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伯羅奔尼撒戰争之後，從實質上講，希臘的文化史開始與希臘的曆史同步發展。
在這以前，希臘人隻不過被當作是他的城邦的一個活的分子，他的所有創造力、行為和道德都是圍繞着城邦這個中心而展開的。
然而，發展中的民主制度的陰暗面，伯羅奔尼撒戰争給希臘人所帶來的破壞，都起到了放松道德束縛的作用，甚至對斯巴達也是如此，同時，在某種程度上，也放松了城邦對那些最有能力的人的束縛。
一些人隻是想統治國家，利用希臘的環境，并沒有想把他們自己緊緊地束縛在什麼信條上面。
其他人則活在對知識的熱忱中，而這些知識不再與國家有什麼關系；大多數人隻是去追求享樂，很多人就像做買賣那樣地把自己賣給任何一個可以付出足夠錢财的有權有勢的人。
這就是公元前4世紀的特征。
然而，在這個轉變的過程中，這個民族仍然擁有巨大的個人力量和一個偉大的未來；在接下來的兩個世紀中，它将為整個近東地區的發展提供催化劑，為羅馬人提供知識訓練的來源。
希臘化（Hellenism）的含義就是整個世界都利用希臘的文化，并向它索取；它成為貫穿于古代、羅馬世界和中世紀的精神連續性的紐帶。
我們應該抛棄掉這種習慣，就是總是希望曆史應該朝着另外的方向發展，隻是因為在我們的時代和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我們經常會想一些愚蠢的事情。
然而，至少對希臘化時代來講就是這樣。
這樣做是沒有任何意義的&mdash&mdash這并不僅僅出于曆史學家離奇的好奇心&mdash&mdash即希望不是馬其頓人入主希臘，沒有打敗波斯帝國，處于分裂和虛弱狀态下的希臘應該被來自于亞洲或西徐亞所在的北方地區的某個野蠻的、強勁的力量蹂躏。
發生這種情況最可能的後果就是羅馬人被剝奪了希臘文化的繼承權，而這是不能想像的；因為隻有羅馬人熱愛希臘的種子存活了下來，并承擔起了保存整個古代世界的文化的責任。
經過希臘化的羅馬是基督教得以傳播的不可或缺的基礎，除了其所扮演的宗教角色外，基督教注定要成為連接古代世界和它的日耳曼征服者的惟一的橋梁。
在整個這一條因果的鍊條上，希臘化時代是最重要的接合點。
随着大希臘的衰落，地理的重心也發生了變化。
早在公元前420年，在伯羅奔尼撒戰争期間，曾經英勇地為其自由而戰的庫麥（Cumae）被坎帕尼亞人（Campanians）占領，他們殺死或賣掉了那裡的居民，從那以後，那布勒斯成為這個地區最後一座希臘城市。
剛一進入公元前4世紀，盧卡尼亞人就發起了對塔林頓灣附近城市的新一輪進攻，它們結成一個防禦性的聯盟（公元前393年），以抗擊蠻族以及他們的盟邦老狄俄倪索斯，但在公元前390年的在勞斯（Laos）的蘇瑞人（Thurians）災難性的失敗之後，它們幾乎倒向了這兩個敵人。
緊接着就是薩莫奈人（Samnites）和布魯提人（Bruttians）的入侵，據塞拉克斯（Scylax）的旅行記（約公元前356年）中的描述，那時他們已經征服了很多希臘城市，控制了從提裡恩尼亞海到愛奧尼亞海的廣大地區。
在這個世紀的前二十年中，塔林頓得益于在其公民中擁有像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将領阿齊塔斯（Archytas）這樣的人（同時他也是一位畢達哥拉斯學派的哲學家、數學家、工程師和音樂學家），所以一直孤立地保持着與邁薩皮亞人（Messapians）長期對抗的狀态。
除了其雇傭兵之外，塔林頓據說能夠從它的公民中召集起兩萬步兵和兩千騎兵；然而，其人口已經大部分意大利化了，他們與半島之間的親和力一定已經超過了與他們希臘老家之間的聯系。
但是，當盧卡尼亞人糾集他們的全部力量進攻塔林頓、墨塔旁吐姆和赫拉克利亞的時候，這些城市開始定期地邀請外國的王公作為雇傭兵隊長（condottieri）。
第一個是斯巴達的阿齊達姆斯（Archidamus）三世，據說他是在希臘人在喀羅尼亞被打敗的同一天死掉的；接着是厄皮洛斯的亞曆山大，奧林匹亞斯（Olympias）的兄弟，他非常喜歡說，命運賦予他的侄子以戰勝女人的能力，但他自己卻在吃力地與男人作戰。
在輝煌的勝利之後，他與塔林頓人發生了争吵，在公元前332年，就在潘多西亞（Pandosia）戰役給他帶來幸運的轉機之後被殺死了。
