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a）。
除了那些索要或被授予神像的人之外，其他人則以做出一副理想人物的姿态為滿足。
因而，喜劇作家和酒神贊美詩的作者阿那克珊德裡得斯（Anaxandrides）可以坐在馬背上高聲排演他的贊美詩片斷。
他長得人高馬大，留着長發，穿着紫色的袍子，上面鑲着金邊。
如果他創作的一首詩歌不能獲得獎勵，他就将從此放棄寫作，把手稿撕成碎片，扔進熏香爐裡燒掉。
像他這樣的人是阿提卡人諷刺天才的最适合的犧牲品。
在讨論這個時代的私人生活這個話題的時候，我們需要以一個已經提到過的不時出現的現象作為開始&mdash&mdash那就是與國家的分離。
根據一種舊有的理論，生活在别的地方而非自己的家鄉是&ldquo不合适&rdquo的；僭主制城邦的立法和政治實踐的直接目标就是确保人們待在原來的地方，并想方設法地使人們認為這是一種優良的古老風俗。
然而，到了一定的時候就出現了一些背井離鄉的傑出人物的例子：就像埃斯庫羅斯一樣，西蒙尼德離開了希臘前往西西裡。
歐裡庇得斯是在馬其頓度過他的最後幾年的，而希羅多德則生活在蘇瑞。
[19]這些是事實，沒有辦法阻止人們逃離國家，即使專制政府隻要存在就會對移民當作一種犯罪行為進行懲罰，就像法國的革命政府在1793&mdash1794年之間所做的那樣。
就像來庫古在起訴列奧克拉特斯時所使用的激烈言辭那樣，移民會被當作逃避兵役來看待，會被判處死刑，但這種事情還是不能避免；當那些仍然待在家中的最重要的公民們完全沒有了什麼愛國主義的感情的時候，城邦看起來更加不妙了，這種現象對城邦的存在來說是緻命的。
為了避免被城邦吃掉，比較精明的人隻能待在家中，忍受着不能治愈的病痛，這是那些選擇了&ldquo德性&rdquo而決定繼續生活在國家中的人們的命運；但是城邦不再能夠控制他們内在的生活，原因正在于它已經不顧一切地增大了它的權力；想像力逃離了其應有的範圍，在哲學、生活的享樂或者能夠給他帶來快樂的任何事物中去尋找避難所。
作為一種私人職業的雄辯術在伊索克拉底那裡被人格化了。
據說他赢得過三次獎勵，其中一次是&ldquo最明智獎&rdquo（sophrosyne），&ldquo因為他避開國家事務，堅決不與公共事務發生關系。
&rdquo因此，他在聽到喀羅尼亞戰役的消息之後就自殺身亡，這似乎可以看作是他的自由精神的最有說服力的證據。
哲學家們對國家做出的判斷或是消極的批評，或者就像對烏托邦那樣充滿積極的渴望，這些是逃離國家的最明顯的證明。
在一定程度上，自由的人格本身就被看作是對國家的漠不關心；反過來那麼對于窮人來說，城邦對他們也是漠不關心的。
哲學家們一個接一個地走上這條道路。
柏拉圖提到過完全不知道去阿戈拉和公民大會會場的路怎麼走的哲學家，安提斯第尼和狄奧格尼斯（Diogenes）完全使自己成為了世界主義者；阿瑞斯提普斯（Aristippus）和享樂主義者們在這裡很值得注意；在粗俗的腓力斯丁式的利己主義的驅動下，他們竟然宣稱，哲學家不論走到哪裡都是陌生人。
從事研究的學者們也選擇了這同一個方向，雲遊四方。
德谟克利特，希波克拉底，歐多克修斯（Eudoxus）以及曆史學家厄福洛斯和特奧旁普斯都同意這種看法；亞裡士多德把自己置身于雅典活躍的社會生活之外，但是他的政治理論研究卻使他能夠認識一些有名望的政治家，所以他不僅與國家分離，而且超越了它。
最後，伊壁鸠魯勸導人們過一種默默無聞的生活，不僅要逃避國家，而且要逃避惡名，所以他把對國家的蔑視同對人類的蔑視結合了起來；他的目的可能還在于小心惡行，一般來說不願意給别人帶來快樂&mdash&mdash尤其是那些有才能的人&mdash&mdash甚至不能忍受他們的快樂。
在民主制度下的雅典，對國家的拒斥态度采取了一種敬仰古代制度的獨特的表現方式，這些制度相對于民主制度的發展來說毫無生氣、遙不可及；首先敬仰的是埃及，還有就是對斯巴達的寡頭制度充滿熱情，被看作是模仿了埃及。
這種對埃及的高度評價不僅在柏拉圖那裡出現過，他的評價十分有名，而且伊索克拉底也做出過這樣的評價。
