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出自看不透的天性的防備。
正像動物在寒潮襲擊很久以前就突然滿身披上了溫暖的過冬的皮毛，人的靈魂也在第一次向老年過渡的時點上，在剛剛越過頂峰時，長出一種新的精神的保護外衣，一種厚厚的防禦外殼。
這種從感性事物向精神事物的深刻的轉變，也許從腺體的纖維開始，一直演變到最後的創造性生産的振動。
這種更年期的形成為精神的震顫，完全像青春期形成那樣，也取決于血液循環和機體的危機。
既然你們精神分析學家和心理學家都來研究&mdash&mdash幾乎從身體的基本特征上也看不出原因，更何況從精神上觀察呢。
至多在女人身上可以看到一些迹象，女人的性退化幾乎以觸摸得到的形式顯露出來，它們是比較明顯的，臨床上容易發現的，可以從個别的觀察中搜集得到。
相反，男人轉變期的更多的精神現象及其心理學分析的科學結論，則完全有待于研究。
男人的更年期幾乎一緻認為是大轉換的最佳年代，是宗教的、創作的、理性的升華的最佳年代。
所有這些升華都是血流不暢的生存的保護外衣，是被減弱的性欲的精神的替代物，是代替逐漸消失的個人感覺即漸漸平息的生命力的更強烈的人類感覺。
男人的更年期是青春期的補充，在受危害的人身上同樣有生命危險，在感情熱烈者身上同樣熱烈，在有創造性的人身上同樣有創造性，更年期也是這樣地引入一個另一種色彩的創造性的精神時期，一種上升和下降之間的中老年戀愛的新的精神動力。
在每一個重要的藝術家那裡我們都會遇到這種不可避免的精神危機的時刻，當然其劇烈程度在任何人那裡也沒有像在托爾斯泰這裡這樣猶如翻江倒海，火山爆發，幾乎具有毀滅性。
從現實的可能性來看，從适當的客觀性來說，托爾斯泰在五十歲時所發生的變化是完全符合老年人變化規律的：那就是他感覺到自己老了。
這就是一切，這就是他的事情的全部。
掉了幾顆牙，記憶力衰退了，思想上有時罩上疲憊的陰影：全是一個五十歲人的平常的現象。
但托爾斯泰這個完人，這個充滿激流勇進精神的人，第一次呼吸到秋日蕭索的氣息時，便立刻感覺到自己已經衰老和死亡将至。
他誤以為，&ldquo人要不陶醉于生活，他就活不下去了&rdquo；一種神經衰弱的抑郁，一種不知所措的精神錯亂侵襲了這位無比健康的人。
他不能寫作，也不能思考了&mdash&mdash&ldquo我的精神睡着了，總也醒不來，我感覺很不舒服，我變得很消沉&rdquo；他像拖着一副鎖鍊似的把&ldquo那個無聊而平庸的安娜·卡列尼娜&rdquo拖到結束，他的頭發突然染上了灰白，前額皺褶橫生，常感到反胃，關節也變得虛弱無力了。
他麻木地沉思，&ldquo再也沒有什麼使他感到高興，生活再也沒有什麼指望了，他很快就要死了&rdquo，他&ldquo正在竭盡全力争取遠離生活&rdquo，而且在日記裡相繼出現兩次尖刻的記載：&ldquo對死亡的恐懼&rdquo和幾天以後寫的&ldquo就要孤單地死去了&rdquo。
但是死（我在描述他的生命活力時曾經試圖詳細說明過它）對這位活在世上的巨人來說卻是一切可怕思想中的最可怕的思想，因此，他的巨大的身軀隻要感覺到一點點松弛無力，他便立刻全身戰栗不止。
不過，這位能做自我診斷的天才，在他通過嗅覺預感到厄運到來時，并沒有完全迷失方向，因為事實上，原本托爾斯泰身上的某種東西已經在這次精神危機中衰亡了。
一直到這時，托爾斯泰從來都沒有探尋過這個世界的形而上學的意義，他隻是像藝術家觀察自己的模特那樣觀察世界。
當他描寫世界的圖像時，它就順從地立在他的面前，讓他撫摩，讓他抓在他那雙具有創造性的手中。
他突然覺得這種天真的快樂，這種進行雕塑般的觀察不可能再有了。
事物不再完全順從他了，他覺得事物對他隐藏着什麼，一種藏在背後的東西，一個什麼問題。
這位具有最敏銳的觀察能力的人第一次把存在視為一種秘密，他預感到一種他單用外部感官捕捉不到的思想&mdash&mdash托爾斯泰第一次明白，要想理解這種背後的東西，他需要有一種新的工具，一雙更博學更清醒的眼睛，一雙會思想的眼睛，可以通過事例清楚地說明這種内心的變化。
托爾斯泰曾上百次看見人們死于戰争，他隻是作為畫家、詩人，作為反映對象的瞳孔，作為成像敏感的視網膜描寫他們的流血犧牲，根本不問對與不對。
現在他在法國看見一個罪犯的頭咕噜噜地從斷頭台上滾下來，心中頓時憤怒地生出一種反對整個人類的道德力量。
他，這位主人，這位老爺，這位伯爵，千百次地從他的莊園的農民身邊騎馬走過去，疾跑中的馬把塵土揚在他們的袍子上，而他卻自以為理所當然地冷淡地接受他們奴隸般卑躬屈膝的問候。
現在他才第一次注意到他們都赤着腳，發現他們都很貧窮，發現他們那可怕的毫無權利的生存。
他第一次在心裡提出這樣的問題：他本人是否有權利面對他們的需要和辛勞而毫不感到不安。
在莫斯科，他的雪橇曾無數次從成群凍餓的乞丐面前飛馳而過，他從未朝他們轉過頭看一看，從未注意過他們。
