地把人們逼向極端的民族（也就是斯巴達人）要少。
當伯利克裡讨論這種放松的生活方式的時候，他正在被持續不斷的訴訟案困擾，阿斯帕西亞被指控犯罪，他在把阿納克薩格拉從死刑中拯救出來的問題上遇到了困難。
他還稱贊雅典人熱愛美而不奢侈[6]&mdash&mdash說得輕松，但當時正是盟邦繳納的貢金才使雅典輝煌的城市建設成為可能。
他稱贊商人也可以參與政治&mdash&mdash這使我們再次想到了克裡昂，他是一個皮匠。
他描述了雅典人是如何地通過給予而不是索取而赢得了朋友，不計較一時的回報，而是完全相信别人也會慷慨大方；他們的國家是如何地成為所有希臘人的學校，雅典以這種獨特的方式獲得了聲名，它是惟一一個其敵人不會因為被打敗而感到羞恥，其屬國不會因為被奴役而感到屈辱的國家&mdash&mdash盡管修昔底德自己就說到過雅典是如何受到屬下各邦的憎恨。
我們完全可以用修昔底德自己的話來反駁他，做到這一點并不難，但所有這些确實是以最輝煌的方式表達出來的，就好像是理所當然；接下來就是這一宣言：&ldquo不論現在還是将來我們都會受到人們的羨慕，我們不需要荷馬，所有的陸地和海洋都是展現我們勇氣的舞台；正是以這樣的方式我們已經豎立起不朽的豐碑，不論我們帶來的是至善還是邪惡。
&rdquo接下來的詞句就是：&ldquo這些人正是為了這座城市而犧牲的。
&rdquo就像我們剛才所說的，我們很難抗拒這種樂觀主義，但很快就因為可怕的災難而受到了懲罰：這當中展現出來的天才的确是無與倫比的。
必須承認這篇演說能幫助我們更好地了解雅典人。
人并不僅僅是他們的外表所表現出來的樣子，而且還是他們心中所懷有的理想的化身，即使他們從來沒有達到那些理想的境界，但僅僅是這樣去努力的願望就可以判定出他們的一些本質特征。
修昔底德記錄下來的伯利克裡的第二段演說也是非常有趣的（2.60ff.）。
在這篇演說中，當時他們的地盤已經被斯巴達人占領，橄榄樹林大部分被破壞，他向雅典人表明不可能再挽回了，現在需要激發人們高貴的野心。
阿提卡這個小王國現在荒蕪了，他告訴他們，就剩下了一座花園大小的土地，在他們真實的力量之外，财富不再能夠給他們帶來什麼快樂；他們在放棄霸權的問題上已經無可選擇，這是希臘有史以來最強大的霸權；盡管它現在受到軍事力量的制約，但沒有它他們絕不可能獲救；隻有那些甯願因為他們的偉大目标受到嫉妒的人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斷。
事實再次證明，雅典人自己找到了解決的辦法。
在克裡昂發表的演說中，他極力鼓動給予背叛的密提林人（Mytilenians）人以嚴厲的懲罰（3.37ff.），從中修昔底德道出了雅典人的另外一個卓越的特點。
盡管在其他的地方克裡昂被描述成一個十分粗俗和尖刻的人，但在這裡的出場卻給人以深刻的印象。
他以他自己的方式向他的同胞述說，不怕以最明确的方式責備他們，把他們說成是憤世嫉俗的非同尋常的奴隸，每個人都想成為演說家或者至少是激烈的質問者，急于對計劃中的事情進行預測，但又不願意預見事情的結果。
最後他暗示道，如果他們在這件事情上過于仁慈的話，他們将會放棄統治權，偃旗息鼓過一種不再有任何冒險的平靜的生活；這篇演說就發表在伯利克裡懷疑他們是否還擁有這種選擇權的言論之後。
最後，修昔底德還提供了他們的敵人是如何看待雅典人的有關論述，比如科林斯人的看法（1.70f.）。
