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庭的訴訟程序、公共演說等事務的誘惑下，形成了一種與政治上的獻媚相并行的現象。
有幾宗記錄下來的訴訟案，不僅是呂西阿斯的還有更早的安提豐的，很明顯都屬于這種類型。
[10]在那些辯護詞中通常使用的一句話就是：&ldquo現在，完全清白無辜的人會受到陰謀家的迫害，其危險性并不亞于那些犯下邪惡罪行的人。
&rdquo（例如，呂西阿斯，5.2）
監察員（sitophylakes）的例子說明了官員們是如何被草率地判處了死刑。
有一次，受到猜疑的蒙蔽，雅典人處決了一個國庫管理員之外的所有的人，當最後一個已經掌握在十一人團（TheEleven）手裡的時候，真相才大白；我們不得不認為，雅典人是這樣一種人，他們總是認為自己被搶劫了。
事實是大衆的确經常受到那些國家管理者的欺騙和蒙蔽，同時他們對政府也一直處于一種憤怒的不信任狀态當中，同時他們還追求着欲望上的滿足。
在處于危機和激情的控制下的時候，比如西西裡遠征，焦躁不安的情緒會進一步加強，在對毀壞赫爾墨斯神像的案件的審理過程中，面對神秘的事情，雅典人表現出确定無疑的自大狂症狀，對完全精神失常的爆發沒有表現出半點的抵制能力。
控告人立即宣稱，對赫爾墨斯的破壞并不是一小撮人幹的，而是為了颠覆整個民主制度；大衆戰栗了，因為又要開始對公民進行拷問了。
那時的規則是，那些能夠告發同謀并提供罪證的罪犯就會被無罪釋放，但如果是他們的話沒人相信就會被判處死刑。
[11]
普魯塔克筆下的尼西阿斯，由于他的富有，其整個一生似乎都處在一種被圍攻的感受當中（《尼西阿斯》，4f.）。
他極端的隐居習慣也不能使他擺脫人們的糾纏；請求者和委托人不斷地出入他的家門；對那些可能對他不利的人他隻能給予饋贈，因為他十分害怕獻媚者，所以受到了喜劇作家的嘲諷。
當我們被告知，他認識到大衆有時候是多麼會利用天才和演說的技巧，但是當這樣的人甯願自甘堕落而不要自尊和恰如其分的驕傲的時候，這種傑出的才能是多麼令人懷疑，我們要知道，在公元前5世紀，雅典已經耗盡了它最好的力量。
菲迪亞斯死在地牢中，伯利克裡死于瘟疫，無疑，過度悲傷也是原因之一；尼西阿斯自己甯願在西西裡結束自己的生命。
當亞西比德生活在小亞的時候，人們會在街頭巷尾聽到這樣的話：&ldquo城裡連一個男人也沒有了。
&rdquo（阿裡斯托芬，《呂西斯忒拉塔》，524）
我們不但能夠很好地想像出密謀者的心理狀态，還能想像出真正的政客的心理狀态，在那時除了這些，狂熱的笑話家阿裡斯托芬和其他的喜劇作家總是能夠把對時局和人格的諷刺推向奇異的極端。
人們對事物的一般性看法充滿了不屑和嘲諷，诽謗者的驚人的力量泛濫成災，他們随時都能夠找到釋放自己的對象。
阿裡斯托芬清楚地展示了這種狀态，當學者們試圖在塔索斯的斯特西姆布羅圖斯（Stesimbrotus）（或者普魯塔克）的記載中區分出哪些是真實發生的，哪些僅僅是謠言的時候，會顯得多麼的幼稚。
如果我們把這些看作是對那個時代快樂生活的一種相當大的制約的話，那麼，還有一些思想的人們又将如何看待以下的事态呢？那就是雅典人完全不顧公元前到公元前421年的戰争的警告，眼看着自己的城邦被亞西比德引向了一場巨大的災難。
比如在後來，關于雅典美好生活的盲目信仰就與人們完全不顧其惡名大量地逃亡到阿齊勞斯（Archelaus）國王那裡的事實發生了矛盾。
同時像薩摩斯的克瑞魯斯（Choerilus）和澤烏克西斯這樣的非雅典人，甚至歐裡庇得斯和阿伽同都逃到他們那裡尋求庇護；據說阿伽同與很多人在一起一直生活在馬其頓，在皇宮中過着快樂的日子。
公元前5世紀的雅典似乎處在一種玫瑰色的光環之中，甚至對那些生活在下一個世紀的人們來說也是如此，他們在想到現實的悲慘狀态的時候就會去贊美已經過去的那個時代。
在演說家中，伊索克拉底并不總是與這個主題相符，有時候他會贊美雅典的過去，有時候則會做出完全不同的判斷，例如，他認為雅典的衰落早在霸權時代就開始了，宣稱當伯利克裡掌握了權力的時候，國家就已經處在了一種虛假的盡管還可以忍受的繁榮狀态中了。
但是德摩斯提尼在第三篇奧林托斯演說（OlynthiacOration）中則這樣地美化了過去（3.35）：
