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這是所有做法中最好的。
但是我想如果他們當中有一個保持了原有的脾氣秉性，他就會掙脫掉你的束縛，把這些規矩撕得粉碎，把你寫的所有的東西、符咒、頌歌和法律都踐踏在腳下，反對所有具有人性的東西，使他自己成為你的主人，所以自然法就取得了輝煌的勝利。
&rdquo在公元前4世紀，至少在雅典，事情已經發生了變化。
個人的力量不再能夠在城邦中發揮出來，而是限制在了哲學、演說、藝術、私人生活等方面。
悲劇中的某些人物說明了什麼才是真正的偉大；盡管他們是來自于神話，不是公元前5世紀的人。
索福克利斯筆下的埃阿斯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根據使者的報道（758ff.），用卡爾卡斯（Calchas）的話來說，他的真正罪責并不是對神的挑釁，而隻是意識到了超于尋常的力量。
當他的父親離開他的時候，建議他要總是在一位神靈的助佑下去征服世界，埃阿斯回答說：&ldquo在神的幫助下，一個弱者會變得強壯，但是，我有信心即使在沒有他們的情況下去赢得聲名。
&rdquo由于在戰鬥中曾經拒絕其幫助，他招惹起帕拉斯無休止的仇恨，因為敵人是不能夠戰勝他的。
這表現出了一種超越于凡人的驕傲，接下來就是非常野蠻的古代神話，詩人把對他的心理學上的研究與此聯系在一起，他被雅典娜變成了一個瞎子而且逼瘋了，以至于他殺死了牲口和牧人。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他精神正常的時候，他還是想在夜裡殺死那些靠不住的阿卡亞軍隊的将領，隻是因為他們拒絕把阿喀琉斯的武器交給他。
這将對現代的觀衆把他看作一個悲劇人物帶來一種阻礙，導緻現代的公衆觀念把他視為&ldquo迷失的&rdquo和&ldquo堕落的&rdquo。
但是對索福克利斯和雅典人來說，他仍然是一個理想的人物，完全值得同情，就像他和忒克墨薩（Tecmessa）所講的那樣，他在病态的心理狀态下所做的那些事情隻是為了營造出一種莊嚴的悲劇效果。
[19]美狄亞也是如此，歐裡庇得斯所賦予她的動機在今天是不可能被搬上舞台的；希臘人還是能夠對于一個不顧一切地追求權力的戲劇人物，一個像《腓尼基婦女》（PhoenicianWomen）中的厄忒俄克勒斯那樣天真的人給予同情和理解的。
他所想要得到的，并不是根據法律和從前的協定從波呂尼克斯那裡接替王朝的統治，而隻是保住權力，因為他擁有它（504ff.）；為獲得至高無上的地位，&ldquo至高的神性&rdquo，他可以上天入地；把權力讓給另外一個人，接受次一等級的位置，在他能夠統治的時候心甘情願地為他人服務，在他看來是一個懦夫的行徑。
他是以這樣的詞句結束的：
如果罪惡一定存在，那麼至善也必定存在
為了争奪權力去犯罪，其他所有的一切都将是正義的。
（《腓尼基婦女》，524f.）
這最後一個附帶條件完全是雅典人的，反映出一個城邦所擁有的觀念，幸運的話可以統治一時，可能能夠安撫很多其他的地區就範；如果出了問題，其權力就會崩潰，世界也就停滞不前了。
說到雅典的曆史名人，從泰米斯托克裡開始，那個時代的偉人的性情以其最強有力的方式成為了雅典最核心的話題，這就是為什麼客蒙如此明顯地成為一個另類而凸現出來。
雅典最具權威性的代表就是這個不惜一切代價引領城邦走向前進的人，令人驚訝的泰米斯托克裡。
作為個人力量和義無反顧的化身，在所有的事情上都要追求卓越的驅動下，當他還處在放蕩不羁的青年時代的時候就受到了人們普遍的關注；亞西比德後來表現出很多與之相似的特點。
為了在民主制度下塑造一個耀眼的形象，泰米斯托克裡不惜花費大量的金錢，并不把财政上的審慎放在心上；但是一旦他獲得了他想要的影響力，他就在勸說雅典人放棄一種最接近民主精神的慣例上取得了驚人的成就：這就是他們所有人都可以共享勞裡昂的銀礦資源的慣例。
他宣布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用這項收入建造三列槳艦船，以便在對抗埃吉納人的戰争中使用，盡管有人暗示說，從一開始他的秘密目标就是用這些船來對抗波斯人，就像後來所做的那樣。
我們或許會問，這位公元前5世紀的奧德修斯是否真的應該得到這麼高的榮譽，他就像一個玩玩鬧鬧的花花公子那樣地得到了這項榮譽。
