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的，從未比命運更有力量；因而，對他們的信仰并不會攪擾普通人的良心，能夠與對享樂的熱愛相安無事。
所以，為什麼要廢除他們呢？從另外的方面看，宗教崇拜與整個的公共和私人生活充分地交織在一起，尤其是它與節慶活動的密切聯系，這些也都足以保護它。
除此之外，人們對死後生活的關注與日俱增，盡管宗教的信仰在放松；下層社會&ldquo對神靈的敬畏&rdquo則方興未艾。
然而，在一般的哲學家中，信仰上發生的變化并不是無神論，而是一種與一神論非常相似的東西。
總之，透過這些迹象，我們可以看到從公元前500年到公元前400年或者公元前415年所有的希臘國家在文化的各個方面所發生的内在轉變。
當然，基本的情形在各個地方都是一樣的：希波戰争之後，人們看問題的視野發生了變化，民主制度開始在政治結構上占據統治地位，個人變得靈活而現實，但還存在這些個人和他們的國家之間的沖突，這種沖突在所有地方都爆發出來，反思和理性壓倒了簡單的履行義務。
哲學承擔了用其自身的方法來解釋宇宙和人類的任務；社會生活的組織無疑到達了其最完備的階段。
然而，道德卻由于國家&mdash&mdash其最重要的支柱&mdash&mdash的不穩定而受到動搖；不僅道德松弛了，而且應該受到譴責的自私自利也被解放了出來。
在公元前5世紀出現了一次詩歌的勃興；形成了那些詩歌最後的偉大形式&mdash&mdash最廣泛意義上的合唱表演，悲劇，舊喜劇，諷刺短詩&mdash&mdash其中充滿了一些至關重要的内容，這些内容使公元前4世紀與前一個時期相比看上去更加沒有生氣；尚未形成的新形式不過是一些遺漏的東西罷了&mdash&mdash那就是中期和晚期喜劇&mdash&mdash這些在公元前4世紀用舊有的形式創造出來的東西已經沒有什麼生命力了。
繪畫和雕塑則完全不同，其崇高的成就都是公元前5世紀以後才取得的，所以在公元前4世紀，仍然有機會創作出迷人的可愛之作，這是一種完全在精神性的激發下而進行創作的藝術。
非常令人驚訝的是，希臘的生活在伯羅奔尼撒戰争的時候走向了衰落，導緻這種情形的原因是希臘人中普遍盛行的一種情緒，由于希波戰争，他們意識到了自身巨大的力量（這種力量存在于單個的城邦或者黨派中，這與他們是在戰争中奮力抵抗，還是向波斯人屈服沒有關系），在這種意識的作用下，他們更加傾向于一種肆無忌憚的生活。
從那時開始，争奪霸權的鬥争開始了，這以前隻是斯巴達的特征。
其動力來自于民主制度，現在民主幾乎成為一種普遍的制度。
那些征服了其他地區的人們，或者勸說他們自己去征服的人們，現在緻力于鞏固他們自己的國家，但是國内事務的動蕩不安當然也會在外部事務上表現為暴力的行動。
在應用于所有事務上的新的準則的作用下，沒有人感到他們擁有足夠的力量，恰恰是因為他們在希波戰争中感到太有力了。
野心和虛榮心不再通過宣布和慶賀賽會的勝利來獲得；現在有了一種直接的不言自明的外部需要，那就是對抗其他的城邦，對抗其他的那些很容易被激怒的集團，在極端的情況下也可以毀滅它們，如果它們不能對自身造成損害或者沒有能力複仇的話。
在這種情況下，由于所有那些曾經受人尊敬的東西現在都一錢不值了&mdash&mdash城市中的神話、聖地以及在賽會上出名&mdash&mdash政客的權力就成了最後的總結。
在希臘和西西裡，從那時開始，整個公元前5世紀沒幹别的，就是在為伯羅奔尼撒戰争做準備，那些屈從者集結在兩個行駛指揮權的城邦的旗下，比一比誰的力量更大。
從前的城邦傾向于獨立，它們現在則被迫加入同盟和屈從于霸權。
從前城邦也曾有過暫時的聯合，他們曾經打敗薛西斯和瑪多尼烏斯；現在它們則成為内部和外部普遍動蕩不安的犧牲品。
這種不安最終必然導緻這場民族内部的戰争，這就意味着如果波斯人戰術得當的話，必然能夠占領希臘。
可以追溯到神話時代的可怕的戰争法則雖然一直存在，但隻是到了現在它才被系統地和可怖地運用到實際當中。
斬草除根，把俘虜賣為奴隸，使莊稼荒掉，焦土政策和蹂躏成為家常便飯。
野心并沒有受到力量削弱的妨礙，其證明就是雅典人在西西裡的冒險活動，當時他們随時都受到戰争再次爆發的威脅。
作為其冷酷無情和破壞性的回報，雅典應該受到徹底的毀滅。
對于所有這些對民族性格的影響，修昔底德是我們的權威。
