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觀念來說，這種想法是非常陌生的，那就是認為一個男人要根據愛他的女人的類型來進行評判，或者一個不幸的愛情故事可以破壞他的生活。
一個不快樂的婚姻固然能帶來莫大的痛苦，但是對希臘人來說，持久的幸福卻從未依賴于愛情和婚姻。
人們所經曆的激情總是短暫的，隻能帶來一時的快感，多了就會被認為是一種疾病。
[27]妻子完全不能在物質上對她的丈夫提出獨占的要求，更不用說在情感上了；這種個體的權利隻是在希臘的城邦中實現過，城邦就這樣把男人關在裡面。
然而丈夫卻可以堅決要求對妻子的獨占，因為孩子必須是合法的，城邦在這一點上給了他支持。
問題的另外一個方面就是男人并不會通過與女人談戀愛而受到教育或者變得優雅。
女人在家庭中是道德的守護者，但卻不能決定一套社會&ldquo規則&rdquo的基調，（盡管阿裡斯托芬筆下的婦女也會責罵和抱怨男人），她對她的丈夫的聲望沒有什麼影響力，對其他男人的影響就更小了。
她在社會地位的事情上也是沒有發言權的，最多她可以通過她的穿着來顯示她丈夫的社會等級。
這裡沒有一個由某一階級的家庭組成的混合社會；宴會是一種完全不同的東西。
女兒們的婚姻全部聽從父親的安排，就像她們的媽媽那樣，她們在這件事上是沒有發言權的。
盡管男人當然會找尋富有的新娘，或者是寡婦，但是沒有女人可以無恥地勾引富有的年輕男人，沒有調情，女孩子們沒有受過任何追求男人的訓練。
整個&ldquo時尚&rdquo的概念在那時還不存在。
服裝的式樣很少變化，或者隻有緩慢的變化。
首要的是婦女沒有在炫耀她們的新衣服上展開競賽，她們不能通過在男人堆中招搖過市來吸引男人。
作為補償，她們也擁有屬于她們自己的獨特的宗教性的服務，比如地母節（Thesmophoria），在那時，為了對神表示敬意，華麗的服飾才可以得到展示。
這種狀況與精神上的反物質性勞作的态度結合在了一起。
賺取錢财是為了首先建立一個家庭，接着按照自己的身份地位過日子，這種盡責任的觀念對于希臘人來說是完全不能理解的。
這種反物質性勞作的觀念意味着一種低調的生活方式，隻需要把兒子養大，盡量少地在城市和農場之間跑來跑去。
一個富有的男人不論如何都要受到各種各樣的公益服務（leitourgiai）和演出費用（choregiae）的捐助制度的徹底盤剝，他是不能夠負擔得起家裡的任何巨大開支的。
後期喜劇呈現出了戀愛關系所需要付出的東西：欲望以及在其受挫的情況下而産生的嫉妒。
完全沒有什麼精神上的深度，在戲劇結束的時候這種東西似乎也就終結了。
對于社會性的活動，正像我們已經讨論過的，其基礎從很早的時候起就是宴飲，可以被描述成一種個人生活中最主要的消遣和放松。
音樂和跳舞是可以任意選擇的娛樂方式，在這個時期開始在宴會上發揮更大的作用，在此需要簡要的提及。
在那裡，有演奏笛子、豎琴（lyre）和西塔拉琴（cithar）的女子，舞者和名妓也會到場；我們無需詳述各種各樣的笑話、謎語和罰金，也不用說投擲骰子和賭博，僅僅是有名的潑酒遊戲（kottabos）就給了人們無窮的快樂。
這是一種遊戲，在遊戲過程中必須用高超的技術把酒從一個容器倒到另外一個容器中。
在這個過程中酒噴濺出來的式樣被設定為一個謎題，尤其是一個與愛有關的問題，在這個好笑的遊戲之後，一個客人可能會在衆人的勸說之下坦白一個愛情故事。
[28]在宴飲上奢侈的娛樂方式的不斷增加可能要從舉辦宴會的時間和地點上進行解釋。
豪華的居所和服飾并不常見，沒有人擁有超過基本需求的奴隸，除了監護人；沒有四輪馬車，養馬的人已經越來越少。
總之，&ldquo根據一個人的社會等級來生活&rdquo或是&ldquo要符合一個人的身份&rdquo這樣的觀念甚至都沒有明确地表達過。
因而，宴飲和名妓是惟一可以得到的奢侈品。
所有的宴會都在私人的房子裡舉行，甚至一個有自尊的奴隸也不敢在小酒館裡吃飯。
[29]除非所有的開銷全由一個人承擔，一般情況下每個客人各付各的一份（symbole），盡管總會有多出來的人，因為總有一些人不請自到，很快那些食客就開始蜂擁而至。
對于這個時期的宴會的一般程序有着全面的記載。
第一個規定的儀式就是洗手，接着桌子被搬進來，開始吃飯。
之後，手需要再洗一次，接着舉行奠酒儀式。
為了這個奠酒儀式，吹笛少女（可能是一些歲數較大的婦女，不見得是年輕的女孩）必須到場&mdash&mdash在這個過程中，為了向這種好酒表示敬意，未經摻水的酒由剛剛戴上花環的客人們一一品嘗&mdash&mdash同時伴随着由全體參加宴會的人唱起的贊美詩。