最後，在公元前330年，無情的斯巴達人克裡奧尼姆斯（Cleonymus）被邀請來幫助盧卡尼亞人和羅馬人；正是這同一個人在憤怒和複仇心的驅動之下後來使皮洛士向阿爾果斯宣戰。
在最初的勝利之後，克裡奧尼姆斯被證明也是靠不住的，他與盧卡尼亞人和其他人一道劫掠了希臘的墨塔旁吐姆和其他的一些地方。
除了對南部意大利的希臘人的這些打擊之外，較大的希臘城市&mdash&mdash蘇瑞，墨塔旁吐姆，赫拉克利亞，雷吉翁（Rhegion），還有我們剛提到的那布勒斯&mdash&mdash仍然存在，盡管受到了削弱并失去了獨立。
甚至在平原地帶，在一些小的城市中，希臘人還在苟延殘喘，其中，西米（Cyme）、波塞冬尼亞（Poseidonia）（帕斯圖姆［Paestum］）、勞斯和希波尼烏姆（Hipponium）即使在薩莫奈人的統治下依然繼續保持希臘城市的本色，塞拉克斯的描述和當時使用的貨币都證明了這一點。
然而，很多城市還是被毀壞了，或者完全被外國人占據，但在那裡仍然有一小撮希臘人生存下來，他們的土地被洗劫一空，不得不擠在他們城牆中的一個狹小的地方。
例如，從音樂曆史學家阿裡斯托色努斯（Aristoxenus）的一篇美文來判斷，波塞冬尼亞（帕斯圖姆）的居民一定認為他們的命運與落入野蠻人手裡沒什麼不同。
薩賓語（Sabellic）和希臘語現在也廣泛地同時使用。
與此同時，希臘精神的獨特品質也保證了希臘的語言和文化能夠繼續以強有力的勢頭傳播開來，即使是在南部意大利的野蠻人當中；但不可否認的是，在這個時間和空間中，真正的希臘人在人口上大幅地減少了。
在西西裡，從很早的時候開始，甚至是比較好的僭主也會運用暴力的手段加強城市人口的融合，希臘人進攻的失敗所造成的後果是，具有一半希臘血統的埃吉斯塔（Egesta）害怕所有的西西裡人進行報複，于是向迦太基人求援。
漢尼拔從本性上就反對希臘人，而且準備為他祖父在西墨拉河的戰敗而複仇。
在公元前408年，他一個接着一個地拿下了塞裡努恩提烏姆（Selinuntium）、西墨拉、阿格裡根圖姆（Agrigentum）、格拉（Gela）和卡馬裡那（Camarina），其居民或者被殺死或者被流放。
在這次西西裡的希臘人被大放血之後，老狄俄倪索斯（公元前405到公元前367年）所能說的最好的話就是，如果沒有他，整個的西西裡必将會永久地淪入迦太基人之手，從而失去希臘文化；但很快，事情就很清楚了，那就是他隻是利用了人們對迦太基的恐懼來加強對希臘城市的統治，他對把迦太基人全部趕走并無興趣；而實際上，當他可以摧毀他們的時候，他卻故意地把他們放走了。
他的做法同樣是令人發指的。
為了對抗希臘城市，他似乎也沒有其他的辦法，除了把希臘人趕走，或者把他們運送到叙拉古。
這座擁有100萬居民的城市現在擠滿了各種各樣的人，俨然是一個各色居民的大雜燴，新的與舊的定居者，還包括被釋奴和人數衆多的商人。
這個城市的各個地區被重新分配給這些不同種類的人群，但是在俄耳提癸亞的堡壘周圍，統治者隻允許他的依附者和豢養者居住，他還把一些城市贈與他們居住，這些城市從前的居民已經被他安置在叙拉古了。
很顯然，在這一恐怖的統治中，人們喪失了他們自己的城鎮和土地，而這正是與城邦的也就是真正的希臘人的做法完全相悖的。
但是，狄俄倪索斯所做的卻是必須要做的，他要把很多不同城邦的居民統一為一個國家來進行統治，盡管他要創造一個超級的西西裡國家的專橫企圖&mdash&mdash一直是在迦太基的威脅中進行的&mdash&mdash不可避免地會使城邦遭受暴力之苦，如果不這樣的話就隻能看到最恐怖的宗教戰争了。
既要擺脫迦太基的威脅，又要免遭暴君的奴役，這個兩全其美的理想是不能實現的，所以，叙拉古至少在其統治的後三分之二的時間中維持了屈從的狀态。
繼任的統治者是小狄俄倪索斯，他隻不過是一個暴食者和可怕的僭主，接着就是狄翁帶來的毫無意義的所謂&ldquo解放&rdquo，它隻不過暴露出希臘人的無助。
所有這些混亂狀态的産物就是，當公元前346年僭主再次回來的時候，叙拉古幾乎完全被廢棄了，西西裡的其他部分也由于放逐而處在一種悲慘的狀态下，大多數城邦處在野蠻人集團的瘋狂而随意的控制之下，主要是一些沒有薪饷的雇傭軍，他們的頭目已經變成僭主。
迦太基一再幹涉西西裡的事務，如果不是母邦付出巨大的努力保存它的話，這個島恐怕已經全部喪失了。