貧窮，苦難，壓迫，軍隊，監獄，西伯利亞&mdash&mdash他覺得這一切都是再自然不過的現實，像冬天的雪，像桶裡的水。
現在，在一次人口普查時，這位覺醒的作家突然認識到無産者的這種可怕的境況便是對他的豐裕的控訴。
自從他不再把人性的東西看作人們必須研究和觀察的單純的素材以來，内心裡那種美麗如畫的安甯和平的生活秩序便完全破滅了：他再也不能像冷酷的雕刻家似的觀察生活了，他隻能不斷地探尋正确與荒謬。
他不再覺得一切人性的東西都是來自自我，都是利己的或内向的，他覺得那是社會的、兄弟般友愛的、外向的：包括一切人的集體的意識像疾病一樣&ldquo侵襲&rdquo了他的身心。
&ldquo沒有必要去想&mdash&mdash想實在太痛苦。
&rdquo他歎息着說。
但自從這雙良心的眼睛睜開以來，人類的苦難、世界的原始痛苦便不容更改地變成他個人的事情了。
正是從這種對虛無的神秘的驚恐中産生了一種對宇宙萬物的創造性的新恐懼，從他的完全抛卻自我當中生出藝術家要再一次按照道德的規範建造他的世界的任務。
他預料哪裡已經出現死亡，哪裡便是再生的奇迹占統治地位。
于是産生了這樣一個托爾斯泰：他不僅被人類尊為藝術家，而且被尊為最有人性的人。
但在那時，就在崩潰發出響亮聲音的時刻，在那個不确定的&ldquo蘇醒&rdquo前的一刹那（托爾斯泰後來就這樣欣慰地指稱他的那種不安心境），這位處在轉變中的受驚者還沒有預見到這種過渡。
在他内心中另一雙新的良心的眼睛睜開以前，他覺得自己完全失明了，周圍隻是一片混沌，隻是看不見道路的黑夜。
&ldquo既然生活是這樣的可怕，幹嗎還要生活？&rdquo他提出了經書上的這個永恒的問題。
既然人們隻是為死而耕耘，幹嗎還受這個苦呢？像一個絕望者，他在黑暗的世界穹隆中摸索牆壁，以便找到一條出路，找到一種自救，一點點火花，一線希望之光。
正像他所看到的，沒有人從外部幫助他，給他帶來光明，他才自己為自己挖掘坑道，有計劃地有條理地挖，一階一階地掘。
一八七九年，他把下列&ldquo不清楚的問題&rdquo寫在一張紙上：
（一）為什麼活着？
（二）我的生活和别人的生活都有什麼原因？
（三）我的生存和别人的生存都有什麼目的？
（四）我心中感覺到的善與惡的分裂意味着什麼，這種分裂為什麼會出現？
（五）我應該怎樣生活？
（六）死是什麼？&mdash&mdash我怎樣才能解救自我？
&ldquo我怎樣才能解救自我？我應該怎樣生活？&rdquo這便是托爾斯泰的災難性的呼喊，是他内心危機的利爪撕肝裂膽的呼喊。
這呼喊刺耳地響了三十年，直到他永遠閉口不語。
來自感官的好消息，他已經不再相信了，藝術不再給他以安慰，青年時代狂熱的陶醉已變成殘酷的清醒，冷漠無情從四面八方湧來。
我怎樣才能自救？這呼聲變得越來越充滿渴望，因為這種表面上毫無意義的事一點意義沒有也是不可能的。
單靠理智就足以理解生活，但不能理解死，因此就很需要一種新的、另一類的精神力量來領會這件不可理解的事。
因為在他自己的心裡，在他這個不信神者的心裡，在他這個感性人的心裡，找不到這種精神力量，所以，在他的人生道路中間，他突然謙卑地跪在神的面前，輕蔑地丢掉五十年裡使他感到無比幸福的世俗知識，強烈地請求得到一種信仰：&ldquo主啊，把信仰給我吧，讓我去幫助别人也獲得信仰！&rdquo
假基督徒
我的上帝啊，隻在上帝面前生活是多麼難啊！有些人已經被掩埋在礦井裡，他們知道他們絕不會出來，也沒有人知道他們在那裡是怎樣生活的，像這些人那樣生活，是多麼難啊！但人們必須這樣生活，因為隻有這樣的生活才是生活。
主啊，幫幫我！
摘自一九〇〇年十一月的日記
&ldquo主啊，讓我有一種信仰吧！&rdquo托爾斯泰對他一直否定的神絕望地呼叫着。
但這位神似乎并不滿足那些急切地向他提出要求的人的願望。
因為托爾斯泰把充滿熱情的急躁，他的頑固的惡習，也帶到信仰裡來了。
要求得到一種信仰，不，這還不夠，他是必須立刻具有一種信仰，一夜之間就辦成，像斧子一樣方便，舉起來就能把他的懷疑的整個灌木叢都砍光。
因為這位貴族老爺，不僅已經習慣于讓他的仆人圍着他敏捷地團團轉，而且被迅速使他獲得世上各種知識的耳聰目明的感官所寵壞，所以這個不能克制的、情緒變化無常的、頑固不化的人不願意耐心地等待。
他不願意像修士似的頑強地傾聽上天漸漸地過濾下來的光&mdash&mdash不，他要在黑暗的内心裡立刻再現白晝的明亮。
他那能沖破一切障礙的激進的精神想要以獨特的飛躍和沖擊掌握&ldquo生活的意義&rdquo&mdash&mdash&ldquo上帝知道&rdquo，&ldquo上帝會想到&rdquo，他像一個亵渎神明的人若有所失地說。
他希望能夠急速獲得信仰，成為基督徒和順從的教徒，生活在神的精神中，就像他在頭發蒼白的年紀上還學習希臘語和希伯來語，在六個月内，至多在短暫的一年之内，突然變成了教育家、神學家或社會學家。
