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事情都必須通過公民大會進行，因此這就不可能了；腓力是如此膽大妄為，對希臘人也是如此懼怕，他認為很難勸說希臘人與他結成聯盟。
更糟糕的是，在雅典有一個親馬其頓派，由埃斯奇尼斯、德馬得斯和其他的一些人領導，他們的名聲越來越壞，以至于人們說，就連學校裡的小孩子也知道哪些演說家拿馬其頓人的工錢，馬其頓的來訪者一到雅典，他們就會興高采烈地在大街小巷向他們表示敬意。
德摩斯提尼站出來與他們對抗。
我們知道，為了讓人們傾聽他的話，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人們在好的演說家的雄辯中感到愉悅，對待演說就像治病一樣的當作一種需求，對不同的演說家評頭品足，但這并不意味着他們一定會接受他們的引導。
隻是通過與腓力的沖突德摩斯提尼獲得了政治上的影響力，在這個過程中，他拿出看家本領在演說中展示出了他的傑出辯才和超常韌性。
至于他的政治道德問題，即使在古代就存在争議，因為沒有人知道他是否接受了波斯人的金子、拿了多少。
我們并不想在這個問題上大做文章。
然而，如果我們把對這位偉大演說家的判斷完全建立在他的作品的審美感召力上，把他看作是一位沒有任何瑕疵的愛國主義的楷模，把希波裡得斯、提奧旁普斯和德莫特裡烏斯（Demetrius）的批評僅僅當作充滿嫉妒的謠傳，這樣做似乎也太過簡單了；所以我們也不能完全接受現代學者對他的平反。
我們必須承認任何知道雅典那時是個什麼樣子的人都會在判定這樣的事情時極為謹慎。
到處傳布的醜聞和惡毒的政治謠言到處都是，這迫使我們得出結論，即使最好的人也難免受到牽連；在雅典的阿裡斯托芬的戲劇中也給了我們這種無處逃避的印象；在這個時代，我們對找到一個完全清白的人不存在任何奢望。
不論如何，德摩斯提尼要負有削弱了歐布魯斯的勢力的責任。
一股新鮮的空氣似乎吹過城市的上空，以至于自尊開始恢複了；毫無疑問，雅典對于她的聲名和自尊的這次複蘇抱有一種歡迎的态度，以擁有這樣一位反擊腓力的熱情似火的名人演說家而感到驕傲，即使還有埃斯奇尼斯和他的同黨，相反的傾向在這個城市同時也是存在的。
正是由于演說家德摩斯提尼是無與倫比的，因此在讀到他的第三篇《奧林托斯演說》還有第三篇《反腓力演說》的時候不得不佩服他的辯才，其中他所使用的帶有反諷意味的責備一定說到了雅典人的心裡。
這最後一篇著名演說的結論尤其具有感染力，他提議進行軍事上的準備，結成同盟，向國外派出使團去宣傳、聯合、告知并警告希臘人，但接着就對他的聽衆解釋說，他們必須做出榜樣，不要等着查爾基斯人或者麥加拉人去拯救希臘，而認為他們自己可以什麼也不做；因為他們是從他們的祖先那裡繼承了這個光榮的職責。
毫無疑問，這個口若懸河的人成功地使雅典人站在了自己的一邊，最終還把從前的敵人底比斯人以及他們的将領和同盟官（Boeotarchs）也成功地争取了過來，因此，底比斯和雅典的公民大會一同掌握在了德摩斯提尼的手裡。
如果我們更為冷靜地觀察事态的話，就會發現他的軍事政策存在着幾個問題。
腓力很有可能更傾向于暫且放開帕那索斯以南的沒有陷入混亂的希臘地區，目的是實施他對抗波斯的重要計劃。
他已經得罪了科林斯人、阿卡亞人和底比斯人，但還沒有直接去對抗雅典。
然而，第三篇反腓力的演說卻鼓動雅典挺身而出成為整個希臘民族的屏障，因為這是德摩斯提尼能夠激發雅典人的惟一理由。
在希臘城邦陷入如此殘酷的互相虐待的戰争一百年之後，現在要謀求外國的力量插手希臘的事務，必須有一種強大的信念作為支撐，那就是希望泛希臘的愛國主義能夠在這最後的時刻創造出奇迹。
不僅如此，演說家還必須告訴他的雅典人，他們目前仍然處在一種虛弱的狀态中，尚不能對腓力發動一場決定性的戰争，必須面對失敗；他們的敵人并不像他們在伯羅奔尼撒戰争中的對手斯巴達人；腓力的軍事組織是一種完全不同的風格。
抛開這些，盡管他清楚地知道他的阿提卡公民兵是如此的不堪一擊，德摩斯提尼還是鼓動這個破敗的和熱愛快樂生活的國家投入一場戰争，在這場戰争中其存在必定面臨危險。
十分明顯的是，他也希望馬其頓自身發生一些變化，就像他所暗示的那樣，他們隻需要對付一個人。
但是腓力還沒有死掉或者被暗殺。