我們看到布西瑞斯對職業等級制度高度贊揚，認為它是這個民族古代的一位建城者和立法者的一項充滿智慧的發明，他還寫道，如果能夠像埃及那樣，一些人生來就要工作，另一些人（武士階層）的任務則是護衛财富，那麼雅典人的生活将是多麼幸福。
我們可以回想起18世紀的一些啟蒙思想家正是以同樣的方式對中國充滿了敬仰之情。
布西瑞斯對埃及人在信仰上的虔誠也給予了特殊的贊揚。
無家可歸的人（planomenoi）和雇傭兵由于其特殊的地位被排除在國家之外；但是那些繼續生活于其中的人隻能在不幸和無情之間做出選擇。
雅典對另一種理想也産生了厭倦，那就是賽會（agon）。
即使在公元前5世紀一種新的競賽出現了，即政治上的競争，這使人們以一種完全不同的方式相互對立；但是現在其他的因素也開始削弱這種觀念。
運動會當然在自由人的生活中還是占據着最根本性的位置，[20]亞裡士多德甚至時常感到必須對一些時候出現的運動比賽的過度頻繁的舉辦提出異議，他認為這對良好的外貌和身體的健康是有害的，至少對那些過早地進行全面的體能訓練的做法表示反對。
這對于制止一如從前的真正意義上的賽會來說并不是一個合理的反對理由，應該減少的是像戰争這樣的災難。
當奧林匹亞的優勝者回到家鄉的時候，人們總是聚集在一起站在屋頂上觀看。
傳說中無比高大和力大無窮的波呂達瑪斯即使在世紀轉換的時候依然十分有名。
但是，像從前那樣通過這樣的事迹而赢得真正的聲名是不可能的了，沒有人能夠再負擔得起豎琴或者合唱比賽的費用了。
柏拉圖直截了當地對賽車表現出了蔑視的态度；當錫蘭尼的安尼塞裡斯（Anniceris）（把在埃吉納被賣為奴隸的柏拉圖贖買回來的正是這個人）在阿卡德米騎着馬在人們普遍羨慕的目光下跑了完美的一圈&mdash&mdash他對自己的這項技能充滿了驕傲&mdash&mdash試圖向柏拉圖炫耀的時候，這位哲學家卻說，一個對這樣的微不足道的小事如此充滿熱情的人是不會對真正有價值的事情認真對待的（阿裡安，《多變的曆史》，2.27）。
更為重要的是，在希臘的大多數地區已經沒有人希望或者有辦法再穿着從前的漂亮行頭出現在奧林匹亞或其他地方了，一個根本的原因在于富人在很多地方受到了全面的迫害，如果他們在家鄉能夠繼續提供捐助和支付其他的一些費用就很不錯了。
實際上，大多數駕禦雙人馬車的人都來自于海外，這就是老狄俄倪索斯現在可以代表蓋倫或忒隆參加比賽的原因。
在公元前388年這位邪惡的僭主派他的兄弟泰阿瑞得斯（Thearides）帶了幾駕雙人賽車到了奧林匹亞，比其他所有的賽車都要快，在慶功宴上，他們的帳篷都是用最貴重的顔料和黃金裝飾起來的。
他還派了最優秀的朗誦者來吟詠他自己的作品，起初由于他們動聽的聲音，所有人都聚過來傾聽；漸漸地，當他們認識到這些詩歌是如此的空洞之後，狄俄倪索斯受到了嘲笑；實際上，嘲笑轉變成憤怒，一些人撕毀并劫掠了他的帳篷。
演說家呂西阿斯号召人們不能允許這個亵渎神靈的僭主派來的人出現在神聖的賽會上，盡管賽會還是照常舉行了，但是狄俄倪索斯的一些賽車沖出了跑道，其他的則撞在了一起，車毀人亡。
不管這個故事是真是假，希臘人都同意這個論斷：&ldquo每個人都喜歡觀看馬匹、賽車和帳篷，但我們還是把他的惡劣的詩歌趕下了舞台。
&rdquo我們可以從這件事看出，奧林匹克賽會的程序還是相當民主的，與阿提卡的神權政治同步。
說到運動員，留克特拉戰役之後整個斯巴達制度之所以全面蛻化，體育賽會的衰落是其中的一個原因。
真正的士兵不再花時間在運動上面。
伊帕密農達堅持認為重裝兵應該像軍人而不是一個運動員那樣地進行訓練（普魯塔克，《國王傳：伊帕密農達》，3）。
哲學家們也沒有為他們說什麼好話。
一個對賽會原則的直接反駁來自于從阿瑞斯提普斯到伊壁鸠魯的享樂主義者們的一些信條；&ldquo總要力争第一&rdquo的口号是與好的生活不相契合的。
但是狄奧格尼斯對肌肉發達的人也非常厭惡。
盡管他為他的學生，色尼阿得斯（Xeniades）的兒子們提供了良好的體育教育，但他還是對職業的運動員大加嘲諷。
當他被問到他們為什麼如此麻木的時候，他回答說他們是由豬肉和牛肉組成的；對一個已成為醫生的失敗的摔跤手，他說：&ldquo我猜測你是不是想殺死那些經常打敗你的人？&rdquo（狄奧格尼斯·拉爾提烏斯，6.30，49，62）我們對柏拉圖是否真的在伊斯特摩亞的運動會上赢得摔跤冠軍，亦如他的傳記作家所記載的那樣表示懷疑。