關于他的傳統的說法可以追溯到不那麼可靠的塔索斯的斯特西姆布羅圖斯，即使其主要的線索已經出現在希羅多德的記載中，但他還是惟一一位記下了在雅典關于泰米斯托克裡的傳聞的人。
毫無疑問，正是在他的犯罪傾向的推動下，泰米斯托克裡在極其危險的情況下，冒着可怕的人身風險，采取了驚人的大膽行動。
關于他賄賂和哄騙斯巴達人的故事，他被實施陶片放逐以及充滿驚險的逃離，他對阿塔薛西斯（Artaxerxes）所産生的具有決定意義的影響以及他在馬格尼西亞的死（盡管其中的一些故事是編造出來的，尤其是最後的部分），這些故事至今仍然能夠使讀者遊移于焦慮和仰慕的情緒之間，并為之動情。
伯利克裡也是雅典方式的典型代表；他能夠控制自己，獻身于國家的服務事業，他把國家的強大當作自己的事業。
他想在他自己的身上把很多相互矛盾的品質和諧地結合在一起&mdash&mdash也就是那些成為一個完美的公民和一個偉大人物的品質；但是在這件事上，他就像泰米斯托克裡那樣并沒有獲得完全的成功。
他也冒了極大的風險，至少，他必須要面對具有決定意義的戰争的爆發。
然而，最能夠代表雅典的人是亞西比德。
我們對他的了解相當全面，不僅來源于普魯塔克的傳記，而且還來自修昔底德、安多西得斯（Andocides）或者僞安多西得斯（pseudo-Andocides），以及來自于伊索克拉底。
[20]不過，進行評說反而不那麼容易。
普魯塔克向我們展示得再清楚不過了，雅典是如何用到處追随他和關注他的所有行動的方式培養這個人的&ldquo個性&rdquo；但同樣變得很明顯的是雅典人在他的身上運用的想像力的方式，在斯特西姆布羅圖斯或其他的記載中，把一些與他真正的做派完全相左的事情也記在他的賬上；在這裡，我們将永遠不能把曆史的事實與典型的記載區分開來。
正是他使民主制度下公民的平等原則走向了其反面，與所有的準則相背離，這個怪人将在緊急狀态下完全接管國家的權力。
這個怪人注定要在出生之後在希臘擁有他所能擁有的一切，成為所能成為的人物。
亞西比德擁有高貴的出身，一生都保持着極為英俊的外貌。
他還擁有一副天生的伶牙俐齒，一種不費吹灰之力就能夠赢得人們的信任和愛戴的天賦。
他與蘇格拉底的友誼說明在他年輕的時候他也擁有很高的學習天分。
但是我們對于柏拉圖說的所有這些話一定要十分謹慎，不要輕易相信，因為《會飲篇》并不是一篇曆史文獻；這篇哲學對話的作者有權進行充分的杜撰。
與這篇對話中的情形相比，他與蘇格拉底之間的實際關系可能是很短暫的，沒有那麼大的意義，對亞西比德自身來講，這種關系可能隻是出于某種幻想，或者為了激怒那些愛他的人們；由于他對他的公民同胞們擁有巨大的影響力，所以柏拉圖才認為在他的對話裡強調這一因素是很有利的。
不論真實的情況如何，亞西比德無疑是一個擁有極高的天賦和出色的表演才能的令人驚歎的混合體，部分是有意識的，部分是無意識的，他充分利用了這些天賦&mdash&mdash正像普魯塔克所言，他成為了最偉大的煽動家。
甚至他對其他國家的風俗習慣的适應能力也成為他的一種作為煽動家的新的資本。
雅典人完全被他迷惑住了，甚至在他沒有進行任何辯解的情況下，完全容忍他的駭人聽聞的行為，對他所做的一切都充滿興趣；他所激起的民衆的反映達到了如此激烈的程度，那就是，如果他能夠保住性命的話，真的是一個奇迹。
後來，他在奧林匹亞的出現再清楚不過地表現出了他對希臘人是這樣一個喜歡旁觀和說閑話的民族是多麼的鄙視。
在那時，他是粗野的和耀眼的；在雅典，他的态度很快緻使泰蒙向他&ldquo緻敬&rdquo，說他将成為一個帶來巨大災難的人。
當他還是一位年輕人的時候，他就堅信，沒有人能夠出類拔萃，除非他在青年時代就成為一個冷酷無情的罪犯；現在，他已經用他雄辯的力量消滅了其他的民主人士，他開始在對外的事務上編造謊言，實施欺騙，對于米洛斯人的毀滅，他應該負有主要的責任。
與此同時，他也把他所特有的可怕的野心傳染給了雅典人，表明他想充分利用他們的空想以達到自己的目的；盡管他清楚地知道&ldquo米洛斯事件&rdquo是不人道的，西西裡的遠征是愚蠢的，但他還是推波助瀾，盡力去迎合雅典人的占據主導地位的熱情。
對亞西比德所給予的全身心崇拜的後果是不可避免的。
他所喚醒的或者主要是激發起來的野心，那就是不僅要征服西西裡，而且在更為廣大的地區建立統治，在西方建立起一個大帝國，正是這種野心導緻了西西裡的遠征，根本上還是出于專橫的自私自利。
但就在這個時候，在把雅典人拉進這個命中注定的計劃之後，他自己卻被迫卷入了破壞赫爾墨斯神像的事件，他的整個存在突然間受到了威脅。
