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役中被提墨修斯打敗，雅典仍然保持了它對萊墨努斯（Lemnos）、伊姆布羅斯（Imbros）、斯奇羅斯（Scyros）的島嶼以及色雷斯的柴索尼斯一塊地方的統轄權。
但是新的霸權是非常适度的，大陸上的公民兵遠不夠用，所以任何政治力量的組建都是不可能的。
雅典不再能夠散發出它的魅力，盡管一部分舊有的氣質還是保留下來，雅典人清醒地認識到另一個遠征西西裡的狂言是不可能實現了。
民族精神像煙花一樣的噴發隻能發生一次，再也不會有第二次了。
由于嫉妒甚至比仇恨還要強烈，在留克特拉戰役之後，雅典使自己與斯巴達結盟共同對抗底比斯，但不再能夠果斷地采取行動，因此，雅典人在這個時期進行的所有戰争和結盟都沒有取得什麼成效。
與此同時，這一事實一定使雅典人倍感屈辱，那就是擁有良好軍事聲譽的佩洛皮達斯在波斯大王心目中的分量遠大于花言巧語的雅典人（普魯塔克，《佩洛皮達斯傳》，30）；最糟糕的是埃吉納的日常生活。
這個島嶼在公元前457年開始要向雅典人進貢，在把從前的居民趕走之後，&ldquo移居者&rdquo（cleruchs）（也就是那些在阿提卡之外授予土地的雅典公民）開始在那裡定居。
然而，在羊河戰役之後移居者的土地被剝奪了，埃吉納人重新建立了他們的家園，從那以後他們禁止任何雅典人再駐足他們的島嶼。
這一事實就足以說明雅典人的處境和他們的狀态；對他們來講，這幾乎與墨西拿的建立對斯巴達人來說一樣的糟糕；和他們的一樣，雅典人不得不接受他們所取得的最輝煌的戰績之一已經付之東流的事實。
現在，外部的權勢喪失了，隻留下曾經擁有它的驕傲，國家機器繼續在它自己的阿提卡地區無精打采地運轉着。
值得注意的是，這時出現了一種持久的、非理性的恐懼情緒，人們害怕現存的民主制度會被某些人推翻。
正是利用了這種具有迷信色彩的恐懼情緒，政治家們在&ldquo彼奧提亞&ndash科林斯戰争&rdquo期間成功地抵制了與斯巴達簽署條約。
阿裡斯托芬的《婦女公民大會》（Ecclesiazusae）可能是在公元前392年上演的，它表明人們對政治已經變得非常厭惡了。
在這裡甚至嘲弄和惡意似乎都弱化了；在這個作家的作品中，第一次沒有出現當時的人，盡管他還是偶爾提到一些人把他們奚落一番，并把最驚人的普遍原則傳給了後人。
在公元前4世紀，嘲諷逐漸失去了從前的刺痛；對可以辨認出來的面孔上台的禁令無疑是出于這樣的事實，那就是現在有了禁止這種做法的可能性。
國家和公衆的生活中不再有像克力昂、歐裡庇得斯和蘇格拉底這樣的名人了；最優秀的人開始過一種與世隔絕的生活，一些人自甘貧窮，雅典不得不湊合着使用更少的人管理國家的事務，完全不顧反對者的意見，認為這已經足夠了。
就像戲劇家提出的建議那樣，女人應該取代男人掌管國家的事務，因為，正如她們的領袖所抱怨的那樣，城邦總是挑選壞的領導者：當他們當中的一個能夠僅在一天之内保持公正的話，那麼在接下來的十天中他将不按照公正辦事，每個人都比他的前任更加惡劣，而大衆也僅僅為了他們自身的利益出來工作。
他們參加公民大會就像是打工，就為了那3個奧波爾，這成為了一天最低的工資收入。
根據他們的生活，雅典的中産階級是典型的小偷、獻媚者和懦夫；隻有婦女知道如何保持沉默，而男人們自己也承認他們總是忍不住要發表意見；隻有女人不相互欺騙，而男人在有證人在場的情況下還在說謊。
作為那一代人所崇尚的玩世不恭精神的證明，在一段話中（473ff.），我們聽到了舊有的樂觀主義的安慰之辭：&ldquo我們雅典人所有的不明智或愚蠢的決定被證明對我們都是有好處的。
&rdquo雅典人對新奇和超凡事物的熱衷在以下的事情中被巧妙地表達出來（455ff.），那就是他們迫切要求國家政權應該交付給婦女，因為這是惟一尚未發生過的事情了。
在《财神》（Plutus）中也是如此，我們所擁有的這個版本，是在公元前388年上演的，占主流的正是一種悲觀的情緒。
好人遭厄運，而壞人卻有好運；演說家變得富有了，甚至一個裝作朋友的人也會對你溜須拍馬（377ff.）。
與此同時，可怕的貧窮普遍地出現了，神職人員和宗教裁判員（heliasts）的工錢的主題在這裡也出現了（377f.，1166f.），已經沒有什麼好的醫生，因為看病的費用很低（407f.）；長矛和盔甲被抵押了用來換取面包，即使在醫神廟（Asclepieion）生活也很艱難，因為祭司顯然是靠他從祭壇上偷來然後&ldquo貢獻到&rdquo自己腰包裡的蛋糕和無花果聊以度日（676ff.）。