但是，如果一個人心裡沒有一粒信仰的種子，他怎麼能突然獲得一種信仰呢？如果一個人到了五十歲隻以觀察家無情的眼睛，以自覺的古老俄羅斯的虛無主義者的身份評價世界，把自己看成這個世界裡重要而顯赫的人物，他怎麼會一夜之間就變成有同情心的、善良的、恭順的、溫和的、方濟各會修道士般的人了呢？一個人怎能隻靠一次舉手之勞就把這樣的頑石般的意志轉變為寬容的人類的愛？這種信仰，這種為了更高的超俗的力量而舍棄自我的精神，是在什麼地方學習的，在什麼地方學到的？當然是在那裡已經具有這種信仰或至少僞稱具有這種信仰的人那裡，托爾斯泰自稱，是在東正教的聖母那裡，在教會裡。
托爾斯泰立刻（因為這個急不可待的人不容許自己浪費時間）就跪在聖像前面了，他齋戒，他參拜修道院，他與主教和教區牧師讨論，他翻破了福音書。
在三年的時間裡他竭力嚴格按照宗教信條辦事，但是，教堂空氣向他吹來的是空洞的香煙，寒氣穿透已被凍僵的靈魂，不久他就失望地永遠關上了他與東正教教義之間的大門。
他認識到，不，教會沒有正确的信仰，确切地說，宗教已經讓生命之水滲漏了，浪費了，摻假了。
于是他就繼續求索，也許哲學家，這些思維的教師，更了解這種令人不安的&ldquo生活的意義&rdquo。
托爾斯泰立刻狂熱地無比激動地開始不加選擇地閱讀一切時代的各種哲學家的著作。
他讀得太快，以緻沒有消化和理解，首先是叔本華，每個精神昏暗者的永遠伴睡人，然後是蘇格拉底和柏拉圖，穆罕默德，孔子和老子，神秘主義者，斯多葛派，懷疑派和尼采。
但不久以後他就把這些書都合上了。
就是這些人也沒有别人的觀察世界的介質，他們隻有他們自己的介質，隻有極為敏銳的痛苦地進行觀察的理解力，他們隻是奔向上帝的焦躁不安者，而不是在上帝精神中的休憩者。
他們創造了一些思想體系，但沒有創造一種不安的靈魂所希冀的甯和，他們給人以知識，卻不給人以安慰。
像一個飽受痛苦折磨的病人，科學對他不靈，就拖着他的病體去找巫婆和庸醫一樣，托爾斯泰，俄國的這位智力最高的人，生活到五十歲的時候走向農民，走向&ldquo大衆&rdquo，想從他們那裡，從這些沒有受過教育的人那裡，最終學到真正的信仰。
是的，這些沒有受過教育的人，沒有被書本弄糊塗的人，這些窮人和受苦的人，他們幹着重活而毫無怨言，臨死時就像貓狗一樣默默地往角落裡一倒。
他們心裡沒有懷疑，因為他們沒有思想，隻有令人仰慕的單純。
但他們心中必定有某種秘密，否則他們就不會如此屈從而無憤怒地俯首聽命。
再糊塗，他們也知道點智慧者和傑出的英才不知道的東西，這些智力落後的人，靈魂走在我們前面的人，應該感激敏銳的精神。
&ldquo像我們這樣地生活，是錯誤的，像他們那樣地生活，才是正确的。
&rdquo&mdash&mdash因此，從他們富有忍耐精神的生存中出現了看得見的上帝，同時，精神，對知識的渴求，連同他的&ldquo遊手好閑的放蕩淫逸的欲望&rdquo，都遠離了内心中真正的光源。
如果他們沒有安慰，内心裡沒有神奇的靈丹妙藥，他們就不會如此愉快地忍耐這種不幸的生活；他們必是隐藏着一種信仰，于是這位不受約束的人便産生了急躁情緒，要從他們那裡學到這個秘密。
托爾斯泰自忖，從他們那裡，隻有從他們那裡，從&ldquo上帝的子民&rdquo那裡才能認識到&ldquo正确的生活&rdquo，認識到偉大的忍耐精神，認識到對這種艱難的生活和對更艱難的死的屈從。
于是他更走近他們，完全走進他們的生活，從他們那裡體察神的秘密！他脫下貴族的長袍，穿上農民的短外套，離開擺着美味佳肴的餐桌和堆滿書籍的條案，從此隻吃無害的蔬菜，隻喝動物的清淡的奶，隻用恭順和愚蠢來滋養浮士德式的求索精神。
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托爾斯泰，亞斯納亞波利亞納莊園的老爺就扮成了這個樣子，尤有甚者，這位智力超過千百萬人的上等人，五十歲上親自扶犁，用那寬大的熊一般的背背起水桶從井裡汲水，在他的農民中間以不知疲倦的幹勁收割莊稼。
寫了《安娜·卡列尼娜》和《戰争與和平》的手現在竟在自己剪出的鞋底上使錐子，清掃小屋裡的髒物，為自己縫衣服。
要接近，要快一點接近，更要緊密地接近這些&ldquo兄弟&rdquo，&mdash&mdash列夫·托爾斯泰以獨一無二的意志力希望變成&ldquo平民&rdquo，從而成為&ldquo上帝的基督徒&rdquo。
他走進村子，到那些半農奴中間去（當靠近他時，他們都窘迫地脫帽）。
他喊他們到他家裡去，進了屋他們穿着笨重的鞋笨拙地走在鏡面般光亮的鑲木地闆上就像走在玻璃闆上一樣。
他們松了口氣，知道這位&ldquo老爺&rdquo，這位好心的主人，對他們沒有惡意，不像他們所擔心的那樣要再提高佃租，而是&mdash&mdash好稀奇：他們尴尬地搖了搖頭&mdash&mdash想跟他們談論上帝，自始至終談論上帝。