在這之後，吹笛手可能就被送走了，接着宴會就開始被轉移到&ldquo第二張桌子&rdquo上面，通常是在按照某個值班表或在用豆子抽簽選舉出來的一個主持人的指揮下進行。
接着是往酒中兌水，加水的比例為三分之二或者四分之三；這些正确的比例在一首詩歌的殘篇中作為歡樂氛圍的保障被重點地強調過，因為如果這個規定被忽視，如果水的比例被減掉一半的話，就會導緻吵鬧，甚至瘋狂。
關于酒和飲酒，詩人們有很多迷人的篇章，但是由于通常情況下會喝很長時間，喝得很多，因此常常會說到醉酒，在狄俄倪索斯節上，這在通常情況下甚至是允許的。
宴飲主持人（symposiarch）規定可以在喝醉的情況下發誓（這在斯巴達是禁止的），還有一種對于喝酒的罰金制度；實際上，根據索福克利斯的一個殘篇，還有某種有關喝酒的義務，這項義務并不比一個要忍受口渴的義務要好。
一個詩人讓一個角色說出了這個聰明的評論：&ldquo如果一個酩酊大醉的人來到宴會上的話，就不會有人喝多了。
&rdquo希臘人總是對盛酒的器皿表現出極大的興趣，它們形狀多樣，上面還有豐富多彩的象征性圖案和故事，從涅斯托爾的号角到提奧克裡特的沒有用過的木碗，應有盡有。
所有令人愉快的東西都是圓的，像世界、太陽和月亮&mdash&mdash桌子是圓的，蛋糕和酒杯也是圓的。
這種說法是雅典尼烏斯的書中的一個人非常愉快地表達出來的，無疑是建立在一個舊有觀念的基礎上。
後來的一則格言這樣說：&ldquo把甜美的高腳酒杯給我，它是用泥土制造的，就像我一樣；當我死後，我将再次躺倒在泥土中。
&rdquo在這裡，享受人生和對死亡的思考之間的聯系被優美地表達了出來。
我們也許會想到，這些酒杯的形狀與墳墓中的從未使用過的器皿是相同的，隻是因為它們優美的形狀，才被埋在地下，讓死去的人一起帶走。
談話在唱歌和飲酒的帶動下越來越活躍。
唱歌包括三種：所有的客人一起唱，每個人輪着唱，最後是隻有那些歌唱得最好的人來唱，每個人都坐在他的位子上唱。
由于這些沒有什麼固定的程式，而是臨時決定，這最後的一幕稱為scholion（意思是&ldquo曲折前進&rdquo）。
在很長的時間内，人們更喜歡熟悉的老曲子，盡管一位舊喜劇詩人曾經抱怨說（顯然是在宴會上），人們聽到的是輕浮的内西普斯（Gnesippus）的歌曲，他專門為通奸的人寫小夜曲，而不是斯特西魯克斯（Stesichorus）、阿克曼（Alcman）和西蒙尼德的歌曲，他們已經過時了。
盡管在很晚的時候，在小狄俄倪索斯的圈子裡，人們還在桌邊演唱弗瑞尼庫斯、斯特西克魯斯和品達創作的贊美詩，但很快還是被那些專門演唱由僭主創作的歌曲的獻媚者們取代了。
餐桌上最主要的事情當然是談話。
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在曆史上的任何時代，都沒有存在過如此充滿智慧的宴席。
因為客人們都躺在他們的卧榻上，面對中心區域和其他人，一般來說談話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每個人談話并不隻是針對碰巧坐在他旁邊的人，也正是這個原因，毫無疑問他所說的話要讓所有人都能聽到。
正像在這裡沒有給兩個人之間安靜地傳播閑話提供機會一樣，在這裡也完全避免了祝酒，這種活動總是在用餐的過程中進行，會加入一些豪言壯語，一個人會迫使所有人都要同他喝上一杯。
這種談話還完全排除了财富、地位和社會等級的影響；它擁有一種坦白，在關于生活的所有方面的讨論中都排斥了任何傾向性，同時也沒有我們現代的謙卑，這就是希臘人的特點。
每個人的語氣都是輕松的，那些需要由&ldquo學術&rdquo詞彙來表達的東西都由詭辯術來替代。
我們一定要把所有這些談話與一種非常明顯的優雅聯系在一起，它擁有一些與今天的此類活動相類似的一些規矩，但又有所不同；因為機智總是神賜予的一種恩惠，友好的舉止當然非常受到希臘人的推崇。
雅典人也提供了很多亞細亞和其他的希臘人的談話中所沒有的題目。
在這裡，每個人都有一種強烈的願望在世界的普遍發展道路的問題上提出自己的看法，歐裡庇得斯的很多長篇大論無疑就反映了這一點。
這位詩人的受到歡迎大部分可能就是因為他能夠用最美的不加修飾的語言表達出人們普遍相信的主題。