不論如何，這種政策是極端草率的，我們必須記住，并不是所有的德摩斯提尼的反對者都是馬其頓收買的親信；尤其是福西翁從一開始就反對整個行動計劃。
當他們被召集起來進行決戰的時候，似乎所有的年輕人都迫不及待地出發，盡可能早地趕往彼奧提亞（狄奧多洛斯，16.85）&mdash&mdash然而，同盟們也帶來了一支與他們的公民兵一樣強大的雇傭軍&mdash&mdash他們就這樣趕到了喀羅尼亞（公元前338年）。
如果德摩斯提尼在這場戰役中犧牲的話，那倒是他的運氣了；然而，正如一位晚近的曆史學家所言，他&ldquo在撤退的過程中被俘&rdquo，普魯塔克的記述更加不客氣，說他就像一個懦夫那樣地逃跑了，扔掉了武器。
[10]在戰後的這天晚上，腓力帶着勝利的口吻朗讀了雅典公開的戰争宣言：&ldquo正是在帕尼亞（Paeania）的德摩斯提尼的兒子德摩斯提尼的動議下作出了這個決定。
&rdquo這一點成為演說家一生中的一個污點；後來的事情再也沒有能夠挽回他的聲名。
當戰敗的消息傳到雅典的時候，第一個反應就是普遍的恐慌情緒。
這種情緒在希波裡得斯做出的提案中表現得十分明顯，他建議讓婦女和兒童躲進比雷埃夫斯港，給予所有的奴隸以自由，授予所有的外邦人以公民權，恢複那些被剝奪了公民權的人的公民權。
這個提案立即被接受了，所幸的是沒有執行，因為它将導緻絕對的絕望和恐怖。
希波裡得斯後來不得不因此受到審判，但這個提案本身就足以表明雅典人陷得有多深，因為在公元前4世紀早期，凡是父母不是正式結婚的公民的那些人被剝奪了公民權。
腓力還是抑制住了他們所懼怕的對雅典的進攻，他具有諷刺意味地表現出對雅典的仁慈；他把死者送回了雅典埋葬，釋放了2000名阿提卡的戰俘，沒有收取任何贖金，不僅讓雅典人保住了阿提卡，而且還把歐羅普斯（Oropus）的邊界地區給了他們，而這些地區原來屬于他們的底比斯盟邦，一直處在雙方的争奪之中。
作為回報，他們當然也不得不與他簽訂了一個聯盟條約，但允許他們保留那些反馬其頓的政治家，人民大衆繼續保護德摩斯提尼免于所有的指控。
由于他們已經決意不表現出任何悔改之情，所以他們還是把在陣亡将士墓前演說的權利交給了德摩斯提尼。
在雅典，一旦恢複了鎮定，就再次出現了一系列反對軍事将領的堅決行動。
一些人因為交出了戰船，另外一些人則由于出賣了同盟城市而受到控告，但是所有受到指控的人都逃跑了，很顯然這是因為沒有人期待雅典的法庭能夠作出公正的裁決。
公開的告密者們一定已經使自己陷入到一種控告的狂熱中，把莊嚴的&ldquo國家控告&rdquo（eisangelia）用在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上面，例如，一個人告發另外一個人用于雇傭吹笛少女的錢超過了法定的費用，或者他在錯誤的德莫進行了登記。
[11]
現在面目可憎的演說家來庫古登場了。
一個愛國者，一個成功的金融家，從未盜用過國家的财産，[12]他還是一個令人炫目的狂熱分子。
正是在他提交的控告的基礎上，雅典人不得不通過了對呂西克裡斯處以極刑的決議，他曾經在喀羅尼亞率領軍隊，因為查雷斯沒有指揮才能；在他的演說中，來庫古證明了自己是一位&ldquo最嚴厲的檢舉人&rdquo。
在他的控告演說中幸存的一段話正體現了我們所熟知的1793&mdash1794年大恐怖時代的那種風格：
&ldquo你跑不了了&rdquo，他對呂西克裡斯說：
當兩千人倒下，兩千人被俘，在那裡樹立起一座雅典戰敗的紀念碑，整個希臘開始受到奴役。
在你的領導下取得這些&ldquo戰果&rdquo之後，你居然敢于繼續活着，看着太陽的光芒，在市場上大搖大擺的散步，你簡直就是一個你的國家的羞恥和屈辱的活的見證物。
（狄奧多洛斯，16.88）
沒有任何記錄能夠說明呂西克裡斯在軍事上犯過什麼錯誤，所有對此前事件的指控都可以同樣用在德摩斯提尼的身上；但是來庫古需要釋放他的情緒或者他的動人的愛國主義熱情，于是呂西克裡斯成為了他的犧牲品。
腓力于公元前336年在埃格亞舉行的他女兒的婚宴上遇刺身亡。
在那時，當同盟國聚集在科林斯時，他曾經在希臘人中任命了與波斯開戰的軍事指揮官。
他死後，雅典人歡呼雀躍。
随即舉行了感恩的祭祀活動，德摩斯提尼身着盛裝頭戴桂冠出現在公共場合，盡管在幾天前他剛剛失去了一個女兒。
高興是可以理解的。