這就是促使科林斯的提墨裡翁（Timoleon）來到西西裡的原因。
他的使團在兩個方面是難能可貴的：
第一，這是一次對這一希臘聚居區的主動幹涉，第二，因為它是在把西西裡留在歐洲的一系列努力中不可缺少的一環。
它并沒有治愈西西裡人的病痛，隻不過是兩次病痛之間的一次暫時中斷。
當他到來的時候，這些不幸的城市先是對他表現出不信任，因為他們已經有了那麼多的軍事将領，害怕所有這一切隻不過是一次主人的更疊。
盡管叙拉古是相對富裕的，但高草在阿戈拉長了起來，在那裡馬匹得到飼養，他們的馬夫在旁邊安營紮寨；其他的城市則充滿了鹿和野豬，它們在邊緣的街區裡遊蕩；所以，居民們已經躲進了城堡和要塞，沒有人冒險到城裡去；一想到阿戈拉的真正用途，即政治活動的場所和演說家的講壇，就使他們不寒而栗，因為他們的僭主在這些活動進行的時候肯定就會出現在他們的身邊。
提墨裡翁是改變所有這一切的恩人。
叙拉古再一次迎來了數不清的從前被流放的人和其他的定居者，因為科林斯人在賽會和節慶期間放出風去，不論在哪裡發現西西裡的流亡者，最遠可以到亞洲，想回來的人都可以請他回來。
從科林斯、意大利和希臘總共有6000多人回到了叙拉古，他們都拿到了科林斯人的通行證。
在其他的城市也是如此，在列奧提尼（Leontini）、阿波羅尼亞（Apollonia）和恩特拉（Entella），民主制度建立起來，希臘的文明自身得以重建，迦太基人的力量在暗中受到了破壞。
公元前339年，提墨裡翁在克裡米蘇斯（Crimisus）打敗迦太基人之後，地方惟利是圖的僭主們在一些城市也很快地紛紛倒台。
和平條約為迦太基僅僅保留了哈利庫斯（Halycus）以西的地區，使它不得不在那裡允許希臘人出于自願地自由離開，并許下諾言不再扶持任何僭主。
提墨裡翁死于公元前336年。
他活到了很大年紀，由此得以目睹在馬其頓腓力的威脅下來自于希臘的人流，以及來自于大希臘的受到盧卡尼亞人威脅的人們。
接着，西西裡經曆了一次真正的複興；除了叙拉古、阿格裡根圖姆的一些城市、格拉以及其他一些地方之外，都在某種程度上複蘇了，主要是感謝愛利亞人和開俄斯人的幫助，他們把從前的公民也一起帶來了。
然而，一位叙拉古新移民的後代阿伽托克裡斯，來自于雷吉翁的難民的兒子，在重新點燃派系鬥争之後，重新建立起僭主政治，統治了28年之久，時間是從公元前317年到公元前289年。
他對待希臘人口基本上采取了與老狄俄倪索斯同樣的方式，而且有過之而無不及。
然而他的統治也隻能被看作是把這個地方從迦太基人手裡拯救出來的惟一可行的辦法。
想要擺脫他統治的城市沒有其他的選擇，隻能投靠迦太基，就像早期的僭主們那樣。
在他的非洲戰役以及很多次可怕的戰鬥之後，所有的收獲就是把西西裡在兩種力量之間進行了劃分；因此，就像在狄俄倪索斯統治期間，這個不幸的國家在阿伽托克裡斯統治的最後歲月迎來了一個複蘇的階段。
與此同時，希臘的力量在其消亡之際把痛苦傳遞給了西西裡的城邦，人口的諸多流動和變化在希臘的其他地區也在進行。
卡裡亞的摩索路斯（公元前377&mdash前353年）把6個勒勒吉人的城鎮居民遷移到哈利卡納蘇斯，隻剩下2個還得以存在。
大約同時，科斯（Cos）島的居民修建了他們壯觀的都城，使之成為一個繁華的城市；在伯羅奔尼撒，在留克特拉（Leuctra）戰役之後，迎來了伊帕密農達&ndash美伽羅波利斯（Epaminondas-Megalopolis），以及墨西拿新城的偉大建城。
實際上，弗西斯在第三次安菲克提奧尼安菲克堤翁戰争之後并沒有完全被破壞，一心一意地投靠了腓力，他很滿意把它變成了一座完全沒有自衛能力的城市，盡管它的鄰居盼着它被毀滅。
20座弗西斯人的城鎮被拆毀了城牆，他們所有的馬匹被賣掉，武器被毀掉。
對于希臘世界的邊緣地帶，旁圖斯的希臘人可能在人數上大量減少了。
西蘭奈卡（Cyrenaica）肯定還完全由希臘人占據着，因為來自于那裡的一些人能夠在邁錫尼新建的城市中找到安身之所。
在愛奧尼亞沿岸，希臘生活似乎保留得比較完整，即使波斯的收稅者在阿格西勞斯的軍隊離開之後便接踵而至，在作為波斯人的港口，可能也是手工業中心的新形勢下，愛奧尼亞的城鎮可能對于被&ldquo解放&rdquo并不抱太大的熱情。
在公元前5世紀，南部色雷斯在無法無天的酋長們的統治下，曾經能夠在希臘事務中發揮一定的作用，不論是作為同盟，還是作為敵人。