亞斯納亞波利亞納的這些善良的農民想到他曾經做過的事，這位伯爵老爺，他開辦過學校，還親自給孩子上過一年課（後來他不感興趣了）。
不過現在他想要幹什麼呢？他們心懷疑慮地側耳傾聽他的話，因為事實上，這個僞裝的虛無主義者正像一個奸細擠到&ldquo人民&rdquo身邊，去探明人民向上帝進軍必不可少的戰略。
但這種強制性的調查是有利于藝術和藝術家的&mdash&mdash托爾斯泰的最優美的傳奇故事應該歸功于那些鄉間說故事的人，他的語言因為使用了農民的活潑而形象的語彙變得極為生動，極其柔和&mdash&mdash但純樸的秘密卻沒有學到手。
早在他感情危機之前，在《安娜·卡列尼娜》出版的時候，陀思妥耶夫斯基就頗有遠見地談到過體現托爾斯泰的人物列文：&ldquo像列文這樣的人，隻要他們願意，他們就可以與人民共同生活，但他們絕不會成為人民的一員，因為他們自命不凡，有意志力，變化無常，不能理解和實現到人民中去的願望。
&rdquo這位天才的幻想家用心理學的平射擊中了托爾斯泰意志變化的核心，同時也揭露了強制行為。
這種變化不是出自天生的血緣的愛，而是出自靈魂災難開始時期托爾斯泰與人民結合的兄弟情誼。
因為，即使他故意裝出愚鈍和土氣，這位大智者托爾斯泰也不能培植起狹隘的農民思想，以取代他那廣闊的包羅萬象的對生存的解釋，也不能強使這樣一種真理精神完全變成一種混亂不堪的盲目信仰，像魏爾蘭[1]那樣突然在房間裡跪下來祈禱：&ldquo我的上帝，賜我以純樸吧！&rdquo于是胸中就長出恭順的閃着銀光的幼芽&mdash&mdash這是不夠的。
一個人必須永遠首先是成為他所供認的那樣的人；不論是通過對同情的神秘崇拜建立與人民的聯系，還是通過誠笃的宗教信仰使良心得到寬慰，都不能像接通電流那樣一下子就在内心中實現。
穿農民的袍子，喝格瓦斯，收割莊稼，所有這一切與農民等同的外表的形式都可以像玩似的，甚至在雙重意義上嬉戲似的輕而易舉地實現&mdash&mdash但精神絕不會變愚蠢，一個人的清醒意識絕不能像擰小煤氣火苗似的任意變弱。
他的精神的光度和警覺始終停留在一個人天生的不變的程度上。
它是控制他的意志的力量，因此也就是超出我們的意志的力量。
甚至在這種力量的至高無上的義務裡人們感到的威脅越強烈，它的火苗就冒得越劇烈，越不安定。
一個人不能通過招魂活動跳過他天生認識尺度的一級，他的智力也不能借助一次突然的意志行為向純樸退回一級。
托爾斯泰這位博學而有遠見的奇才不可能不在短時間内認識到，要把他的複雜的思想降為一種空白的單純，即使像他這樣意志無比堅強的人一夜之間也是辦不到的。
除了他本人誰也沒說過（當然是在以後）這樣的妙語：&ldquo用暴力對抗精神，就像捕捉陽光一樣，隻是空想而已；不管人們怎樣遮蓋陽光，陽光總要從上面照過來。
&rdquo他不能長久地欺騙自己，他的粗暴的、鬥士般的、自以為是的主人才智無力做到持久的愚鈍的謙卑。
農民确實也從來不會把他視為他們中的一員，他穿着他們的衣服，表面上具有他們的習慣，但世人從來沒有不把這種行為理解為一種僞裝。
恰恰是他最親近的人，他的夫人，他的子女，老奶奶，他的真正的朋友（不是托爾斯泰派分子），從一開始就困惑而不滿地把&ldquo俄羅斯人民的這位偉大的作家&rdquo（屠格涅夫在臨終前曾這樣呼喚他回到藝術中來）的這種神經質的強制走向下層的願望，視為鑽入違背其天性的無文化教養的領域。
他自己的妻子，他的思想鬥争的悲慘的犧牲者，當時對他說過這麼一句最有信服力的話：&ldquo從前你說你不得安甯，因為你沒有信仰。
為什麼現在你說你有了信仰，還不愉快呢？&rdquo&mdash&mdash這真是一個簡明易懂的、無可辯駁的論點。
自從改信大衆神以後，在托爾斯泰那裡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說明他在這個信仰裡找到了精神的安甯。
相反，人們總有這樣的感覺，隻要他談論他的教義，他就把他的信念的不可靠性變成明顯的可靠性。
托爾斯泰所有的行為和言語偏偏在那個皈依上帝的時期具有一種令人不快的高喊的調兒，多少有些誇耀，像在争吵，很粗暴，十分笃信宗教。
他宣講基督教教義，跟吹長号沒有兩樣，他的屈從有如孔雀開屏。
誰的聽力敏銳，誰就會在他的自我貶抑的過火行為中感覺到托爾斯泰舊時的某種矜持，不過現在這種矜持變成一種以新的屈從為特點的黑白颠倒的自豪了。
我們可以讀一讀他的忏悔中的著名段落，在這裡他想通過咒罵和毀謗他自己過去的生活來證明他皈依宗教：&ldquo我在戰争中殺過人，我參加過決鬥，我在賭博中揮霍過從農民那裡勒索來的财富，我殘酷地懲罰過他們，我曾與輕浮的女人通奸，并欺騙過我的部下。
說謊、掠奪、私通，各種各樣的醉酒和耍野，每一種無恥的勾當，我都幹過，沒有一種罪行我沒犯過。
&rdquo為了不讓任何人寬恕他作為藝術家所犯的這些所謂罪行，他在他的喧嚣不止的教會成員的忏悔中繼續說道：&ldquo遇到這種時候，出于虛榮、貪欲和傲慢，我便開始寫作。