而且，每個人都處在讨論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事物的一種情緒當中，喜歡逗趣和嘲諷；但是，最好也要知道，由于其與政治遊說有着密切的關系，宴飲活動也存在着一定的危險，隻要有可能，就會被人利用，成為宣傳某種政治主張的接待室。
宴會為人們與傑出人士和名人的接觸提供了便利，這一點早就被注意到并進行了描述。
繼伊翁之後，普魯塔克（《客蒙傳》，9）相當詳細地描述了雅典的一次宴會，客蒙到場并描述了他所指揮的與波斯人的戰役；伊翁還成為索福克利斯在桌邊談論開俄斯的素材，這篇談話以一個男孩倒酒開始，接着就進行文學上的讨論，直到最後以一個吻結束（雅典尼烏斯，13.81）。
在接下來的一個階段的文獻中，我們所發現的關于宴飲的最多的描述出現在哀歌詩（後來濃縮成格言）中；到了柏拉圖的時代，哲學對話承擔了這個角色，最優秀的作家會運用宴飲達到這種效果，正是這一事實說明了人們是多麼看重其作為精神生活的容器的價值。
柏拉圖的這種類型的最重要的作品《會飲篇》，可能從始至終都出于一種非常自由的杜撰。
裡面的人物在現實中可能從未謀面，或者并沒有全部出現在同一場合，他們所說的話幾乎完全是柏拉圖編造出來的。
但是，即使它并不是一篇嚴格意義上的曆史文獻，可也是最重要的文獻之一，因為它表明人們在思考些什麼問題。
這些聚在一起的人展現了社會生活中的一個獨特的場景。
其重要性還僅僅在于這樣一種推斷，那就是透過這樣一篇代表雅典最高水平的思想火花的迸發，可以看到，在這樣一個處于嚴重政治危機的時代，還能有這樣無與倫比的對話在任何私人的流言之外存在，在談話中每個參加者能夠對偉大的話題集中地表達普遍的看法，而且常常把這些觀點用神話加以表達。
這種對話出現在這樣一個時期的可能性正支持了瑞南（Renan）的看法，即曆史上的動蕩時期實際上對精神生活的活躍是有幫助的。
我隻需簡要地說一下柏拉圖《會飲篇》中的一些微妙的細節，比如，相互的恭維占據了波悉尼阿斯、埃瑞克西馬庫斯（Eryximachus）、阿裡斯托芬和阿伽同的談話的間歇部分。
但是從基本的過程來看，我們必須記住，這次宴會并不完全是典型的。
在贊美詩之後，當開始飲酒的時候，并沒有選舉出一位談話的主持人；所有的客人都一緻認為，每個人應該想喝多少就喝多少（因為他們前一天的酒勁還沒過去），所以他們馬上就讓吹笛少女退場了。
接着，這場宴飲還有第二和第三個舉動。
首先是亞西比德帶着無比喜悅的神情突然闖入，戴着一頂用常春藤和紫羅蘭編制的稠密的花冠，上面還綁着緞帶，帶了一個吹笛手和幾個令人喜歡的夥伴，接着，在他非同尋常的演說之後，突然又來了一群吵鬧的朋友，進來就找他們的位子&mdash&mdash不太清楚他們這樣做的權利是不是由于阿伽同的勝利&mdash&mdash于是場面開始變得喧鬧，秩序轉為混亂，每個人都喝得酩酊大醉。
另外，柏拉圖的《會飲篇》還給了我們一種受過教育的雅典人所喜愛的那種類型的聚會的單方面的印象。
色諾芬的《會飲篇》則向我們展現了更加真實的社會氛圍，實際上是目前關于宴飲的最重要的文獻，盡管事實上超越了所有規範的蘇格拉底是這篇對話的靈魂人物和争論的焦點。
通過這篇對話，讀者可以得到一種真實可靠的記憶的印象，即使它把那些人半生的經曆都集中在了一個晚上。
與一種道德和謙遜組成的優雅同時存在于這篇對話中的就是人們可以公開表達親密的情感和讨論其他人的愛情故事，窺探那些看上去十分驚人的輕率舉動，當然也有其限度，這一令人驚訝的特征與現代社會的舉止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這并不是一篇很好地展現出第一等級的社會組成，展現出其組成因素是如何保持均衡的文獻。
雖然這次宴飲活動發生在一個富人家裡，但作者可以任意地加入節目，其中，屬于一個叙拉古人（他與一個吹笛少女共同演奏）的男孩和女孩被允許以一種非常适時的方式用舞蹈和笑劇打斷人們的談話。
還出現了一個職業的滑稽演員，一個令人看不起的人物，但看在其同伴的面子上，并不是完全多餘的。
他不請自來地加入到這些人當中，偷偷地進來，卡裡阿斯還是允許他留下來，因為把他趕出去太不友好了；當看到沒有人對他講的笑話發笑的時候，他變得非常沮喪，開始哭泣，于是他們所有人又和藹地安慰他，承諾他下一次一定笑，因而使他成為了一個真正多餘的人。
[30]
柏拉圖和色諾芬的《會飲篇》可能都是展現在人們的頭腦中已經形成的宴會觀念的文獻，以一種文學的形式表達出了普遍的觀念和哲學上的争論，以及那些從根本上說值得人們去了解的東西。
這似乎就是歐裡庇得斯把幾篇獨立的文章以這種形式拼合在一起的原因。