現在，在作為薛西斯的1萬大軍的軍需官的塞色斯（Seuthes）國王死後，它分裂為很多諸侯國，變成了無關痛癢的存在。
是馬其頓的腓力，而不是色雷斯人毀滅了查爾基斯（Chalcidian）的城市使海岸地區的希臘人失去了力量。
由于所在的亞德裡亞海上的位置，厄皮洛斯在插手希臘的事務上并沒有處于有利的地位，隻是被當作一個落入野蠻人手裡的原始部族，如果在一位首領的領導下建立起統一國家的話，可能就會變得危險。
如果這些半野蠻人的力量強大到足以幫助希臘人把真正的野蠻人拒之門外，這倒成了一件好事；公元前378年，僅僅一次饑荒就使色雷斯北部的部族帶領3萬人南下進攻阿布德拉，幾乎橫掃了整個地區。
馬其頓人很快就變成了希臘人。
這個地區至少具有某種古老的希臘血統，因為希羅多德就告訴過我們，多利亞人最初就是馬其頓人。
這個國家的創建者名叫佩拉斯戈斯；他們的語言對希臘人來說隻是看上去有些野蠻，就像阿克盧斯（Achelous）的居民所講的語言那樣，它們屬于同一個希臘語族，與希臘語的關系可能就像是瑞典語和丹麥語與德語之間的關系那樣，毫無疑問它受到過伊裡利亞人（Illyrians）的蠻族語言的影響。
馬其頓的王室家族被認為具有希臘血統，因為科林斯的巴克斯家族（Bacchiads）和阿爾果斯的忒彌斯家族，也就是赫拉克利斯家族（Heracleidae）已經分别到達了林塞斯提斯（Lyncestis）和俄瑞斯提斯（Orestis）。
接着，這些忒彌斯的後人曾經征服了埃馬提亞（Emathia）沿岸的平原地區以及那裡的波提亞人（Bottiaeans），這些人被認為是從克裡特到達那裡的，他們帶來了他們的阿波羅崇拜，還有皮厄裡亞人，他們以其狄俄倪索斯崇拜和缪斯崇拜而著名；在埃馬提亞的沿岸也有很多希臘人的殖民城邦，所以這個地區對希臘文化是很開放的。
馬其頓的重要性主要在于它是希臘人抵抗真正的野蠻人&mdash&mdash即伊裡利亞人，毫無疑問，在那時甚至還有凱爾特人&mdash&mdash的北方屏障。
另外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是，即使亞曆山大在普拉提亞以迫在眉睫的進逼警告了希臘人，但他們的國王在相當程度上都對希臘人充滿了熱愛，區别隻在于，一個更向往希臘的文化或聲名，另一個則更想把海岸邊的城市據為己有。
在伯羅奔尼撒戰争期間，阿齊勞斯國王（公元前413&mdash前399年在位）的态度與在法國戰争的混亂中勃艮第的腓力的态度十分相似，我們還可以把人們聚集到阿齊勞斯的都城培拉（Pella）與近代西歐人流入俄羅斯的方式作一個比較。
他的目的是為了将來能夠統治希臘人而接納希臘文化。
在阿米恩塔斯（Amyntas）國王（公元前390&mdash前369年在位）死後出現的可怕的混亂局面使底比斯人在衆多國家中脫穎而出成為仲裁者，受到佩洛皮達斯（Pelopidas）保護的托勒馬烏斯（Ptolemaeus）被迫把他的堂兄腓力和其他30個出身高貴的男孩送到了底比斯。
腓力是個天才，正是在他的手裡這個不起眼的國家馬其頓成為了希臘的主宰。
當作為一個整體的希臘民族正在遭受一個物質上的衰落過程的時候，國家的混亂不可避免地也導緻了一場更為嚴重的道德滑坡。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希臘人的整個道德和精神生活都以國家為中心，甚至家庭也基本上是一個政治組織，宗教自身的真正力量植根于地方。
隻要國家還是完整的，也就是說人們還在為某種特殊的取向所引領，國家就會把自身看作是神聖的，賦予自身絕對的、無所不能的權威性。
現在，政權掌握在錯誤的人手裡，政治上的敵意和迫害開始毒害國民的生活，包括宗教在内的所有事情都注定要分崩離析。
現在，現實與神話相仿，提坦巨人們的可怕的紛争把這個紮格柔斯（Zagreus）撕成了碎片。
當這個過程結束的時候，神支零破碎地倒在地上，希臘人自己也一定會不寒而栗。
[1]就像哲學家一樣，他們中的一些人能夠勇敢地選擇&ldquo背離城邦&rdquo（apolitia）；對于大多數人來說，他們的驕傲和他們的信念與城邦一同坍塌了，後者曾經是他們付出所有的精力為之奮鬥的最高目标，是他們生命中高貴的偶像。