那些人，完全用不着用演說家們去奉承和吹捧，像你們現在所做的那樣，他們對希臘所有的服從管轄的地區實行了四十年的統治，把超過1萬塔蘭特的财富帶進了衛城，使馬其頓的國王屈服，因為希臘人應該控制野蠻人，不論是在陸地還是在海上，他們都表現出了個人的勇敢，應該為他們樹立很多勝利的紀念碑，隻有他們在人世間留下了超越一切嫉妒的英名&hellip&hellip為了國家，他們建築起後來從未被超越的如此優美和宏偉的建築和神殿；然而，在私人的生活中，他們卻是如此地謙和，對民主的精神是如此的忠誠，正像你們仍然能夠看到的，即使像米太亞德和阿裡斯第德（Aristides）這樣的人，他們的房子也并不比他們鄰居的好。
因為他們并不利用國家為自己發财緻富；他們當中每個人都堅信他們的職責就是增加屬于所有公民的财富。
當然，&ldquo從來不說奉承話的演說家&rdquo表現出了與&ldquo服從管轄的盟邦&rdquo同樣多的一種虔誠的想像；演說家沒有能夠描繪出一幅關于過去狀況的準确的圖景，但是他的懷舊情緒本身就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十分重要的證據。
在公元前5世紀，雅典人成為所有希臘人的中心。
他們因為出産所有最好的和最壞的東西而聞名于世，就像阿提卡的土地既出産最好的蜂蜜，也出産最緻命的毒芹那樣。
而且，他們成為普遍關注的焦點，所以，亞裡士多德所記載的一個叫西狄阿斯（Cydias）的人說的話也可以用在這個較早的時代：&ldquo其他所有的希臘人都被安置在雅典人的周圍，不僅是為了傾聽他們說話，而且還為了看他們做事，以決定他們自己該如何去做。
&rdquo[12]雅典人還是一群最多面的希臘人，在某種程度上是整個希臘的代表。
&ldquo其他的希臘人都有他們獨特的方言、習俗和服飾；在雅典，所有這些卻呈現出希臘人和野蠻人的一種混同&rdquo&mdash&mdash引自關于雅典國家的文獻。
即使在外部事務上，也隻有雅典人真正地對其他希臘人的所作所為和言論進行了記述，隻有雅典能夠對他們進行效仿。
就像希波克雷德斯不僅熟悉阿提卡的舞蹈而且還了解拉科尼亞和其他地方的舞蹈，阿裡斯托芬在他的喜劇中使用了各地的方言。
亞西比德嘗試過所有的生活方式；在愛奧尼亞他比任何的愛奧尼亞人都能夠尋歡作樂，在底比斯參加過體育比賽，在忒薩利亞與阿裡奧阿德（Aleuadae）相比他是一個更優秀的馴馬師和騎手，在斯巴達則在力量和簡樸上超過了斯巴達人，當他到色雷斯的時候，證明他能夠比當地的人喝下更多的沒有摻水的烈酒，當然這并不是一件普遍受到贊揚的事情。
正是這個人在斯巴達左右了其外交政策，接着在提撒菲内斯（Tissaphernes）手下賣命，證明他的氣質與泰米斯托克裡非常相似。
雅典是全世界産品的一個大賣場，就像克裡底亞在一首哀歌詩中所列舉的那樣，市場上甚至還有外國的鳥。
在和平時期到那裡去逛逛不失為一件樂事，至少對于那些沒有被獻媚者告發的人是如此。
阿裡斯托芬在《和平》（529ff.）一劇中進行了一番描繪，充滿了懷舊的感情，在那裡可以看到所有美好的事物，它們的芳香、美妙的韻律和閃亮的色彩：秋天的歡樂，宴飲，狄俄倪索斯節，吹奏長笛，葡萄豐收的歌曲（滑稽詩），索福克利斯的詩歌，野餐，索福克利斯的詩句［&hellip&hellip］，常春藤，發泡的美酒，低吟的山羊，走在田間的婦女，她們的裙子被微風吹起，甚至還有女奴在地上睡着了，在她的身邊放着打翻的水罐&mdash&mdash我們看到的所有這些景象就像是透過一隻鳥的眼睛拍攝的一幅日常生活的照片，雅典人很高興地聽到外國人把雅典稱為一座頭戴紫羅蘭花冠的熠熠閃光的城市。
僅就其節慶活動來說，這種誇獎就已經名副其實了，盡管伯利克裡在他的演說中說到，他們的目的是想減輕生活中的傷痛。
雅典人生活中最盛大的活動就是一年一次的泛雅典娜節，其充滿理想的圖景仍然可以在帕台農神廟的橫飾帶上看到。
希臘最神聖的宗教儀式就是厄留西斯節，此外還有伴有悲劇和喜劇演出的狄俄倪索斯節。
希臘人和拜訪者們都對雅典贊賞有加，視之為文化的搖籃。
人們相信，在雅典有着最大限度的言論自由，也就是說，沒有一個地方人們說話如此坦白，對他人的話能夠如此理解和接納。
人們認為，在最廣泛的意義上知道如何去說話的人隻存在于雅典，例如，厄利斯人和彼奧提亞人就被認為在遣詞造句和勸導青年人的事情上缺乏技巧。
安提斯第尼對他的生存狀況十分滿意，在色諾芬的《會飲篇》（4.43）中，他說到他有足夠的閑暇去看那些值得一看的東西，去聽那些值得一聽的東西，對他來說最好的事情莫過于成為蘇格拉底的朋友。
在其他地方，除了有創造力的藝術家之外，就不再有什麼偉大的人物了。
曆史對于這個時期的小亞城市很少提及。