這個最悲慘的曆史階段通過以下的事實顯現出來，那就是窮人竟然養成了偷食有錢人家每月上墳時放在墳墓邊的供品的習慣（595ff.）。
正如我們在前面所說過的，在這個荒涼的時刻，某些演說家不遺餘力地美化前一個世紀。
在這裡，我們可以回憶起伊索克拉底在他的《戰神山演說》（Areopagiticus）中是如何用贊美過去的方式描繪了一幅他所生活的時代，即歐布魯斯（Eubulus）執政期間的圖景。
演說家旨在恢複戰神山議事會權力的積極建議是行不通的，因為他們完全把希望建立在恢複古代信仰和思維方式的基礎之上。
伊索克拉底對公元前5和公元前6世紀的看法也顯然令人難以置信，他的曆史和政治知識是淺陋的，有些事情隻是他編造出來的。
很顯然，隻要他能夠使他的用詞更加完美，發表一篇精彩的演說，而對于事情的真實與否他并不關心；但是因為他的演說确是一篇關于公元前4世紀阿提卡民主制度所有錯誤的真正記錄，所以，從他對那個時代尖刻攻擊的角度來看，它對我們來說仍然具有啟發性。
伊索克拉底想像出一個從來沒有存在過的雅典，一個已經建立起民主制度而且仍然保持着公正和快樂的雅典。
在這篇演說中充滿了對雅典民主制度的幾乎荒謬的誇大其詞，同時還伴随着對真實存在的民主制度的充滿同情心的悲歎。
他說到了美好的舊時代的愛國主義，在那時，國家的公職還沒有成為野心和陰謀詭計的目标；他說，每個人隻關心他自己的事務，完全沒有想到用公家的錢财增加自己的收益。
那些擁有閑暇和财産的人必須為公共事業服務；誠實受到贊揚，不誠實則受到懲罰，完全不考慮他個人的聲望；在宗教活動中，傳統的獻祭還沒有被賣弄新鮮的供品取代。
窮人和富人之間和諧相處，沒有嫉妒，窮人清楚地知道，他們的幸福生活依賴于别人的财富，而富人則把貪婪和吝啬視為恥辱，通過低息租借小塊土地、雇人從事商業活動以及金融上的支持來幫助窮人，以至于達到這樣的程度，即借貸人比債主還受歡迎。
因此，家中平安無事，外面的敵人被打敗。
但是，在那些日子裡，年輕人當然還沒有養成在賭場或與吹短笛的女孩私混在一起打發日子的習慣，如果他們必須穿過阿戈拉的話，他們會表現得很恭敬。
與長輩産生矛盾或冒犯長輩會受到比現在與父母發生同樣的問題嚴厲得多的責罰。
那時候，甚至連一個有自尊心的奴隸也不會到酒館裡去吃飯，現在小醜和模仿者（做出可笑的姿态）被看作是天才的人物，但在那時卻被看作是不幸者。
現在事情已經向壞的方向發展了，按照伊索克拉底的說法，主要的罪責應該歸咎于他的上一代人，是他們破壞了戰神山的力量。
但是，很顯然，人們還沒有任何悔改的想法；他描繪道，不論在宗教還是在公民制度上這座城市由于民主制度而運轉良好，現在甚至旅行者也仍然認為它不僅應該統治希臘，而且還可以統治世界（66）。
不論如何，在城市機體的組織結構上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甚至在伯羅奔尼撒戰争之前和戰争期間，手工工人們已經産生了影響，但是現在，在民主制度恢複以後，僅僅是&ldquo人力的短缺&rdquo就使他們當中的很多人獲得了公民權。
大量的外邦人，像忒薩利亞人和安德羅斯人（Andrians），從公元前403年開始成為了全權公民（毫無疑問是通過相互通婚）。
在他題為《論和平》（Peace）的演說中（86ff.），伊索克拉底解釋說，由于伯羅奔尼撒戰争中很多真正的雅典公民的亡故使得這項措施變得十分必要。
在估算了雅典在公元前458年遠征埃及時死亡的大量人口之後，他繼續說：
每年都會興建一些公共墓地，我們的鄰人和其他的希臘人都會到那裡拜祭，但不是和我們一起哀悼死者，而是慶賀我們的損失。
在通常情況下，我們并沒有注意到這些墳墓填滿了公民的遺體，但是重裝兵和公民的名單卻由一些與城市無關的人構成。
從僭主時代和希波戰争以前延續至今的由最顯赫者組成的家族和大家庭都被一掃而光。
我們并不應該因為把來自于各個地方的人吸納到公民隊伍中而感到高興；一個幸運的城市應該是一個最初的居民和部族被完好地保存下來的地方。
在這個城邦裡存在着驚人的管理上的矛盾。
一方面，這裡有一個由神職人員和獨裁者組成的在那個時代最專權的政府；這個沒有人能夠挑戰其權威性的國家看到到處都有它的敵人，微不足道的過錯就會被處以極刑，完全依賴于罰金作為公共收入的一個主要來源。