在第三卷的一個有名的部分裡，他把深入骨髓的腐敗和施加在科西拉的恐怖聯系在一起進行了描述，因為革命在那裡是第一次發生，所以給人以非常可怕的印象。
後來，城邦中的民主派都成為親雅典的，寡頭派則都成為親斯巴達的，&ldquo整個的希臘民族都陷入了騷亂&rdquo。
在這個時候，他們認識到在戰争期間進行革命要比在和平年代容易得多，因為在戰争中那些想推翻政府的人可以得到外國的援助。
在和平時期，國家和個人一樣傾向于一種溫和的行動，因為他們沒有遭受匮乏；戰争奪取了他們的收入和享樂，在這個暴虐的教師（biaiosdidaskalos）的指導下，他們開始變壞。
但是後來，黨派開始分裂，随着過去的暴行被發現，人們都變得更加好鬥、滿懷仇恨并伺機報複。
修昔底德還說到了詞義的變化，列舉了新産生的全部的政治行話，尤其是在小集團（hetaireia）中使用的行話。
在這裡，我們無意當中看到了像這樣的政治小集團的破壞作用，不僅對國家和道德，而且對所有社會生活的破壞作用。
除了由于屬于某個集團而導緻的智力水平的降低之外，他們還使在一個體面的客觀層次上的任何知識的交流變成了不可能的事情，這種情形不僅是對于某個特殊的夜晚來說的；所有的社會關系都中了毒。
所有的人都應該由于把他的整個生命都花在與最糟糕的人為伴上面而受到譴責，是陰謀把他們綁在了一起。
修昔底德在解釋犯罪中同夥的相互信任的問題上走得更遠。
人們發誓要同甘共苦，但隻有在萬不得已和有利可圖的情況下才信守他們的諾言；更為殘忍的發展是，人們發現通過濫用他們的信任（也就是在這以前裝作是他們的朋友）對他們的不加防備的對手實施報複不僅更加安全，而且更為有趣。
通過欺騙的手段占據上風顯示了他們的聰明；他們甯願以邪惡和狡猾出名，而不願以善良和容易受騙出名，他們完全可以置好的名聲于不顧，兩個派系可以在他們的争鬥中使用任何手段和所有手段（在這個問題上修昔底德始終是非常誠懇的）。
通過非法投票或使用武力獲得權力之後，他們又用對抗他們的敵人的辦法來安撫當時的不滿情緒。
人們對那些觀點趨向于溫和的公民有一種特殊的仇視：他們受到迫害，或者是因為他們保持中立，或者是出于對他們誠實的嫉妒。
邪惡的想法十分盛行，作為一種高貴品質之标志的簡樸則受到嘲笑和鄙視。
到處都是仇恨和壞的信仰；沒有一句神聖的話是安全的，沒有一個神聖的誓言得到尊重：自我的利益是惟一的當務之急；那些爬到高位的最壞的人，由于害怕他們可能在論辯或者陰謀中受到蒙騙，就會立即采取行動，在他們的更加通情達理的對手完全放松警惕的情況下去摧毀他們。
修昔底德的作品中這些不朽的篇章向我們展示了所有的黨派中普遍存在的可怕的道德淪喪，既有可怕的沖突，也有冷酷的、非人的算計。
審慎被遺忘了，沒有什麼比這更有利于波斯人了，亞西比德鼓勵他們雙方繼續進行瘋狂的争鬥；這也是波斯人所遵循的最簡便易行的策略。
在靠不住的尼西阿斯的和平（公元前421年）期間，當時一切都陷入混亂當中，落後的少數民族也開始尋找機會進行劫掠（這種發展在一個半世紀之後即埃托利亞同盟形成之後成為了一個可怕的威脅）：多羅皮亞人（Dolopians）、埃尼亞人、馬利亞人（Malians）進攻赫拉克利亞（Heraclea）的特拉齊尼亞（Trachinia），打了一個勝仗，包圍了這座城市，後來卻被底比斯人的一支小分隊就給趕跑了。
雙方都下定決心戰鬥到最後一刻，有人會認為修昔底德所說的有些言過其實，但他的話還是通過歐裡庇得斯的厄忒俄克勒斯在《腓尼基婦女》中以及他的克瑞烏薩在《伊翁》（Ion）中所說的話而得到了證實。
在這裡，我們再次認識到，追求權力的人要保持住其統治地位需要冒多麼大的風險。
詩人們還透露出很多的事情。
例如，盡管掠奪性的共産主義首先出現在波裡比阿的時代，但是迫切要求普遍的财産平等的基本想法一定在伯羅奔尼撒戰争期間就已經存在了。
我們在歐裡庇得斯的戲劇中可以找到一篇長篇大論，聲稱生活中如果隻有窮人的話就過不下去了，普遍的康樂需要富人和窮人的一種混合，因為他們是相互依靠的。
這個時代還有一個特點，那就是埃斯庫羅斯在《七将攻忒拜》中仍然非常令人信服地說出來的那種簡單的愛國主義現在在歐裡庇得斯那裡卻行不通了。
這一點在厄瑞克透斯的一次長篇大論中展示出來，當時他受到歐摩爾波斯和色雷斯人的威脅，在他的高貴的心靈的誤導之下，想為了他的國家而犧牲他的女兒。
在另外一個殘篇中，這同一位詩人說到，人們現在開始認識到，習俗比法律好，因為沒有一個演說家能夠歪曲習俗；而法律卻可以在演說中被濫用和破壞。