雅典人最荒謬的舉措似乎是要馬上為刺殺者授予一頂金冠&mdash&mdash如果他們能夠抓住他的話。
現在他們要對付的就是亞曆山大了。
德摩斯提尼做出了一個驚人的錯誤判斷，他稱他不過是一個孩子，一個笨蛋（margites），當然他不會知道他将是所有曆史時代中最強有力的人物之一，他就這樣錯誤地下了結論。
不能原諒的是，他現在鼓動底比斯人發動起義，并為他們提供武器，因而他們開始屠殺馬其頓的駐軍。
德摩斯提尼作為一位首席演說家控制了局面，雅典人武裝起來，并期望從小亞細亞的波斯總督那裡得到幫助，但是當亞曆山大出現在彼奧提亞的時候，人們的勇氣崩潰了。
就像普魯塔克所描述的那樣（《德摩斯提尼傳》，23），德摩斯提尼&ldquo像一道光那樣地跑了出來&rdquo，底比斯在被雅典抛棄之後被攻陷；如果他們想在底比斯舉行暴動的話，他們就應該為這座城市做更多的事情。
一個代表團到了亞曆山大那裡，德摩斯提尼也是成員之一，但他不失時機地退了出來，因為害怕國王生氣；他很快就處在了被移交到征服者手中的巨大危險裡，亞曆山大要求逮捕十個反馬其頓的政治家。
德馬得斯成功地安撫了國王，使亞曆山大的路線轉到亞洲。
與此同時，在雅典發生了德摩斯提尼和埃斯奇尼斯之間的巨大争執。
這場争執早在喀羅尼亞之後就開始了，那時泰西封（Ctesiphon）提出申請當衆授予德摩斯提尼桂冠，埃斯奇尼斯則提出反對意見，這場鬥争持續了好幾年時間，最終以德摩斯提尼勝利地得到這一榮譽、埃斯奇尼斯自願被放逐而宣告結束。
就在這場口水戰吸引了所有雅典人的注意力的時候，亞曆山大正在亞洲取得一個又一個的勝利，這表明了希臘人對雄辯的口才的癡迷是多麼的不可救藥。
這兩個對頭在這個問題上的演說詞把大量的肮髒事實暴露在公衆面前，給人們留下了痛苦的印象和不快的滋味，即使讀者對所有的言辭并不相信。
在這個時候，大約是公元前332年，來庫古告發了列奧克拉特斯。
罪名是逃避軍役，在喀羅尼亞戰役的時候出國。
錯誤的消息流傳開來，尤其在羅得斯，說雅典已經掌握在馬其頓人手中，比雷埃夫斯港被包圍，這導緻裝滿谷物的船隻滞留在了羅得斯港，而不能開往雅典。
後來列奧克拉特斯還假扮成一個外邦人在麥加拉生活了五年。
在控告他的過程中，來庫古使用了鼓動下層群衆來诋毀他的最極端的方法，在他返回雅典的時候就放出風去說他将會受到審判。
他的主要措施就是把雅典人能夠犯下的所有罪責都一股腦地放在他的身上，他始終無情地使用這一方法。
對雅典的奉承越多越好；他們不得不嚴肅認真地聽着他對他們訴說，他說所有民族都表現出對神靈、父母和最偉大的愛國主義的最大的虔誠，所有這些都将被忽視，如果列奧克拉特斯能夠逃避這些罪責的懲處的話。
在墓前演說中，他用了莊嚴的口吻說出了一個自相矛盾的真理，那就是在喀羅尼亞的死難者勝利地倒下了，當他們被埋進墳墓的時候，全部希臘的自由也随之被埋葬了。
他說隻有雅典人知道如何贊頌勇敢者，因為在其他城市的阿戈拉中充斥了運動員的雕像，而在他們自己的城市裡卻能夠看到偉大的将領和那些刺殺僭主的人。
希波戰争期間舊有的節制再次恢複了，從前沒有哪個野蠻人的戰船敢進入希臘的水域，即使小亞細亞的希臘人也是獨立的。
他補充道，正是由于雅典人的光榮，她的偉大事迹成為了所有希臘人的典範；正像雅典在這個時期身先士卒一樣，他們的阿提卡祖先在勇氣上也總是走在其他人的前面；接着他還講了考得魯斯是如何犧牲他妻子的故事，講得十分具體而且充滿了戲劇化的情緒。
在這篇演說中有大量的愛國主義的獻媚之辭。
剛一開始，來庫古就請求地方的神祇和英雄作為證人攻擊那些由于背叛而玷污了他們的神廟、聖地和古代祭祀的人們，在後來的段落中還有類似的破壞虔誠的事情。
列奧克拉特斯還被控告發僞誓，他要求一個辦事員漫不經心地背誦應該由青年男子發表的誓言，另外一次是希臘人在普拉提亞戰役之前發的誓（但在這項審判的時候一個誓言還不值兩個便士）。
還有一個間接的控告，說列奧克拉特斯想把傳統的儀式全部廢除，隻要有人做得出來，就可以把父母交到敵人的手裡，剝奪應該屬于死去的人們的尊嚴；與此相應的是，那時人們十分強調神靈對人類行為的關注，首先要對父母和死去的人充滿敬畏。
與這個罪名相聯系，來庫古還講述了一個傳說，據說來自埃特那火山的一股岩漿特意避開了一個想解救他的父親的兒子。