另一方面，國家機構以一種最不光彩的方式運行，整個雅典國家完全沒有力量控制負責起草法案的尼各馬庫斯（Nicomachus）和他的那些朋友；他們成為公民大會最完美的代表。
法律以如此之高的比率獲得通過，伊索克拉底把它們在數量上的巨大和内容上的繁瑣看作是政治腐敗的證明，說（《戰神山演說》，40f.）他們在柱廊裡堆滿了文件，而不是遵從法律的人。
法律中充斥了太多的特例，或者追加的條文，同時還在不斷增加。
這種做法完全不顧對整個體制的最細緻和最規範的維護，例如，當有人要求對法律進行修正的時候，建議者必須在市場上同時展示新的法律草案和舊有的法律條文，以方便人們對它們進行審核，在公民大會上提出疑義，公民們可以指定發言人對舊有的法律進行辯護。
法案的制定和法庭已經不能改變這樣的事實，那就是國家已經變成了一個裝滿法律的破布袋，個人則變壞和腐化了；演說家展示了法律的所有維護措施是如何被廢止或公開地受到嘲弄的。
不論國家做出什麼姿态，也不論它是多麼專橫地插手具體的案件，個人行為的不道德，以及尋找法律中的漏洞的普遍做法還是相應地增多了。
人們在冒着生命的危險去獲取利益上表現出驚人的狡詐。
我已經提到過谷物商觸犯了法律就會被處以死刑，在這一倒退的狀态下，在對公民們的不斷折磨中，國家使自己變得面目可憎，人們盡其可能地去逃避稅收，隻要有能力做到這一點的話；例如，300個最富有的人從公元前357年被列入到為裝備三列槳戰艦（symmoriai）而組成的稅收聯合體的首批名單中，需要預先支付海軍的開支，但是他們還是受到了嚴厲的指責，說他們不公正地把負擔加在了并不富有的人身上，因此裝備戰船的任務常常被耽擱下來，并且沒有很好地完成。
[6]盜用公款的指責成了家常便飯。
在一篇發表于彼奧提亞&mdash科林斯戰争期間的演說中，呂西阿斯說：&ldquo他們偷了你們的東西還不會受到懲罰。
或者是沒有人發現，他們便無所畏懼地享有他們的戰利品，或者他們用一部分收益使自己免于危險；或者，如果受到審判，就會利用他們的聲望（免于懲罰）。
&rdquo這篇演說的主題就是那些早先生活貧困的戰争的受益者；這些人通過掠奪和剝削人民而發财緻富，而人民對竊賊甚至連氣都不會生，而且還對他們微薄的所得充滿感激之情。
[7]對于行政官員，他們都或多或少地腐化了，為了可以預期的賄賂，這些職位競争得十分激烈。
在很多情況下，這樣做的動機可能不僅僅是冒着危險去賺錢，而是一種铤而走險，他們由于能夠成功地欺騙制度而倍感驕傲。
所有這些情況使我們感到，那個時代大多數的雅典人還是擁有足夠的公共生活，渴望着在法律的保護下過上一種平靜的私人生活。
正是在這個蛻變的過程中，一個金融騙子登上了舞台，為國家獻上了一個輝煌的繁榮前景。
這就是老年的色諾芬，《論雅典的收入》（Revenues）這篇論文的作者，在神聖戰争（theSacredWar）期間，就在他被雅典人放逐之後，他為歐布魯斯撰寫了這篇東西。
色諾芬的計劃是通過招徕外邦人的辦法增加雅典的國家收入，答應為他們開辟出一塊土地，并為了處理他們的事務新設立一個管理外國人事務的監護官（metoikophylakes）的專門機構；他還希望更加全面地開采銀礦資源，大規模地增加在那裡幹活的奴隸的數量。
所有這些都與他的愛國主張相契合，即公民應該而且能夠僅僅為了國家和增加其力量而存在。
這樣的時候早已經過去了。
與此相反，現在人們要求的是權利而不是義務，追求的是享樂而不是勞作，這已經成為雅典人生活的普遍原則。
現在由反物質主義的生活态度所造成的必然後果已經變得十分明顯。
由于人們不再能夠享受到辛苦勞作的快樂，所以每個人都極力躲避勞動，人們不得不去尋求另外一種幸福生活的方式，為達到這一目标他們可以使用任何手段。
他們經常違反法律；發假誓，做僞證，公開的盜竊和殺人越貨成為了家常便飯，依靠這些他們成為了可憎的寄生蟲。
國家當然應該懲罰不勞而獲者，對這群沉迷于享樂的暴民進行治理，但是令人沮喪的事實卻是國家完全不能做到這一點，它甚至不能夠為那些受到最惡毒的錯誤指控的人提供保護；實際上，攻擊者能夠得到國家制度的正規體制的全力支持。
對于這個時期雅典的悲慘狀況最好的描述出自于演說家伊薩烏斯（Isaeus），盡管他的演說僅關乎公共行為，因而隻反映了希臘衰敗的一個側面。