愛奧尼亞的偉人，埃菲蘇斯的赫拉克利特，在他的公民同胞中感到十分孤單，并且試圖讓他們知道他對他們的厭惡，在公元前5世紀，即使科林斯也沒有什麼有名的公民。
然而，一些卓越的愛奧尼亞人來到了雅典；泰格莉亞（Thargelia）和阿斯帕西亞（Aspasia）來自米利都，阿納克薩格拉來自克拉祖米涅。
雅典是惟一一個來自其他地方的天才能夠找到一份工作或至少能夠安全生活的地方，即使作為一位外邦人，幾乎從一開始，與其他地方相比，哲學家們就更願意待在這裡，盡管他們有時會受到不夠虔誠的控告，在他們的研究中受到種種限制。
最好的建築和創造性藝術真的都隻是出自雅典，最重要的藝術家都出生在這裡（盡管他們在其他地方也創作過上乘的作品）；如果他們來自于其他地方，他們也想在雅典生活。
對于所有這些，我們不應該忘記這個時代的一位完全拒斥這個城市的全部生活和活動的雅典人。
他就是泰蒙（Timon），在伯羅奔尼撒戰争的時候聞名整個雅典。
他原來是一個寬宏大量的人，是一個值得尊敬的具有哲學修養的人，因為朋友和被保護人的忘恩負義，使他開始厭惡他的母邦；在後來，有人把他說成是一個真正的厭惡人類的人。
人們關于他的最有代表性的說法就是他對亞西比德感到十分親近，因為他認識到這個人注定要毀滅雅典。
在雅典的劇院，悲劇創造出對神話的最後的和最輝煌的一種認識；作家們可以完全自由地進行創作以達到一種新的心理上的深度，而喜劇則用其對日常生活奇形怪狀的扭曲和對變化多端的世界進行漫畫般的處理來取悅觀衆。
很顯然，雅典是這兩種戲劇形式惟一的擁有者，而且一直保持了這個地位。
隻有在這裡，希臘人才能夠看到劇院所提供的希臘文明的全景，盡管在偉大的賽會舉辦地，其他所有的詩歌和音樂藝術也會以一種濃縮的形式得到簡要的展現。
直到這個時候，普通的希臘人所知道的惟一的戲劇就是神聖的啞劇表演，其中一個男祭司或者女祭司從有關他們自己的神廟的神靈神話中選一個内容演上一幕，或者是小醜的人物模仿，滑稽表演，這可能是從對話和打鬧的即興發揮中産生出來的。
現在，希臘人開始意識到在這個國家的一座城市，整個希臘神話的一種活的展示已經在狄俄倪索斯崇拜的喧嚣中應運而生；他還了解到有一種巨大的建築物專門用于這種表演，在一個半圓形的空間裡，觀衆感到他們仿佛置身于第二公民大會，而在舞台上，在其他地方用豎琴吟唱或者用圖畫展示的那些事情在這裡則神奇地用真人和龐大的合唱隊進行表演。
他還聽說在一些特定的節日裡，希臘人的真實生活景象将以一種宏大的和奇異的變形的方式展現在人們面前。
最後，偉大作家的個人的名字将作為所有這些表演，這種全新的和獨特的詩歌形式的創造者而聞名于整個希臘。
這種新事物并不是從亞洲引進的什麼新鮮玩意兒，而完全是希臘人的一種發明創造，它成為了這個民族生活中一個深刻的和最基本的組成部分。
劇院也有其陰暗的一面。
正如我們所言，義務性的捐助經常成為富人身上的一種負擔。
喜劇中的人身攻擊通常是驚人的粗暴和淺薄，在這個被人們看作是充滿污言穢語的世界裡，阿裡斯托芬也并不例外（在他之前的短長格詩亦然）&mdash&mdash不論一些學者是多麼極力地試圖把他排除在外。
一方面，阿提卡社會的氛圍一定很明顯地受到喜劇的影響，另一方面，我們卻不能忽視這種藝術形式對那些犧牲品所産生的後果。
因為在一個習慣于整年都讓喜劇以及其他形式的斷頭威脅懸于頭頂的社會和社會制度中，無疑會成為一種培養人們的玩世不恭的情緒的巨大動力。
但在他們的内心最深處，除了那些被奪走了所有的羞恥感的人，沒有人能夠真正地成為玩世不恭的人，在所有的街頭巷尾和宴會上，人們會遇到那些喜劇作家的犧牲品，或是知道他們自己在下一個狄俄倪索斯節也會成為犧牲品，這必然會導緻這樣一種社會意識的出現，那就是人們的心靈悄悄地關上了一扇又一扇大門，直到最裡面的那一扇。
在所有的希臘人中，雅典人的氣質中有一種極具特色，可能是其特有的，當然也是其他民族所沒有的東西，就是舊喜劇對政治所采取的态度。
沒有一個現代的民族能夠忍受其自身在一種嚴肅認真的、半官方的語境中如此真實地被展示出來，至少在緊急狀态和出現普遍的災難或焦慮的情況下是如此。
與伯羅奔尼撒戰争相伴随，喜劇所提供的整個稀奇古怪的世界在我們今天的任何城市都會受到譴責，像阿裡斯托芬這樣的作家會被看作是一個以公衆的不幸為主題的沒心沒肺的講笑話的人。
然而，正像喜劇所表現的那樣，雅典在那時養育出并能夠忍受的不僅是一位詩人，而是一群同一種類型的詩人，用一種後來的民族所不能想像的方式，以一種成熟的、随意的風格進行寫作，并與共同的價值觀完全疏離。