作為一位道德的護衛者，阿裡斯托芬的語氣可能看上去有些奇怪；但是在所有的文獻中，沒有哪一篇能夠與《雲》（961ff.）劇中的關于正義之詞和非正義之詞的對話相媲美。
可以認為，雙方的發言作為老年和年青一代的雅典人的寫照，一定都得到了大多數雅典人的認同；聽衆也默默地認可了詩人所必須要大聲疾呼的事情。
在《蛙》劇中，阿裡斯托芬借埃斯庫羅斯之口說，目前的一代人在公民的義務面前都成為了逃避者，粗俗，不誠實，卑鄙（請記住這正是在羊河戰役之前）；從歐裡庇得斯開始，他們愛上了高談闊論，它使體育學校（palaiestrai）變得空空蕩蕩，導緻了國家的船隻上水手的嘩變；這個城市充滿了作假者和輕佻的裝腔作勢的人，但是他們很少參加鍛煉，以至于在遊行中竟然沒有人有力氣舉火炬。
在這裡和那裡，政府都受到腐敗的譴責；[35]人們還談到普遍出現的一群壞家夥，在從國庫那裡盜用的錢财的支持下，逃避軍役，甚至到處坑蒙拐騙（《地母節婦女》，811ff.）&mdash&mdash盡管在這出戲中倒是婦女的卑鄙和堕落表現得更為嚴重。
她們的不貞，以私生子冒充正統等等，作為經常發生的事情被揭露出來，還說到丈夫們日益增長的懷疑（可能并不很誇張），歐裡庇得斯被當作這種情形的原因而受到責備。
在《财神》（Plutus）中，壞人的好運從一開始就作為一種确鑿無疑的事情被擺了出來；卡裡翁（Carion）和他的主人克瑞密羅斯（Chremylus）都是很壞的人，他們冷酷無情地談到，欺騙在這個世界上是得以生存下去的惟一的方式。
舊喜劇本身就是雅典社會生活危機的一種現實反映，正如我們所說過的，它本身就證明了雅典正在永久性地陷入一樁驚人的醜聞當中，這樁醜聞一定會像一場風暴一樣爆發出來，不僅在狄俄倪索斯節上，而且會長此以往。
作為文化史的材料，喜劇是不可缺少的，詩人直接說出來的那些細枝末節（parabases）尤其具有文獻上的重要價值；阿裡斯托芬在說到某個個人的時候可能是完全的诽謗，但是當他描述普遍的行為舉止的時候，卻隻能說那是些每個人都知道并且可以認同的事情。
[36]
亞裡士多德記載，柏拉圖曾經對一個叫阿齊庇烏斯（Archibius）的人說，成為一個邪惡的人（poneros）在雅典已經成為一種時尚。
[37]這會使我們想起馬基雅維裡時代的意大利。
不論如何，在柏拉圖的對話中（假定發生在公元前5世紀晚期），一些人物确實驚人地證明了雅典社會生活的危機。
在他的《理想國》（2.365）的一個段落裡，柏拉圖把人生在世時能夠得到神聖回報的舊信仰與關于把人死之後能夠繼續享受感觀上的快樂作為神聖回報的新觀念放在了一起。
他從人類普遍地傾向于邪惡，從好人受苦，而惡人在這個世界上卻能獲得勝利開始講起，因為他們很富有，就能夠勝過正義，即使在宗教儀式上，也可以通過祭祀和奉獻供品而騙過神靈。
接着講到年輕人也受到了這種觀念的影響，他們被告知，神靈給壞人帶來好運，給好人帶來厄運，他們會受到套話和咒語的左右；接着，一個年輕人就下了結論：&ldquo那麼我會裝作有道德的樣子，但行動起來卻要陰險狡詐。
&rdquo為了避免被人揭穿，秘密的社團和俱樂部是非常有用的。
接着就出現了專門教人在公民大會和法庭上發表演說的教師；如果把這種勸說方式與強力結合起來，我們就更厲害了。
希臘人告訴我們，神靈既不能欺騙也不能強迫；如果他們全然存在，關心世間一切的生活，我們也隻能通過傳說和神譜的詩歌了解這一點；我們通過這些詩歌還了解到，神靈還會為獻祭、安撫性的許願和進貢禮物所動搖。
所以，我們可以在犯罪的同時進行獻祭；誠實僅僅使我們能夠免于神的懲罰，但卻會剝奪我們由欺騙得來的利益；如果我們不誠實，我們就能夠獲得利益，然後再通過懇求神的寬恕而逃避懲罰。
如果我們和我們的子孫後代受到威脅要在陰間受到懲罰，就可以求助于神聖的儀式和神的救贖，就像我們從最偉大的城邦和神的兒子們&mdash&mdash他們已經變成了詩人和預言家&mdash&mdash那裡了解到的那樣。
第二段（6.492）是關于民衆領袖的。
在所有類型的集會中&mdash&mdash民衆大會，陪審法庭，劇院或者軍營&mdash&mdash民衆領袖們用着最大的噪聲和最狂野的誇張支持或者反對人們所說的話或者所做的事情，以至于石頭和城牆也把贊揚或者指責的聲音變得更大了。