尤其是，它們解釋了所有的遺産是如何必須采取果斷的措施加以保護，以避免受到一群貪婪的騙子的威脅。
例如，在第四篇演說中，說到一個叫尼克斯特拉圖斯（Nicostratus）的人，他在戰争中死在海外；他的隻有2塔蘭特遺産的自然繼承人是他的父親的兄弟的兩個兒子。
但是很多其他人都剪掉了他們的頭發，穿上喪服，就好像他們也是合法的繼承人那樣。
一個人聲稱是死者的外甥，被識破後逃跑了；另外一個堅持說所有财産都應該留給他，但最終也不得不接受了敗績；第三個人帶來了一個3歲的孩子說是死者的兒子，而這個死去的人已經離開雅典整整11年了；第四個人宣布财産應該捐獻給雅典娜，但也有一部分應該留給自己；第五和第六個人先是發誓說，立遺囑的人曾經與他們打官司輸了，欠了他們1個塔蘭特，當他們不能證明這件事的時候，又說他是他們的被釋奴，但還是沒有證據。
這些隻是最先撲向遺産的人；當他們的要求被拒絕後所處以的罰金正是他們在開始時所交納的定金，隻相當于他們所要求的财産的十分之一。
演說家認為，這個數量太少了，原告敗訴後向國家交納的罰款的數量應該與他所希望得到的數量相當；這就會消除人們對法律的蔑視，防止人們傷害死者的親人和破壞對死者的記憶。
後來，另外一個人帶了一份所謂的遺囑出現了，說他得到了尼克斯特拉圖斯的寵幸，他還宣稱這個人并非繼承人的叔父的兒子，完全是一個沒有親緣關系的人。
同樣，第八篇演說描述了狄奧克裡斯&mdash&mdash他入贅到了某個名叫西戎（Ciron）的人的家裡&mdash&mdash是如何告訴惟一的合法繼承人，即西戎的女兒的兒子們，說他們的母親并不是西戎的女兒。
順便說一下，後來證明這個不道德的家夥所誇耀的這筆财産也并不是他自己的。
他是通過假裝成一個父親的養子騙到這筆錢的，那位父親的真正繼承人是他的三個女兒，盡管他沒有在遺囑中提到她們。
其中兩個女兒的丈夫提出償付的要求，他綁架了大女兒的丈夫，把他關了起來并進行折磨，為此他受到了侵害他人的控告，但到那時還沒有受到懲罰。
他指使一個奴隸把二女兒的丈夫也給殺害了，然後把這個奴隸派到海外，并指控他的妻子，也就是他的假姐姐犯了謀殺罪。
在對她進行了可怕的威吓之後，他又利用了他作為她的兒子的保護人的身份侵占了她的财産；現在他占有着這個兒子在鄉下的地産，他隻給了其真正的所有者們其中的一小塊貧瘠多石的土地。
從這幅可怕的人物素描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雅典，人們為了緻富是多麼的不擇手段。
在這裡沒有公共的檢舉人，似乎沒有獻媚者能夠站出來與狄奧克裡斯這樣的人作對。
像在第七篇演說中提到的事情可能每天都會發生。
其中講到，一位被指定為監護人的叔叔被證明是不誠實和貪婪的；他聲稱自己是聯合繼承人，并侵吞了全部遺産。
此外，一份地産的錯誤的占有還可能會得到一項法規的認可，直到合法的繼承人或者他們的兒子到了可以開始提出一項新的訴訟以争取應該屬于他們的東西的年齡；這種情況在德摩斯提尼家族就曾經發生過。
另外一個話題，即公民權的問題，在德摩斯提尼反對歐布裡得斯（Eubulides）的演說中也涉及了。
演說的主題關系到德莫的一份人口調查的名單，其中那些父母雙方不全是公民的人被删除了，降低到外邦人的地位（在很多情況下這樣做是正确的）。
向民衆法庭進行上訴是允許的，但是任何提出上訴的人如果敗訴就會被賣為奴隸。
在這類訴訟當中，阿谀奉承是基本的要素，在哈裡姆斯（Halimus）的德莫中，聲名狼藉的歐布裡得斯把它變成了自己的專業。
在德莫大會以及城鎮自身舉行的會議上，他用了一整天的時間對他的犧牲品進行攻擊，說一些無聊的話，其中就包括德摩斯提尼的委托人歐克西修斯（Euxitheus）。
他繼續發表言論直至天黑，大多數人都回家了；隻有30個人留下來，都是他的同黨，接着舉行了投票，很多人投了兩次以上，所以最後在裝選票的甕中有超過60張歐克西修斯的反對票。
這個人被剝奪了公民權的借口是他父親的說話口音和習慣都是外國的，實際上這是由于他作為一個戰俘曾經長期漂泊在外所緻。
還有他的母親，就像那個時代中很多處于貧困中的人一樣，以當人家的奶媽為生。
在德莫中保存的公民登記冊據說在混亂中丢失了。
歐布裡得斯的目的是報仇，因為歐克西修斯利用了他的一個獻媚者作證來告發他；這樣做真的是厚顔無恥到極點了，因為歐克西修斯擁有足夠的雙方父母的親戚和許多其他的證人；他和他的家族在他的德莫被認定為公民已經有幾十年了，他們還是讓他的名字繼續保留在為赫拉克利斯的祭祀儀式所進行的抽簽活動中。