應該說，這些宗教奇聞顯然在當時的雅典是很荒謬的，演說家在強迫人們接受他在神話和古迹上的個人愛好。
雅典舊有的嚴厲的清規戒律得到了詳細的闡述；來自于像提爾泰（Tyrtaeus）這樣的詩人的愛國主義文獻也被用上了；在這以後不久，在雅典，人們還為德莫特裡烏斯唱起了酒神頌歌（BacchicHymn）。
雅典仍然是所有旨在反對亞曆山大的謀劃活動的中心。
此時，有史以來最駭人聽聞的盜用公款的事件開始被揭露出來，有一部分是在這個城市發生的。
亞曆山大的司庫哈帕路斯從巴比倫潛逃到雅典，從他偷的5000塔蘭特中拿出700塔蘭特留在了雅典。
偷竊的數量之巨使整個城市感到了不安，在訴訟的過程中，最終矛頭直指那些最有影響力的人民領袖，因為是他們把他從港口接上了岸，然後又放他逃跑的，德摩斯提尼當然也受到了牽連。
一開始，他并不想接納哈帕路斯，隻是讓他路過，據說哈帕路斯用20塔蘭特賄賂了他。
演說家的罪責被希波裡得斯和告發者确證了，其演說詞的起草者是戴那庫斯（Deinarchus）和曆史學家特奧旁普斯，對于他們，普魯塔克一再提起。
德摩斯提尼被認定有罪，處以50塔蘭特的罰金。
大多數現代學者相信他是一個陰謀的犧牲品，但是在這樣的案件中關于對與錯的推斷是如此不明确，我們隻能不發表意見。
不論如何，德摩斯提尼還是被關了起來，後來成功地逃離了，甘願在埃吉納和特洛曾過了很長一段流亡生活。
這引發了他關于當時雅典基本情況的一段最重要的論述；普魯塔克記載，當年輕人前去拜訪流亡中的德摩斯提尼的時候，他勸說他們要遠離政治生活，還告訴他們，如果從一開始他有兩條路可供選擇，一條是演說家的講壇和民主制度下的公民大會，另外一條是直接死掉，如果他能夠預見到政治生活中的邪惡、焦慮、充滿嫉妒的控告、诽謗和相互傾軋的話，他甯願直接選擇死亡。
在那時，雅典所有的政治家可能都會有此同感。
亞曆山大在公元前323年的去世使得把馬其頓人趕出希臘的想法又死灰複燃了，至少比以前的想法更實際了。
德摩斯提尼被喊回了家，受到了熱烈的歡迎；但是在最初的鼓動成功之後，希臘城市内部的虛弱在拉米亞戰争中明顯地表現出來；當馬其頓人再次取得勝利，演說家又一次地逃跑了，正如我們所知，公元前322年，他死于卡勞裡亞（Calauria）。
在關于雅典的讨論中，我們經常說起這個城市的狂妄自大。
但我們必須說，不僅是雅典，即使是整個希臘，從公元前5世紀開始，都承襲了過高的期望和關于過去的輝煌的記憶，這使它不能得到片刻的休息&mdash&mdash這是一筆既有益處又存在缺陷的遺産。
一個民族的每個曆史階段都會有其獨特的責任或者任務，必須清楚地認識到，這些責任不要被先前的勝利淹沒。
但是這僅僅适用于文化上的目标，道德的标準不應該降低，但是在道德的意義上，可以察覺到希臘從公元前5世紀開始明顯地處于衰退的過程中，可能與其說是在私人的領域，不如說是在與城邦相關的所有事情上面。
希臘生活最高貴的觀念已經明顯地崩潰了；思想家和受過教育的人已經抛開國家，走向了背離城邦（apolitia）和世界主義，這是一個得到公認的事實。
惟一能夠改變這種狀況的就是那些擁有影響力的個人的巨大的榜樣作用。
衰落的恥辱使整個希臘陷入痛苦之中，不應該忘記，雅典的狀況與其他的地方相比可能還好一些。
我們所知道的其他城邦的精神狀況十分有限，缺乏連貫性，大多是消極的。
隻有在藝術創作上，愛奧尼亞的城市看起來至少能夠跟上雅典的步伐；在其他方面，它們完全是沒有意義的，遠遠落後于像羅得斯和科斯這樣的城邦。
在由于各種原因而出現的城邦的普遍幻滅中，個人的理想主義的艱苦嘗試出現了，即使隻有很少的幾個事例；它與這個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完全成熟的自我意識結合在一起，一個新型的人群出現了，它需要一個較好的名字，我們可以稱之為&ldquo善良的泛希臘人&rdquo。
這是一種完全不同于那些著名的雅典政治家們&mdash&mdash包括科農、提墨修斯、查布裡阿斯、伊菲克拉特或者福西翁&mdash&mdash的人物，這些人除了德摩斯提尼之外，全都是雅典人；[13]這種新的類型代表了一種由反思而形成的精神，可能在實質上是畢達哥拉斯和蘇格拉底的倫理學的産物。