那麼年輕人怎樣看待這些呢？什麼樣的教育能夠幫助他們對抗這種壓力，或者使他們免于卷入當前的黨派情緒當中，直到他們同意并成為像其他人一樣的人？此外，那些被民衆領袖稱為詭辯家的惟利是圖的人&mdash&mdash被他們當作對手&mdash&mdash的教導從根本上講與那些在公民大會上傳播的大衆觀點沒有什麼不同，卻被稱為智慧（sophia）。
他們緻力于研究的是一隻巨大而強壯的野獸的所有激情和欲求&mdash&mdash如何接近和操縱它，什麼使它發怒或者溫順，什麼樣的語氣可以安撫它或者激怒它。
研究的結果被當作一種技藝（techne）來傳授，完全不管什麼真正的優美還是醜陋，好的還是壞的，所有的内容都根據巨獸的脾氣來分類；凡是它喜歡的就是好的，對它有所傷害的就是壞的。
然而，一個年輕的、聰明的、充滿活力的人出現了，帶着他的家庭的希望，尤其是他來自于一個重要的城市，富有，出身高貴，英俊，高大，注定滿懷着一種隻有老天才知道的野心，把他自己看成是賜給希臘人和野蠻人的一件禮物，在他愚蠢和淺薄的虛榮心的驅動下變得愈發傲慢自大。
接下來（8.555f.）就是對民主制度的描述，在後來人們的想像中，那時候窮人把所有其他的人都殺死了或者趕跑了，隻在他們的内部分享管理國家的權力。
自由統轄着一切，在言論和行動上沒有任何限制。
所有類型的人都可以跻身高層，政府辦事機構的設置就是為了供人挑選，就像是一個市場上的貨攤那樣。
每個人都盡可能地逃避義務和規則；犯罪可以喚起人們的同情，因此那些被判處死刑或者放逐的人還可以自由地在公共場所裡走來走去；教育被忽視了；一個人受到人們的尊敬僅僅因為他說他熱愛人民。
政府的輕率與民主制度下公民個人的舉止别無二緻，後者像他的國家一樣的狂野和反複無常；他活着就是為了及時行樂。
第一天喝酒和享受笛子奏出的音樂，第二天則保持清醒，一會兒在健身房，一會兒又無所事事，有時進行哲學探讨，但他的大部分時間都花在讨論政治上面，他會跳起來說出第一個出現在他頭腦中的想法。
他可能突然對軍隊充滿羨慕，迫不及待地去參軍，接着可能又被投機活動吸引了。
他的生活沒有秩序，沒有内在的需求，然而他卻把這樣的生活稱為愉快的、體面的和幸福的（毫無疑問大部分雅典人都這樣想）。
但是這是一種經常會産生暴政的民主制度。
對自由充滿渴望的民主國家誤入聲名狼藉的酒吧，喝了太多的未經摻水的酒而酩酊大醉。
除非政府極端地寬大為懷，不然他們會被指控為腐敗而受到辱罵，那些仍然遵守規則的人則會被視為充滿奴性的小人而受到淩辱。
聲望和榮耀的獲得完全在于統治者與國民打成一片，國民與統治者打成一片。
同樣的情緒還滲透到家庭當中，父親不但與兒子平等，還害怕兒子，而兒子則既不尊敬也不害怕父親。
定居的外邦人與公民平起平坐，外國人也是如此；老師害怕而且奉承他們的學生，而學生則看不起他的老師；年輕人和老年人在言語和行為上也平等相待，老人與年輕人共坐并想方設法使他們發笑，以此來避免讓人看上去過于粗暴和高高在上。
甚至買來的奴隸也和他們的主人一樣的自由，男人和女人之間也實現了完全的自由和平等。
就連動物&mdash&mdash母狗、馬和驢子&mdash&mdash也能夠比在其他地方更自由地走來走去，頂撞那些擋了它們路的人。
人們變得極端的易怒，憎恨所有成文的和不成文的法律，認為不應該賦予任何人以權力去管理其他的人。
在柏拉圖《理想國》（9.574）的另外一章中對一個沒用的敗家子進行了非常精彩的刻畫。
他把所有的錢财都用在了戀愛上面，他揮霍家裡的财産，他養成了無數的壞習慣，他會在晚上入室行竊或搶劫路人，接着又去搶劫神廟，很快又去想殺人，去犯其他的罪。
在這樣一個隻有極少數人的地方，他們會去服務于一位僭主，或者待在家裡幹很多壞事，然而規模是很小的（柏拉圖把獻媚者們的惡毒做法也計算在内）；但是，在他們的人數變得很多的地方，在愚昧的大衆的幫助下，在他們中将會出現一位僭主，這個人（盡管在這裡柏拉圖錯了）将是一個在内心裡就有一個最大的僭主在操縱着他的人，因此他想去幹那些最邪惡的事情。
這就能夠解釋為什麼沒有一個像喀提林那種類型的阿提卡的陰謀家能夠成功地坐上僭主寶座。
在《法律篇》（3.700）中，柏拉圖把他的關于雅典衰微的叙述同音樂的腐化作用以及人們對劇院的狂熱聯系在了一起。
這段描述中的一些特征，比如對人們不再服從父母和法律的約束，在《理想國》中已經有所論述。
當最終的崩潰已經鄰近的時候，誓言、忠誠和神靈都受到了公然的蔑視，與古代所謂的巨人族的脾氣如出一轍；緊随其後的也是古人遭到的後果&mdash&mdash一個絕對的苦難時代的到來。