殘忍的人總是存在的，我們自己的安全标準不能應用到雅典公共事務的暴力事件中。
在演說家的時代最令人讨厭的特點是公民大會和民衆法庭的運作方式，還有他們所有官方的辦事機構，都是為了最惡毒的欺騙和迫害而設置的，為這些行為提供了某種渠道。
當我們注視着所有這些腐敗的演說家，大量的從來沒有付諸實施的決議，起哄嫁禍和制造噪音的人們沉湎于提出反對意見，獻媚和作僞證，在犯罪的過程中無辜者受到牽連，由于握有真理的一方被殺害而造成的沉默，使我們最為驚訝的是這一毫無羞恥的罪惡展示當中所表現出來的無與倫比的傲慢。
這使我們回憶起1793&mdash1794年在法國出現的恐怖局勢；但是在雅典出現的是一種完全的堕落狀态，不過，有一些才能的人們在比例上比任何一個現代城市要多得多。
不論如何，公民大會和陪審法庭仍然是使某個叫德摩斯提尼的人的講話能夠被大衆聽到并取得勝利的機構。
正是雅典在政治上的成熟和發達的思想文化最終使他能夠受到人們的賞識。
在這裡，甚至最令人反感的因素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種非常先進的文化。
在這樣一個人們惟一的普遍興趣在于追求享樂的時代，國家同樣也想從中漁利。
歐布魯斯的統治開始于公元前354年，持續了15年時間。
不僅戰争結束了&mdash&mdash這在任何一個時代都是明智的舉措&mdash&mdash而且生活中除了享樂也什麼都沒有了，在雅典人的生活中，主要的事情就是進行節慶活動和分配錢财。
節慶費用的資金儲備成為國家最重要的事情，其他所有基金的剩餘都會流入該儲備。
&ldquo泛雅典娜節和狄俄倪索斯節，&rdquo德摩斯提尼說：
必須總在正日子舉行，為此你要推遲開戰的時間&mdash&mdash它們要花費你們與任何軍隊一樣多的錢财，因為有關節慶的一切都需安排得準時，你們每個人都要提前知道誰是合唱隊隊長（choregos），誰來組織哪個部落的比賽，何時申請，為誰申請，以及所有需要準備的事情，而戰争則不需要什麼準備。
衆所周知，任何把金錢用于娛樂活動以外的人都要被判處死刑，德摩斯提尼花了很多的時間用于清理這個蜘蛛網。
這表明這個民族已經在娛樂活動上陷得很深。
然而，這些活動當然把戰争排除了，在歐布羅斯上任前不久伊索克拉底所發表的和平演說表達了對和平的深深的渴望。
他相信可憎的總想統治他人（arche）的野心已經毀了雅典，就像它毀了斯巴達那樣（94f.，104f.）。
伊索克拉底的目的是勸阻雅典人不要再對海外用兵了，不要再懷有海上的野心，不要再發動戰争，他要使他們相信，盡管過去發生了很多事情，但這條和平之路一定會使他們赢得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愛和尊重。
幾乎依照了歐布羅斯自己的精神，伊索克拉底描繪了一個光明的未來，在那裡不再有特殊的稅收，三列槳戰艦和戰争的花費，他們能夠安全地靠農業、航海和商業生活；城市的收入會翻倍，那時會到處都是商人、外國人和外邦人，可以把貧困的雅典人和其他的希臘人派到色雷斯沿岸去定居。
與節慶活動的輝煌形成對比的是，公共工程卻處于一種可憐的狀态，隻是把城牆、道路和泉房進行了粉刷。
作為補償，私有者和個人的奢侈行為現在則變本加厲；德摩斯提尼說，現在富人的生活比米太亞德和阿裡斯第德的生活還要好得多，他們建的房子比國家的還要壯觀。
在人們的生活方式上所表現出的貧富分化在這個時期變得更加明顯。
有一種普遍的感覺，那就是輝煌已經是一件過去的事情；這個城市好像變成了一個小老太太，吮吸着她的大麥湯，腳上穿着拖鞋。
人們有着充足的理由去反抗和拒斥悠閑和快樂的生活，因為有些令人不愉快的東西總是提醒着人們，這些習慣是沒有任何價值的。
在薩洛尼克海（SaronicSea）的沿岸，海盜猖獗；例如，狄奧格尼斯就在從雅典到埃吉納的路上被海盜抓住帶到了克裡特，這些海盜的頭目就是遠近聞名的斯克耳帕魯斯（Scirpalus）船長。
費萊（Pherae）的一個叫亞曆山大的人率領其船隻大膽地襲擊了皮賴烏斯港，把那裡的貨币兌換者的所有錢财洗劫一空。
實際上，偉大的舊雅典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