喜劇不僅公然藐視和嘲弄時下的當權者，而且還有普遍的公衆情感。
雅典以她自己為代價向世人表白了笑話至高無上的地位。
對于雅典人生活的其他方面，還要說到，這是一個尊重知識的時代。
一個人可能很窮，但算不了什麼。
例如，勇敢和大膽的拉馬庫斯是如此卑微貧窮，以至于每次他率領一支軍隊出征的時候，總是獲許從雅典人那裡賒一小筆錢&ldquo用來置備服裝和軍靴&rdquo。
由于一種簡單的生活方式是人們普遍遵循的，尤其是因為心靈的愉悅是每個人都可以得到的，所以與現在相比，平等比較容易做到，财富則顯得不那麼重要。
即使這樣，其重要性還是經常在這樣的抱怨中表達出來：&ldquo錢，是錢造就了這個人！&rdquo但是從廣泛的意義上講，它還是不能夠決定一個人的社會地位，況且擁有财富是危險的，而且越來越如此。
一種發财緻富的方式就是成為政治上的領導人。
例如，泰米斯托克裡從父母那裡繼承了3個塔蘭特的遺産，據說後來通過沒收他人的财産而超過了100塔蘭特，而克裡昂一開始一無所有，後來也留下了50塔蘭特的财産。
像阿裡斯第德這樣完全抛開自己的利益不顧的政客真的是鳳毛麟角。
有些是天生富有，比如尼西阿斯，以及名字由從前的卡裡阿斯改為希波尼庫斯（Hipponicus）的王室家族。
卡裡阿斯二世的富有是人所共知的，據說他擁有200塔蘭特的财富。
他的同名孫子的庭院就是柏拉圖的《普羅泰戈拉篇》和色諾芬的《會飲篇》的對話發生的地點，在那裡充滿了妓女、食客和詭辯家，一同揮霍他的财富。
但生活在公元前500年左右的上一代人比伯利克裡時代的人更能夠在其奢華的領地上炫耀他們的财富。
這些舊有的雅典人穿着紫色的鬥篷和顔色鮮豔的緊身上衣，把頭發編成辮子，上面紮上金蟬，還佩戴着其他的金銀珠寶，讓仆人們把折椅擺放在他們的面前。
到了伯利克裡時代，服飾變得簡潔了，這個令人驚訝的發展可能是出于謹慎，因為過于招搖會招緻嫉妒和貪心，而且，當然還由于人們意識到，簡單的裝束更适合于一個長得好看的人，活動起來也更為方便。
很多直接的描寫表明，在實際生活中，人們的穿着存在着相當程度的一緻性，在窮人和富人，男人和女人當中，一個好的儀表全依賴于個人的體格和動作的優雅。
例如，我們知道，那些沒有屬于自己的鬥篷的人能夠從理發師那裡花一天半個奧波爾的價錢租用。
為經濟起見，男人和女人可以穿同一個式樣的衣服。
紡織品主要是羊毛，傳統上講，紡線織布是尚未出嫁的希臘女子通常的活計，斯巴達婦女除外。
然而，喜劇中還是記載了很多裝飾品和其他飾物的名字，虛榮心總是可以找到展現自己的方式。
但大部分還是依賴于每個人穿戴鬥篷的方式。
[13]生活的其他方面也是很簡單的。
所有人都居住在用小石塊搭建起來的房子中，小偷很容易進來。
即使在窮人家，也會有一些家具，但似乎很少有人擁有奢華的家裝，适度也是飲食的原則。
在所有這些事情上，一定數量的富人一定是作為例外而存在；他們中的一些人還擁有他們自己的運動場和浴室。
然而，與此同時，如果說在大多數希臘人看來，斯巴達人基本上過着一種陰暗的生活的話，那麼在雅典也有一個派别不僅在舉止而且在政治主張上堅持簡潔為本，培養起一種更為簡樸的生活方式。
他們穿着短鬥篷，系一條皮帶，熱衷于體育鍛煉，在拳擊中不惜打傷耳朵&mdash&mdash就好像斯巴達人在所有的希臘人中的過人之處全在于這些事情上。
這可能部分出于一種強烈的熱情，一種對他們的母邦進行的正當的責備的表達，但部分隻是出于一種時尚，一種不難追求的時尚，因為他們中的很多人都很窮。
情況似乎是，在一個很少有人能夠再負擔得起一種貴族的生活方式的時代，為了節儉起見，一些人轉而采納了斯巴達的生活方式。
後來的人們對從前的雅典人模樣的看法在老菲洛斯特拉圖斯的書中有所記載，他說，那些十分精明和充滿智慧的人的見聞更具有典型性，還說雅典的婦女給人一種嚴肅的印象。
另一方面，阿裡斯托芬說到了阿提卡人的無禮，這在某些尖刻的詞彙以及阿提卡人某種獨特的目光中表現出來。
雅典的奴隸也尤為大膽和無恥。
對于雅典人的品性所作的道德上的判斷充滿了紛争。
關于他們的不守信用已經說得很多了；但是作為一個在通常情況下都很挑剔的證人，柏拉圖了解和描述的他們中最壞的人還是比任何其他城邦的人要好，在《法律篇》中對他們的評價十分公平，在那裡他讓他的斯巴達人說，&ldquo他們當中的好人确實非常好&rdquo，把這句話當作一種普遍的看法，其根據就是他們的&ldquo優秀和真誠不是強迫的，而是天生的，是神命使然&rdquo。