在《高爾吉亞篇》（471）中，詭辯家波路斯（Polus）講述了一個可怕的家庭犯罪的故事，由此阿齊勞斯坐上了馬其頓王位的寶座，柏拉圖提出了這樣的問題：&ldquo你先開始，蘇格拉底，有沒有一個雅典人，如果他必須成為一個馬其頓人，他會選擇成為其他的馬其頓人，而不選擇成為阿齊勞斯呢？&rdquo蘇格拉底回答說：&ldquo幾乎所有的雅典人，外國人也是如此，都會承認，他們都願意成為阿齊勞斯&rdquo&mdash&mdash這之後就是一個預先準備好的這樣的雅典人的清單。
色諾芬也描述了這座已經忘記了&ldquo優秀品質&rdquo（kalokagathia）的城市的現狀。
其位置已經被對父母的不敬和對體育鍛煉的輕視代替；人們不再幫助他人，取而代之的是去污辱他們，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嫉妒他們的鄰人；在公共的集會和私人的聚會上經常爆發争吵，公民們經常把自己的同胞告上法庭；到處都充滿了敵意和仇恨。
盡管在海上，軍銜依然管用，體育賽會上的裁判依然說話算數（就像色諾芬帶有諷刺意味地指出的那樣），就像合唱表演的指揮那樣，但是雅典的重裝兵和騎兵卻成為了世界上最無組織無紀律的軍隊。
這些是我們從很多不同的作家那裡聽到的非常嚴厲的抱怨。
它們都建立在事實的基礎上；像安多西得斯這樣的人的存在就足以使我們相信這一點。
盡管他本人作為一個傳令官是赫爾墨斯的傳人，他還是參與了亵渎赫爾墨斯和神秘儀式的事情，但由于供出了其他人而得以無罪釋放。
他在這件事上表現出巨大的熱情，并告發了他自己的父親利奧格拉斯（Leogoras）。
&ldquo其他的那些他說出名字的人被處決了，但是他還是救了他的已經戴上鎖鍊的父親，因為他說他父親對城邦還非常有用。
利奧格拉斯接着告發了很多劫掠國家和犯有其他罪行的人，因此他得到了自由。
&rdquo
雅典的所有人都前去向特拉門尼斯（Theramenes）表示祝賀，因為就在他剛踏出房門的時候，這座房子就塌了，據說他高聲喊道：&ldquo宙斯啊，你将給我帶來的是什麼樣的命運呀！&rdquo這一定是真實情感的一種表達，因為他們都被命運拖着向前走，期待着一個充滿暴力的結束，但又不知道它會是什麼。
很多人一定常常會發出這樣的慨歎：&ldquo要是大地及早地把我吞下去就好了！&rdquo
[1]參看雅典尼烏斯（3.6）引用的安提豐的話；在伊斯圖斯（Istros）之後，雅典尼烏斯也提到一項舊有的法律禁止無花果的出口，以确保隻有本地的居民可以享用它們。
蜂蜜得到了特殊的贊美，因為它是惟一的增甜劑，可以用于所有的祭品。
最好的東西似乎來自于銀礦區，第二種來自于西美圖斯：斯特拉波，9.123，他說到那裡也有銀礦。
阿裡斯托芬的《赫賴》（Horae）的殘篇中（雅典尼烏斯，9.14）描述了雅典的四季水果和鮮花不斷，抱怨這些東西不斷地誘惑着人們去花費錢财。
[2]德摩斯提尼的《反提奧克裡努斯》（AgainstTheocrinus）中的論點。
[3]呂西阿斯22.21中，控告糧商（sitopoloi）密謀加害外邦人，他說：&ldquo如果你們處罰這些商人的話，你們就是根據你們自身的利益任意地處置他們，如果你們不這樣做，他們會怎麼想你們呢？&rdquo
[4]主要的資料是：阿波羅多洛斯，3.14ff.，斯特拉波，8.7，1.9.1passim，波悉尼阿斯1passim，Justin，2.6。
[5]《蘇達辭書》s.v.Daphidas。
（維斯特曼，第363頁）
[6]關于伯利克裡自己的節儉（euteleia）參看伊索克拉底，《論和平》，184d，據說他留下的遺産沒有他繼承時候的多，但把8000塔蘭特存在了衛城。
[7]湊巧的是，正是在這裡，伯利克裡第一次使用攻城機械（krioi和chelonai），克拉祖米涅的阿爾忒蒙（Artemon）的作品；因而，大炮是雅典人的一項發明：狄奧多洛斯，12.28。
[8]關于一次捐助的花銷參看安提豐，6.11&mdash13。
在呂西阿斯的演說（21）中，一個被控行賄的人這樣開始了他為自己的辯護，他說像他這樣慷慨的人受到這樣的指控是很荒謬的。
接着他列舉出了（21.1&mdash15）這個長長的捐助清單：&ldquo在特奧旁普斯擔任執政官的這一年（即公元前411年），經過審查我獲得了為公共事業服務的資格，我便為悲劇捐助了30明那，當我用一支男性合唱隊在第三個月在泰格莉亞取得了勝利的時候我又捐了2000德拉克馬。