在它從一個政治勢力完全轉變成為一個文化中心的過程中，其代表的希臘文明成為整個希臘的楷模；同樣具有典型意義的是，城邦中的公民個人也轉變成為學者，他們成為希臘文化的載體；在逃離國家的傾向上哲學起到了帶頭的作用。
然而，從精神文化上看，雅典比以前更加成為了一個領導者，愛奧尼亞的城市已經喪失了其精神生活的重要性，與科林斯、底比斯、阿爾果斯和斯巴達沒有什麼區别。
惟一的例外是，繪畫藝術仍然在各地存在。
在哲學上，雅典當仁不讓地占據了主導地位，生活在希臘其他地區的哲學家都必須至少在雅典生活一段時間。
[8]演說的遺産是如此豐富，即使僅此一項就可以确保雅典的領先地位。
哈利卡納蘇斯的狄俄倪索斯談到伊索克拉底的時候說，他訓練出了雅典和希臘其他地方的最富有天才的人物，其中一些人成為法庭上的演說家，一些人在國家的事務中赫赫有名，另一些人則成為&ldquo記載希臘人和野蠻人的事迹&rdquo的曆史學家。
這座城市必須至少以保持其作為演說家故鄉的地位為目标，因為這種技藝很快就要成為最重要的力量源泉。
絕不能忘記悲劇仍然在上演，并且有新劇推出，也不要忘記雅典同樣是中期喜劇和新喜劇的主要故鄉；這裡巨大的精神能量仍然給人以持久的印象；雅典所呈現出的活力在其他地方是看不到的。
然而，到公元前350年，雅典的政治和軍事形勢已經變得非常糟糕，而馬其頓人的威脅則與日俱增。
在開俄斯、羅得斯、科斯和拜占庭相繼叛變以及不幸的同盟戰争之後，雅典的海上同盟完全崩潰了。
在雅典所剩無幾的盟邦和小的尚未獨立的居民點，居民們生活在恐懼中，害怕那些來自于海上的雅典同志們，因為雅典人在戰争中已經無錢可用了，他們最好的預期是必須交納大量的供品，最壞的打算則是被口袋空空的雇傭兵洗劫一空。
這些軍隊和将領是惟一可以依靠的軍隊了。
盡管關于這些惡毒将領們的抱怨聲很高，但還是應該對他們的境遇加以考慮，因為他們必須與政客們相抗衡，他們往往先給他們下命令而後再去挑他們的毛病；雅典人總是準備相信謊言，然而倉促地做出決定。
德摩斯提尼說，每個軍事将領都必須經受住兩到三次的判決；但是由于不能對這些雇傭兵實行有效的控制，他們對指控從來沒有放在眼裡，人們還是不遺餘力地追随着這些犯了錯誤的人。
在那裡，伊菲克拉特曾經率領武裝對法官進行威脅，現在查雷斯（Chares）居然把雅典用于戰争的資金在演說家、榮譽販賣者和法庭官員中進行分配；大衆不但沒有因此而責備他，反而對他十分熱愛。
&ldquo因為人們自身也以這種方式生活&rdquo，雅典尼烏斯（532d）說；&ldquo年輕人在酒館中與吹笛少女或情婦虛擲光陰，他們的父輩則在投骰子和其他的遊戲中消磨時光，大衆把更多的時間花在宴飲和吃肉上面，而不是管理城市。
&rdquo在德摩斯提尼的《反阿裡斯托克拉特斯》（AgainstAristocrates）的演說中，他說查理德姆斯（Charidemus）也賄賂演說家，因而有時也會冒着與雅典人的利益相左的風險。
例如，他支持海盜，他們全集中在位于柴索尼斯西岸的阿羅培肯尼索斯（Alopeconnesos），當時雅典人正準備對他們發動進攻；他還背信棄義地逮捕了一個色雷斯首領和他的兒子，他們對雅典十分友好，他把他們交到了敵對的卡迪亞人（Cardianians）手中，他知道他們不會對他們手下留情，接着他們在當着父親的面殺死了兒子之後也把父親給淹死了。
這件事也沒有受到懲罰，這座城市甚至允許自己公開地受到劫掠，隻要能夠保留住雅典人的快樂日子。
雅典人為這些政治上的老闆豎起雕像，以這種方式慶祝雅典的勝利，他們則在很遠的地方為他們自己建立起避難所，因為他們知道沒有一個雅典人是可以相信的；科農在塞浦路斯，提墨修斯在萊斯波斯，伊菲克拉特在色雷斯，查雷斯在西格翁（Sigeion），還有查布裡阿斯在埃及都建立了這樣的避難所；他們别無選擇；但是總的來看，鑒于這種雇主和雇工之間的關系，或許從未做出更加違背道義的事情。
與此同時，雅典民衆的公共舉止也變得十分可恥，&ldquo事情竟然發展到這樣的地步，我們的公民不再冒險出城去面對哪怕是一個敵人&rdquo，伊索克拉底在他的對雅典人進行攻擊的演說中如是說（《和平》，77）。
他又說：&ldquo我們不能在不侵害他人的情況下平安無事地過上一天，我們甚至不願意出現在遊行隊伍中，除非有錢可拿&rdquo（《戰神山演說》，82）；還有，&ldquo我們渴望統治，但不想通過自己的努力獲得土地；我們與半個世界發生争執，但卻把軍事上的準備工作交給那些無家可歸和不能信任的雇傭兵。