而很多人傾向于忽視國家，不論是他們自己的國家還是别人的國家，以哲學家、學生或者旅行者自居，或者隻是以追求快樂作為其存在的方式，一些以這種方式進行思想的人為了廣泛意義上的民族而活着，首要的任務是保持希臘人的本色，也就是做一個城邦的動物，不論他生活在哪個地區。
在這些泛希臘人當中，當然不應該包括像老狄俄倪索斯這樣的人，盡管在與蠻族的鬥争中，他不可避免地希望擺出一副希臘主義的代表的姿态。
盡管他隻是在為他自己的目的服務時才會成為它的捍衛者，正像我們所看到的，他故意避免破壞西西裡的迦太基力量以确保和維持他的不可或缺。
從公元前5世紀的智者到蘇格拉底的這些辭藻華麗的思想家也不在這個行列當中，盡管他們的修辭學利用了泛希臘的情緒，并且開始宣揚希臘的一體化，共同進行了反抗蠻族和僭主的事業。
這些訴求是溫和的；難的是去實現它們。
就像這種目标從未實現那樣，他們對這種觀念的濫用也得到了以下事實的公正的懲罰，那就是真正的希臘人，不論他出現在哪裡，都不能被這些演說家認可。
例如，佩洛皮達斯和伊帕密農達從來沒有被伊索克拉底提到過，他的希臘愛國主義隻是一首優美的副歌罷了。
另一方面，色諾芬真正可以稱得上是一位泛希臘人。
在統帥們叛變後他成為了軍隊的頭目，通過其非常異類的軍隊，他自然而然成為了希臘主義的代表。
後來，當他被雅典人放逐的時候，他的确曾經為斯巴達的盟友居魯士服過役，他表現了一種狹隘的斯巴達主義，就像伊索克拉底那樣，他用肉眼沒能看出希臘的民族精神；但是他可能相信他的斯巴達主義就是真正的希臘主義。
即使在國外，他都會明目張膽地去試圖實現泛希臘的理想，在人們的描繪中，他手持阿爾果斯的長矛，身披阿提卡的胸甲，頭戴羅馬匠人制作的頭盔，他的坐騎是一匹來自埃皮道魯斯（Epidaurus）的戰馬。
一群異乎尋常的人&mdash&mdash意大利的畢達哥拉斯主義者&mdash&mdash現在開始變得十分引人注目。
畢達哥拉斯建立的學派自身并不想謀求政治上的權力，如果它的确在克羅頓和墨塔旁吐姆&mdash&mdash在這些城市他們的居民被趕了出去&mdash&mdash的危機之後産生了一些實際的影響力的話，那麼關于他們的一些記載也是從公元前5世紀傳下來的。
但是在這些人過了很長一段時間的離群索居的生活之後，他們在蘇格拉底的時代又開始出現了，似乎在政治上很活躍。
這個系統包括塔林頓（或者克羅頓）的菲洛勞斯（Philolaus）和塔林頓的裡西斯（Lysis），他們都出現在底比斯的舞台上；還有塔林頓的克裡尼阿斯（Cleinias），他生活在赫拉克利亞的盧卡尼亞人的城市中；還有塔林頓的歐瑞圖斯（Eurytus），他住在墨塔旁吐姆，以及較晚的塔林頓的偉大的阿齊塔斯（Archytas）。
至少在這個較晚的時代，在那時是否真的存在一個秘密社會所擁有的繁文缛節并不重要；即使有的話，基本的約束還是在思想上。
他們的目标是進行一場希臘生活的道德和宗教的改革，他們隻是希望通過在這些城市獲得政治上的影響力來實現這個目标。
這些人仍舊相信一個建立在貴族哲學基礎上的聯盟或許能夠幫助西西裡恢複其城邦體制。
當小狄俄倪索斯第一次邀請柏拉圖到西西裡的時候，正是他們寫了很多封緊急的信件給柏拉圖，請求他予以回複，在狄俄倪索斯的再次請求之下，也使他能夠最後一次拜訪西西裡；當柏拉圖和他的東道主再次鬧翻之後，也是他們通過一個口信說明迫近的危險而使他得以安全返回。
他們的希望都寄托在狄翁一人身上，他不僅接受過畢達哥拉斯傳統的訓練，而且是柏拉圖的一個密友。
但是柏拉圖自己受到畢達哥拉斯主義的影響很深，尤其是他的關于靈魂和彼岸世界的理論；他還把蘇格拉底的倫理學融合了進來。
這兩個人之間親密的關系大多是狄翁在希臘逗留期間确定下來的，在那時他為柏拉圖提供了一筆豐厚的捐助（choregia），柏拉圖也不遺餘力地向希臘人贊揚和推薦他。
不論如何，希臘人還是傾向于帶着一種情緒化的和徒勞無益的崇敬看待西西裡的計劃。
他們制定了在西西裡建立一個理想政體的完全沒有希望的計劃。
在他成功地把狄俄倪索斯從西西裡趕走之後，狄翁也成為一個陰謀的犧牲品，對這樣一位模範的統治者來說，這是一個在這樣的境況下似乎是完全不可避免的結局。
泛希臘人最完美的典型是伊帕密農達，非常遺憾的是普魯塔克沒有為他立傳。
我們已經提到，追随着在底比斯流亡的菲洛勞斯，裡西斯也來到這裡陪伴伊帕密農達的父親波力姆尼斯（Polymnis），并作為其家庭的一位成員在那裡生活。