在戈勞奇普斯（Glaukippos）執政時期，我拿出800德拉克馬用于在大泛雅典娜節上的皮洛士舞蹈。
在同一年，作為捐助者，我在狄俄倪索斯節上取得勝利，僅在三腳桌的獻祭上就出了5000德拉克馬。
在狄奧克裡斯（Diocles）執政期間（即公元前409年），在小泛雅典娜節上，我拿出300德拉克馬資助了一個組詩合唱團。
同時，我在七年中一直是三列槳艦的建造者，我捐出了6個塔蘭特。
除了這些花銷之外，正當我日益陷入危險，為了你們的事務在外奔忙的時候，我又付出了兩筆所得稅，一筆30明那，另外一個4000德拉克馬。
在阿裡克西阿斯（Alexias）擔任執政官期間（即公元前405年），我從海路回到了家，我立即成為了普羅米修斯節日賽會的運動會監督官，以12明那的代價獲勝。
後來我又成為一個男孩合唱團的捐助者，花掉了15個明那。
在歐克裡得斯（Eucleides）執政期間（即公元前403年），作為喜劇的捐助者我取得了勝利，我用掉了16明那，在小泛雅典娜節上，作為沒有胡須的皮洛士舞者的捐助者我花了7個明那。
我取得了在蘇尼翁（Sunion）外面舉行的三列槳比賽的勝利，花了15明那。
此外，我還花了30多明那在充任使團團長（architheoriai）和捧着雅典娜女神的袍子遊行（arrephoriai）等事情上面。
如果我隻把法律規定的部分列出來的話，那麼還不足總數的四分之一。
&rdquo稍後（21.12f.），這個人宣布，一個所謂的公正裁決隻會有利于法官自己。
由于城市的收入已經減少，剩下的被官員們搶去，最安全的儲備屬于那些自願出錢的人；如果法官們足夠聰明的話，他們會像關照他們自己的錢财那樣照看好他的錢财，因為他們使用這些錢的方式是一樣的。
大家都知道，比起那些管理國庫的人來說，他是他的錢财的更好的保管者；如果他的錢被剝奪了，他們自己也就成了窮人，其他人就會分享到他被沒收的财産，就像他們分享其他的東西那樣。
在第19篇演說中，這個人還說到他經常聽到他的父親說到，在他的一生中，與他留給兒子的錢财相比，他已經拿出了兩倍以上的錢貢獻給了國家。
[9]在琉善的《伊卡羅美尼普斯》（Icaromenippus）（c.16）中dikazesthai（訴訟）似乎是雅典人的一個獨特的特征，當伊卡羅美尼普斯從月亮上往下看的時候，他看到了大地上不同民族的行為方式。
[10]例如，安提豐的演說《論歌舞表演》（Onthechoreuteai）中講到的一個事例：一個參加合唱比賽的男孩比賽之後立即就死了，贊助人被告謀殺；告發者們被他的敵人唆使作僞證，直到事情發生的幾天之後才真相大白。
[11]安多西得斯，《論神秘儀式》（OntheMysteries），36.43ff.，20。
另外參看修昔底德，卷6，他的無與倫比的關于赫爾墨斯神像遭到破壞的那個時期的記述。
根據普魯塔克（《亞西比德傳》，18），一些人相信是科林斯人組織了這些犯罪行為，以使兇兆能夠阻止雅典人進攻他們在叙拉古的殖民地。
[12]《修辭學》，2.6.24，西狄阿斯實際上在德摩斯提尼的時候說的這句話，同樣伊索克拉底在《泛希臘演說》（Panegyricus）中也這樣說：&ldquo我們所下定決心要做的事情是衆所周知的，它得到了所有人的認可。
&rdquo
[13]參看琉善，《阿納卡西斯》，16，很明顯的情況是，即使在太陽的暴曬下，所有的人也不戴帽子。
隻有在旅行的時候人們才戴上便帽（pilos）。
這樣做可能是為了保護頭發的美。
[14]亞西比德，16.（這種景象［àpropos］是很值得拜訪一下的！）另外參看《梭倫傳》，15。
[15]呂西阿斯，《反菲洛克拉特斯》（AgainstPhilocrates），10。
[16]呂西阿斯，《反亞西比德》，41，參看意大利人對disgrazia和瑞士人對Ung&rsquofell的相似的使用。
[17]雅典尼烏斯，12.62，他自己使用的habrodiaitos這個字毫不奇怪地被轉化成rabdodiaitos（以畫筆為生，即匠人）。
[18]關于這些的一個清單參看西塞羅，《為家園辯護》（DeDomoSua）c.38。
[19]最後的偉大獨白（815ff.）是關于變動的美，并表達出了痛苦的深度。