在被召回雅典受理指控的時候，他從派來接他的官方船隻上逃跑了，逃到了斯巴達；在那時，柏拉圖所講的耀眼的大自然的法律發出了光芒。
在聽說雅典已經判處他死刑的時候，他說：&ldquo我們要讓他們看到，我們還活着。
&rdquo他不僅在他的生活習慣上成為了一個地道的斯巴達人，而且通過現在變成了一個全心全意的雅典的敵人而展現了他真實的性情，沒有表現出任何遮遮掩掩的懊悔，沒有為自己留下任何退路。
他毫不猶豫地獻上用以摧毀雅典的最有效的計策：他建議出兵援助叙拉古，在德塞裡亞加強防衛，這樣，雅典人就會同時喪失農業和銀礦上的收益，他們的同盟看到他們遇到麻煩的情況下就會脫離他們；接着他撺掇愛奧尼亞與雅典斷交，促使斯巴達與波斯簽訂協議。
與此同時，他還在阿吉斯（Agis）的宮廷勾引國王的妻子提瑪亞（Timaea）而使自己蒙羞，其目的很明顯，就是要使他的子孫成為斯巴達的國王，而不是赫拉克利斯的後代。
當斯巴達人開始産生懷疑并密謀要殺死他的時候，他被迫逃到小亞避難，接着他又把賭注壓在了提撒菲内斯的身上；因為就像普魯塔克所言，沒有人能夠拒絕成為他的同伴，不論他們的品質和性格怎樣，甚至那些害怕他的人對他的到來和出現都會感到高興。
接着，在他過了一段漂泊的生活之後，又出現了使他重返雅典的可能性，不過這給他帶來了緻命的傷害。
從關于薩摩斯的談判中傳來了一個聽上去十分可信的關于這一變故的報道。
在那裡，他似乎&ldquo哭泣着&rdquo說到他的命運，因為他是在敵人的逼迫下使用他自己的力量和卓越的才能（arete）來對抗他的祖國的。
所以，其優秀的品質才與對國家的忠誠完全背離，被不惜一切地利用了，使他的一切都成為合情合理的，他的敵人們也為他所有的背叛行為找到了借口。
這個借口被接受了，盡管他的被召回，用狄俄倪索斯在《蛙》劇中的話來說，&ldquo是一次艱難的分娩&rdquo；他還為此做好了充分的準備，因為他不會空着手回來，而是滿載而歸；他再次獲得了勝利，再次成功地為雅典服務，當對他的指控被歐墨匹達（Eumolpidae）收回以後，他的城市給了他一個盛大的歡迎回家的儀式。
他真的沒有理由再抱怨他的天才沒有被認識到了；他被授予了無限制的陸上和海上的指揮權，大批的民衆都期待着他将結束傷害着這個國家的制度和無休止的閑談，用他自己的力量抓住權力的缰繩。
但是，在這個時候，恰恰是他的傳奇般的名聲本身反過來害了他，因為現在人們都相信他能夠在任何事情上都獲得成功，一旦證明不是這樣，他就會受到居心不良的責備。
當他不再能夠滿足這種被誇大的希望的時候，他的海軍副将在諾提昂（Notion）吃了敗仗（他也像一個真正的雅典人，試圖依靠自己赢得榮譽），在公民大會上再次響起了一片抱怨之聲；德莫斯（demos）重新選出了十位将軍，亞西比德不得不再次出逃。
在色雷斯，他還是在那裡為自己準備了一處安全的藏身之所，他還有機會向阿提卡的将軍們傳遞出一個沒有被注意到的警告，是關于他們已經在羊河占領的一塊被暴露的陣地，在這之後不久他就在小亞細亞遇刺身亡。
亞西比德的個性在公民大會、陪審法庭以及各種小集團中超越了所有的對黨派的忠誠，他有一種讓任何人上套的能力。
在雅典，他們說起他就像斯巴達人說起來山德（一個更讓人厭惡的人）那樣：&ldquo他的祖國是不能夠讓一個像他這樣的人存在的，除了他之外。
&rdquo然而後來他還是在更糟糕的狀态下存活了下來；城邦的存在就是為了産生大量的異類。
但是在公元前4世紀，當很多人心甘情願地模仿他，但舊有的能量已經不夠用了。
亞西比德總是能夠做出讓人反思的事情。
他的個人才能的發揮方式使他能夠誤導雅典發動西西裡的遠征，這個城市是如何把他推向極端，在他的手上遭到了多麼可怕的災難，又再次歡迎他回來，最終又放棄了他，這些成為希臘曆史上發生的一系列最不幸的事件之一。
偉大個體的興起與不斷增長的對名聲的熱愛（philotimia）緊密聯系，每個人都努力通過行動為自己的人生增添光彩。
他們所想要得到的是在子孫後代中留名，為此野心勃勃，但在我們的時代這卻很少成為一個強烈的動機。
我們似乎朦胧地意識到，子孫後代并不那麼重要。
但對希臘人來講并不是如此。
柏拉圖讓他的狄奧提瑪（Diotima）對蘇格拉底說：&ldquo你看到人類是怎樣盡其所能地去為他們自己揚名，去赢得不朽的聲名？為了達到這個目的，與其說為了他們的孩子，不如說更為了他們自己，去承擔危險，去犧牲他們的财産，接受艱苦的生活，甚至去死也心甘情願。