在與裡西斯的日常接觸中，作為一個十分特殊的社會群體的成員，男孩伊帕密農達長大後顯然成為了泛希臘理想人物的代表，他具有恪守公民道德和熱愛智慧的雙重特性。
他的追求在他的這一評論中表達出來，即如果底比斯想成為希臘的領袖，他們必須在通往卡德米亞（Cadmea）的上坡路上建立起雅典的普洛皮拉（Propylaea）。
[14]在一些同伴的幫助下，伊帕密農達在公元前379年成功地把底比斯從斯巴達人手中解放出來，這些同伴或是與他有相同的想法，或是受過他的教導，佩洛皮達斯是與他最為親近的，在這以後，他的同黨，那些年輕的彼奧提亞人很快統治了整個彼奧提亞地區，戰勝了那些反抗者。
在公元前371年的斯巴達大會上，他不僅是底比斯，而且是整個希臘的發言人，在留克特拉戰役勝利之後，他用行動證明了他的希臘主義的主張。
在重建美塞尼亞和統一阿卡狄亞的同時&mdash&mdash這些成就隻能出自一個泛希臘人之手&mdash&mdash在确信這樣做有益無害的情況下，他決心與充滿敵意的斯巴達人做交易，使其永遠不再破壞希臘城市。
伊帕密農達對科林斯的提墨裡翁産生了極大的影響，這是他所沒有想到的，提墨裡翁被描述成他的最重要的一位效仿者（普魯塔克，《提墨裡翁傳》，36）。
當提墨裡翁前來拯救西西裡的時候，那裡的形勢沒有給人們在希臘和蠻族之間提供選擇的機會（那裡的僭主完全附屬于迦太基）：西西裡人可以選擇獲救或是對他們的民族說再見。
現在，希望就隻寄托在這個從科林斯的慘境中逃出來的人身上；從一開始他的計劃就包括了在西西裡實現希臘主義。
我們已經提到，他是如何通過帶來了來自于所有希臘和大希臘的大量移民而成功地做到了這一點。
在克裡米蘇斯戰役之後，他把一批财富作為供品送回了家，在他的母邦科林斯，最好的神廟并不是像其他地方那樣是用從希臘同胞那裡獲得的戰利品裝飾起來的，而是用蠻族的戰利品裝飾的（普魯塔克，《提墨裡翁傳》，29）。
提墨裡翁對泛希臘主義的信奉是真誠的，因為他選擇了一個由所有部族的希臘人混合而成的人群在西西裡定居；他與狄翁的不同之處在于他并不傾向于貴族政制，而是在所有地方普遍地建立起民主政體，不論效果好壞，這是他惟一能做的事情了。
在像伊帕密農達和提墨裡翁這樣的值得紀念的人物身上都有一種自我約束的能力，能夠使自己的意志服從于一個更好的目标，這并不是希臘人的性格特征，我們不能因為太缺少這樣的人而過于挑剔。
想要詢問到底有多少人能把這些品質付諸實施是徒勞無益的，但欲要了解它們是否真的在現實中實施過則是正常的；我們能夠确定的是這兩個領導人物就做到了這一點。
腓力和亞曆山大先前的所作所為使人們完全相信他們就是泛希臘人的代表，伊索克拉底明确地告訴腓力：&ldquo赫拉克利斯的其他後人可能熱愛他們自己的城市，但是你，并不是任何一個單一城邦的公民，可以把整個希臘看作是你的故鄉，就像你的祖先（赫拉克利斯）曾經做的那樣。
&rdquo（《腓力》［Philip］，127）在狄奧格尼斯滿世界尋找這樣一個人&mdash&mdash這個人既不是希臘公民，甚至都可能不是一個希臘人，而隻是一個人&mdash&mdash的時候，光與影就照在了他的身上。
就像城邦不再能夠滿足倫理理想主義者的需要那樣，它也不再能夠實現利己主義者的野心。
伊菲克拉特的事例給了雅典人一個悲慘的樣闆，說明了從前為人們所習慣的公民的榮耀現在對某些人來說是多麼不值一提。
&ldquo正如你們所知道的，雅典人&rdquo，德摩斯提尼說，&ldquo我們獎勵給伊菲克拉特一尊青銅塑像以及在主席廳用餐的權利，還有其他的禮物和榮譽，使他倍感驕傲和興奮。
然而，他還是在事關考提斯的利益問題上大膽地與你們的将軍們作鬥争，認為考提斯的戰事比你們賦予他的榮譽更加重要。
&rdquo（《反阿裡斯托克拉特斯》，130）可能最令人憤慨的是這個人實際上把他的雕像丢到一邊，去忙他自己的事了。
作為某種補償，人們對名譽的熱情還是通過許多方式表現出來，他們想方設法地獲取舉國上下的關注，經常通過很奇怪的方式。
盛大的節慶活動提供了機會。
例如，老狄俄倪索斯就肯定喪失了他的幽默感和是非觀念，在叙拉古用糟糕的悲劇不斷地攻擊希臘人，直到最後雅典人在公元前367年在萊那亞（Lenaea）給了他的《赫克托耳的解放》（LiberationofHector）第一個獎。