即使在後來，在普魯塔克和雅典尼烏斯那裡，它發展成為一種學術論文的結構。
很多成功的詩歌形式都包容了與它們完全不同的材質。
所有這些都隻不過是黃金時代的宴會的神聖光輝的一種反映罷了。
但是宴飲并不是社會交往的惟一形式；在阿戈拉（agorazein）閑逛是另外一種方式。
[31]遇到壞的天氣，當露天的廣場不能去或者人們希望一種小規模的聚會的時候，人們就會在店鋪裡消磨時光和聊天&mdash&mdash在雅典，這更适合于那些最靠近公共廣場的店鋪。
這樣的店鋪都是由殘疾人來經營&mdash&mdash或許是一家鞋店，因為呂西阿斯就講過鞋匠的笑話&mdash&mdash在他的第二十四篇演說中他建議這些店鋪應該得到國家的支持。
他自己為這樣的指控進行辯護，即認為邪惡的陰謀都是在這些店鋪裡産生的，他的理由是宣稱所有擁有店鋪的商人都必須要接待來訪者：&ldquo因為，你們所有的人，我的法官老爺，都是這些店鋪的常客&mdash&mdash比如香水店、理發店和皮匠店，偏愛着那些靠近市場的小店。
&rdquo即使在那個時代理發師有着一種說話太多的壞名聲，但有時也會以遇到了最健談的顧客為托詞。
當一個理發師問阿齊勞斯國王，&ldquo國王，我該如何為您理發呢？&rdquo他的回答是：&ldquo不要說話。
&rdquo
因而，社會交往性在希臘人中是與生俱來的；所有的事情都鼓勵他們向那個方向發展，甚至還有國家的引導，那就是公民大會和陪審法庭；總是有一群人到那裡去，在那裡進行談話。
完全的社會的動物正是在這種環境下形成的，拿阿裡斯提普斯（他的一生跨越了公元前5世紀）來說，根據場合的不同，他就會穿着鬥篷或者破衣爛衫前去，像亞西比德那樣，可以讓自己适應任何時間、地點的需要，扮演任何角色；當有人問他從哲學中學到了哪些東西的時候，他回答說，那就是充滿自信地與任何人打成一片的能力（狄奧格尼斯·拉爾提烏斯，2.8.4）。
地方的新的社交場所開始形成，這些都非常重要。
某個人可能在剛剛提到的馬其頓國王阿齊勞斯的宮廷中被認出來，阿齊勞斯在公元前413到公元前399年間在位。
實際上，在官方的場合，希臘人聽到他的名字時都會發抖，并保佑他們自己；但至少，在這樣的宮廷，像歐裡庇得斯、阿伽同、薩摩斯的克瑞魯斯以及畫家澤烏克西斯和提墨修斯這樣的天才其真正的價值還是會受到重視；有人在那裡會被狗而不會是被獻媚者撕成碎片。
一個獨特的現象就是在柏拉圖的《普羅泰戈拉篇》（Protagoras）的開頭所描述的雅典大家族。
一個早晨，三個偉大的詭辯家受到了主人&mdash&mdash又是卡裡阿斯&mdash&mdash和在場的其他人的異乎尋常的禮遇。
[32]西庇阿斯承認，這個最幸運的家庭&mdash&mdash這個位于希臘聖火所在的城市的家庭&mdash&mdash有權期待（不僅對其自身也對其同胞），他們的談話就應該在這裡進行。
這就把我們帶到了作為一種社會現象的詭辯家。
[33]在我看來，由于我們過于關注柏拉圖筆下的蘇格拉底了，因而常常使我們處在一種悲劇式的莊重情緒當中。
在公元前5世紀，詭辯術實際上是完全不可避免的，從詭辯家們行為的公開性判斷，它必須被看作是一種理所當然的事情。
所以，在那時，三個分别來自于阿布得拉、刻俄斯（Ceos）和厄利斯的人，與他們在一起的還有偉大的列奧提尼亞人（Leontinian）［高爾吉亞］，在希臘旅行，在每個地方都引起了巨大的轟動，尤其在雅典，聲望超過了最重要的人物，經常作為使者到訪雅典，并受到獎勵，他們全方位地展示他們的個性，得到了很高的收入、地位和榮譽，以及城市的自由等等。
這種強有力的認同和反應足以表明，情況完全超出了柏拉圖所準備接受的範圍；公開的宣傳活動自身&mdash&mdash他選擇出來用以顯示詭辯家的不可理喻的一面&mdash&mdash并不能說明什麼。
公開的宣傳是很盛大的，隻要從他們華美的服飾和高爾吉亞在德爾斐為自己建立的鍍金雕像就可以想像得到。
但是這樣的事情，在這樣的環境中，一定不要想得太嚴重；在一個沒有報紙的時代，每個人必須做自己的公衆宣傳的媒介，不僅是詭辯家而且一些偉大的人物（首先是亞西比德），給我們的第一印象當然都是一些粗俗的自吹自擂者，如果我們能夠看到他的所作所為的話。
沒有必要把他們想得比其他人好&mdash&mdash這些詭辯家也不過就是希臘人；隻不過他們在自己身上至少把以下三種東西一起展現出來了，隻不過這個人多一些，那個人少一些：那就是思想（因為他們追求的也還是哲學，實際上是倫理學），豐富的和多種多樣的确定的知識以及演說術，他們确實得到了這種技術。