&rdquo（《和平》，44）情況是如此糟糕，福西翁曾經允許大量的有不滿情緒的和沒有紀律約束的煽動家擅自離開，因為隻有在戰場上他才對他們具有約束力，在雅典他不能眼看着這些沒安好心的家夥輕視他，或者利用獻媚者把他搞垮（普魯塔克，《福西翁傳》，12）。
有時候，雇傭軍被僞裝成重裝兵派到外面去，一些公民則當作水手随行。
有一次，這支公民兵&ldquo在一種高昂的情緒下&rdquo列隊出行，等待他們的正是喀羅尼亞戰役。
我們必須要考慮到歐布魯斯和其他具有領導地位的政治家在控制民主制度下的公民大會和民衆法庭的問題上所采取的方式。
這種控制總是通過一些大衆演說家（rhetores）來實現的，這些演說家正是以他們的種種惡行聞名于世。
盡管腐敗行為是很容易被判處極刑的，但他們的言論就像要他們保持沉默一樣是可以購買的。
伊索克拉底說，&ldquo當我們這些職業的樂觀主義者想對另外一個國家挑起戰争的時候，他們就會厚顔無恥地說我們應該像我們的祖先那樣采取行動，但是他們說這話的時候需要有人付錢&rdquo，例如，德摩斯提尼就宣稱：&ldquo如果有人問你認為城邦中哪類人最壞，你不能說是農民或者商人或是那些做銀礦生意的人；所有人都會說是那些拿錢發表演說和起草申請的人。
&rdquo（《反阿裡斯托克拉特斯》，146）他們以向人們&mdash&mdash甚至向雅典的敵人和罪犯&mdash&mdash兜售公民權和其他榮譽而臭名昭著，隻要這樣做對他們有利可圖。
手指指向誰，誰就可以從貧窮變成富有，從默默無聞變成英名卓著，他們為自己建造起漂亮的房子，他們的發達正與國家的衰落同步；但是即使他們犯下了最嚴重的罪行并公開受到指控，他們也可以通過制造出雙倍的好處（asteia）而獲得赦免，如果一個人被發現有罪，那隻是因為他犯了微不足道的過錯（《反阿裡斯托克拉特斯》，206）。
雅典還是深深地依戀着這些人，盡管他們已經騙了她一千次；原因在于他們總是能夠擺出一副人民之友（demotikoi）的姿态，長期處于害怕失去民主的恐懼中的大衆，隻能夠對那些代表了舊的&ldquo優秀品質&rdquo（kalokagathia）的人們産生深刻的仇恨（伊索克拉底，《和平》，133）。
這就是大衆從不允許來自于貴族家庭的沒有幹系的人充當仲裁者的緣故，因為他們會被認為偏袒貴族寡頭。
就像伊索克拉底所言，人們相信，與清醒的人相比，喝醉酒的人能夠做出更好的裁決，因為大衆看到他們更合他們的胃口，常常會幫助他們滿足其邪惡的欲求；因為雅典人已經變得越來越冷酷無情。
與那些像德馬得斯（Demades）這樣的喪失了所有廉恥的人相依為伴的隻是一些相對較壞的人：在腓力統治時期有一個名叫皮特阿斯（Pytheas）的人，對于人們指責他很邪惡并不反駁，而是說與阿提卡的政客們相比，他隻是偶爾如此；他公開以自己并不總是如此而感到驕傲，認為他不會幹壞事，因為他不在最壞的人當中（阿裡安，《多變的曆史》，14.28）。
我們就不用再說獻媚之辭的繼續盛行了；我們常常不能在獻媚者和演說家中進行區分，這種行為繼續流行，直至阿提卡國家及其最後的演說家消失在我們的視線中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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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開所有的這些，不言而喻的是，隻要符合演說家的要求，他們對現實的最尖刻的抱怨就會與雅典人通常的自誇結合在一起。
&ldquo不要逃避危險，但要避免丢臉和羞恥&mdash&mdash這是你的禁得住時間考驗的行動準則&rdquo，伊索克拉底說（《普拉提亞演說》［Plataicus］，14.39），再比如，在《反阿裡斯托克拉特斯》的演說中，在其對雅典人平白的話語中，德摩斯提尼還是必須要使用捧殺的言辭：&ldquo你們雅典人從來沒有出賣過一個盟邦，就像忒薩利亞人永遠會出賣所有的盟邦那樣。
&rdquo（112）用來激發人們的愛國熱情的一個尤其為人們所喜愛的題目是對刺殺僭主的贊頌，這個主題總是會給聽衆帶來愉悅。