他興奮過度，舉行宴會進行慶祝，由于喝酒過多而死。
[15]但是，獲得榮譽的最重要的途徑是與葬禮相關的公共活動。
早在公元前364年，當佩洛皮達斯在一次戰役中倒下的時候，萬分悲痛的忒薩利亞人和其他的同盟者組織了一次無比盛大的紀念活動（用普魯塔克在《佩洛皮達斯傳》［33f.］中的話來說就是&ldquo超越了此前所有對傑出者所表達的敬意&rdquo），人們從各個城市和地區紛紛湧來争相加入這支盛大的遊行隊伍。
這并不完全是真實情感的表達，而是一種神經上的傳染病，一種崇尚榮名的需要。
公元前352年，卡裡亞的統治者摩索路斯的葬禮被安排成為一樁并不局限在他的哈利卡納蘇斯的都城而是波及所有希臘人的公衆事件。
他自己就曾經熱衷于紀念性建築，在重建了哈利卡納蘇斯之後，他親自制定了興建他自己的王宮的計劃，表現了他在選址上的高超技巧（參看維特魯威［Vitruvius］，2.8）。
現在他卻死了，他的遺孀也是他的姐姐阿爾特彌西亞，把哀悼活動辦成了一道牽動全民族的風景。
這件事剛好發生在馬其頓人吸引了所有看客和觀衆的注意力之前，她自己的統治很短暫（公元前352&mdash前350年），悲傷過度也使她很早過世；因此，盛大的公共活動超越了世界性的聲名。
[16]不僅摩索路斯在葬禮紀念碑的豪華程度上超越了此前所有的人&mdash&mdash作為一個建築物，其獨特的裝飾就可能引起了強烈的反對&mdash&mdash而且在它完工的時候&mdash&mdash阿爾特彌西亞沒有能夠活着看到&mdash&mdash還舉辦了一次盛大的紀念活動，舉辦了一場大規模的悲劇比賽，還有四個（一個墓前演說似乎是不夠的）頂尖的演說家争相對摩索路斯進行贊美。
這些無比盛大和肉麻的贊頌活動的受益者就是曆史學家特奧旁普斯。
罪孽深重的個人主義也需要某種途徑與空想的泛希臘主義競争；犯罪也是一種出名的方式，壞人和好人一樣想出名；他們不再能夠通過為單個的城邦作貢獻而實現這個目标（就像諺語上講的&mdash&mdash如果你出生的時候是一個斯巴達人，那麼就不要辜負她）。
野心不再通過真正的公民情感獲得實現，現在不僅蛻變成理想主義者們随心所欲的行動，就像那些高尚的刺殺僭主費萊的伊阿宋的人，而且有時還演變成瘋狂的破壞活動。
因而，在公元前356年放了一把大火燒毀了埃菲蘇斯神廟的希洛斯特拉圖斯（Herostratus），承認（可能是在拷問之下）他做這件事就是為了出名，特奧旁普斯在他的曆史著作中透露了縱火犯的名字，盡管埃菲蘇斯人曾經決定為他保密（維勒裡烏斯·馬克希姆，8.14）。
有七個城市曾經為哪一個是荷馬的出生地而陷入争論，現在人們又對伊帕密農達的刺殺者古瑞魯斯（Gryllus）是一個曼丁尼亞人，一個斯巴達人還是雅典人産生了分歧（波悉尼阿斯，8.4）。
刺殺腓力的波悉尼阿斯曾經詢問智者赫爾莫克拉特斯（Hermocrates）他怎樣才能獲得最大的聲名，得到的回答是：&ldquo去殺死那個完成了最偉大的事業的人&rdquo。
刺殺者欣然接受了這個建議，為他的犧牲品的巨大聲名而感到興奮，與此同時，還能夠滿足他對于那些罕見的和獨一無二的大人物的憎恨。
另外一些不能滿足于傳統名聲觀的人還會嘗試對自我的神化。
對神和他們的力量的敬意如此之低，以至于這種恭維還不如留給自己；而上升到神聖的地位也是令人愉快的事情，隻要人們還相信，因此，從前是神的後代成為了一種文字上的專利，現在到了這個普遍腐敗的時代，任何一個湯姆、迪克或者哈裡都可以宣布自己是神。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來山德是第一個進行這種自我宣傳的人，他接受了人們的獻祭和贊美，讓他的宮廷詩人陪伴左右，在他破壞了薩摩斯的民主制度之後，在那裡舉辦了一個名叫來山德拉（Lysandreia）的節慶活動，取代了從前的赫拉節（普魯塔克，《來山德傳》，18）。
随着時間的推移，他有了越來越多的仿效者。
赫拉克利亞的可怕的克裡阿庫斯（Clearchus）要求得到應該給予神的拜祭和榮耀，身穿裝飾性的衣物，就像那些神像那樣，他最謙遜地稱自己為宙斯之子，他的孩子克勞努斯（Ceraunus）在大街上手捧一隻金鷹走在前面。