為了獲得榮譽和财富，我不得不壓制我心中的善，使自己堕入罪惡。
&rdquo
這是認罪者說出的很極端的話。
誠然，這些話的道德的激情令人震驚。
但是，說心裡話，過去是有過那麼一個人，這個人确實就是列夫·托爾斯泰，難道因為他在戰争期間盡職盡責地服役于炮兵連隊，或者說在他獨身時作為一個強壯的男子漢有過放蕩的性生活，他就可以根據這種自我譴責把自己鄙視為&ldquo一個低級的有罪的人&rdquo，一個像他在貶低自我的狂熱中自稱的&ldquo虱子&rdquo嗎？這樣，一個過度興奮的良知出于對屈從的自豪不惜任何代價為自己編造了種種罪惡，跟拉斯柯尼科夫[2]裡的那個家仆臆想殺人相似，一個自白狂的靈魂為了證明自己是基督徒，把根本不存在的罪過&ldquo當作十字架背在身上&rdquo&mdash&mdash不是早在這時懷疑就産生了嗎？托爾斯泰的這種證明自己的願望，這種精神緊張、慷慨激昂、小販叫賣般的貶抑自我，不正揭示了在這個被震撼的心靈裡不存在或還不存在一種冷靜的、呼吸勻稱的屈從，甚至有一種危險推移的颠倒黑白的虛榮嗎？總之，這樣的屈從所表現的并不是屈從，相反，這除了是反激情的苦行僧式的鬥争，不可能是任何别的更大的激情。
在心靈裡剛剛出現一點點還很渺茫的信仰火花，這個性急的人便想立刻用它點燃全人類的心，這很像那些日耳曼民族的野蠻領主，他們受洗禮時頭上剛剛沾上點水，立刻就拿起斧子，想要砍倒他們一直視為神聖的橡樹。
如果信仰意味着在神的精神裡休憩，那麼這個極端性急的人就從來也不是一個有耐性的信徒，這個熱情似火不知滿足的人從來都不是一個基督徒，隻有人們把虔信宗教的渴望稱為宗教的時候，這個求神者，這個永遠不安甯的人才能算做信徒。
正是由于一種信念隻取得了一半的成功，隻達到了渺茫的自由，托爾斯泰的精神危機才象征性地超出個人經曆的範圍，成為永遠值得深思的例證：即使在這個意志力堅強的人這裡也無法一下子就能改變他的天性的原始形态，不能通過意志行為把他固有的特性翻到相反的方面去。
我們的生活已安排好的形态雖然能夠容忍改善、磨平和變得更尖銳，倫理方面的熱情也許能夠通過自覺的艱苦的工作提高我們身上的道德品性，但絕不能抹去我們性格特征的基本輪廓，從而按照另一種結構體系重造我們的肉體和精神。
如果托爾斯泰認為，人們可以像戒煙那樣摒棄個人主義，或者人們可以赢得愛，可以&ldquo強求到&rdquo信仰，那麼，在他身上，巨大的近乎狂熱的努力正好與極其微小的成果形成了尖銳的對立。
因為沒有什麼東西可以證明，托爾斯泰這個一遇到有人哪怕稍稍反對時就兩眼冒金星的易怒的人，當時由于發生了巨大的精神上的轉變立刻就成了一個好心的、溫柔的、充滿愛的、熱心公益事業的基督徒，一個&ldquo上帝的仆人&rdquo，一名修道士。
他的&ldquo轉變&rdquo也許改變了他的觀點，他的看法，他的言語，但并沒有改變他最内在的本性&mdash&mdash&ldquo按照你所應遵循的規律，你隻能是這個樣子，你不能擺脫你自己。
&rdquo（歌德語）同樣的不愉快和同樣的自我折磨的狂熱在&ldquo覺醒&rdquo的前後籠罩着他不安的靈魂：托爾斯泰天生就是不知滿足的人。
正是由于他一向沒有耐性，上帝才不立刻&ldquo贈&rdquo他以信仰，他不得不不斷地奮鬥三十年，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
他的大馬士革之行不是在一天之間，也不是在一年之内完成的，直到呼吸快停止的時候，托爾斯泰也沒有找到滿意的答案，也不滿足于任何一種信仰，直至生命的最後一刻他都覺得生命是極為壯麗極為可怕的秘密。
因此，托爾斯泰就沒有給他的關于&ldquo生命&rdquo意義的問題找到答案，他朝着上帝所做的熱心奮力的躍進也沒有成功。
但對一個藝術家來說，如果他沒有成為制造沖突的行家，任何時候都是有救的，他可以把他的苦難從自身抛向人類，把他靈魂的問題變成世界的問題，于是，托爾斯泰也就把他精神危機的個人主義的驚呼&ldquo我将變成什麼人？&rdquo提高到範圍巨大的驚呼&ldquo我們将變成什麼人？&rdquo因為他不能相信他自己的固執的思想，所以他想說服别人。
因為他自己不能改變自己，所以他就試圖改變人類，一切時代的一切宗教都是這樣産生的，一切世界的改善（正如那位看透一切的尼采所說）都是由于一個處在靈魂危機中的人要&ldquo擺脫自我&rdquo而得到實現的。
把這個嚴重的問題從自己心中排除出去，反過來把它推給大家，把個人的不安變成了世人的不安。
托爾斯泰沒有成為虔誠的方濟各派基督徒，從來都沒有，這個無比熱情的人，他有一雙不可欺騙的眼睛，有一顆充滿懷疑的堅強而又火熱的心，但他正是由于了解沒有信仰的痛苦才從事我們時代的這種狂熱的試驗，想把世界從虛無主義的災難中解救出來，使世界比他本人當時更加具有信仰。