當然，你們相不相信，阿爾刻斯提斯（Alcestis）為了阿德墨托斯（Admetus）而死，或是阿喀琉斯為了帕特洛克盧斯而死，或是你們的考得魯斯為了他的孩子能夠統治而追求聲名，如果他們不知道關于他們德性的不朽記憶将保存在人世，就像他們還真的活在我們中間，他們還會這樣做嗎？&rdquo蘇格拉底回答說：&ldquo遠非如此，每個人做他們該做的事情是為了他們的功績永遠為人們所知，使他們聲名顯赫，他們做得越好，就越是如此。
&rdquo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這種對身後名望的渴求可以追溯到英雄時代；接着，賽會開始起到使人們達到這個最高目标的作用，漸漸的聲名狼藉開始也成為出名的一種方式，與著名的人物一樣&mdash&mdash他們當中也包括美麗的婦女&mdash&mdash那些充滿罪惡和最荒唐的人物也出現在名單當中：傻瓜、貪食者和酒鬼也有了他們那種類型的名人。
我們得到的熱愛榮名的最明顯的證據就是數量上不斷增加的紀念碑。
在古代的東方國家，除了國王之外，對個體的惟一紀念物就是墳墓；即使這樣的墳墓，除了埃及墳墓旁邊的紀念性石柱是一個例外，它的建造也不是為了使這些單獨的個體和他的所作所為讓後人更為了解。
隻有暴君才有在将來留下惡名的特權，所以在遠東、波斯等地方，隻有國王的陵墓才為人們所知。
與此相反，希臘人接受了對個體的贊美；這包括墓志銘，它采取了詩歌的形式，墳墓邊寫上一段雙行的押韻詩成為公元前5世紀的一個風行的時尚，西蒙尼德和他的墓志銘在很多地方以各種形式被記載下來。
接着，對個人的贊美又從墳墓分離出來，為了紀念一個人物開始采取塑像的方式，最早出現的是公元前6世紀的運動員的雕像；從公元前5世紀開始，雕像用在了所有種類的名人當中&mdash&mdash政治家，将軍，詩人，音樂家，演說家等等&mdash&mdash有時是官方雕鑄的，有時則是親戚、崇拜者或者專業人員雕鑄的。
後來，市政工程上的捐助使公民們渴望用公共的開支豎立一尊雕像，就像獎勵一頂桂冠，或者是在節慶活動上獲得前排的座位那樣，所以甚至到了波悉尼阿斯的時代，城市中還充滿了各式各樣的雕塑，後來由于非常普通的服務或隻是受到黨派的寵幸就可以得到一尊雕像，數量上遠遠超過了從前。
除了最經常在每個城鎮的市場或是衛城矗立的雕像之外，在每個最偉大的賽會舉辦地也有大量的人像雕塑。
奧林匹亞和德爾斐尤其是這種聲名崇拜展示自身的地方；這絕不僅僅局限于運動員，還包括各種有名的人。
在那裡，國家給他們的公民同胞們以榮譽，即使他們在家鄉也有雕像，所以那裡有一大群政治家，軍事指揮官（不管戰敗者會不會在情感上受到傷害），和平締造者，曆史學家，像蘭帕薩庫斯（Lampsacus）的阿那克西美尼（Anaximenes），演說家，像高爾吉亞，[21]斯巴達國王及其繼承者等等，所有的雕像都不加區分地擠在一起。
最後，巨大的紀念性群像建立起來，例如，來山德在德爾斐就把自己與幾個神靈放在了一起，波塞冬正在為他授冠，他的祭司陪伴左右，還有他的舵手和27個斯巴達下級官員和一些同盟國指揮官的像，否則他們是出不了名的。
波悉尼阿斯這樣地評論一尊來山德出使奧林匹亞的雕像，他說每個人都會利用這些光榮的形象去贊美充滿力量的偉大瞬間。
撒米亞人曾經建造了一尊亞西比德的青銅雕像，作為獻給他們的赫拉神廟（Heraion）的禮物；在羊河戰役之後，他們把來山德的雕像送到了奧林匹亞，埃菲蘇斯人把一尊來山德像、一尊埃特奧尼庫斯（Eteonicus）像、一尊法拉克斯（Pharax）像和其他的幾個名不見經傳的斯巴達人像放進了阿爾忒彌斯神廟（Artemision）中；但是當科農在尼多斯（Cnidos）取得勝利之後，愛奧尼亞人随着時間的推移發生了變化，一尊青銅的科農像和一尊提墨修斯像同時出現在赫拉神廟和阿爾忒彌斯神廟裡。
對于雅典的名人，他們早期的肖像是畫出來而不是雕出來的，實際上畫像在公元前5世紀更為普遍，出現在公共的壁畫或者可能是由姊妹家奉獻出來放在神龛裡。
像這樣的畫像在後來被大量地複制，甚至還經過縮小出現在書裡面。
讓我們再回到墳墓的問題上，集體的合葬墓（polyandria）不應該被忘記。
在普拉提亞，分别有一個安葬斯巴達人、提格亞特人（Tegeates）、雅典人、麥加拉人和菲拉西亞人（Phliasians）的公墓。
從那些并沒有參加戰争，但是為了他們的子孫也把他們的空的墓堆建造在那裡的人們的故事中，可以想像到埋葬在這裡所擁有的驕傲之情。
這個故事至少可以說明在追求榮譽的事情上，運用狡猾和欺詐似乎是合情合理的，與此類似的還有波悉尼阿斯厚顔無恥地在把他自己的名字作為惟一的捐獻者刻寫在了德爾斐的三腳桌上面，就好像在波斯戰争之後不同的國家、軍隊和領袖們都試圖搶奪頭功的無禮行徑那樣。