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城邦絕無重建的希望了，它變成了自身虛弱的影子。
一次又一次希臘人性情的紊亂導緻了新的沖突，直到無可挽回的衰落時代的到來，這種衰落在公元前2世紀表現得愈發明顯。
從伯羅奔尼撒戰争結束的時候開始，神聖性就從城邦中消失了，新的神靈出現了；先是來山德為首的殘酷歹徒，接着是晚期類型的僭主，最後是馬其頓的腓力。
在遊手好閑者的獻媚和稍好一些的人們的無精打采和漫不經心的行動中，個人的力量想方設法地出現在舊秩序的廢墟上，忽而在這裡，忽而在那裡，偶爾也會直接地要求人們像對神那樣地尊敬他們。
然而，&ldquo稍好一些的人們&rdquo相信，正像我們所說的，如果他們對國家的事務不聞不問，隻是被動地或者幹脆完全不關他的事的話，他們的日子還能夠好過一些。
由于城邦不再能夠在年青一代中激發起信仰和希望，所以惟一可行的替代品就是某個更大的權威的形成，在衆多小國的痛苦不堪的狀态中從那個時代衆多天才冒險家當中出現一位掌權者，就像意大利的統一那樣，但是對希臘人來說是不會出現這種情況的。
這樣一種力量必須把分散在成千上萬人中的所有罪惡的能量都聚集在它自己的身上。
但是，這樣的事情還是沒有發生，直到羅馬人的到來；因為希臘城邦正像它的實際情況那樣是不會消亡的，也不能把自己托付給一個更大的整體。
取而代之的結果就是一一閃亮登場，先是斯巴達的短暫霸權，接着是底比斯，接着無人可以稱霸，直到腓力。
很有特點的是，即使在喀羅尼亞戰役之後，除了底比斯之外，馬其頓也并沒有吞并這些各色各樣的城邦，而是聰明地繼續讓它們保持&ldquo獨立&rdquo，隻滿足于對它們進行部分的和短暫的統治。
接下來的公元前4世紀首先是一個政治上衰落的時代，對于這一點，即使一些現代的學者也放棄了他們在對待早些年代的希臘事務上所慣用的教化口吻，盡管他們更不願意看到基督教時代的到來。
在所有地方，民主制度都滋生出了巨大的邪念。
個人對政府和法律的真正權威充滿蔑視；普遍的嘲諷（也通過喜劇來表達）與向公衆提供的宴飲和狂亂的節慶活動結合在一起；一個真正由大衆組成的暴民階層形成了，這個非常不穩定的階層的成員能夠用各種不同的極端行為對整個城市造成威脅。
最主要的麻煩就是通過稱為民主運動的破壞安全的做法迫使那些著名的公民觸犯法律或做出反政治的舉動，使他們完全聽不到來自于各方面的批評。
由于希臘人在那時已經成為可怕的情緒的犧牲品，這個時代的一個特征就是厚古薄今（laudatiotemporisacti），它表現為對作為道德典範的祖先的持續不斷的和充滿誇張的贊美，還有對父母、神靈和神廟的虔誠，這成為演說家的一個取之不盡的話題。
在這個時期，人們再次不遺餘力地去強調誓言的神聖性。
[2]例如，柏拉圖發現很有必要讓他的護衛者多花一些時間在宗教祭祀活動上面，以此保證他們心地的純潔，這一點是不容懷疑的&mdash&mdash就像我們今天使用金融儲蓄作為擔保那樣。
因此，随着時間的流逝，像福西翁這樣的依然保持純潔的人成為了人們沒完沒了贊美的對象。
甚至當科農在世的時候也曾經勸導法納巴祖斯去收買希臘城邦的煽動家；雅典和斯巴達的情況一樣，腐敗現象是普遍出現和毋庸置疑的。
不幸的是，我們不再能夠看到提奧旁普斯的第十本書上關于阿提卡的煽動家的記述，但是德摩斯提尼的整個生活，他與攝政者，與美狄阿斯以及與他後來的政敵的辯論都反映出當時社會的令人痛心的狀況，反映出作惡者的厚顔無恥和傲慢。
關于希臘的情況到底如何的一個極其驚人的看法來自于生活的一個側面&mdash&mdash變壞的兒子們。
家庭在任何時代和任何國家都會衰落。
但是在雅典甚至在整個希臘這一過程十分明顯和突出，原因在于，第一，美好的聲名在從前是非常值得驕傲的，第二，從前人們對生兒育女的必要性堅信不疑，它可以使優秀的品質傳之後代，但這種觀念現在卻遭到了最嚴重的破壞。
的确，這種現象并不是到公元前4世紀才被人注意到的&mdash&mdash它可能是公元前5世紀的不光彩産物&mdash&mdash但在很早的時候在阿裡斯第德和老修昔底德的兒子們身上就表現了出來。
[3]随着時間的流逝，它變得愈發明顯，以至于亞裡士多德從中得出了一個普遍的結論；他認為那些天賦甚高的家族開始被愚蠢毀壞，那些堅強和莊重的品格現在則流于蠢笨和懶散。
對于第一種情況，他舉出了亞西比德和老狄俄倪索斯的後人們的例子，對于後一種，他舉的是克蒙、伯利克裡和蘇格拉底的孩子的例子。