使生活脫離絕望的惟一的挽救辦法，便是把他的&ldquo我&rdquo移入世界。
于是這個備受折磨的渴望真理的托爾斯泰的&ldquo我&rdquo，把突然感到的可怕的問題作為警告的呼喚和教義抛給了全人類。
***
[1]保羅·魏爾蘭（1844&mdash1886），法國象征派詩人。
[2]陀思妥耶夫斯基長篇小說《罪與罰》的主人公。
教義及其荒謬
我已接近一種偉大的思想，我可以為實現它而犧牲我的全部生命。
這種思想便是建立一種新的宗教，一種揚棄使徒信條和創傷的基督教。
青年時代的日記
一八五五年三月五日
托爾斯泰把新的四福音書的名言&ldquo勿抗惡&rdquo作為他的教義，作為他給人帶來的&ldquo福音&rdquo的基石，并賦予它以創造性的解釋：&ldquo勿以暴力抗惡。
&rdquo
這句話蘊含着托爾斯泰的整個倫理學，這位偉大的鬥士以他過分痛苦的良心中全部雄辯的、道德上的激烈情緒，如此強有力地把這個投石器對準了世紀元牆，以緻到了今天，在被震裂一半的房梁構架上還有震動的餘波在回蕩。
要測出這次投擲在其全部射程中的思想影響是不可能的。
向布列斯特&mdash利托夫斯克[1]進攻的俄羅斯自願放下武器，主張不抵抗的甘地主義，羅曼·羅蘭第一世界大戰期間的和平呼籲，無數個别的普通人對蹂躏良知的英勇反抗，反對死刑的鬥争&mdash&mdash所有這一切孤立的，似乎毫無關聯的新世紀的行動，都應該歸功于托爾斯泰的福音賦予的強大的動力。
今天凡是暴力被否定的地方，暴力總被當作手段、武器、權力或所謂神聖機構，無疑總是在某種借口下保護國家、宗教、種族、财産等等；凡是以人道主義的道德反對流血的地方，就是到了今天，每個道德革命者仍從托爾斯泰的權威和熱情中獲得一種被證實為友愛的力量。
一個地方，不是教會的冷冰冰的教條、國家的權欲要求、一種運轉不靈的公式化的司法部門，而是獨立的良知把人類博愛精神作為惟一的道德主管部門做出最後的決定，便可以依照托爾斯泰的典範的路德式的行為處理一切，他呼籲一切有人情味的人，無論在什麼情況下都隻能&ldquo憑良心&rdquo明斷。
托爾斯泰所指的我們不用暴力反對的是什麼樣的&ldquo惡&rdquo？不是别的，隻是暴力本身，是絕對的暴力，不管它把肌肉藏在國民經濟、國家興旺、民族野心和殖民擴張的充滿激情的破爛衣服下面，還是笨拙地把人的權欲和殺機僞裝成哲學和祖國的思想，我們都不要上當受騙，即使具有最迷人的理想化的形式，暴力行為也永遠不是服務于人類的友愛，它隻能服務于某個集團擴大的自我主張，從而永遠保持世界的不平等。
任何暴力都意味着占有，一種擁有的願望和更多擁有的願望，在托爾斯泰看來，财産上的一切不平等都起源于此。
這位年輕的貴族老爺在布魯塞爾并沒有與蒲魯東白白度過一段時光。
在馬克思之前，托爾斯泰作為當時激進的社會主義者提出這樣的假設：&ldquo财産是一切罪惡和一切苦難的根源，一種沖突的危險存在于财産過多者和無财産者之間。
&rdquo為了保存自我，占有必須具有防守的特性，甚至具有攻擊的特性。
為了奪取财産，需要暴力；為了擴大占有，需要暴力；為了保衛占有，也需要暴力。
這樣，财産便創造了保衛自己的國家，國家又根據自己的主張組織了各種各樣殘忍的暴力機構，如軍隊，司法機構，&ldquo隻用來保衛财産的整套強制性體系&rdquo，凡是适應和承認這個國家的人，都全身心地隸屬這個權力的原則。
不曾想，按照托爾斯泰的見解，現代的國家裡那些貌似獨立的、從事腦力勞動的人也都是無意中為維護少數人的占有服務的，甚至&ldquo就其真正的意義是廢除國家的耶稣基督教會&rdquo也以&ldquo騙人的教義&rdquo抛棄了自己的義務，藝術家們，他們是天生的被召來充當良知的辯護人，他們是人權的辯護士，他們卻在自己的象牙塔上精雕細刻，&ldquo使良知昏昏欲睡&rdquo了。
社會主義企圖成為治療無法醫治的頑症的醫生，那些獨一無二的根據自己正确的認識想要徹底炸毀這個錯誤的世界秩序的革命者，自己也錯誤地采取其敵人的謀殺手段；他們讓&ldquo惡&rdquo的原則原封不動地存在，甚至還把暴力視為神聖，從而使不公正永遠存在。
就這種無政府主義的要求而言，國家的和我們現在合法的社會制度的基礎完全是錯誤的，腐朽的；因此，托爾斯泰激烈地反對政府形式一切民主的、博愛的、和平主義的和革命的改良，認為這一切都是徒勞無益的，不充分的。
把民族從暴力的&ldquo惡&rdquo中解救出來，不能靠杜馬，不能靠議會，更不能靠革命；一座基礎搖擺不穩的大廈是不能依靠支撐保持下去的，人們隻能廢棄它，再造一座新的。
但是現代的國家是建立在權力思想上，不是建立在博愛思想上；因此，在托爾斯泰看來，現代的國家無可挽回地注定要滅亡，而一切社會的、自由主義的修修補補隻能延長它的垂死掙紮。
不是必須改變人民和政府之間的國家公民關系，而是必須改變人本身：一種内心的親密聯系，不是通過國家政權的強制壓力，而是必須通過友愛才能使各民族聯合得到加強。