說到集體墓中的紀念碑，我們知道喀羅尼亞的裡昂（Lion）。
在雕像上沒有銘文，可能并不像波悉尼阿斯所認為的那樣，是因為運氣比勇敢更加重要（9.40.5），更為可能的是，語言是多餘的，或者是由于馬其頓力量的不斷增大，這樣做太危險了。
關于社會生活的一些更加廣泛的問題需要我們的關注。
關于男性的同性戀問題我們可以把考察的範圍集中在我們所擁有的主要文獻，即色諾芬的《會飲篇》上面，在這篇普通的對話中對這個問題作出了一些明确的判斷。
我們将轉而讨論婦女的地位。
與前一個世紀相比，這方面的記載似乎更少了，在雅典，就我們所掌握的資料來看，人們對于性的親切感的最後迹象也已經消失了。
在一些為婦女舉行的特殊的節慶和神秘儀式上，她們在所有人的面前一字排開，這種風俗與她們在正常情況下所過的隐居生活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這不僅出現在泛雅典娜節的遊行中，還出現在一些相當狂野的崇拜活動中；[22]但所有這些并不說明婦女得到了更大的尊重。
奴隸也有他們獨特的崇拜活動。
所有那些屬于賽會、詩歌、文學和整個戲劇的最好的和最高級的活動隻為男子而存在。
高級的妓女是惟一在社會生活中具有一定地位的女性；她們能夠參加宴會中的談話；她們在與人為伴的過程中表現出的智慧受到重視，而家中的女兒則由于其沉默和與衆不同而受到尊敬。
這對于家中的小姐也同樣适用，對此，索福克利斯說過一句很經典的話：&ldquo保持沉默，女人，它是一個女人的首飾！&rdquo（《埃阿斯》，292）不僅她應該不願開口&mdash&mdash她的榮耀還包括不被别人提起。
伯利克裡的墓前演說的結論部分就有一段話非常坦白地提到了這個問題，非常接近于對雅典婦女地位問題的一篇官方聲明。
演說家首先撫慰那些父母，接着是死者的兄弟和兒子們，最後是寡婦們（這似乎可以表明允許她們到場）；他說：&ldquo我也沒有忘記婦人的美德，對這些寡婦，我要簡短地說上幾句該說的話：你們最大的榮耀在于，你們對你們的品格保持真誠，不論贊揚還是責備，應該讓人們盡量少地提到你們。
&rdquo這就是這個與阿斯帕西亞（他應該把她排除在外）為伴侶的男人的看法，他當然還有很多其他的情婦。
人們對婚姻問題考慮得不多。
在最嚴肅的讨論中，總是聽到這樣的論點：婚姻的存在與愛無關，當然也和性需要的滿足無關，婚姻隻是為了生育孩子以便在年老的時候照顧他們的父母，正如安提斯提尼總是說，正是從這些未來的孩子的角度考慮，在選擇婦女的問題上一定要在身體和精神上都應該是一個好的品種。
由此，我們或許會認為，合法的婚姻可能會在雅典全部消失，隻是因為有這樣的規定，那就是隻有那些父母擁有公民地位的人，他們自己才能被認定是公民。
在色諾芬的《經濟論》（Oeconomicus）中，伊斯霍馬庫斯（Ischomachus）講述了他是如何訓練他年輕的妻子的，他對她所作出的結論在道德上是最好的，而且充滿了真正的敬佩，任何一位丈夫都會受到感動：&ldquo如果你證明做得比我好的話，你就把我變成你的仆人吧。
&rdquo（42）但這隻是一個孤立的說法，其他的都是很苛刻的。
作為一項法則，在妻子被迫深居閨房，在任何事情上都要屈從的同時，男人們卻可以與妓女和交際花鬼混；對此所發出的強烈的抱怨之聲可以在阿裡斯托芬的《地母節婦女》（785ff.）中聽到。
索福克利斯也對大量的婦女報以同情，指出快樂地從孩童時代長大成人的少女是如何被家中的神祇和她的父母趕出家門，賣出去，可能賣給陌生人和野蠻人，總之是賣給一個陌生的家庭，在新婚之夜之後，就必須對一切報以一種贊美的态度，或是要表現出喜歡她所看到的一切。
擇偶本身就常常與一些令人厭惡的風俗習慣結合在一起。
例如，隻要查出她們的父親死的時候一貧如洗的話，新娘就會被無情地抛棄，不僅來山德的女兒，而且還有正義者阿裡斯第德（AristidestheJust）的女兒們都遭到了這樣的厄運。
在他的《論神秘儀式》的演說中，安多西得描述了揮霍者卡裡阿斯三世的婚姻，他先是結婚，後來又離婚，接着又結婚，完全是随心所欲。
有人會說，卡裡阿斯隻是一個男人，一個堕落的男人；但是大量的對這個問題明确的論斷都毫無疑問地說明，即使是最傑出的人也看不起婦女。
不論珊提普（Xanthippe）的人品到底怎樣，柏拉圖對她與蘇格拉底分手的描述提供了一個婦女必須承受的不被尊敬的間接證據。