對他們的主要指控是，由于信奉一種&ldquo兩面看&rdquo的信條，他們在所有事情上都宣揚一種對道德的漠然态度，因而助長了腐敗。
但是，主張這種原則并沒有什麼内在的錯誤，那就是在每件事情上都可以找到相反的觀點存在的理由，通過演說術使它們看上去同樣地合情合理；這隻不過表述了一個事實，讓學生意識到，他應該對那些對他來說似乎是真實和正确的東西去問一個為什麼。
在把這一原則應用于法律和道德的問題上比他們的對手柏拉圖更需要有利的證據。
詭辯家們非常著名的能夠使弱者打赢官司的聲名很明顯隻是一種精神上的遊戲罷了，他們坦白地說，可以完全不用去考慮是與非的問題；于是這就被解釋成他們對道德真的是漠不關心，如果他們被一個法庭指定為律師來為一樁犯罪事件進行辯護的話，肯定是一派胡言。
所有的希臘人都将被這些人腐化的說法完全是不可信的；這個民族需要責備的恰恰隻是其自身，在高爾吉亞登上舞台之前，他們已經沉迷于雄辯之中，常常在大庭廣衆之下講話，在日常的談話中雅典人尤其是好的律師；我們有理由認為，在雅典一直存在着好的談話者和好的聽衆。
悲劇就呈現出了一幅這樣的畫面，從一定背景下的演說和回答（其中，激動人心的戲劇表達的強烈的不合理性經常要服從于對原因的修辭上的正确表達）到充滿激情的警句（monostichs）的勝利，應有盡有。
實際上，可以試着從歐裡庇得斯的戲劇中的那種雄辯的口才中找出詭辯家的直接影響，但這當中的大部分也一定出自雅典；[34]這也并不會消除我們這樣的想法，那就是過于精緻的演說對國家和人民是有害的（參看《希波呂托斯》，486f.）。
權力掌握在強者手中的信條也存在于那個時代的雅典，不多不少恰恰就是現實狀況的一種表述，斯賓諾莎也表達過類似的想法。
通過武力或者雄辯而在國家中獲得權力的人的确（就像色拉叙馬霍斯和卡利克裡斯在柏拉圖的《高爾吉亞篇》和《理想國》中所說的那樣）根據自己的要求、為了其自身的利益而制定法律；在這樣的國家，他的命令就是真正的法律，凡是違背他意志的東西都被稱為違法的。
在這樣的意義上，法律自然隻不過是一己之見和達成的某種協議罷了；然而，注意到這樣的事實并不等于贊成它們。
如果詭辯家受到這樣的指控，即鼓勵&ldquo個人主義的驕傲反對道德和國家的一般性原則&rdquo，那麼也應該問一問，最著名的雅典人在很久以前，在沒有詭辯術的幫助下，就從來沒有起而反對過那些一般性的原則嗎？不是有一個泰米斯托克裡，下定決心拒絕接受所有可行的辦法嗎？所有最重要的人物中就沒有一個主觀主義者嗎？要把雅典人想成是小孩子嗎？在這種革命性的傾向上非要等到這些新來者來教育他們嗎？在詭辯家們對大衆宗教的懷疑态度上面也是如此。
&ldquo對于神靈，我不能了解到他們是否存在，因為很多事情阻礙着我的探究；萬物無常，人生苦短&rdquo&mdash&mdash這些話據說是出自于普羅泰戈拉之口，他在說這話的時候，他的大多數雅典委托人都持有這種對神的看法，而且都是通過他們自己得出的這個看法。
如果詭辯家并不存在的話，他們所做的事情完全可以由别人來做，因為這些都是那個時代所固有的東西；他們創造了一種說話的藝術，一種能夠贊成或反對任何事情和所有事情的藝術，因而，他們隻不過為雅典人帶來一件他們最想要的禮物。
與此同時，他們是偉大的即席流利演說的大師，因此，西庇阿斯自誇說每次在講任何題目的時候都能夠發現一些新的東西；就像高爾吉亞&mdash&mdash如果流傳下來的記載可靠的話&mdash&mdash他向人們保證能夠當場回答任何問題。
高爾吉亞的這種語言表達上的流暢正好與講話方式上的非凡的優雅相匹配，正是通過他的句子結構的對稱，通過對準确表述的關注（普羅狄庫斯尤其以這種能力而聞名），再加上谙熟能夠打動法官和公民大會的所有的表達方式，使他獲得了這種講話方式上的優雅。
在高爾吉亞開創了這一方法之後，很快就掀起了對修辭學進行研究的熱潮。
演講比賽開始舉行；虛構的案例被用作練習，由普通的格言編成的集子在各個地方出現（locicommunes）；辭藻華麗的演說被創造出來，除了高爾吉亞的演說之外，最偉大的例子就是普羅狄庫斯所做的&ldquo赫拉克利斯走上歧路&rdquo的演說。
第一本關于口才的教科書也在這個圈裡誕生了。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高爾吉亞和安提豐作為演講者出現在了德爾斐和奧林匹亞的節慶活動上，呼籲希臘人團結一緻，對蠻族發動戰争；西庇阿斯也在奧林匹亞&ldquo把希臘人挂在他的嘴邊上&rdquo，發表了大量技藝高超的演說；偉大的賽會舉辦地在詭辯術的身上一定又看到了其所有的光芒。