埃阿斯把赫克托爾給他的寶劍使勁地插入土地，首先祈求宙斯，讓陶庫路斯把他的屍體從敵人、野狗和鳥獸那裡搶回來，然後祈求赫爾墨斯，能夠得到一個好的安身之所，因為阿特裡代兄弟的緣故，祈求複仇女神前來觀看他是怎麼死的，激發他們對整個軍隊和對赫利俄斯的仇恨，告訴他的父母這些悲慘的消息。
最後是祈求陽光和他在薩拉米灣的家，祈求雅典和特洛伊土地上的泉水、河流和草地：&ldquo這是埃阿斯對你們說的最後一句話；其他的話都留到地下世界了。
&rdquo死去英雄的變形在忒克墨薩悲痛的哭号聲中才開始，他曾經毀壞了他的竈台和家，隻是為了他才活了下來。
他的偉大以戲劇的形式得到了提升，蓋過了其他人的所有言論和行動；&ldquo陡轉&rdquo（peripeteia）隻是到了現在才開始；即使是一具屍體，他也能夠在陶庫路斯、門涅勞斯、阿伽門農和武士們的合唱中産生一種最強大的張力。
結果是讨價還價和威脅，對私人的莊嚴的保護；對卑賤的血統和家族恐怖事件的相互指責，直到奧德修斯的介入，這位擁有更高智慧和謙遜品格的人，是他平息了這場争執，确保了葬禮的順利進行。
[20]普魯塔克所使用的文本（是否出自安多西得斯或者其他什麼人之口）并不是一篇真正發表過的演說，而是一篇建立在一個虛構的主題上的反駁性的文章。
它好像是在米洛島的侵入之後和西西裡遠征之前寫出來的，很可能是在亞西比德的生命的最後一個階段；他為雅典人帶來的災難似乎是命中注定的。
作者并不認為它僅僅是一篇後來的學術性演說，盡管有一些這樣的演說，比如衆所周知的loidoriaiAlkibiadou（亞西比德的咒罵）。
[21]高爾吉亞的一尊雕像被他的偉大的侄子在奧林匹亞建立起來，他在那裡曾經出現過；他在德爾斐為自己打造了鍍金雕像。
根據維勒裡烏斯·馬克希姆（8.16），整個希臘為他在德爾斐貢獻了一尊純金雕像。
見波悉尼阿斯6.17.5，10.18.7。
[22]參看阿裡斯托芬的《呂西斯忒拉塔》的開頭，接着（387ff.）是普洛包魯斯（Proboulos）提的問題，回憶起四年前的那一天，當時德摩斯提尼正在公民大會上發表贊成西西裡遠征的演說，卻被屋頂上傳來的喊叫聲打斷，那時婦女們正在為了紀念阿多尼斯而舉行慶祝活動和跳舞，大叫着&ldquo阿多尼斯死了&rdquo。
在這同一出戲裡我們詳細地了解到（641ff.）婦女們莊嚴的遊行，一些人穿着盛裝，舉行儀式。
一個普通的雅典婦女說了一些共同的經曆，她說：&ldquo當我隻有七歲的時候，我為帕拉絲拿着一件聖物；當我十歲的時候，我成為一個為建城者帕拉斯服務的磨房女（aletris）；接着我在神殿（Brauronia）穿着黃色的袍子扮演一隻母熊，當我長大成為一個可愛的女孩的時候我成為一個拿着籃子的人，籃子裡放着無花果。
&rdquo
[23]在僞柏拉圖的《美涅克斯努篇》（Menexenus）中，阿斯帕西亞也加入了進來，盡管是間接的。
[24]在呂西阿斯1，《論埃拉托斯提尼的被殺》［OntheMurderofEratosthenes］中，歐菲勒圖斯（Euphiletus）說到一個宗教裁判員（heliasts）的官司，他抓到了他妻子的引誘者臭名昭著的埃拉托斯提尼，然後殺了他。
埃拉托斯提尼有一個癖好就是專門勾引有夫之婦。
因為他知道法官們嚴肅認真地對待此類案件，歐菲勒圖斯詳細地講述了自己受到誘奸者賄賂的女奴的欺騙的過程，還得到了被埃拉托斯提尼抛棄的婦女的警告。
他迫使這個奴隸幫他揭穿他的妻子。
就在這個關鍵的時刻，當埃拉托斯提尼正在房子裡的時候歐菲勒圖斯出去把鄰居和朋友們喊來作為證人，回來時打着火把捉奸在床。
不顧他的哀求和答應出錢，這位誘奸者還是被歐菲勒圖斯殺死了，還有這樣的帶有傳奇色彩的語言：&ldquo不是我殺了你，而是國家的法律。
&rdquo
[25]《論創造》（Deinventione），1.31。
[26]阿道夫·施密特（AdolfSchmidt）在《伯利克裡時代》（PerikleischerZeitalter）第一卷第89頁和第288頁試圖做出完全的粉飾。
根據施密特，阿斯帕西亞既不是一個妓女也不在任何時候與人訂立婚約；在伯利克裡死後，她并沒有嫁給呂西克裡斯，隻是接受了他的保護，他隻比伯利克裡多活了1年的時間；阿斯帕西亞可能在雅典平靜地度過了她的晚年，長期處于蘇格拉底和色諾芬的圈子裡，樂此不疲。