他們說雅典人喜歡冒進，能夠很快地做出決定并付諸實施，從不猶豫不決，熱衷于海外的冒險活動；他們追求盡量大的好處，在為國家犧牲自己的生命的問題上是如此地義無反顧，就好像他們的身體不是自己的一樣。
他們把沒有實施的計劃看作是一種損失；與沒有完成的工作相比，任何所得對他們來說都是微不足道的，在任何一次失敗之後，他們又會盼望一些新的失敗。
不論面對多麼巨大的艱苦和危險，他們的精力在整個的一生中都不會減少；他們從不停下來享受他們已經擁有的東西，快樂對他們來說就是盡快地投入行動；他們天生就不讓他們自己過太平的日子，也不讓别人過上太平的日子。
科林斯人發表的這番對雅典人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解釋西西裡的遠征。
在所有這些演說中所呈現出的是一種驅動所有這些人前進的充滿熱情的共同意志。
他們真正的動力就是對于沒有嘗試過的或者沒有完全實現的事情總是有一種不滿足，因為激情是一種原動力，所以他們總是不能控制他們所做出的決定，但有時卻能夠有令人難以置信的收獲。
畢竟，令後人驚訝的是雅典人追趕波斯人足迹遍及了東部地中海的所有港口；與埃及人締結了盟約，緻使它在伊那羅斯（Inaros）的領導下背叛了波斯人；接着蹂躏了孟菲斯大部，即使最後被打敗，被迫燒掉了他們自己的戰船，但卻成功地奪路逃出了埃及。
在保存下來的刻有埃及戰争一年中的犧牲者的名單的銘文中反映出了雅典人充沛的精力和事業心，開始的地方這樣寫道：&ldquo這些厄瑞克透斯的後人是在塞浦路斯、埃及、腓尼基、海雷斯（Halieis）、埃吉納、麥加拉的戰争中倒下的，他們都死于同一年。
&rdquo我們必須記住，雅典的霸權在其極盛期需要在希臘的其他地方付出巨大的犧牲，即使像埃吉納這樣的著名城邦也開始拒絕成為其霸權的一個部分，成為雅典的絆腳石。
那時候埃吉納十分繁榮，氣勢很盛；它十分富有，擁有很多三列槳艦船，還有很多重要的藝術作品；但是它與雅典的敵意由來已久，很難判斷孰是孰非。
在公元前457年，雅典人來了，蹂躏了這個島嶼，從城鎮強行征稅，後來驅逐了那裡的居民，代之以來自阿提卡的殖民者。
然而，斯巴達人給了埃吉納人特瑞阿提斯（Thyreatis）一塊土地，在公元前404年又在來山德的幫助下返回了他們的家鄉。
在埃吉納人遭到屈辱之前，雅典在彼奧提亞的歐諾菲塔（Oenophyta）取得了一次勝利，接着毀滅了沿岸地區。
在公元前455年，托爾米德斯（Tolmides）劫掠了賽特拉（Cythera）和伯羅奔尼撒的海岸，燒毀了拉西戴夢人的軍械庫；他占領了克法勒尼亞（Cephallenia）的城鎮，蹂躏了瑙帕克托斯（Naupactos），他把逃離斯巴達的美塞尼亞人安置在了那裡。
在公元前453年，雅典的霸權達到了頂點。
當伯利克裡在西庫翁附近取得勝利之後，即使他沒有能夠占領這座城市，他還是毀滅了這個地區，并劫掠了阿卡尼亞人的海岸；科林斯海基本上都掌握在了雅典人的手中。
但是，當客蒙死在塞浦路斯，雅典與波斯人簽署了停戰協定之後，這個協定的确帶來了永久的和平，雅典的霸權卻開始退化了。
在公元前447年，雅典在克羅尼亞（Coroneia）被打敗，從此喪失了其在彼奧提亞和中希臘其他地區的影響，接着麥加拉退出了同盟，也想退出同盟的優卑亞則受到了伯利克裡嚴厲的懲罰。
公元前445年與斯巴達達成的三十年和平條約起到了保護雅典同盟國的作用，但很快就發生了薩摩斯和米利都的争執，雅典當然偏向米利都，接着伯利克裡發動了與薩摩斯的戰争（公元前440&mdash前439年），最終，薩摩斯的城池被摧毀，民主制度在這個島嶼建立起來。