不論如何，随着時間的流逝，賽會在雅典人心目中的地位下降得很低，就像在以下的事件中所展示的那樣。
在公元前332年，這個城市因為一個叫卡裡普斯（Callippus）的人買通了他在潘塔斯隆（Pentathlon）的對手而被處以罰款，雅典人沒有乖乖地交納罰款，而是把他們的主要起訴人希波裡得斯派到了埃裡斯，去請求赦免，當埃裡斯人拒絕了這個請求之後，雅典人還是沒有交納罰款，而是平靜地接受了被奧林匹亞開除的結果。
無疑正是在愛利亞人的鼓動下，德爾斐（雅典人也想和其接洽）宣布，除非他們付了罰金，否則神不會回答雅典人的任何問題，後來他們送了宙斯的6個雕像當作補償；波悉尼阿斯曾經看過上面的銘文（波悉尼阿斯，5.21.3）。
亞曆山大在年輕的時候，曾經拒絕過在奧林匹亞參加比賽，因為盡管他是個賽跑好手，但他卻鄙視運動員（普魯塔克，《亞曆山大傳》，4）。
他在為音樂比賽提供獎金的同時也為打獵和馬術提供獎勵，但卻沒有贊助拳擊和五項全能。
在公元前5世紀，曾經作為國家影響力的競争手段的賽會基本上已經變得聲名狼藉了；正像我們所看到的，人們對名聲的渴望已經找到了更多可怕的出路；最有競争力的領域現在是機智，很多人都是由此成名的。
另外，還有人因為具有像懶惰這樣的品質而出名&mdash&mdash這是與賽會的精神完全相反的，除非懶惰也成為一種可以比賽的項目。
财富成為了評判一個人的主要标準：一個年輕的愛奧尼亞人到了雅典，穿了一件帶金邊的紫袍；有人問他來自何處，他回答說，&ldquo我很富有。
&rdquo
從這裡，我們再次回到精神生活的狀況。
哲學當然是公元前4世紀占據主導地位的特征之一。
這是一個哲學的時代，它與詭辯、修辭和通常意義上的學習結合在一起，占據了城邦所留下了人們生活中的空閑時間，城邦已經失去了對有思想的人的控制，對于宗教，其神話的基礎也已經被破壞，剛剛産生的一神教還仍然是一個貧乏的替代物。
德谟克利特、柏拉圖和亞裡士多德都很活躍，知識和思想十分盛行，因為即使雅典人生活中的危險和迫害對他們的哲學思考來說也是有所幫助的。
現在哲學家與政治家和軍事将領一起成為了真正的名人，不可避免的是，他們的主題思想會被那些低下的裝腔作勢者篡改和違背。
對于這個時代，500年後，琉善描述了這個過程（也就是在《依附的學者》［DependentScholars］當中），在伊索克拉底簡短但重要的題為&ldquo反智者&rdquo的殘篇中，我們才開始有所了解。
它表明，可能早在柏拉圖的鼎盛時期，很多人就開始在真正的哲學家旁邊活躍起來了；他們當然有着哲學家的外觀，但在整個希臘世界他們是作為教師、演說家等身份謀生的。
由于他們既非真正的哲學家，也非真正的演說家，他們的裝腔作勢與他們的實際知識之間的不協調使他們的整個原則都受到了外行的蔑視。
伊索克拉底在攻擊他們的時候是别有用心的，就像他描述他自己的對手那樣，在一定程度上是随心所欲的；十分明顯的是，他的強烈反對來自于他們對他的诋毀。
而且還出現了這樣的一代人，他們敢于最大限度地用自己的語言教導别人，充滿了哲學和倫理上的矯飾，不能為他們的學生提供任何改進的希望。
所有這些問題都出在希臘自身，因為在那個時代，雄辯的價值被過分誇大了，它要求演說家運用各種技巧；這作為中介的交流者必然會興起，不論他們是否向大衆普及了一些有價值的東西或者僅僅是一個拙劣的模仿者。
不同類型的詩歌在過去都取得了偉大的成就，文學的觀念必然與當時流行的懷疑主義發生沖突，不論其品質好壞，這種懷疑主義都會阻止其成名。
史詩終結了；的确，來山德的安提馬庫斯（Antimachus）還健在，但從保留下來的殘篇來看，他的《忒巴斯》（Thebaïs）與阿波羅尼烏斯·羅狄烏斯（ApolloniusRhodius）的《阿格諾提卡》（Argonautica）相比不過是一篇充滿學究氣的模仿之作罷了。
哀歌詩也衰微了，抑或蛻變成了格言；偉大的抒情詩随着品達的過世而消亡；對于阿提卡的悲劇，盡管在整個世紀都穩定地繼續存在，但幾乎沒有留下什麼東西，它隻為個别的演員帶來了聲名。
詩歌是被政治和哲學擠出舞台的；任何一個能夠說話的人都會極力貶抑詩人，與此同時那些能夠成為新的詩人的人也被民主制度吓回去和毀滅了。