就像希臘人給羅馬人帶來的其他好處那樣，維吉爾也為視覺藝術、雄辯術（orabuntcausasmelius）和天文學重新起了名字。
在這些中，天文學是給予整個世界的一個實際的好處，而不僅僅是哪一個民族的财富。
非常幸運的是，幸存下來的藝術品見證了希臘的精神；因為，在藝術領域之外，修辭學從公元前400年起就在希臘人的普遍的天賦中占據了主導的地位，其目的是為了削弱表達的自發性。
在公共生活中，就像今天的新聞報刊一樣，它大部分成為了做壞事的工具；它粉飾并弱化了詩歌和曆史；在現實生活中，甚至哲學家也是半個真正的修辭學家。
這總的來說是詭辯術的産物，而詭辯術則基本上來源于修辭。
整個的古代世界都把這些歸結在詭辯家的名下，即使他們最偉大的反對者也受到了他們的影響，包括柏拉圖，他的作品也采用了對話的形式。
如果從更廣闊的範圍和更遠的距離來觀察的話，這種現象或許可以用以下的方式去看待。
在一個文明高度發展的時代，當人們的才能和能量被廣泛分配的時候，如果公共的環境不加以幹擾的話，社會就必定會發生一些變化，如果他們極力去發展這些才能的話，變化就會更加明顯。
一個強有力的媒介形成了，自身發展起一種力量，成為了普通人以及那些其才能和地位允許他們利用這一力量的人們的手中的一種武器。
這時候，即使擁有極高的天賦和特權的人也不得不利用這種媒介以獲取各種各樣的聽衆；後來的人們贊同伊壁鸠魯的一個最大的理由就是他完全放棄了對修辭學的任何依賴。
盡管這個過渡時期是非常令人驚訝的，新的媒介和舊有思想的力量&mdash&mdash依然完好無損地存在着&mdash&mdash一起在發揮着作用，就像修昔底德和伊壁鸠魯的身上所表現出的那樣。
希臘人非常清楚地意識到，修辭學是應該受到懷疑的。
你的話語是勇敢的；然而，我從未聽說過
一個傑出的人能夠天衣無縫地說出所有的事情
索福克利斯筆下的俄狄浦斯對克瑞翁這樣說（《俄狄浦斯在克羅努斯》，806&mdash807）；羅馬人也在曆史的發展過程中認識到勝利并不總是依靠雄辯獲得的。
在那時，詭辯術就與哲學存在着很多的聯系。
的确，它為真正的哲學家所厭惡，他們的厭惡也是很容易理解的，因為他們看到自己幾乎成了少數。
琉善（《逃亡者》［Fugitives］，10）代表哲學說道，&ldquo我不知道這個物種是如何在我的身邊成長起來的，一個就像馬人那樣的混血兒，搖擺于饒舌和哲學之間。
&rdquo但是，哲學家們還是禁不住要從一個側面端詳一下這些詭辯家們，他們當然都非常熟悉不同學派的最重要的那些信條，的确完全有能力在某個單個的學科上進行系統的講授。
很明顯，除了所有的詭辯術之外，普羅泰戈拉還教授實踐智慧和道德，他完全有可能開設一門關于倫理學的嚴肅的課程，就像很多其他的詭辯家把他們自己投身于教育一樣，為此他們必須真正地擁有某些專門的知識。
可能他們的辯證法與哲學家的很接近，而同時也是一種精神的體育比賽；即使任何有知識的希臘人都會時常地使用一下他們臭名昭著的邏輯陷阱，這不過就是一種傳授邏輯知識的好方法，在有些時候也被愛利亞學派和麥加拉學派使用。
盡管，他們所謂的哲學出發點就是，沒有諸如真理和普遍有效的看法這樣的東西，沒有知識，隻有想像，但其本身是可以自圓其說的，他們或許可以被認為是對感知證明抱有懷疑态度的先驅；盡管對于這種感知的主觀性的确信，赫拉克利特的哲學已經預見到了。
不論如何，我們必須承認，總的來看，詭辯家們沒有在他們的哲學中裝作反觀精神自身的樣子，去讓&ldquo人們變得更好&rdquo。
盡管普羅泰戈拉學派觸及了這個領域，他們更多地把重點放在專業化的知識和實際應用的成效上&mdash&mdash這是可以教授的&mdash&mdash而不是放在使人們更相信上面。
在這個方面，他們成為了一種突然間有了很大需求的訓練的完全不可缺少的指導者，但又很少有系統的研究和充足的書本知識作為支撐，盡管同時代的人說起它的時候，與其說是一種普遍為人們所知的和完全接受的東西，不如說是從前的一種比較弱小的事物的增強。
他們所關心的是很多關于經商和手藝的知識。
據說西庇阿斯是大部分手藝中最有智慧的一個，據說他到奧林匹克去的時候坐的是一輛完全用他自己的雙手制造出來的四輪馬車（這至少可以說明，他對于技術性勞作的指責毫無畏懼），這表明，對多才多藝的追求隻是在一個生活相對簡單的時代才是可能的，它是與一種較早的但已經很發達的文明精神相契合的，他不僅研究的領域十分廣泛（polyhistor），而且還擁有多方面的才能。