[7]這一回，巨大的危險再次被避免；對那些事先能夠做出理智思考的人來說，所有這些突發事件反而掩蓋了更為重要的事件，盡管正如狄奧多洛斯所言，大約在公元前440年，和平和繁榮降臨到了整個世界（12.26），但沒有人保證這種局面能夠長久維持。
對同一時期的雅典自身來說，公民權的民主化改革完成了，在戰争中服役的三個有薪金的等級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權利，法庭和公民大會更加完備，還有獻媚之風、國家審判制度等等也得到了充分的發展。
雅典的所有這些發展都被認為與其廣泛發展的霸權相适應，這種霸權使她的那些希臘同胞處于不利的地位，這種統治形式在世界曆史上隻有在那些貴族共和國成功地實行過&mdash&mdash威尼斯，熱那亞（這些國家的确是分裂的，但卻是貴族形式的分裂），尼德蘭公國&mdash&mdash在那時，主要是針對那些由外國人組成的臣民。
同盟國被粗暴地對待，财物被征用，不得不到雅典去打官司，很多人逃離了這個霸權的地區到蘇瑞去逃避在家鄉受到的壓迫，這座城市是伯利克裡在公元前445年一手建立起來的，它取代了從前的塞巴裡斯。
如果一個城邦試圖以武力對抗的方式脫離這種統治的話，雅典最後的手段充其量就是鎮壓起義，向這個地方殖民，或者最壞的結果是毀滅這座城市，在廢墟上建立起二流的民主政體。
并不使人驚奇的是，與雅典相比，斯巴達越來越受到人們的歡迎，所以雅典人不惜發動伯羅奔尼撒戰争。
把一份輝煌的遺産傳播到世界是她的任務和使命，對人類來說，最大的收獲和損失似乎全在于其文化的存在和消失。
雅典在政策上的草率及其導緻的不可挽回的後果即使對于今天的我們都是具有啟發性的。
雅典人自己為了雅典的存在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關于要成為一位模範的雅典人需要付出什麼樣的代價，在安提豐的四部曲之一（1.2.12）中有着全面的論述。
模範的公民是這樣一個人，他的收入經常要繳納很高的稅，經常用來建造三列槳戰船，還提供豐厚的捐助（choregiai），要為很多朋友提供基金，交付高額的保證金，他要通過工作而不是訴訟來發家緻富，負擔起他的那份贊助，忠實地服務于城邦。
在交了所有這些稅收、建造三列槳戰船的費用、捐助、捐獻、保證金和贊助（也就是娛樂活動的費用）之後，如果還能剩下一些什麼那就怪了。
[8]除了以這種方式受到盤剝之外，公民們還會因為其他很多原因受到他們的城市的折磨。
最糟糕的就是在沒完沒了的國家訴訟中受到的政治迫害，獻媚之風也與日俱增，這使生活變得無法忍受，在通常的情況下又會更多地訴諸法律。
這是希臘人的一個根深蒂固的習俗。
在《伊利亞特》中，阿喀琉斯的盾牌上就表現了一個訴訟的場面，對它的描繪就像現實中一樣引人注目（《伊利亞特》，第十八卷，497ff.）。
在所有的希臘城市中，這種做法一直從貴族時代持續下來。
隻是在僭主時期作為改革的一部分這種做法有所中斷，但到了民主時期，訴訟再次成為了一個持久的和非常病态的風氣。
在這個時期，此類的文獻僅存于雅典。
[9]除了一些惡棍試圖複仇或勒索，一種由閑散而激發起來的瘋狂告發他人的熱情出現在很多公民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