原來的聽衆也離去了，在貴族時代的希臘曾經遍地都是盛大節慶活動的舉辦地，為了這些活動，勝利的凱歌、婚慶的頌歌和哀歌詩被創作出來；宴會也成為社會蛻化的犧牲品。
這裡不再有私人的詩作，或者有的話也不為人們所知。
活力還是至少能夠在快活的中期和晚期的喜劇作品中感受到，那些從事音樂創作的大師們，在新的合唱詩中還是能夠擁有一席之地，有很多附屬于崇拜活動的表演，就像從前一樣還是在對富人盤剝的支撐下進行着。
國家衰亡後留下一門新的政治科學，與此相對應的是，随着詩歌創作在這個時代的衰落，理論便出台了。
亞裡士多德創作出了他的《詩學》。
在公元前4世紀的生活中惟一保持活力的藝術形式就是雕塑。
由于這種工作被很多有錢人視為技術性的勞作，所以它隻吸引了一些真正有天才的人。
修辭學和哲學是沒有力量用其喋喋不休的饒舌消滅這種藝術的，柏拉圖虔誠地希望應該少一些世俗的藝術品，多一些埃及風格的藝術品，但這個願望沒有實現。
令人高興的是，這種藝術形式成功地保留了在公元前5世紀形成的藝術準則和傾向，在應用這些創作手法的同時也保持了自然而然的品性。
它并不是像戲劇那樣依賴于在一次比賽中由裁判判定的個别的勝利，或是像在劇院裡那樣依靠大衆的捧場；它沒有什麼滑稽的表演以取悅觀衆，就像歐裡庇得斯在阿裡斯托芬的喜劇中所表現的那樣；它并沒有被拖入到公元前5世紀末普遍出現的分崩離析的狀态中。
這種藝術完好無損地進入到了新的階段，也隻有到了這個時候才産生出充分展現希臘光榮的甜美果實。
與此同時，這種藝術也沒有受到政治上的災難的影響，沒有受到留克特拉、曼丁尼亞和喀羅尼亞戰役的影響，反而受到了早期私人奢侈生活品位的刺激。
這些藝術家也是最後一批用純淨的眼光來看待神靈的人，在藝術中給予了他們明确的形式。
這是一個在精神上更加主觀的時代，目标是表達出一種更為深刻的情感和追求一種更加活躍的感性表達方式，這是一個把熱情、渴望和憂郁視為神靈的時代，一個追求夢想的時代，追求最精緻的妩媚，用楚楚動人的品種鑄造出完美的形體。
正是在這個時期，克菲索多圖斯（Cephisodotus）創作出可能是最早的缪斯系列，把孩童的雕像放在完全長成大人的神的旁邊；讓厄瑞内（Eirene）和普魯圖斯（Plutus），赫爾墨斯和年輕的狄俄倪索斯站在一起。
偉大的雕塑家斯科帕斯的工作就是把衆神再次回爐重新鑄造；他是第一個表現裸體的阿佛洛狄忒的，使海神完全擺脫了所有怪異的特征。
他的作品包括發了瘋的酒神女祭司和三尊優美的雕塑，厄洛斯、波托斯（Pothos）和希墨若斯（Himeros）&mdash&mdash分别代表了愛、渴求和欲望。
在一定程度上比斯科帕斯要年輕一些的神聖的普拉克西忒勒斯繼續沿着這條道路前進，在這最後的三人一組的雕像中又加入了培托（Peitho）和帕瑞格羅斯（Paregoros）（分别代表勸導和安慰）。
尼多斯的神奇的阿佛洛狄忒也出自普拉克西忒勒斯之手，還有一尊至少可以和斯科帕斯不相上下的厄洛斯雕像，以及代表一種新觀念的狄俄倪索斯和赫爾墨斯。
在他的狄俄倪索斯群像中，普拉克西勒忒斯創造出一種新的類型的美，這些雕像包括薩提爾（Satyrs），撒洛克托努斯（Sauroctonos）、阿波利諾（Apollino）、狄阿多美努斯（Diadumenos）以及其他的一些。
我們很難想像如果在這一時期沒有出現像梵蒂岡的赫爾墨斯這樣的原創作品的話，古典時代的藝術會變成什麼樣子。
多産得令人驚訝的雕塑家呂西普斯一直到亞曆山大時代還在工作；他在青銅雕塑上的革新就是創作出一系列比較纖細的雕塑，這些雕塑表現了運動中的裸體。
在他的1500件作品中，我們可以提到赫拉克利斯、亞曆山大和阿波克索美諾斯（Apoxyomenos）。
帕爾哈西烏斯和阿佩雷斯是普拉克西忒勒斯的同時代人，這些大師們的至高無上的藝術并沒有随着他們的去世而消亡，而是存活到了公元前3和公元前2世紀，這還要感謝對技術性勞動的蔑視。
亞裡士多德的作品中沒有包含有關雕塑或者視覺藝術的内容是一件多麼幸運的事呀。
公元前4世紀的社會生活帶有鮮明的機智和滑稽的氛圍。
希臘人一直喜歡這些事情，有些希臘人就是以他們無法控制的笑聲而聞名于世。
現在這一愛好又帶上了一種神經質的特質，這個時期的一個新的特點就是沉溺在興高采烈的情緒中，這是用以對抗嚴肅性的公開謀反&mdash&mdash但這并不意味着一種樂觀的生活态度。