色雷斯的國王考提斯（Cotys）被授予雅典的公民權和一頂金制的王冠，後來轉而對抗雅典；公元前358年，他被赫拉克利斯家族的一個叫皮同的人暗殺了，他因而也獲得了雅典的公民權和金冠作為獎勵，盡管這也并沒有能夠阻止皮同抛棄所有這些榮譽，投奔了腓力（《反阿裡斯托克拉特斯》，118f.，127）。
國庫的空虛與經常展示出來的豐富的情感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的确，阿提卡所有的可以征稅的财産多達6000塔蘭特，德摩斯提尼斷言，這些錢幾乎相當于其他所有城邦的财産總和（《論稅收集團》［OntheTaxationGroup］，19.25）；但是從這個世紀一開始就有關于财政狀況的抱怨，早在呂西阿斯的演說中就說到過有關國家任意鲸吞無辜者财産的令人震驚的事例。
德摩斯提尼告訴他的公民說，&ldquo你們國庫裡的積蓄不足以維持軍隊一天的費用&rdquo。
這時還不斷出現關于公民貧困化的抱怨。
值得注意的是，90000德拉克馬的财産就使德摩斯提尼的父親位居最富有的公民之列，在伊索克拉底的《戰神山演說》（54）中，我們則悲觀地看到大量的公民從一大早就站在法庭的門口，隻是為了能夠通過抽簽在裡面坐上一天以賺取半個德拉克馬；他還說，也就是這些人穿着租來的金色長袍出現在節日和遊行活動中，但在冬天他們的身上卻裹着醜陋不堪的破布。
在德摩斯提尼的第三篇反腓力的演說（36ff.）中，他還提供了一個不僅在雅典而是在希臘所有地方的政治家、演說家和其他人的普遍腐化的重要證據。
他首先以一種有意要激起人們憤怒情緒的方式描繪了一幅希臘現實社會的圖景，接着，他說現在與希波戰争的時候是多麼不同，那時候最丢人的事情就是被發現受賄；那時也沒有像招搖撞騙的演說家和不失時機地出賣消息的将領這樣的人，現在這樣的人則随處可見，就像在公開的市場上買賣東西。
希臘現在生病了，他說，有了新的麻煩；對某個賺到錢的人的嫉妒，對接受錢的人進行嘲笑，對犯錯誤者的容忍，對那些判他們刑的人的懷恨，還有腐化所帶來的其他所有的種種弊端。
正是在這樣一種形勢下，我們所描述的這個民族突然間意識到，它的存在正處于其對手馬其頓腓力的威脅之中。
我們必須首先注意到這個時期雅典在文化上最顯著的一個特征，這一特征是随着與馬其頓人的戰争而出現的：這種方式是雅典所特有的，那就是這個城市常常不得不通過演說家的口去證明其自身的存在，達到政治賬戶上的平衡。
我們可以把同時代的猶太預言家的勸誡和德摩斯提尼的《奧林托斯演說》和《反腓力演說》作一個比較；僅此一端就可以反映出那個時代整個的希臘生活，沒有另外一個希臘城市能夠提供與此相似的自我意識。
德摩斯提尼可能在這裡或那裡有錯誤，而埃斯奇尼斯确實撒了謊，想混淆視聽；然而，在這個地方的真實狀況的确被大聲說了出來。
當然，雅典人聽到了足夠多的關于家鄉的實情（德摩斯提尼，3.15）。
偉大的演說家把所有的過錯都歸結到雅典人的頭上，他要求他們回想一下，他們曾經擁有一些能夠給他們提出正确建議的人，他們自己也有能力對這些建議作出判斷，如果他們能夠立即警醒的話，也會做出正确的行動；他向他們大聲疾呼：
如果有一些美塞尼亞人或是伯羅奔尼撒人以一種違反他們良知的方式行動的話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你們自己卻是完全明了事理的，你們讓我們說出了針對你們的威脅和陰謀，然而你們卻沒有采取任何行動，直到最壞的事情發生；為了這些一時的快樂，你們竟然無動于衷，對你們來說，享樂似乎比任何幫助自己走出困境的努力都更為重要。
他常常告訴他們做出某種改變是很容易的。
&ldquo斯巴達已經倒台了&rdquo，他在第三篇奧林托斯演說（27）中說，&ldquo底比斯占領了其他地方；如果我們能夠起來維護我們自己和其他人的權利，我們就能夠主宰自己的命運，在這件事上我們沒有敵手。
正是我們自己喪失了自己的地盤，白白地丢掉了1500塔蘭特，沒有任何回報。
&rdquo
或許不能确定的是，腓力是否真的從一開始就想與雅典發生争執，但不論如何他還是使雅典人感到了不安，在他越靠越近的時候，他們立即分化為兩個黨派。
如果當時雅典有一個專權的統治者的話，不難想像的是，她可能與馬其頓有着共同的事業；但是由于沒有秘密的議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