這種自然的品德，與優雅的文化和自信結合在一起，是雅典典型的優秀者的寫照。
在通常的意義上，他們也是所有的希臘人中最為敏感的人，最容易受到情感的左右，就像讓·雅克·盧梭的法國讀者那樣，他們的弱點在于他們把感情用事和熱衷于道德當作是一種有價值的東西，而依然堅守着他們所有的缺點。
蘇格拉底的整個倫理學都在鼓吹這些價值，每個人都想方設法使它們看上去比實際的情形要好，詩人的目的也在于此。
這種持久的陶冶的結果就是雅典人對善的崇尚，因為他們對它有切身的體驗，但他們還一直是老樣子，不過就是傳說中的某位聖人的故事的聽衆而已。
&ldquo在大多數時候，你們都是不成功的，因為你們不想盡你們的義務，并不是因為你們認識不到這一點&rdquo，德摩斯提尼說。
同樣的事實在一則關于雅典劇院裡的斯巴達使團的動人的故事中展現出來，這些使者受到了聽衆們熱烈的歡迎，當時他們站起來想為一位老者讓出一塊地方，但卻沒人肯挪動一下身子。
&ldquo雅典人知道怎樣做是對的，但卻不去這樣做&rdquo，他們當中的一個說道。
在雅典人的生活中，習慣于某些委婉的說法，這是雅典人的一個特有的惡習。
正像普魯塔克所言，他們喜歡把一些令人不快的東西罩上一層面紗，給它起一個最好聽的名字。
[14]梭倫已經開始這樣做了，他把他偉大的征用計劃稱為&ldquo解負令&rdquo（seisachtheia）。
後來人們把娼妓稱為&ldquo交際花&rdquo（hetairai），把盟邦（phoroi）繳納的貢金稱為&ldquo捐獻&rdquo（syntaseis）&mdash&mdash但他們還是一樣地叫苦連天。
軍事服役（phrourai）變成了&ldquo護衛者&rdquo（phulakai），監獄稱為&ldquo寓所&rdquo（oikema）。
像戰敗、沉船、去世等諸如此類的災難，都會有一個文雅的遁詞，稱為&ldquo遭遇某種不幸&rdquo（patheinti）；呂西阿斯把國家繁榮的反面并不說成是&ldquo壞的&rdquo，而是&ldquo不熟練的&rdquo或者&ldquo引向了一個令人不快的方向&rdquo。
[15]據說他們把城市的背叛者稱為&ldquo城市的不幸者&rdquo，[16]在亞裡士多德的時候，強盜甚至被叫作&ldquo掙取面包的人&rdquo（poristai）。
如果不是修昔底德在他的書中的第三卷（82）給了這種做法全面的論述的話，所有這些可能還充滿着某種迷人的魅力。
在他可怕的描寫中，這種情形适用于所有的希臘人，但是當然最适用于雅典，語言的貶值和濫用受到了責難，并且表明語言正處在蛻變和衰亡的過程當中。
我們下面從雅典人進而考察普通意義上的希臘人，首先需要注意的事情就是真正的賽會精神的喪失。
如果說公元前5世紀和前一個世紀有什麼明顯區别的話，那麼就是這種精神的有無。
從外部來看，運動精神的遺産還是保存下來了，品達還在贊頌着舊的奧林匹克運動會的輝煌，把這種精神折射到他生活的時代，就好像是一切照舊。
在一些小城鎮，毫無疑問，成為一名運動健将已經不再是人們的理想，隻要他們基本上處于安全狀态下，處于行進中（《長征記》［Anabasis］）的希臘軍隊也會繼續在一種最不自在的狀态下舉辦一場比賽，包括所有的運動項目和賽馬。
但是在品達之後，為慶祝勝利舉行的獻祭（epinikion）似乎很快就消失了，人們似乎想要他知道，他曾經歌頌的是一種已經屬于過去的力量，那些是很古老的事情，他經曆了突如其來的對冠軍摔跤手們的嘲諷和攻擊。
在色諾芬的一首哀歌詩中，哲學已經向世人宣告，它比所有賽會的勝利者都要有價值，因為這些勝利者不能為一個城市帶來充滿智慧的法律和物質上的繁榮；這時候在阿提卡的舞台上也可以聽到類似的嘲諷。
&ldquo我們不能依賴于那些肩寬體壯的人，而要依靠那些具有果斷的頭腦的人&rdquo（索福克利斯，《埃阿斯》，1250），在歐裡庇得斯的《奧托呂科斯》（Autolycus）的殘篇中，把運動員說成是吃得太多而不能給他們的城市帶來任何财富的人，因為他們從來不知道貧窮的滋味，他們年輕的時候是城市的偶像，在後半生就像一件穿破的鬥篷那樣到處遊蕩。
為什麼全部的希臘人都要蜂擁着來看他們？在這些摔跤手、賽跑者等運動員中有哪個獲勝者曾經在獲得榮譽以後為城邦服務過？人們是身帶鐵餅投入戰鬥的嗎？還有很多諸如此類的質問。
在日常生活中，體育鍛煉照常進行，那也隻是為了身體的健康；但是人們不再把它看作是什麼大事，即使斯巴達人似乎對他們沒完沒了的身體鍛煉也産生了厭倦；在德塞裡亞戍守的監察官（ephoroi）得到命令說，當他們應該鍛煉身體的時候不要四處遊蕩。