我并不同意庫爾提烏斯的觀點，他認為希臘公民權的衰落可以在相關家族之間的通婚行為中找到原因。
我确信，雅典正是用民主制度下的自由及其副産品慣壞了她自己的人民大衆，這才是兒子們堕落的原因。
在舊家族中就已植根很深的雅典人的傲慢自大從一開始就是&ldquo新&rdquo家族内在的特征，它并沒有建立在任何精神和道德信仰的基礎之上；天才而傲慢的父親們所生的兒子必然是傲慢的，孫子們更是毫無希望；隻剩下尊貴維持着家族，使他們保持傳統。
對我們來講，這一點似乎是不言自明的，那就是政治野心家的兒子們也會很傑出。
蘇格拉底的兒子們是顯而易見的蠢材（普魯塔克，《老加圖傳》［CatotheElder］，20），但他卻堅持認為政客的兒子并不比鞋匠的兒子好多少。
[4]普魯塔克筆下的伯利克裡家族完全是一個典型的有知識有文化的大家庭，很多名人進進出出，但是家裡的孩子們長大後卻并不怎麼尊敬他們的長輩（《伯利克裡傳》，36）。
對于這一點，這位政治家的兩個合法兒子中的老大克山提普斯（Xanthippus）從本性上講就是一個敗家子。
他娶了提散多洛斯（Tisandros）的女兒，一個年輕和生活奢侈的妻子，克山提普斯對于父親的節儉自律和給他的有限的自由深感厭煩。
所以他會叫家族中的一位朋友以伯利克裡的名義去借錢。
當這個人後來要求還錢，伯利克裡就把兒子告上法庭，于是處于憤懑中的克山提普斯就通過散布伯利克裡與詭辯家們談話的内容來戲弄他的父親。
更有甚者，他還對于散布&ldquo關于一位女士&rdquo（阿斯帕西亞）的惡毒流言負有責任，由此造成的父子之間的惡劣關系一直持續到後者的去世。
這一被看成是由斯特西姆布羅圖斯&mdash&mdash盡管他是一個專門制造醜聞的人&mdash&mdash炮制出來的故事也基本上還是可信的，因為我們沒有足夠的證據可以在每一點上反駁他。
在這裡，我們已經對這樣一種使一位哲學家心甘情願地過一種獨身生活的社會環境具有了某種洞見。
[5]
另一個兒子變壞的事例就是小亞西比德，呂西阿斯在他的第十四和十五篇演說中對他大加攻擊。
他賭光了他的财産，就像那時候的很多雅典年輕人那樣&mdash&mdash這是他們那一代人的典型行為，他們無疑從父輩那裡繼承了尋找刺激的變化無常的需要，但卻沒有繼承滿足這種需要所應該擁有的力量。
在這以後，有一段時間他當了海盜。
晚些時候，查布裡阿斯的兒子泰西普斯（Ctesippus）真的以1000德拉克馬的價格賣掉了國家為他的父親樹立的紀念碑上的石頭；福西翁曾經試圖把他拉過來，但卻發現此人過于浮躁且難以控制。
福西翁自己的兒子福庫斯（Phocus），盡管曾經是一位泛雅典娜運動會的優勝者，但卻變成了一個醉鬼，過着無度的生活。
他的父親把他送到了斯巴達，送進學校與在那裡長大的年輕人共處。
除了受到這種正式的教育，他似乎沒什麼長進；當然，後來他報複了他父親的那些告發者，但從未成為一個嚴肅的人［anerspoudaios］，他娶了一個從妓院裡買來的女孩。
另外，我們一定不要忘記，在那個時代，在希臘所有的地方，民主制度斷送了很多&ldquo貴族寡頭&rdquo的生命、家産和家族。
因而，不斷出現的危機導緻了上層階級的消失，任何世系的觀念不論好壞也随之消亡。
後來，當然我們也聽到過有人聲稱自己是克律塞斯（Ceryces）或歐摩爾波斯家族（Eumolpidai）的後代，但是著名的舊家族在公元前4世紀就已經消亡了，到了伊索克拉底生活的時代，人們隻能通過他們的墳墓記得他們。
與德摩斯提尼生活在同一時代的人都不再擁有顯赫的或著名的祖先。
我們再看一下單個的城邦，在這個時代的開始，正是斯巴達的來山德把腐化堕落與自然的禀賦以某種方式結合在一起，這是一種典型的斯巴達做法，但在整個希臘也很普遍。
斯巴達的社會制度自身就很可怕，盡管早期的布拉西達斯、卡裡克拉提達斯（Callicratidas）還有後來的來山德，都知道如何用不同的色彩裝飾自己。
但在他取得勝利之後，來山德開始與最臭名昭著的那些人&mdash&mdash寡頭派系的那些常客們&mdash&mdash走得更近；他能夠容忍他們所有的犯罪行為，毫不猶豫地進行最可怕的暗殺活動。
所以，在米利都他出賣了八百個平民黨派的成員，對于這些人他曾經發過誓要把他們藏匿起來，結果他們全部被貴族寡頭殺害。