正是這個人在他的&ldquo演說&rdquo中涵蓋了幾何學、天文學、音樂、格律學，還有詩歌和雕塑；在拉西戴夢，因為崇尚力量的拉西戴夢人喜歡這樣的題目，他就講政府的體制，講殖民和國家經營的企業；他的知識被認為包含了所有的考古方法所能夠提供解釋的内容，據說他甚至還寫過關于人們的姓名的文章。
柏拉圖告訴我們，普羅泰戈拉還教授過管理藝術，既包括本地，也包括整個民族，其中他說出了他自己對世界的看法，他可能擁有比柏拉圖所記載的内容多得多的有趣的話題。
非常遺憾的是，詭辯家所擁有的和傳播的這個方面的經驗很少流傳下來，尤其是關于建城、政體、制度和經濟情況的可以進行比較的知識。
修昔底德可能就在詭辯家的指導下研究過這些問題，這個事實說明了他們的思想的豐富性。
他們還進行過語法和科學的研究，古代詩歌的解釋，法理學和軍事理論，建立了形式邏輯的基礎。
由于他們是很多不同領域的知識的專家，所以他們的教學不但非常有用，而且和大多數哲學家所講的内容相比也更為有趣，因而很明顯的是，詭辯家們所提供的正是當時出現的&ldquo教育熱&rdquo所需要的東西。
它與這樣一種教學實踐的目标完全合拍，西庇阿斯創造出一種記憶術，一種能夠鞏固學生所學知識的方法。
這種記憶術在當時書本相對缺少的情況下是一種必不可少的方法，這些東奔西跑的老師和别人一樣需要這種東西，因為他必須把他的知識随身攜帶。
除了内容之外，一種聽者也必須要學會的用于交流的好的修辭形式尤其具有吸引力&mdash&mdash例如在高爾吉亞或發表于公衆場合或發表于私人場合的演說中就展示了這一點。
有了所有這些，詭辯家們的成功，尤其是得到富有的和貴族年輕人的歡迎，就完全沒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了，還有他們應得的高額費用，付給他們的原因當然也并不是在于他們的邏輯陷阱和狡猾的修辭詭計。
并不是每個人都像蘇格拉底那樣對所有的知識都抱着一種諷刺的和苦行的态度。
現在，詭辯家們獨特的命運恰巧成為偉大的講笑話者阿裡斯托芬的最好的題材，在他的《雲》劇中，他對他們進行了最壞的嘲諷，同時還有阿納克薩格拉的關于天體現象的讨論和他對整個舊的奧林匹斯衆神的否認，他用了蘇格拉底式的辯證法對這些看法進行推敲，并把詭辯家們最主要的敵人（蘇格拉底）樹立起來作為所有這些看法的主要的代言人。
以這種方式，他把雅典俗人的所有可能有的偏見與自己所有不喜歡的事情結合起來（而且，在這件事上表現得更加缺乏詩意的靈感），形成了一幅合成的諷刺畫，這幅畫隻有一部分是符合實際的，但沒有一件是完全屬實的。
這幅諷刺畫公開地演示了詭辯家們所教授的實用知識，其中當然有一些要素會給我們留下一種欺騙的印象。
不論如何，他們并不是真正的教人說謊的教師，就像這幅畫中所表現的那樣；我們再次看到，我們在把阿裡斯托芬倉促編造的、素描式的作品及其對事實的傲慢态度當作一種曆史資料來使用的時候要多麼地謹慎。
另一方面，雅典人不僅已經被從詭辯家們的學校出來的年輕人表現出的傲慢無禮激怒了，而且還感到了來自于一些真正危險的個人的威脅，比如克裡底亞，他經常出沒于詭辯家的圈子。
對于完全建立在教育平等的基礎上的希臘國家，任何一種教育标準的提出都不可避免地在公民中造成新的不平等，這很難說就是詭辯家們的錯誤；這種不平等立即就會被人利用成為獲取更大的政治影響的手段。
詭辯家們的話題又把我們帶到了另一個話題，那就是自從他們出現以後開始的對神話普遍的拒斥；恕我直言，這真的不算什麼罪責。
到了公元前4世紀，神話似乎已經消亡了，除了在視覺藝術上；曾經滋養它的史詩和悲劇盡管仍然富有創造力，但已經失去了它們從前的力量，所以隻有在亞曆山大裡亞，才能夠發生一場神話的複興。
這其中的原因部分在于在舊喜劇中所表現出來的對神靈的不夠虔敬的态度，還在于支配了公元前5世紀最後一代人的明确的理性主義的思想方式，這種方式被諸如修昔底德，尤其是伯利克裡這樣的人表達了出來。
哲學本身基本上就是颠覆神話的産物；但是對當時的雅典來說，重要的是由于解釋自然，尤其是解釋天體現象的新的方式的出現而導緻了所有的&ldquo對神靈的敬畏&rdquo（deisidaimonia）在日常生活中的喪失（當然所有這些都隻是在受過相當教育的人當中發生的）。
與狄亞格拉斯相比，這種變化與阿納克薩格拉的關系更為密切，他的教學把神性從整個的自然中趕走了。