這種變化的原因在于，希臘人已經把在希波戰争中建功立業看作是一種賽會，從這時起，完全不同于奧林匹亞的運動場上進行的一種競賽觀念開始形成，對傑出者的獎勵也不再是橄榄花冠。
對于這種變化，希羅多德可能是惟一一個講了個好故事的人（8.123f.），他說，在薩拉米灣海戰之後，在伊斯特摩亞地峽的希臘将軍們以投票的方式來決定哪個希臘人應該獲得最高的榮譽，哪一個緊随其後；從每位将軍放在波塞冬祭壇上的兩張選票來看，第一票都投給他自己，第二票則投給泰米斯托克裡。
後來他們認為應該再好好想一想，紛紛散去，沒有達成共識。
但是這則轶聞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它表明了希臘人觀念上的一個巨大的轉變。
每個希臘人都想在為希臘人服務上成為最棒的，如果他不能使自己聲名遠揚的話也就到了世界末日，但又不想拒絕排在泰米斯托克裡之後屈居第二的榮耀。
随着民主進程的大幅推進，作為賽會主要基礎的社會階層失去了他們的權力，常常還連同他們的财富；品達所贊頌的社會已經處在嚴重的衰落當中。
在奧林匹亞或者其他體育比賽的舉辦地獲得勝利不再能夠保證在城邦中産生哪怕是很小的影響，而在城邦産生影響則是人們普遍的奮鬥目标。
城邦現在青睐那些展現其自身熱情的人，已經對貴族式的優秀失去了所有的興趣。
實際上，所有的一切都傾向于厭惡那些想&ldquo一直試圖跑在第一位的人&rdquo。
确實，民主的整個做法逐漸變成了一種壞的賽會，在那裡，卑鄙的流言、獻媚等等占據了最顯著的位置。
這種城邦繼續迷戀于宏大的場面，在富人中開發利用了據說是出于自願的捐助制度（choregiae）這一最後的競争精神的遺産；這就是戲劇和合唱比賽依然存在的原因（不過僅僅在雅典），直到它成為普通的藝術愛好者和那些比賽中無疑是不合格的裁判的犧牲品。
盡管在很長的時間内，在雅典，有一種虛構的說法，認為民主制度與這些比賽存在一定的關系，&ldquo貴族式的優秀&rdquo已經不再發揮作用，因為人民群衆掌握着大多數的權力，所以那種優秀也就有理由不再受到人們的關注；财富的展示在所有的地方慢慢地變成了一種危險的事情，而金錢曾經是賽會傳統的一個前提條件。
盡管新緻富的人，至少在狄奧格尼斯的麥加拉，可能不再想去追求什麼&ldquo優秀品質&rdquo了。
演說術的興起也成為體育教育的一個破壞因素。
希臘人一直是口才非常好的民族，曾經把演說（包括公共的和法庭的演說）看作是缪斯賦予的一種美好天賦，但是在公元前5世紀的時候，這種才能與從大希臘的詭辯家那裡聽到的事情相比似乎已經過時了，而後者很快成為政治和法庭演說中不可或缺的東西。
先前的雄辯來自于很高的天賦，而現代的雄辯則是訓練的結果。
從對西西裡人的審判開始，由這種&ldquo學來&rdquo的演說組成的某些特殊的訴訟案，實際上已經成為了随心所欲的産物，從一開始，尤其是在民衆法庭，演說所承載的道德目标就變得非常的不明确。
但在一些較大的城市，很快就能夠找到一群喜歡這種風格、需要更多的訴訟案的聽衆。
演說家的競賽就此開始了，現在得到了比體育比賽更多的關注。
這就是阿裡斯托芬正确地把雅典運動場的荒廢狀态與詭辯術聯系起來的原因。
年輕人開始把他們的時間花在法庭裡，而他們的長輩則去打仗，發表公共演說，因為演說能夠帶來聲名。
所有人都發現年輕人說話時所使用的語氣是令人厭惡的，亞西比德被認為是他們的楷模。
他也被看成是&ldquo體育運動的破壞者&rdquo。
人格的力量不再通過其自身在與他人或幾個平等的競争對手的競賽中獲得偉大的勝利而得到顯現，而且是絕對的不再通過這種方式；普魯塔克這樣地說到泰米斯托克裡，說他想利用一切的機會表現出自己的與衆不同，這對一個那個時代的偉大人物來講或多或少是真實的（《泰米斯托克裡傳》，18）。
這并不能阻止個别國家最重要的人物想在奧林匹亞大放異彩，為了讨好所有的希臘人，甚至不惜宴請所有的來訪者，在這個方面超越斯巴達人。
這把我們又帶回到亞西比德那裡。
阿裡斯托芬在《雲》一劇中對養馬進行過徹底的諷刺，但是希臘人還是沉迷于賽馬的興奮中。
亞西比德決定利用這種熱情使他自己在所有希臘人中出名。
在揮霍了一筆巨額的财産之後，現在他通過與一位希臘最富有的女繼承人&mdash&mdash希波尼庫斯的女兒&mdash&mdash的婚姻再次擁有了足夠的錢财。
所以他向奧林匹亞派出了七輛賽車，甚至在這以前沒有哪位國王能做到這一點，他赢得了三個冠軍。