他的朋友們給他的報酬就是統治這些城市的絕對權力（普魯塔克，《來山德傳》，19）。
盡管他必須秘密地接受大量的錢财以支撐他龐大的開支，但他卻擺出了貧窮的、未經腐化的舊有類型的斯巴達國王的姿态，而另一方面，他又表現出希臘人的典型特征，樂于接受希臘人最為看中的東西&mdash&mdash很多城市對他像神那樣的進行祭拜、奉獻犧牲和大加頌揚，投其所好，使詩人克瑞魯斯成為他專門的頌歌者，不停地給他寫贊美詩。
最終，不是希臘城市而是法納巴祖斯的城市的不滿導緻了他的倒台。
接着他到阿蒙尼烏姆去旅行了；在他離開以後，他繼續通過留在這個地方的黨徒發揮影響，但斯巴達的名流們徹底終結了他的這種權力，恢複了人民大衆（demos）在這些城市的決定權；但是現在，鐘擺在這個方向上搖擺得過了頭，來山德在回來以後又可以勸導斯巴達人再次擁立寡頭政府了。
他最後的勝利就是像國王那樣宣誓就職，取代了列奧提奇達斯（Leotychidas），以及他自己的候選人阿格西勞斯；但接下來他發現他把一位獨立不羁的主人放在他自己的頭上了。
在陪同阿格西勞斯去了亞洲之後，他憤怒地回到了家鄉，比以前更加痛恨整個的斯巴達國家，采取了他早先就制定好的計劃，公開地向所有赫拉克利斯家族，甚至向所有斯巴達人宣揚建立君主政體；國王不再應該是赫拉克利斯的後代，而是&ldquo與他相像的人&rdquo，所以選擇權絕對無誤地落在他自己的手裡。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讓赫拉克利亞的克裡昂為他寫了一篇向他的同胞們發布的演說詞。
但他對這篇東西不滿，他感到他必須通過恐懼和迷信使人們相信，于是他試圖賄賂德爾斐、多多那（Dodona）以及阿墨尼烏姆的神谕，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通過訓練炮制出了一個神奇的孩子&mdash&mdash簡而言之，他進行了一系列粗俗鄙陋的表演，這些都騙不過一個真正的孩子。
所有這些冒險活動都失敗以後，這個已經普遍失去信譽，被憂愁和憤怒困擾而變得半瘋的人，在公元前395年哈裡亞圖斯（Haliartus）的戰鬥中倒下了。
斯巴達衰落的直接原因是其從羊河戰役的勝利中獲得的巨大勢力以及随之出現的傲慢無禮。
在其他地方由戰敗和派系之間的鬥争所得到的結果在這裡卻是由勝利而産生的&mdash&mdash它不得不以其完全發展起來的個人主義統治希臘，這個國家也變得個人主義化了，已經受到嚴重破壞的斯巴達精神完全崩潰了。
阿格西勞斯國王在小亞細亞的活動沒有什麼成效，再也不能恢複人們已經混亂的思維模式。
以下這段話引自伊索克拉底的演說（《論和平》，95ff.）：
已經保持了七百年穩定的社會組織由于其［對其他國家的］統轄而陷入到一個動蕩的時代，幾乎到了分崩離析的地步；在一些國家的公民中，權力成為不公正、腐敗、蔑視法律和貪求财富的動因；在國家中，對盟邦傲慢無禮，對财産充滿貪欲，對誓言和條約則滿懷蔑視。
就像很多人一樣，演說家也清楚地知道，把這些問題産生的原因歸結于留克特拉戰役的想法是錯誤的：
&hellip&hellip因為在那時盟邦對斯巴達的仇視還未産生；斯巴達的衰落是因為它早就表現出的傲慢态度，這種态度在它取得海上霸權的時候就開始出現了。
然而，在留克特拉戰役之後，當伯羅奔尼撒同盟崩潰的時候，斯巴達也不得不舍棄所有那些從前使他們驕傲的東西，衰敗的迹象越來越明顯&mdash&mdash主要表現在官方放棄了從前處理脫離同盟的城邦的傳統做法，以及斯巴達人&ldquo背離城邦&rdquo（apolitia）的方式上，也就是她的國王們開始不理朝政&mdash&mdash其中包括阿齊達姆斯四世，老阿克羅塔圖斯（Acrotatus）和臭名昭著的克裡奧尼姆斯&mdash&mdash他們都開始鄙視斯巴達。
在這裡，斯巴達城邦也不得不收起了所有的傲慢。
亞曆山大從格拉尼庫斯（Granicus）的勝利中得到的戰利品上面都刻了一行字：&ldquo亞曆山大和所有的希臘人，拉西戴夢人除外&rdquo，但是他的嘲諷沒有達到目的。
斯巴達人的虛榮并沒有通過這種方式得到治愈，那時他們正在籌備發動一場反對亞曆山大的起義。
不幸的是，所有這些事情在整個希臘世界引發了騷動。