阿納克薩格拉對伯利克裡産生了巨大的影響；正如普魯塔克所言，他在他的心中灌滿了氣象學和高深的思想，對他的影響如此之大以至于他的演說總是用生理學來渲染，就像用一種染料來渲染那樣。
德摩斯提尼提醒雅典人說，當皮提亞站在腓力一邊的時候，伯利克裡曾經認為依賴于神谕（chresmoi）是一場多麼怯懦的騙局呀，他更喜歡依靠理性和反思（普魯塔克，《德摩斯提尼傳》，20）。
在這件事上，詩人站在了政治家這一邊；歐裡庇得斯常常去更正神話，因而提供了&ldquo神話理解方式的衰落&rdquo的證據。
例如，這種做法就曾出現在他的《厄拉克特拉》（508ff.）當中反對埃斯庫羅斯的論辯中；在這同一出戲中阿爾果斯婦女組成的合唱隊公開地解釋說（737ff.），她們自己并不相信這樣的故事，即在提耶斯泰斯的宴會之後，宙斯改變了太陽和星星的軌道&mdash&mdash&ldquo但是這些可怕的故事是有益于身心健康的，因為它們提高了上天神聖力量的榮耀&rdquo&mdash&mdash最多可以說，這樣的信仰對普通人還是有好處的。
因而，阿裡斯托芬也在一個段落中（《地母節婦女》，450ff.）駁斥他的對手對神的否定，在另一個地方則取笑了他和他的宇宙起源論；在《蛙》劇（893ff.）中，在哈得斯的賽會開始之前，他讓他請求幫助，不是來自于神靈的幫助，而是來自于空氣、他的舌頭、傲慢無禮和他自己的能發出鼻音的鼻子的幫助。
色諾芬告訴我們（《回憶錄》，4.7.6ff.），蘇格拉底曾經警告過阿納克薩格拉不要過分地渴望知識，并試圖駁斥他的關于太陽的理論，在柏拉圖的對話中，他也曾經駁斥過有人說他對與阿納克薩格拉串通一氣的指控。
關于蘇格拉底和神話之間關系的最重要的一段話出自《斐德羅篇》（Phaedrus，229ff.），當中他和斐德羅正在讨論波瑞阿斯到底是在哪裡把林間仙女俄瑞提伊亞搶走的。
&ldquo你認為這個神話是真實的嗎？&rdquo斐德羅問道，蘇格拉底回答說：
就像智者一樣，我也懷疑其中有自相矛盾的地方。
那麼我會（以一種非荷馬的論述方式）說，是北風從附近的山崖綁架了她，當她死了以後，人們就說她是被波瑞阿斯抓走的&hellip&hellip我認為這樣的探究是很微妙的，但是作為一個充滿嫉妒和并不很幸運的人的作品，隻是因為他在那時必須提供一個關于馬人在那之後是吐火怪獸的真實解釋。
在他們之後還有一大群醜陋的女人和帶翅膀的馬或者其他很多傳說中最奇怪的東西。
如果任何一個不相信它們的人試圖根據可能性的法則對此做出全面的解釋，他就需要大量的時間，因為他的理解是沒有根據的。
但是我沒有這個功夫，原因是：我甚至不了解我自己，就像德爾斐神谕所要求的那樣，因此去迷惑于那些稀奇古怪的事情是荒謬的。
所以我把這些問題放在那裡，接受關于它們的普遍接受的看法；我對反省我自己更感興趣，去認識一下我是否是一種野獸，還是一種本性分享了神性的溫順的生物&hellip&hellip
在這個時期一種普遍的懷疑主義是否已經占據了主導地位，要回答這個問題并不那麼容易。
一種普遍的肆無忌憚，一種對自私和貪婪的目标的孜孜以求，一種對神靈或者非神靈的徹底的冷漠，可能都是普遍出現的而沒有得到官方承認的現象。
但到了更加虛弱的時候，這些反叛的因素就會故态複萌而成為&ldquo對神靈的敬畏&rdquo。
由狄亞格拉斯、阿納克薩格拉和其他的一些人提出來的關于世界的哲學解釋，完全沒有考慮神的統治，冒着危險被公布出來，通常會成為被控告犯有渎神罪（asebeia）的目标。
這些審判與對神的最小化的信仰相一緻，這種最小化在古代一直是經常出現的，甚至到了最晚近的時代。
歐裡庇得斯敢于表明，神靈們隻能比他們在荷馬中的表現更壞，而不是更好，在早期和中期的喜劇中可以把他們在泥裡面拖着走&mdash&mdash但是否認他們的存在是不允許的；因為他們的嫉妒和複仇一直是令人敬畏的，至少已經達到了這樣的程度，那就是在任何的災難中，人們&ldquo不能确定&rdquo一些神靈的怨憤是否就是災難發生的原因。
即使人們對神的信仰和敬畏是如此的微弱，個人和國家還是遵守一定程度的虔敬（eusebeia）要更加安全一些；隻要其中有了一定的責任，每個人就變得十分謹慎。
在任何時期隻要存在某種宗教情感，并與這種謹慎結合起來，就會再一次宣布神的統治地位。
另外，希臘的神并不是倫理上的楷模和原初的準則，而是人類激情的化身，從來就不是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