其他的城邦可能是希望得到雅典的好感，争着為他提供幫助；埃菲蘇斯為他提供了一個精美的帳篷，開俄斯為他的巨大的馬棚提供飼料，還獻上了祭祀用的牲口；萊斯波斯則為他進獻了酒和其他給養用來招待數不清的希臘人。
這是一種更大的規模上的泛希臘的捐助（choregia），目的是為了使雅典揚名，但是亞西比德也把目光投到了雅典之外。
很明顯，他的鋪張浪費在這種場合會傷害那些運動項目的冠軍；據說他很看不起他們，因為很多人來自于地位低下的家庭和小城市，很少受過教育&mdash&mdash可能他們對他來說沒什麼用處，如果他們有機會的話肯定會揍他一頓；但是他估計到希臘的觀衆們現在已經被寵壞了，更喜歡看緊張的賽車，而不是運動的優美，喜歡免費的宴飲。
他成功地顯示了自己，雅典人到處在談論他；但是從道德的意義上講，他卻用這樣的做法割斷了從前的傳統的根基，那就是他使賽車的可能性終結了。
一個雅典同胞，曾經試圖為他的家族和雅典參賽争光，不得不放棄比賽，把他的賽車交給亞西比德，他就這樣地吓倒了最後一個誠實的傻瓜。
在民主制度下，很快就不再有哪個富人或窮人再冒險在賽會活動中與這個人站在一起了。
就在這同一個時期，&ldquo優秀品質&rdquo，這個從前建立在真正的貴族觀念和賽會的生活方式基礎上的品性，現在轉移到了哲學家的身上；雖然在表面上保留了其舊有的含義，但實際上他們已經以倫理學的名義把它的這些含義沖洗掉了。
在那裡，&ldquo高貴優秀的品質&rdquo被描繪成一種存在的方式，以這種方式生活的目标就是對其他人産生影響，實際上就是&ldquo改善大衆的生活&rdquo，這成為應用于人類和社會制度的新準繩，但是蘇格拉底和那些以這種方式說話的人，卻運用它來表達一種新的理想，并使現實盡量與這一理想相契合。
他們存于心中的目标不再是成為高貴的和自由的個體，而是一般意義上的公民，很快則變成了整個人類。
總而言之，民主制度下的這一大衆的新的價值觀念的産生似乎嚴重地動搖了他們在婚姻問題上的固有觀念。
在雅典，至少部分的原因在于現有人口的極大稀釋，接受外邦人和外國人成為公民。
由于水手們在薩拉米灣取得的勝利，就像重裝兵在馬拉松所取得的勝利那樣，他們越來越居于主導地位，但是在其他地方原因則在于在寡頭倒台的時候所進行的暴力行動，尤其是因為很多雜婚現象，一些是出于自願，另一些則是災難所迫。
狄奧格尼斯在很久以前就曾經慨歎，由于金錢的原因，高貴的血統已經與低賤的血統相混雜，随着高貴的人迎娶來自于低賤家族的人為妻或者相反情形的出現，還在小心翼翼地保存着羊、驢子和馬身上的純正血統的同時，在人的身上卻被破壞了。
在喜劇中，錯誤婚配的典型就是鄉下人斯瑞西阿得斯（Strepsiades）和他的美伽克裡迪翁（Megaclidion），他們的兒子從他的這位母親那裡繼承了她高貴的激情（《雲》，41ff.）。
财富雖然對其擁有者來說很危險，對富人的嘲諷成為家常便飯，但卻越來越令人向往，這就是雖然它不再能夠給人帶來尊敬，但随着曾經與之緊密聯系的較高聲望的消失，它還是必然地成為了人們追求的主要目标的原因。
在這個時期，賽會拓展成為波及生活所有方面的一種競争，這使得個體的人格凸現出來。
謙遜成為一種過去的東西。
哲學家、詭辯家、詩人、畫家、工程師和那些有一技之長的人，現在取代了賽會優勝者的位置在希臘成為名人，他們有能力、有願望而且毫無限制地争取他們的地位，公衆也期待着他們這樣去做。
中庸之道（sophrosyne）所要求的就是要避免狂妄自大，這并不是說個人的價值應該隐藏起來，一個富有智慧的人應該承認他的智慧，幸運的人必須接納他的好運，這是感謝神靈的一種方式；無需把自己隐藏起來，裝作與一個普通的小人物别無二緻；幸福稍縱即逝的本性要我們及時行樂。
華貴時尚的衣服和外觀是所有這些快樂的一個部分，在一個衣着普遍很簡陋的時代一定十分顯眼。
哲學家和詭辯家現在都穿着入時，就像偉大的音樂家從前在節慶活動上穿戴的那樣。
恩培多克勒在他的阿格裡根特人和塞裡努恩特人（Selinuntians）中聲稱自己是一個降臨人世的神，穿着紫袍，就像高爾吉亞和希庇阿斯那樣，高爾吉亞曾經頭戴一頂金質的王冠，還有一頂德爾斐的王冠，我們已經描述過帕爾哈西烏斯和澤烏克西斯的穿着打扮了。
天真的自我炫耀達到了令人難以置信的極端。
品達是一個衆所周知的例子；西蒙尼德也在他的諷刺詩中鎮定自若地說起他無人能比的記憶力，說起他在過去通過合唱比賽所獲得的聲名。
