蓋世太保、格伯烏、洗腦以及俄國奴隸營來權衡核算。
或許，我們對孩子變得更和藹，可我們對老人變得不太和藹了。
随便一位家庭醫生都會告訴你，甚至那些富庶之人，也都拒絕照顧雙親。
&ldquo他們就不能到别家去麼&rdquo，戈納瑞說。
我想，跟企圖權衡利弊相比，更為有用的是提醒自己，這些好現象壞現象，都因兩樁事成為可能。
這兩樁事将可能決定，終有一日會發生在我們身上的絕大多數事情。
其一是科學的進步，以及其日益廣泛的應用。
就我所關心的目的（ends）而言，這作為一種手段（means），是中性的。
我們将變得越來越有能力醫治并制造更多疾病&mdash&mdash最終拉下大幕的是細菌戰而非核彈&mdash&mdash越來越有能力減輕并施加更多痛苦，越來越有能力更大規模地主宰或浪費地球資源。
我們會變得或更仁慈，或更有害。
我猜，我們會二者兼有。
成此毀彼，消除了老苦痛卻又制造了新苦痛，使自己這方面安全無虞卻使自己那方面危險四伏。
其二是政府與臣民關系之變化。
查爾斯（Charles）爵士提起我們對犯罪的新态度。
我要提起的則是，整車整車運載到德國毒氣室的猶太人。
說這二者之間有個共通因素，乍聽上去令人咋舌，但我認為有一個。
依照人道主義觀點，所有犯罪都是病态；犯罪要的不是懲戒（retributivepunishment），而是醫治（cure）。
這就将處置罪犯，與正義及罪有應得的概念分為兩截；&ldquo正義的醫治&rdquo（justcure）一詞失去意義。
依照老觀點，公衆輿論可能會抗拒某一懲罰（它曾抗拒我們的老刑法），是因其量刑過重，超過那人之所&ldquo應得&rdquo；這是一個倫理問題，每個人都可置喙其間。
可是治療，隻能藉其成功幾率來評判；一個技術問題，隻有專家可置喙其間。
這樣一來，罪犯就不再是個人（person），不再是權利與義務之主體（subject），而隻成為社會可對之加工的一個客體（object）。
希特勒如何對待猶太人，大體如此。
他們是客體；殺死他們不是因為其罪無可赦（illdesert），而是因為，根據他的理論，他們是社會病竈。
要是社會可以随意修理（mend）、重鑄（remake）或銷煉（demake）人，那麼它所随之意，當然既可能是人道，也可能是殺機。
其間雖有重要不同，但是，無論哪條路，統治者（ruler）都成了業主（owners）。
注意看，對待&ldquo犯罪&rdquo的人道态度如何實施。
要是犯罪隻是患病，為什麼要對犯罪和患病區别對待？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