但是隻要這種宗教的、倫理的博愛精神還沒有代替受壓制國民的當代的形式，托爾斯泰就隻能從個人良知看不見的秘密的角度來解釋真正的道德。
因為國家與暴力是同一的，所以一個有道德的人就不能與國家協調一緻。
迫切需要的是一次宗教的革命，是每個有良知的人與一切暴力團體斷絕關系。
因此，托爾斯泰便堅決置身于國家形式之外，聲明自己在道德上不受良心之外的一切義務要求的約束。
他否認自己絕對從屬于某一民族、國家、對某一個政府的臣服關系，他自動退出了東正教，他從原則出發放棄了向司法部門或任何一個當今社會特定結構的呼籲，以免去握這個&ldquo暴力國家魔鬼&rdquo的手。
因此人們不要因為他的博愛說教的福音派溫柔，因為他的帶有基督徒恭順色調的辭句，因為他完全依賴于新教精神而受蒙蔽，看不見他的社會批判中的完全敵視國家的成分。
他的國家學說是最激烈的反國家學說，是自路德以來個人同新的羅馬教皇神聖論和關于财産天經地義思想的最徹底的決裂。
就連托洛茨基和列甯也沒有超出&ldquo必須改變一切&rdquo這一論點的一步。
正如讓－雅克·盧梭這位&ldquo人類之友&rdquo用他的著作為法國大革命挖掘坑道，使革命從這些坑道把封建王國抛上天，至今還沒有一個俄國人比托爾斯泰這位激進的革命者更強烈地動搖過沙皇制度、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礎。
在我們這裡由于受到他那主教式的胡子和他的教義的特定的油滑性的迷惑，人們總是喜歡把他看成溫柔可愛的使徒。
總之，像盧梭對待無套褲漢一樣，托爾斯泰無疑也會對布爾什維主義的方法十分憤怒，因為他憎恨黨派&mdash&mdash&ldquo不論哪個黨派取得勝利，為了保持政權，它不僅必定使用現有的一切暴力手段，而且還要發明新的暴力手段&rdquo。
在他的著作中曾有過這樣的預言。
但是一種誠實的曆史叙述終将證明，他是這種曆史叙述的最好的開路先鋒，一切革命者的任何炸彈都不曾像這位奇人和偉人奮起反抗沙皇、教會和财産這些他祖國的貌似不可戰勝的勢力一樣，在俄國産生過這樣具有破壞性的作用和動搖權威的影響。
自從這位最傑出的診斷醫生發現了我們的文明結構這個隐蔽的錯誤構築，也就是說我們的國家大廈不是建立在人道主義精神，即人的聯合體基礎上，而是建立在暴行即控制人的基礎上，三十年來他一直通過不斷更新的攻擊方式把巨大的倫理的沖擊力量對準沙俄的世界秩序。
他是革命當中不想革命的溫克爾裡德，是社會的甘油炸藥，是起破壞和爆炸作用的不可抗拒的原始力量，從而也就不自覺地成了他的俄羅斯使命的代表。
因為一切主張建設的俄羅斯的思想，首先必須是激進的，必須進行徹底的破壞。
因此，在俄羅斯的藝術家裡沒有一個不是先跳進無光無路的虛無主義漆黑的坑道裡去，然後才出于熾熱的興奮的絕望，熱情地重新獲得新的信仰，就不是偶然的事了。
這位俄國的思想家，俄國的作家，俄國的實幹家，處理問題不像我們歐洲人總是通過猶豫不決的改良，抱着十分虔誠地等待适應的謹慎态度，而是像一個伐木者懷着進行危險試驗的亞當的摧毀一切的精神那樣幹脆。
有一個名叫羅斯托普欽[2]的人，出于此後勝利的考慮，毫不猶豫地燒毀了整個莫斯科這座世界名城。
托爾斯泰&mdash&mdash在這方面與薩沃那羅拉[3]相似&mdash&mdash也毫不猶豫地把藝術、科學等人類的全部文化财富投到行刑柴堆燒毀，僅僅是為了證明一種新的更好的理論的正确。
很可能是，這位宗教的夢想家托爾斯泰從未意識到他的破壞聖像運動的實際後果，也許他從來就沒敢仔細計算過這樣一座高聳雲霄的世界大廈的突然倒塌會同時奪走多少塵世間的生靈&mdash&mdash他隻不過以他的信念的全部精神力量和堅韌不拔的精神搖撼了一下這個社會的國家大廈的支柱。
要是這樣一個參孫伸出他的拳頭，最大的屋頂也會傾斜和東倒西歪。
因此後來關于托爾斯泰在多大程度上贊同還是反對布爾什維主義的徹底變革的一切争論，面對這樣的赤裸裸的事實都是多餘的：沒有什麼東西比托爾斯泰為反對豪富和财産而進行的狂熱的勸人忏悔的布道，像他的小冊子有如爆破筒，像他的論戰文章有如炸彈這樣強勁地從精神上推動俄國的革命。
這個時代沒有一種批判在廣大民衆中發生過如此震驚靈魂、颠覆信仰的影響，尼采的批判也沒有這樣大的影響，他作為一個德國人總是把矛頭指向那些有文化教養的人，并且由于其詩人的酒神的遣詞造句風格而與任何群衆的影響相隔絕。
一反自己的願望和意志，托爾斯泰的方座頭部雕像永遠立在偉大革命家、政權推翻者和改變世界者的看不見的偉人祠裡。
這是違反他的願望和意志的，因為托爾斯泰曾經把他的基督教的宗教革命、他的國家無政府主義與任何積極的暴力的革命清楚地分隔開來。
他在《成熟的麥穗》裡寫道：&ldquo如果我們遇到革命者，我們就往往會誤以為我們的觀點和他們的觀點是一緻的。
他們，還有我們都号召：取消國家，廢除财産，鏟除不平等以及其他。