他們津津樂道于所有類型的笑話和嘲諷，在阿瑞斯提普斯的享樂主義信條中找到了知音，喜歡中期和晚期的喜劇而排斥任何其他類型的詩歌，這些情況在這一時期開始編輯的《笑話選集》（AnthologiesofJokes）中表現得尤為清楚，這部選集我們是在雅典尼烏斯的摘錄中了解到的。
并不是所有這些笑話對我們來說都是有趣的；人們顯然滿足于貧乏的廢話，但是我們不能忘記，對希臘人來說，任何一個活潑的表達都可以被當作是機智；事實上，他們可能認為這種東西本身就可以展現某種機智。
[21]在雅典，在靠近西諾薩格斯的迪奧米亞（Diomeia）的德莫，那裡的赫拉克利斯神廟傳統上就是一個講笑話的場所。
60個風趣幽默的人常常在那裡聚會，當有人講了一個好笑話的時候，圍觀的市民就會說：&ldquo60人講到&hellip&hellip&rdquo馬其頓的腓力曾經出1塔蘭特的錢作為講笑話者的獎勵，并派人把這些笑話記下來，向他彙報他們都說了些什麼，這就像18世紀的外國王公向巴黎的沙龍派出通訊員那樣。
我們并不知道腓力是否在講笑話的人中還安插了親信；不論如何，他非常想了解希臘人生活的這個側面，他自己也想成為一個希臘人，就像他的祖先菲赫裡尼（Phihellene）的亞曆山大，以一種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時代精神的驅動下，曾經在政治上力圖與希臘靠近并參加希臘人的賽會。
[22]
宴飲活動中的一種絕對的折磨就是在席間不停地出謎語，對那些不能回答上來的人要罰酒（雅典尼烏斯，10.69ff.：86.88）。
這可能是一個曆史悠久的習俗，在這個時期又成為時尚；不然的話，中期喜劇的詩人就不會這麼多地使用謎語了（它對他們的戲劇結構影響卻很小）。
人們确實會因善于破解和編制這些謎題而出名，不過它們常常十分低俗。
其他的娛樂方式還有背誦荷馬和其他人的詩歌，或者一個人列舉希臘的英雄，另一個人則對号入座，說出他屬于哪次戰争，如特洛伊戰争等等（雅典尼烏斯，10.86&mdash87）。
還有像歐狄庫斯那樣的滑稽劇方面的專家，他由于能夠在賽會上的一種滑稽戲中模仿摔跤和拳擊運動員而出名（雅典尼烏斯，1.35）。
當然，普通的小醜（gelotopoios）還存在，盡管他可能受到了食客的強烈競争。
在繼承者（diadochoi）的時代，這些小醜一定在宮廷的社會生活中再次受到人們的歡迎，并且随着半蠻族和軍隊的侵入而變得愈加粗俗。
[23]
在這一時期，所有的事情都開始有了自己的理論。
特奧弗拉斯圖斯（Theophrastus）的一篇散文&ldquo論滑稽&rdquo是一個轶聞趣事的集合，但可能被提高到了哲學的高度，充滿定義和反思；亞裡士多德的另一個學生克裡阿庫斯寫了一本似乎非常有名的關于謎語和格言的書。
在他的《演說家》（Orator，2.54）中，西塞羅公開地談論機智這個題目，隻不過說得太過簡略，其中最可笑的事情就是試圖要創造出一種關于笑話的理論。
不過他區分了兩種不同的效果，一種滲透到所有事情的幽默語氣，另外一種則是十分有趣的單個妙語。
對哲學家們來說，要把日常生活中如此普遍的嘲笑和諷刺講授清楚一定是非常困難的。
我們現在要讨論一下這個時期的&ldquo快樂&rdquo。
隻要人們能夠負擔得起，從很早的時候開始，感官上的快樂（truphan）就在希臘的生活中占據着主導的地位。
他們在殖民地擁有豐富的果實和糧食，在那裡，希臘人控制着其他民族的居民，或者可以通過經商發财緻富，這一切必定會提供一種舒适和奢侈的生活，尤其是在那些土地所有者（chilioi）占據統治地位的地方，忒薩利亞的貴族一定也處于與之相同的生活水平上。
僭主總是快樂的奴隸。
在公元前4世紀，小狄俄倪索斯使自己放縱于驚人的揮霍；其他偉大的酒色之徒是一些處在希臘世界極端邊緣地帶的半希臘的統治者，包括色雷斯的國王考提斯，西頓的國王斯特拉通，他遇到了來自塞浦路斯的尼科克裡斯的競争。
但是在雅典，奢侈也在很長時間内比儉樸更令人喜歡。
對此，阿裡斯托芬有很多話要說；他在喜劇中詳細地描述了狄卡奧波利斯（Dicaeopolis）的深沉的感情，在六年的窮困之後，他終于從考帕斯（Copaïs）湖中得到了一條鳗魚（《阿卡奈人》，885）。