施密特說，盡管克拉提努斯在《齊羅内斯》（Chirones）（大約公元前440年）中把她稱為&ldquo小妾&rdquo（pallaché），歐普利斯（Eupolis）在《狄米斯》（Demes）中（大約公元前413年）稱她為&ldquo娼妓&rdquo（porné），這些貶義詞通常都出于喜劇作家之口。
（古代喜劇創作的）整個時期完全不能為曆史人物的評價提供任何根據，這一事實還是被這個重要的學者忽視了，在他的著作中（第113頁），伯利克裡和阿斯帕西亞的社交圈子看起來就像是屬于我們這個時代的某位具有自由主義傾向的教授或者内閣大臣的社交圈。
[27]參看普魯塔克《論愛》（OnLove）的殘篇，部分地建立在柏拉圖和悲劇作家的基礎上，它強調了激情的病理學的一面。
[28]關于潑酒遊戲（kottabos），參看Pauly-Wissowa。
[29]伊索克拉底，《戰神山演說》（Areopagiticus），49。
[30]參看雅典尼烏斯613df.，認為這種傳統類型是很讓人厭惡的，雖然這種類型在一個好的社會從很早就出現了。
在這裡，作者發現他可以被用來轉移注意力，可以用來擺脫客人的贊美和對安托裡庫斯（Antolycus）的美麗的驚歎。
一種更為過分的講笑話者會拿每個人開玩笑，甚至包括他自己的兒子，這種人就是魔術師（planos），雅典尼烏斯，615e。
[31]公共場合下的交談通常在半圓形的空間或者座位中（hêmikuklion）中進行；根據普魯塔克《亞西比德傳》，17，業餘的政客們在西西裡遠征前坐在一起，在地上畫出了西西裡和阿非利加的輪廓。
[32]普羅泰戈拉在Prostoon（柱廊）中漫步，左邊是卡裡阿斯、帕拉路斯［Paralus］和查米德斯（Charmides），右面是克栅提普斯、腓力匹德斯和他最傑出的學生門德（Mende）的安提墨魯斯（Antimoerus）。
跟随着他們的聽衆大多數是陌生人，來自于各個城市，被普羅泰戈拉吸引，但也有一些雅典人。
所有人都小心翼翼地不要搶在他前面說話；每次他轉頭的時候，他們就整齊地分立左右，然後繼續跟在他和他的六位門徒的身後。
在對面的柱廊，西庇阿斯坐在那裡，也被很多坐在長凳上的雅典人和外國人包圍着；普羅狄庫斯擁有一個小空間（oikema），在那兒他坐在一塊墊子上，裹着毛毯，也有很多坐在長凳上的聽衆包圍着他。
自由發言在這裡也是一個明顯的特征（320a）；盡管亞西比德在場，蘇格拉底還是說起伯利克裡（亞西比德的保護人，在這裡假設他還活着）讓他的兄弟克裡尼阿斯去師從另外一位教師以免亞西比德把他帶壞。
[33]對此，我們請讀者參看舍格勒（Schwegler），《希臘哲學史》（GeschichtedergriechischenPhilosophie），90ff.以及庫爾提烏斯，《希臘史》，第三卷，97ff.。
至于名稱，普羅泰戈拉是第一個把自己稱為詭辯家（sophistes）的人。
然而，柏拉圖卻讓他解釋說，更為謹慎的智者會避免使用這個名字，把他們的技藝假裝成是體育、音樂之類的技能的一個組成部分（《普羅泰戈拉篇》，316d.f.）。
[34]在他的《安提俄珀》（Antiope）的殘篇中，歐裡庇得斯坦白地說，假使有一定的口才的話就可以從所有的論題中導出一個正題和一個反題（《殘篇》，189Nauck）。
[35]議事會執行委員會（Prytaneis）的&ldquo空手&rdquo之說見《和平》（907ff.）、《地母節婦女》（936）和《鳥》（1111ff.）中，賽會的裁判都有機會獲得一根漂亮的小柱子，在上面可以寫一些東西。
[36]這就是為什麼柏拉圖會把阿裡斯托芬的喜劇送給想了解雅典政體的老狄俄倪索斯。
另外參看威舍爾（W.Vischer），&ldquoÜberdieBenutzungderaltenKomödiealsgeschichtlicherQuelle&rdquo（意思是&ldquo論古代喜劇作為史料的利用&rdquo），《著作集》（KleineSchriften），第一卷，第459&mdash485頁。
[37]《修辭學》，第一卷，15.15。
&ldquo是的，我們當中沒有一個好人嗎？&rdquo，這種想法是普遍接受的嗎？或者是人們都驕傲地說自己是個例外：&ldquo我壞嗎？&rdquo&ldquo邪惡&rdquo（poneros）這個字的意思并不是完全沒有用處，而是指一個明明知道什麼是好但沒有這樣去做的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