十分奇怪的是，還是來自于赫拉克利亞的赫拉克利得斯·旁提庫斯（HeraclidesPonticus），似乎也采取了同樣的做法，盡管他曾在柏拉圖和亞裡士多德門下學習，而且他自己就是一位作家；在某種意義上，他還參與了把他的母邦從克裡阿庫斯的繼任者中解放出來的事業。
這個赫拉克利得斯還希望得到英雄的榮耀。
當來自赫拉克利亞的使者由于一場饑荒到德爾斐去的時候，他賄賂了皮提亞，答應提供幫助，條件是他得到一頂終生擁有的金冠，并在他去世後像英雄一樣地受到崇敬。
但是結局卻很悲慘。
在劇院舉行加冕典禮的過程中，赫拉克利得斯受到了沉重的一擊，與此同時，皮提亞也在德爾斐神廟的後殿被蛇咬了一口。
在臨死前，赫拉克利得斯命令說，他的屍體應該偷偷地運走，把蛇放在他的床上，就好像他已經前往加入衆神的隊伍一樣。
這個小的計謀也沒什麼結果，赫拉克利得斯被證明不是一個英雄，而是一個傻瓜。
[17]在這個故事之後，我們又有些驚奇地聽到伊菲克拉特的嶽父講到，色雷斯人的首領考提斯，一個危險的酒鬼，曾經舉辦過一次宴會和一個婚禮來慶祝他和雅典娜的結合。
兩個被他派到外面去迎接女神到來的衛兵，回來後說沒有接到，在他醉酒的狀态下，他立即把他們處死了，第三個還算聰明，他說女神已經在那裡等候多時了。
一個在阿塔薛西斯·奧庫斯（ArtaxerxesOchus）的軍隊中服役的雇傭軍将領尼克斯特拉圖斯，在公元前350年鎮壓波斯行省的起義中為了證明自己既是一個外交參贊又是一名戰士，據說曾經做出過十分愚蠢的事情，很有力氣的他穿着獅皮手拿大棒投入戰鬥，隻是為了模仿赫拉克利斯（狄奧多洛斯，16.44）。
類似幻覺的受害者還包括著名的醫生叙拉古的梅内克拉特斯（Menecrates），他把自己稱為宙斯，由于他的技藝而成為人類生命的惟一賦予者。
[18]被他治好了重病的那些患者要被迫給他寫一份書面的聲明，表明他們是他的奴隸；他們還必須打扮成神的樣子，像他的侍衛那樣走在他的身後&mdash&mdash一個赫拉克利斯，一個拿着他的毛外套、使者的棍子和戴翅膀的鞋子的赫爾墨斯，一個阿波羅和一個阿斯刻勒庇俄斯；帶着這支神組成的合唱隊，梅内克拉特斯出行的時候身穿紫色的長袍，腳蹬鑲嵌珠寶的鞋子，頭戴金冠，手執權杖。
在寫給腓力的一封信中，他自己的落款是&ldquo所有聲名的賦予者&rdquo寫給&ldquo全世界的破壞者&rdquo；國王用希望他早日康複的美好願望來回應他。
據說腓力還曾經在一次盛大的宴會上嘲弄過他，給了他一個人獨坐的榮耀，在他的桌上除了熏香之外什麼也沒放，而其他人則盡情吃喝。
梅内克拉特斯對這種優待最初感到很高興，後來實在餓了，就成為了一個凡人，一個愚蠢的凡人。
最後，他生氣地離開了，說他受到了傲慢無禮的對待。
這些并不會令人感到奇怪。
這個時代的人很容易做出這樣的失常行為，原因在于，即使他們繼續循規蹈矩地在政壇上闖蕩，但聲望已經不再能夠從城邦中獲得了，因為生命中最簡單的和最好的目标已經變得模糊不清了。
這種名聲的最後一個例子還是值得提一下的&mdash&mdash那就是菲瑞内（Phryne）這個人，我們不知道在曆史上她是一個人還是兩個人。
當時她被曾經受過她侮辱的歐西阿斯（Euthias）控告犯有渎神罪，希波裡得斯為她辯護，由于害怕輸掉這場官司，所以他解開她的衣服，向法官們展示她的乳房；他們被神秘的恐懼包圍，決定他們一定不要殺死這位女祭司和阿佛洛狄忒的使者。
在埃留西斯和波塞冬尼亞的節慶活動中，她當着所有希臘人的面脫光衣服在大海裡洗澡，這個舉動更加驚人，因為在通常情況下她總是衣着整齊，從未光顧過公共浴室。
阿佩雷斯（Apelles）把她作為他的阿納迪奧梅内（Anadyomene）的模特；普拉克西勒忒斯對她的看法可以從以下的事實中看出來，即在她的家鄉塞斯匹亞，不僅矗立着他送給她的厄洛斯的塑像，而且把她自己的塑像放在了他做的阿佛洛蒂忒像的旁邊。
我們需要補充的是，在德爾斐的一尊菲瑞内的黃金塑像也與阿齊達姆斯和腓力的那些塑像擺放在一起，我們有一種強烈的印象，在人們的心中，她真的和阿佛洛狄忒相混同了，即使普拉克西忒勒斯還是可以講出她們的區别；然而，在同一個時代，亞裡士多德也會受到渎神這樣的荒誕罪名的懲處，因為他曾經把阿塔内俄斯（Atarneus）的赫爾美阿斯（Hermeias）像神那樣地去贊美（雅典尼烏斯，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