珊提普在蘇格拉底身旁與一個小男孩坐在一起放聲痛哭，就像任何一個女人都會做的那樣，&ldquo現在你與你的朋友講話，他們與你，最後一次，&rdquo他看了一眼克力同說：&ldquo唉，克力同，找一個人把她帶回家吧，&rdquo她被帶走了，大聲地哭着和反抗着。
而對斐多（Phaedo），蘇格拉底表現得則完全不同，一個親密的細節表現出了一種發自内心的暖意，他用熟悉的方式卷弄着斐多的頭發。
即使柏拉圖沒有在場，他用的這個故事對我們來說卻提供了一個正在發生的非常完美和可以接受的場景。
關于婦女地位的間接證據還來自于這一事實，那就是在所有有記載的談話中，幾乎沒有婦女；對話者幾乎無一例外地都是男人，即使一些女性在場，也被當作她們完全不在來處理。
偉大的例外是狄奧提瑪，蘇格拉底在柏拉圖的《會飲篇》中提到過她；即使她是一個完全虛構的人物，但這還是可以被看作是柏拉圖的一種超乎尋常的寬宏大量的證據。
[23]
隻是在個别地方，在希臘世界的邊緣，通過殖民地僭主的家庭或者波斯的封臣，婦女才能夠行使真正的政治權力，在國家事務中發生影響；早在公元前6世紀，就出現過昔蘭尼的菲瑞提墨，還有哈利卡納蘇斯的阿爾忒彌西亞，由于她的反叛的性格而臭名昭著；後來，在薩拉米灣，她騎馬到海邊，把她自己的艦隊的一隻船拖下水救了她自己。
後來，就是堅定的馬尼亞（Mania），波斯封臣澤尼斯（Zenis）的寡婦，達爾達諾斯（Dardanos）的統治者；由于得到法納巴祖斯（Pharnabazus）的寵幸，她繼續接替他進行統治，甚至還率軍打仗，但最後還是被一個女婿殺死了。
在希臘本土，婦女立下的戰功還沒有聽說過；然而，與其他地方的婦女不同，擁有其獨特傳統的斯巴達婦女或許能夠讓人們更多地聽到她們的聲音。
對婦女的普遍輕視的一個典型的後果就是人們對特洛伊戰争是由一個婦女的不貞而引發的這一說法越來越産生懷疑。
然而，婦女的通奸行為并不能被看作是一件小事。
在歐裡庇得斯的《安德洛瑪克》（Andromache）中，佩琉斯嘲笑斯巴達婦女的運動會對女性道德上的破壞力，赫耳彌俄涅則不斷進行着自我批評，對妻子不斷受到其他婦女的來訪對婚姻所造成的災難大加抱怨（930ff.）。
一方面出于貪婪，另一方面是為了在犯罪行為中找個伴兒，很多是出于粗俗的淫蕩，所有這些因素都會導緻災難的發生。
實際上，一位生活在這種約束之下的妻子，如果允許她接納任何一個她喜歡的婦女，包括時常來訪的鄰居，還是存在一定危險的。
不論如何，那時和我們現在一個巨大的不同就是不忠的妻子得不到一種對戀愛事件持寬容态度的公衆輿論的寬恕&mdash&mdash因為婦女在那時在公衆輿論的形成中不起任何作用&mdash&mdash通奸被認為與任何的偷竊行為是沒什麼不同的。
通奸的婦女完全不被看作是有趣的，而必定是使她的丈夫和她已經擁有的所有孩子們丢臉的事情，但在那時卻不會像今天那樣對丈夫進行嘲笑，他可以用一種今天所不能想像的方式自由地為自己制造一起醜聞。
[24]最後的但不是最重要的一點是，劇院對通奸行為在心理上的解釋和減緩其帶來的痛苦并不關心。
另外一個非常有趣的事情是，在神話中，赫淮斯托斯把所有的神靈都召集在一起向他們講述他的妻子和阿瑞斯是如何在帳篷裡被捉奸在床的，他們卻都嘲笑他，而不是嘲笑被抓的一對。
詩歌中對婦女的描述存在一個問題；很難決定我們能夠在多大程度上相信阿裡斯托芬的三部關于婦女的喜劇（即《地母節婦女》、《呂西斯忒拉塔》和《公民大會婦女》）。
我們完全不能想像，在我們的時代，如果看戲的完全是男人，尤其是在充滿腐敗氣息的大城市裡，觀看喜劇會是什麼效果。
但是悲劇作家卻必須得到認真的對待。
盡管有人會說，如果詩人是一個非常投入的專業人士，而且對現實世界一無所知的話，詩歌文獻對于文化史家來說就不會有什麼價值，就像古代的史詩那樣，在那裡詩歌是一種大衆意識的表達方式，在那裡，人民傾聽台詞，受到勸誡，如果是上面講的那樣的話，情況就不一樣了；所以，詩歌的證據具有極大的影響力和價值。
在這樣的詩歌裡所傳達的隻有那些被普遍接受的觀念。
埃斯庫羅斯的觀點是十分苛刻的。
在《歐墨尼德斯》（Eumenides，657ff.）一劇中，阿波羅堅持認為，隻有父親是孩子的家長，母親隻是一個保姆，雅典娜就沒有母親；在她的結束語中（734ff.），雅典娜與男人站在了一邊。
可能由于其可怕的氛圍，厄忒俄克勒斯對一群痛哭的、狂亂的底比斯婦女發表的冷酷無情的演說是一個特例（埃斯庫羅斯，《七将攻忒拜》，182ff.）；但是在《請願者》中，當國王佩拉斯戈斯宣稱，他絕對不能同意男人為婦女而流血的時候，的确給人一種超于尋常的冷酷印象（476f.）。