同時代的作家忒勒克雷德斯（Telecleides）和菲瑞克拉特斯（Pherecrates）曾進提到過一塊專門為貪食者準備的安樂之鄉（雅典尼烏斯，6.95f.）。
隻有對城邦和賽會有了完全清醒的認識，才能解釋是什麼給了那些沒有受過教育的、粗俗的、沉迷于感官享樂的個人以新的機會成為一個享樂主義者，成為其自身的哲學主張的一個部分，發展起他自己的體系，與犬儒學派區分開來，在理論和實踐上都遵守着一個直到今天還仍然存在着的信條。
一個像波呂阿庫斯（Polyarchus）這樣的酒色之徒現在不再能夠通過到處旅行向阿齊塔斯這樣的人和他的朋友們傳播他的新智慧了；同樣新出現的現象是暴飲暴食居然在詩歌中也擁有了一個重要的位置，成為整個阿提卡喜劇的一個要素。
在這個方面，中期喜劇從西西裡的埃皮卡姆斯開始就居于領導地位；他的作品的殘篇的四分之三都是由關于美食和美食家的故事所組成。
這些喜劇本身給人一種不斷在品嘗美食的印象，好像雅典就是一個大廚房；新喜劇也過多地充斥了做飯和吃飯的主題，而它告訴我們的關于視覺藝術的事情卻驚人地少&mdash&mdash我們掌握的對于這個題目的主要材料都來自于羅馬人的評論。
這些&ldquo食物詩人&rdquo以及他們的富有詩歌形式的做飯書所提供的理論上的和有啟發性的信息也發源于西西裡，那裡以烹饪技術而聞名。
[24]
這個時期的另外一個特點就是在私人家裡舉辦的宴飲活動不再那麼重要了，而公共的小酒店不可避免地興旺了起來；窮人一定會比較多地惠顧這些小酒店，可能是因為在一個大廚房更容易烹饪出比在家裡好吃的東西。
狄奧格尼斯正在一個小酒館吃早餐，當他看見德摩斯提尼路經這裡的時候就喊他一起來吃，但是他拒絕了；狄奧格尼斯就問，&ldquo你是不是太自傲了？你的主人（德莫斯）每天都來這兒。
&rdquo（阿裡安，《多變的曆史》，9.19）德摩斯提尼對這件事的看法似乎比狄奧格尼斯要嚴厲，有一次他用了&ldquo酒鬼&rdquo（akratokothones）這個詞來形容一般的雅典年輕人（西培裡得斯，《反德摩斯提尼》，殘篇14）。
全部的雅典人都經常受到貪吃的指責；亞裡士多德在說到雅典人或者拜占庭人的時候，說他們除了菲洛克瑟努斯（Philoxenus）的《宴會》（Banquet）之外什麼都沒有讀過（雅典尼烏斯，1.10），不僅如此，泡菜（taricos）據說在雅典人的生活中是如此的重要（至少在一位喜劇作家那裡有所證明），以至于把泡菜引進到雅典的那位商人的兒子們還因為他們的父親的功績而被授予了公民權（雅典尼烏斯，2.90）。
在享用食物方面，在阿裡克西斯的書中把這種最庸俗的理論交給一個奴隸表達出來，[25]而其他的詩人則通常會使用更加幽默的方式處理這個題目；盡管說得很好，但在安提豐那裡，某個人得出的結論還是令人非常悲哀，他是在提出一些關于在城邦和其他的地方如何防範危險之後說這番話的：&ldquo沒有什麼東西是确定的&rdquo，他說，&ldquo除了一個人整天以口腹之欲來保護自身的安全之外。
即使在享受的時候，他可能都會親眼看着面前已經為他備好的飯菜被搶走；隻有當你把一口酒喝到嘴裡的時候，你才能相信它。
&rdquo（雅典尼烏斯，3.62）任何能夠負擔得起這種享受的人都會善待他自己，這從詩人和其他作家留下的暴食者（opsophagoi）的目錄中可以看出；我們不能認為他們是一個特例的清單；實際上列出這些人的名字能夠很好地表達出饑餓者們的嫉妒之情。
雅典尼烏斯把詩人和搜集者那裡的所有關于貪食者的記載都彙集在一起，還附帶着有關像彼奧提亞人、法薩裡亞人（Pharsalians）等整個民族的飲食習慣的冗長的笑話（從第十卷開始）。
我們了解到一些特殊的事例，在那裡人們用沉甸甸的、貴重的銀盤子吃着少得可憐的食物，或者那些确實貧窮的人還使用着銀器吃飯，但是人瘦得就像一片葉子（雅典尼烏斯，6.17），或者是貪婪的守财奴隻是用好聽的菜名來畫餅充饑。
很多佳肴都被記述下來，烹饪的方法有時也被用三音步（trimeters）的詩歌描述出來。
對魚販子的抱怨充斥在很多部戲劇中，制造出一種非常憂傷的效果。
[26]每個人都責罵着他們不能容忍的價格，他們的壞脾氣，還有他們甚至拒絕回答一個客氣的提問；他們是罪犯，裝模作樣地公開表示要使他們的頭發長得長一些，實際上，長頭發正好擋住了罪犯臉上的标記。