工程師曼多洛克裡斯（Mandrocles）為大流士建造了跨越博斯浦路斯的大橋，并用國王給的賞錢在薩摩斯島為赫瑞翁（Heraeon）畫了一幅畫；上面表現了大海上的這座橋，旁邊有大流士登基的場面，軍隊正從橋上走過，上面還包括題字，講述了他是如何用他造的橋為自己赢得了一頂王冠，為薩摩斯的人民赢得了榮譽。
帕爾哈西烏斯把他的自畫像稱為&ldquo神聖的赫爾墨斯&rdquo；在他的詩句中，他說他是阿波羅的後人，一位藝術上的或希臘人的君王，他已經提升到一流藝術家的地位，達到了最高的目标&mdash&mdash這樣的判斷或許他應該留給他的後代去宣布。
[17]如果澤烏克西斯放棄了他的繪畫的話，原因很有可能不在于認為它們沒有價值，而是因為他相信他應該以自己的方式超越技術性的勞作，像波利格諾圖斯那樣；但是他的驕傲正應了這句格言：&ldquo批評我比模仿我要容易得多。
&rdquo甚至一個在德爾斐制作地毯的人編織了一塊地毯也要誇耀說，帕拉斯已經把神一般的優雅賦予了他的雙手。
在通常情況下，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在藝術品和手工藝品上署名開始得很早。
了解一下它們是否被禁止用于獻祭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
所有的人都把熏香的煙霧留給他們自己。
&ldquo自從旁圖斯（Pontus）把歐羅巴從亞細亞分離出來，阿瑞斯統治了凡人的城市以來，凡人們從來沒有完成過如此偉大的業績，在陸地和海洋上齊頭并進。
&rdquo這是客蒙在塞浦路斯取得了陸上和海上戰役的勝利之後雅典人獻給德爾斐的阿波羅的紀功碑上的銘文。
就像在英雄時代那樣，名人中的醫生和教師也受到尊敬和關注，表現出人們對教育的重視；在這個方面，一些身為奴隸的教師的名字被保存了下來，而他們的母親卻沒有留下任何記載。
一個著名的例子就是伯利克裡的音樂教師達蒙，據說是在音樂課的幌子下向他傳授政治學，為此他後來遭到了陶片放逐，并受到喜劇作家的嘲諷，稱他為喀戎（普魯塔克，《伯利克裡傳》，4）。
現在呈現出的圖景是，大多數城邦都分别成為某一個傑出人物的化身，而且輪流經曆着興衰；這種現象在此前的世界中從未出現過，當然也包括腓尼基或者迦太基的那些城市。
這也與羅馬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那裡直到公元前6世紀，其所有的偉大人物，除了克裡奧拉努斯（Coriolanus）和幾個其他的逃犯之外，都隻能看到他們的某一個一緻的方面。
他們的存在純粹是為了羅馬，作為他們國家的戰士和仆人，自由的個體隻是到了較晚的階段随着教育的普及才得以出現。
[18]在希臘人當中，個人堅決地從其他所有人中脫穎而出的做法是非常獨特的，個體權力的觀念變得極為重要；随着環境的變化，他們從城邦最忠實的仆人蛻變成那些犯下滔天大罪來反對它的人。
正是這種城邦自身，一方面懷抱着其充滿猜疑的和狹隘的平等的觀念，另一方面從個人的角度又極力追求完美無缺（arete），把有才能的人引向了肆無忌憚的貪欲，成為自大狂。
即使斯巴達，想方設法地把具有多方面潛能的人局限在對他們的國家有用的嚴格限制中，也成功地制造出了一個無情的僞君子這樣的品種；早在公元前6世紀就出現了可怕的克裡奧蒙尼，接下來，公元前5世紀就是波悉尼阿斯，最後是來山德。
對于這種發展是否有利于城邦，是否有可能加以避免，是有争議的；但結果就是希臘世界給了人們一種充滿了無數天才的印象，這些天才既有好的也有壞的。
其中潛在的危險後來就被認識到了。
對于雅典，這個從泰米斯托克裡到克裡底亞曾經取得過輝煌勝利的地方，還是借阿裡斯托芬之口說出了一個公正的判斷，在劇中埃斯庫羅斯這樣說到亞西比德：
在城市中豢養一頭幼獅是很愚蠢的
但是一旦把它養大，就隻能任其放縱了。
（《蛙》，1431f.）
然而，柏拉圖在他的《高爾吉亞篇》中，時間設定在伯利克裡剛剛去世之後，讓卡利克裡斯（Callicles）發表了一篇講話，描述了充滿活力的人物以及他們的主張，對錯誤的平等觀念提出了反對意見：&ldquo讓有才能的人統治那些無關緊要的人是自然的法律。
我們（雅典人）的法律當然是不同的；就像獅子一樣，我們在年輕的時候把那些能力最強的和最強壯的抓起來，用充滿魔力的催眠曲和陳詞濫調來馴化他們，因為我們相信平等，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