我們很容易相信，在阿裡斯托芬的《蛙》劇（1043ff.）中，歐裡庇得斯所說的确實是事實，他說這個詩人（埃斯庫羅斯）從未寫過一幕愛情戲。
我們已經說過與《忒柔斯》（Tereus）殘篇有關的話題，說到索福克利斯在說起婦女命運的時候能夠很明顯地表現出一種傷感的同情。
但是如果不是神話強加給他的影響的話，他是否還能夠創作出他的《安提格涅》和《厄勒克特拉》，這就成了一個問題，這些神話包含着與他自己的時代非常不同的觀念；看上去這樣的角色似乎隻能生活在舞台上，而不是現實生活中。
接着是歐裡庇得斯。
人們普遍認為，在他的悲劇中，他更喜歡從婦女這一方面尋找動因。
在他的大多數戲劇中，他主要的興趣集中在婦女身上，合唱隊幾乎總是由婦女組成；可以說，正是他把重點放在婦女身上賦予了他的作品以原創性和新的東西。
是歐裡庇得斯不能延續理想的英雄時代的脈絡嗎？或者是男性人物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索福克利斯的埃阿斯、俄狄浦斯和赫拉克利斯是這些人物的最後一次出現嗎？難道一個新題材的繁盛注定要替代神話成為靈感的源泉？如果神話必須改變和受到批判，就像歐裡庇得斯常做的那樣，那麼男人将在大多數場合以一個弱者的姿态而出現可能就成為不可避免的了。
因而，他創造的新的理想的男子形象就是希波呂托斯，對于他，他傾注了巨大的心血；伊翁就虛弱多了。
另一方面，他的戲劇中充滿了或者令人敬畏或者被理想化了的婦女的形象，從一開始一直到他的最後一部戲《酒神》，可能都貫穿了這種特點，與那些可怕的、咆哮着的婦女相對的是，每個人看上去都好像站在錯誤的一方。
男性角色，他們對婦女有着驚人的觀察力，有時傾向于贊成這樣的觀念，即詩人是一個厭惡女人的人，因為這些評論已經表明了他的觀點。
稱他為一個厭惡英雄的人似乎更合适一些，因為他對待很多英雄驚人的糟糕（例如，他對阿特裡代兄弟幾乎總是那樣）；總的來說，他們代表了一些相當有争議的絕對權利或利益，而婦女則代表了自我犧牲或熱情&mdash&mdash實際上，并不經常代表愛，而是經常代表了複仇或與之類似的某種東西。
在像《希波呂托斯》和《奧列斯特》這樣的戲劇中，對于婚姻關系的危險，以及異乎尋常地傾向于做出邪惡和可怕的事情的婦女的本性，都受到了無情的公然斥責。
在這裡一個關鍵的證據就是希波呂托斯的偉大演說（616ff.）；無需認為所有希臘人都是這麼想的，但是它還是足以證明希波呂托斯可以擁有這些觀點，而他仍然可以成為一個理想的人物，或者當然不會在人們的嘲諷和厭惡當中被趕下舞台。
他是以這樣的慨歎開始他的演說的，他說婦女在人類的繁衍上是不可缺少的。
他說，現在父親置備嫁妝把女兒嫁出去以消除他的不幸，但是丈夫卻把這些有毒的香草高興地帶回家，照顧她，打扮她，作為這樣做的回報，他必須在婚姻的約束下生活；或者是，他入贅到一個高貴的人家，（裝作）滿足地守着他的惡妻，或者是，他擁有一個好妻子和令人讨厭的親家，既有快樂，也得吃苦。
一個最幸運的丈夫是這樣一個人，他擁有一個毫無希望的傻妻子坐在家裡，盡管她可能毫無用處：&ldquo我恨那些聰明的女人。
我們的家中最好不要有這樣的有非分之想的女人；因為賽普麗思總是起到壞的作用，能夠很快地使一個聰明的女人做出毫無節制的惡行來，而對于愚蠢無知的女人隻要提防她由于缺乏智慧而做出的傻事就可以了。
&rdquo在這些話中，希波呂托斯當然在表達那時的雅典人所普遍接受的一種看法：一個受過教育的雅典人不能容忍一個聰明的女人，除非她是一個妓女。
接下來的一段講的是真正的雅典人，在說到保姆的時候他補充道，女仆是不可以随随便便地進出婦女的閨房的；為了防止任何閑話傳播，應該讓既蠻橫又不會說話的狗守住門口，這樣的話家中的婦女才不會沉迷于策劃惡行，就像她們現在所做的那樣，而仆人往往會起到中介的作用。
隻要女人通過女仆還能夠和外邊的世界進行聯系，雅典人便認為把她們關起來是沒有用的。
在希波呂托斯身邊站着的是可怕的人物淮德拉。
在希波呂托斯用這一長篇大論拒絕了保姆的請求之後，淮德拉決定用她自己的死來滿足塞浦裡斯的要求，同時也保證了這将對希波呂托斯造成傷害，而不是讓他取得勝利。
通過決意自殺，她就可以留下一個好的名聲，因為在肉體的意義上，她的愛并沒有罪。
保姆這個人物是非常重要的。
她是一個中間人，由于蔑視一切，堅持認為結果好就一切都好，她成為了她的女主人的罪行的辯護者。