他們還在找零錢的時候騙人，出售腐爛變質的貨物，任意擡高價格；他們被認為是最壞的人，人們因為有這樣的邪惡生物的存在而悲歎，這些人把他們的顧客變成了乞丐。
漁夫則獲得了新的地位，變得比那些最傑出的将軍還要驕傲。
所有這些非常變化的非常危險的一面就是有人強調要謹防窮人搶劫和盜竊。
阿來克西斯說，&ldquo如果一個窮人有錢買好吃的東西，你完全可以确認他一定在晚上搶劫了手無寸鐵的人；如果你看到一個身強力壯的像乞丐模樣的年輕人在早上從密克翁（Mikion）那裡買鳗魚，就應該立即把他抓進監獄&rdquo，狄菲路斯（Diphilus）盛贊科林斯的一項法律，它規定一個窮人會因為吃得好而受到懲罰，甚至可以直接送到劊子手那裡，原因是他一定犯了某種罪，或者偷了衣服，或者入室搶劫，或者阿谀奉承，或者是作僞證而賺了錢（雅典尼烏斯，6.12）。
一個經常出現在喜劇中的人物是廚師。
在比較早的時期，他通常不是一個奴隸，而是一個雇來的仆人，在晚期喜劇中則是一個雇來的廚師，此外還有在廚房裡幹活的奴隸，在任何一個重要的場合都是不可缺少的。
從喜劇的殘篇中，我們對他和他粗俗的自負有着清楚的了解。
雅典尼烏斯（8.36）說：&ldquo所有的廚子都喜歡自誇&rdquo，并講了一位廚子自我吹噓說他的很多雇主都為了吃到他做的東西從家裡跑到外面來吃飯。
我們還可以讀到流氓無賴；他們很喜歡裝作很有知識的樣子，自誇精通文學和哲學，聲稱對獻祭十分在行（雅典尼烏斯，14.78）。
這種情形一直延續到繼承者們（diadochoi）的時期，一個廚師自誇說曾經為尼克墨得斯（Nicomedes）國王烹饪過鳳尾魚，而他的王國離大海有12天的路程；他把魚切割成甜菜根的形狀，并用合适的調料進行了事先的準備工作&mdash&mdash因為&ldquo廚師和詩人之間沒有什麼不同，二者的技藝都是出于他們的天才&rdquo（雅典尼烏斯，1.13）。
聽到雅典尼烏斯說這樣的話真的是一種解脫：&ldquo關于廚師就隻能說麼多了。
&rdquo
我們到處都可以聽到，據說阿提卡的飲食與忒薩利亞相比要簡單，而希臘人的飲食則通常沒有野蠻人的豐富（雅典尼烏斯，4.14&mdash16）。
關于斯巴達人堅持認為他們不喜歡吃糕點和甜食而喜歡吃很多肉的說法似乎有些荒唐。
例如，在塔科斯（Tachos）做客的時候，阿格西勞斯就喜歡吃小麥制成的面包、小牛肉和鵝肉，而為希洛人（奴隸）點了糕點、甜食和奶酪；但是那時他已經把他自己賣給了埃及，因為斯巴達不再能夠容納他。
他們的地位已經變得很低下了。
這個時代的一類獨特的人物就是食客（parasite），裡貝克對其多面的性格進行了一番令人愉快的描述。
[27]西西裡人早在一百年前就發明了美食烹饪法，從他們開始，供品上不斷冒出的香煙就飄浮到了雅典；所以我們也是在西西裡第一次見到食客，其畫像由埃皮卡姆斯在他的《埃爾皮斯》（Elpis）中被準确地描繪出來。
在雅典，這樣的人甚至在公元前5世紀就已經存在了，但那時被稱為奉承者（kolakes），歐波利斯有一出戲講的就是這個題目，它是根據富有的揮霍者卡裡阿斯的故事創作出來的；其中有一段，奉承者們描述了他們是如何用令人生厭的溢美之辭圍住了一個愚蠢的富人，以便能夠受到邀請參加他舉辦的宴會，但因為害怕被趕出去，他們還是不得不繼續地說着那些各種各樣的好聽的話（charienta）（雅典尼烏斯，6.30）。
在這個社會趨向于文雅的時期，三種因素相互結合促成了寄食的奉承者這類人的形成；它們就是一種對勞作的深刻的厭惡，極端的靈活性和機智，以及一種不可抗拒的對美食的渴望。
對于食客來說，羞辱和喪失自尊隻不過是為得到感觀上的放縱和逃避勞動所付出的一個很小的代價；他是一個反物質性勞作的世界的一個必然産物，他的保護人從根本上講是一個更令人生厭的家夥，就像一個被人鞭打的大發脾氣的孩子那樣，這種人對有人陪伴、消磨時光和得到奉承有着無盡的需求。
當城邦還很強大的時候，真正的宴飲絕不會容忍寄生主義的雜草叢生，這種現象隻能植根于一種腐化的但在私人範圍内仍然充滿才智的社會生活的土壤中，隻有當宴飲已經退化成為一種對感觀享樂的追求的時候才會産生；可以說，一旦食客被看成是正常的現象，宴飲也就注定會蛻變成為一種社會交流的形式了。