在每個地方，在留克特拉戰役之前，尤其是在它之後，被斯巴達扶植的政府都在最可怕的暴力事件中終結了；在阿爾果斯，這發生在scytalism盛行期間（這是一種類似于書信加封［lettresdecachet］的制度），在科林斯、菲利烏斯（Phlius）和菲加利亞（Phigalia）則發生了一系列恐怖的犯罪活動。
大約在這個世紀的中葉，伊索克拉底曾經說過，阿爾果斯與那些強大的鄰人之間陷入了無休止的戰争，每年都眼睜睜地看着國土被蹂躏；它要定期地使用某種興奮劑把它最為富有、最受人尊敬的公民處死，但這種東西從未用來殺死敵人；演說家相信，當戰争結束的時候，這種事情也就會終止。
如果看一下在狄奧多洛斯的記載中這些故事是如何與狄俄倪索斯在經營西西裡的過程中對付希臘人的方式交織在一起的會很有啟發性。
我們并不認為死去的貴族寡頭比他們的反對者要好一點；但是一個以這種方式消滅了其最富有和最有教養的階層的國家會變成什麼樣子呢？财富消失了，随之而去的還有文化，還有競技者的所有輝煌；在希臘人的精神生活中，一個上層社會的消滅一定會産生可以看到的更為驚人的後果。
甚至大自然也表現出了對希臘人的敵意，在公元前373年，一場地震以及接下來的洪水席卷了位于阿卡亞的赫利斯（Helice）和布拉（Bura）的很多城市，這些城市的毀滅被看作是神靈發怒的證明。
我們必須再次回到雅典。
這座城市提供了關于所有這一切最為清楚的證明，不是因為我們擁有極好的曆史叙述&mdash&mdash實際上其政治史一定在很大的程度上被色諾芬、狄奧多洛斯以及其他的人神化了&mdash&mdash而是因為我們從這些講述者那裡了解到了大量的道德現實，就像我們在前一個階段從阿裡斯托芬的喜劇中所看到的那樣。
我們從他們那裡所了解到的情況似乎受到了伊索克拉底（根據阿裡安的記述）的引導，從而形成了一種印象，那就是從一次短期的逗留來看，雅典城比其他任何的希臘城市要令人愉快一些，但由于獻媚者和煽動家的緣故，長期居住則是不安全的。
在羊河戰役之後，雅典的進展如何呢？這是一個衆所周知的事實，它是作為一個令人不快的事實被安多西得斯表達出來的，那就是在那場災難中，是斯巴達使雅典的繼續存在成為了可能，如果她後來的同盟者底比斯人和科林斯人一意孤行的話，她的居民早就被賣為奴隸，城市早就被毀掉了。
當然，斯巴達放過了雅典隻是為了防止底比斯變得過于強大，在留克特拉戰役之後，雅典人派出伊菲克拉特（Iphicrates）和12000人去援助斯巴達并不是出于寬宏大量，而是出于對他的近鄰底比斯的帶有嫉妒的憂慮。
不論如何，雅典被保住了，在三十僭主的短暫統治之後，這個國家由于其舊有模式的重新建立和民主制度的完全恢複而複蘇了。
然而，對于接下來宣布的大赦，從一開始就存在一些疑問。
寡頭們曾經利用戰敗的時機解除了雅典的防禦、戰船和力量，因為他們預見到雅典任何形式的民主政治都會确定無疑地使她走上野心家和獻媚者的無情統治的老路。
盡管事先許下了諾言，這種情況還是不可避免地即刻發生了。
反攻倒算開始了，得到了所有人的認可，因為任何事情都使人們想起那個可怕的年代，在恢複到從前的狀态之後，獻媚者們能夠立即抓住他們的獵物。
在外部的政治事務上，人們趨向于停留在伯利克裡時代的記憶上面。
他的目标是僅僅通過政治和藝術活動（或者閑暇）教育雅典人，以此對所有的希臘人擁有永久的霸權，但結果卻是民主制度成熟了，并且造成了所有的後果。
這種做法在其他所有的希臘人中造成了混亂，他們自身也被虛榮心操縱，這導緻了伯羅奔尼撒戰争。
結果是，和平的需求在所有的國家中都變得十分迫切；但是由于人們内在的和平是如此匮乏，他們隻是向往和平，但卻不能保持和平；他們的精神疾病就像發高燒一樣不斷發作。
所以，希臘人的内耗在繼續，首先是彼奧提亞和科林斯之間的戰争爆發，與之相伴的還有戰争雙方都出現的城市暴動。
接着，在公元前387年安塔爾西達斯（Antalcidas）的和平之後，很多獲得&ldquo自治權&rdquo的城邦由于新的紛争又陷入了戰争之中。
雅典至少能夠從斯巴達人壓力的解除中恢複過來，在公元前378年卡德米亞（Cadmeia）被解放之後，它甚至能夠建立起一個新的雅典海上同盟。
斯巴達的艦隊在公元前376年在納克索斯被查布裡阿斯打敗，接着公元前375年又在琉卡狄亞（Leucad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