在《伊翁》（398ff.）中，克瑞烏薩說，女人在通常情況下都會受到男人的憎恨和虐待。
她也是一個可以被理解的人物，隻要我們還記得，統治他人和釋放激情的願望應該被看成是合情合理的，在很大的範圍内是允許的。
理所當然的是，一個處在克瑞烏薩的境遇下的女人，她看到她的養子在她自己的房子裡一天天長大成為比她還強有力的人物，她必然相信她有權走向極端；在這裡，促使她下定決心殺死克蘇托斯和伊翁的一個非同尋常的外部刺激來自于那位教師，他說（843ff.）她應該證明自己是一個女人。
歐裡庇得斯一定對這個處理尤為驕傲，還有那段謀殺的細節一一被決定下來的很長的輪流對白（985ff.），直到細緻的下毒指令。
即使在克瑞烏薩做出她的所有可怕的行徑的情節上面，他還是成功地保持了戲劇的合理性。
除了克瑞烏薩和美狄亞，《奧列斯特》裡的可怕的厄勒克特拉也在這個恐怖婦女的名單上面。
在她的事情上，我們還是一定要小心，不要作出錯誤的判斷，認為歐裡庇得斯在本意上并不想把體現在一位婦女身上的偉大或戲劇性的崇高與最惡毒的品性結合在一起。
索福克利斯筆下的埃阿斯就是一個既可怕又崇高的人物，但卻被認為完全值得同情；就像這三個女性人物所表現出來的可怕的潛能正是他的暴戾性情的對應物。
另一方面，這一理想與狡詐和狡猾并不能相容，而後者是歐裡庇得斯所喜愛的一種性格特征，這在其他很多的例子中都有所體現，比如，在海倫和墨涅拉俄斯的商談中，她詳細地提出了一個極為狡猾的計策，最終被他們采納（《海倫》，1032ff.）。
與所有這些婦女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一些非常高貴地犧牲了自我的女性形象：兩個伊菲格涅亞，瑪卡裡亞（Macaria），波呂克塞娜（Polyxena），忒俄諾厄（Theonoe）以及其他的一些人。
當然她們和索福克利斯筆下的安提格涅之間還有一些細微的差别，她們都具有某種矯揉造作的特點。
現在讓我們從詩歌想像當中的人物再回到雅典的現實生活，有必要對那個時代的名妓再多說幾句。
在較早的時期，她們當中的一些人就由于她們的智慧和美貌而出了名，所以所有的希臘人都知道她們，在議事廳（leschê）中談論她們，對她們進行比較。
現在，名妓這樣的人物處在了最顯要的位置上，在公元前4世紀，這種類型的人當中産生了拉依絲（Lais）。
正像我們所說過的，雅典人從名妓的身上并不是想得到普通的性關系；還有其他的婦女來滿足這些要求（比如妓女［pornai］和小妾［pallachai］）。
名妓是一個這樣的女人，她的魅力在于機智的優雅，衆所周知，這種類型的最傑出的代表就是米利都的阿斯帕西亞，伯利克裡的朋友。
對于她是如何到雅典的沒有記載。
據說她是作為一個競争對手步泰格莉亞的後塵而出現的，泰格莉亞也是一個米利都人，像她一樣，阿斯帕西亞也是不僅漂亮，而且聰明。
在與她的合法妻子離異後，伯利克裡大大方方地與阿斯帕西亞生活在一起，還和她生了一個孩子，繼承了他的名字。
人們相信，她對于撒米亞戰争甚至伯羅奔尼撒戰争的爆發發揮了決定性的影響，是她把伯利克裡訓練成一位演說家的。
然而，人們還堅信，她還使很多女孩成為公共的妓女，她不僅受到渎神（asebeia）的指控，而且還誘使很多自由婦女而非奴隸供伯利克裡享樂。
是他的眼淚救了她，使她沒有受到審判；但是在他死後她加入到呂西克裡斯（Lysicles）的勢力中。
呂西克裡斯是一個出身低賤的煽動家，又是她使他成為雅典最舉足重輕的人物之一。
為了向她表達敬意，年輕的居魯士為他的兒子起名為米爾圖·阿斯帕西亞（MiltoAspasia）。
還有很多關于阿斯帕西亞的說法，蘇格拉底把自己稱為是她的學生，即使其語氣是帶有諷刺性的，我們很樂于相信這樣的事情，那就是結了婚的男人把他們的妻子帶去聽她講話，例如，根據西塞羅的說法，色諾芬曾經親自前往聆聽，可見她一定是一個令人尊敬的女人；[25]他們一定從阿斯帕西亞能夠奉獻的最好的事情上，也就是她的充滿才華的談話中獲益匪淺。
對于那些對她的指控，沒有辦法證實其有無。
她所生活的整個社會太陰暗，太混亂了，就像我們在阿裡斯托芬的每出戲中所看到的那樣。
即使她是一個無可指摘的人，我們也沒有辦法加以證明。
[26]
不論如何，伯利克裡在很長時期内一直是惟一一個在其生活中一個婦女起到了如此大的作用以至于影響他的所有行為的希臘人。
其他的希臘人最多是偶爾與幾個交際花有染罷了。
用希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