首先最重要的是，食客是一個模仿者；他用愛作為擔保來讨好别人，心甘情願地為别人賣命，在品位上從不與他的保護人相左，以一種今天所難以想像的方式情不自禁地向他表示敬意。
這是他的主人能夠讓他留下的原因所在；沒有人會對贊揚和崇敬感到厭倦。
依據當時的情況，食客可能會受到非常不友好的待遇，被迫忍受着主人把最大個的骨頭打在他的頭上而不能表現出任何怨憤&mdash&mdash&ldquo如果你還有感情的話就不應該做一個食客&rdquo，狄菲路斯這麼說（雅典尼烏斯，6.51）。
他還可以被主人利用，成為席間蠻橫無理的客人中最蠻橫無理的一個，甚至成為狗腿子，負責把那些喝醉的人扔出去，因為他不能表現出半點驕傲，不能拒絕他的主人吩咐的任何差事，不論是合法的還是非法的，包括作僞證或者任何需要他做的事情。
所有這些有時候會使他很沮喪，他會抱怨說，自己成為了肚子的奴隸，但是由于他的确是他的感觀的奴隸，他就要沒有任何怨言地接受這一切，即使今天的魚在明天又端了上來而且已經變質了。
最有名的食客都有他們的綽号（雅典尼烏斯，6.41），喜劇作家，尤其是那些中期喜劇的作家，在舞台上常常直接挖苦他們本人；但是這是一個不知羞恥的時代，人們對更壞的東西都習以為常了，幾乎感覺不到這樣小小的刺痛。
要把食客們趕走是不可能的；他們牢牢記住了&ldquo到這兒來&rdquo的招呼：&ldquo當我外出作戰的時候，我會拜訪戰神和勝利之神，同時我還會叫着查洛豐（Chaerophon），如果我不叫他的話，他也照樣會來的&rdquo，喜劇中的一個角色這麼說。
在婚禮的時候他們會混入客人的隊伍，即便他們必須喬裝打扮一下并帶着鳥籠；在沒有受到邀請的情況下，他們也可以用提及&ldquo宙斯的友誼&rdquo（Zeusphilios）或者其他神話中的榜樣的辦法蒙混過關（雅典尼烏斯中狄奧多洛斯所言，6.36）。
與這些食客相比，早先時代的小醜倒是真的更加令人尊敬，因為他擁有獨特的技能和傳統；他是用一定的費用雇來的，或者至少可以得到一份禮物，而現在這個家夥隻是一位客人，與其說受到歡迎，不如說叫人忍受，他必須看着同伴的臉色行事。
盡管如此，作為一位食客是有可能出名的，就像剛才提到的查洛豐，某個被阿裡克西斯稱為考瑞度斯（Corydus）的食客竟然受到了另外一個不那麼成功的同伴的嫉妒；甚至還有人寫過關于考瑞度斯的回憶錄。
[28]食客編造的一些笑話的确很幽默；但是不論他們表現得多麼機智，他們總在毒害着社會生活，希臘人沒有了他們會是什麼樣子呢？
不可避免的是，在很多宮廷裡也有食客。
在費萊的亞曆山大的宮廷裡就有一個叫美裡安修斯（Melianthus）的食客，當被問到刺客是怎樣行刺他的主人的時候，他嚴肅地回答道：&ldquo穿過他的胸口，直接刺進我的肚子。
&rdquo（普魯塔克，《論奉承》，3）小狄俄倪索斯也有他的奉承者；他是近視眼，他們就也裝作近視，相互沖撞，打翻碗碟；他們把他的詩背下來，因為他喜歡詩，用一種相當粗犷和自由的語調大聲誦讀。
（普魯塔克，同上，27；雅典尼烏斯，6.56）在馬其頓國王腓力的宮廷也有一個關于著名的食客克雷索普斯（Cleisophus）的類似的故事；當國王弄瞎了一隻眼睛，他也在他自己的一隻眼上戴上眼罩，當腓力弄傷了腿，他也穿着長袍一瘸一拐地走路（雅典尼烏斯，6.54）。
還有很多關于不同的繼承者（diadochoi）的食客的記載；在這些宮廷中，他們代表了一個下決心要永遠處于一種粗俗形态的希臘生活的片斷，甚至還腐蝕了一些迦拉太人（Galatian）的王公貴族。
除了這些普通的餐桌上的食客之外，一些長于奉承的專家也逐一粉墨登場，很顯然這是一些喜歡利用他們的才能來展示自己的人。
普魯塔克在《論奉承》中好像在談到與帝國的關系時說起過他們；但是他列舉的一些事例卻表明，對偉大而富有的人的奉承至少在晚期希臘是很普遍的，如果不是在整個希臘時期的話。
奉承者不僅模仿他的保護人的近視和耳聾，而且還聲稱自己與他有着同樣的家庭不幸，比如惡劣的妻子、兒子和親戚。
更晚的時候，密特裡達提（Mithridates）身邊的奉承者還讓他在他們身上燒烤或者開刀，因為他喜歡扮演醫生。
卡内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