盡管如此，這裡還是存在一個巨大的區别：對基督徒來說根本就沒有國家，而那些人則是想要消滅國家。
對基督徒來說根本就不存在什麼财産，那些人則是想要廢除财産。
對基督徒來說人人都是平等的，那些人則是想要鏟除不平等。
這些革命家從外部與宗教進行鬥争，但基督教根本不進行鬥争，基督教是從内部破壞國家的基礎。
&rdquo我們看到，托爾斯泰不想以暴力消滅國家，而是想通過無數個人的不反抗精神緩慢地削弱國家的權威，其過程是一個分子一個分子地，一個個體一個個體地長時間避開國家的包圍，直到最後國家機構因失去力量而自行解體。
但最終的效果卻是一樣的：鏟除一切權威。
而托爾斯泰一生都是熱情地為此而努力的。
不過他同時也想建立一種新的制度，一種取代國家的國家教會，一種更人道的更友愛的生活宗教，一種昔日新興的原始基督教義的福音派，托爾斯泰基督教義的新教。
但在評價這種正在建設中的精神成果時，必須&mdash&mdash無比誠實地&mdash&mdash把這位文明批評家、人間慧眼奇才托爾斯泰，和蒼白的有缺陷的任性的沒有堅持性的道德家、思想家托爾斯泰截然分開，要知道，托爾斯泰在教育工作方面不再像六十年代那樣隻想把亞斯納亞波利亞納的青年農民趕到學校裡去，而是想要使全歐洲牢牢記住惟一&ldquo正确&rdquo生活的重要常識，牢牢記住這個具有驚人的粗心大意的哲學思想的真理。
隻要這個天性沒受到過鼓勵的人堅持留在他的感性世界裡，用他超群的器官分析人性的結構，他就會受到無限的尊重。
但是，一旦他要飛快地無所約束地鑽到形而上學的東西裡去，他的感官在那裡再也抓不到、看不到和吮吸不到什麼，所有這一切觸角都在這裡毫無目的地在虛無中摸索，誰都會對他精神的遲鈍感到吃驚。
不，這裡劃定的界限還不夠明确，作為理論的系統的哲學家，托爾斯泰，像與他相反的天才尼采作為作曲家一樣令人惋惜的自欺欺人。
正如尼采的音樂感在語言的音韻裡是卓有成效的，但在獨立的音域裡，也就是在作曲方面，幾乎是毫無作為，托爾斯泰的非凡的智力一經大膽地超越感性批評領域進入理論領域，進入抽象的事物中，也立刻僵化。
人們可以在每一篇著作裡觸摸這種分界和鉚合點。
譬如，在他的社會問題論戰文章《那麼我們該怎麼辦》裡，第一部分根據自己的見聞如此卓越地描述了莫斯科的那些簡單破敗的住房，幾乎使人氣悶得透不過氣來。
作為對人間對象的社會批判，從來沒有，或者說那時幾乎沒有比他對那些破屋和喪失希望者的描述更加出色的了。
但在第二部分裡，空想主義者托爾斯泰從确診轉向治療，并想以教訓的口吻講那些就事論事的改良建議，每個概念立刻就變得含混不清了，所有的輪廓都被抹去，所有的想法都被說得一錢不值。
托爾斯泰越大膽地向前沖，這種混亂便随着一個個問題的出現而增長。
天曉得他要沖出去多遠！他沒有受過任何哲學方面的教育，卻以一種驚人的無畏精神在他有關宗教的論文中論述一切以星鍊懸在可望而不可即的所在的、永遠地解決不了的問題，使這些問題像明膠那樣&ldquo溶解&rdquo成液态。
正如這位性急的人在他的精神危機時期想要快得像披上一件毛皮大衣一樣，給自己披上一種&ldquo信仰&rdquo，一夜之間就變成基督徒和恭順的人，現在他在這些有關世界教育的論文中也想要&ldquo翻掌之間生長一片森林&rdquo。
他本人在一八七八年還絕望地大喊過&ldquo我們全部的塵世生活都毫無意義&rdquo，但三年以後他的萬能神學卻能解決我們的一切世界之謎了。
誠然，在這些倉促建立的結構方面的各種矛盾必定會幹擾思想敏銳的思想家，因此，托爾斯泰便堅持不懈地塞起耳朵進行宣講，突破一切前後矛盾之處，并且認為一切問題都得到了徹底的解決，倉促得令人生疑。
他覺得他的信仰總該不斷地得到證明，這是一種多麼沒有把握的信仰啊！一旦缺乏論據，就立刻拿《聖經》的話作為最後的絕對不可辯駁的結論，這是多麼缺乏邏輯和嚴密性的思想啊！不，不，不&mdash&mdash人們不可能斷然确定托爾斯泰的這些教訓人的宗教論文（盡管其中也有一些确實很精彩的細節）&mdash&mdash比較魯莽地說&mdash&mdash屬于世界文學中最令人不快的澤諾特派小冊子之列，它們是一種倉促混亂、高傲固執甚至不誠實的思想的令人惱怒的實例&mdash&mdash在這位追求真實的托爾斯泰身上給人這樣的印象，真是令人震驚。
事實上，托爾斯泰這位絕對真正的藝術家，這位高尚的典範的倫理學家，這個偉大的甚至神聖的人，作為一個理論性的思想家演了一出不誠實的壞戲。
為了把整個精神無限的世界裝到他的哲學的麻袋裡，他開始表演出一場拙劣的雜耍演員的把戲，就是說，首先把一切問題簡單化，直至這些問題像紙牌一樣薄而便利。
他先極簡單地确定這個是人，接着便确定那個是善、惡、罪、性欲、博愛、信仰。
然後他很快活地把這些紙牌混雜在一起，抽出&ldquo愛&rdquo當王牌，你瞧，他赢了。
在塵世的短暫的時間裡，這場全世界的賭賽，這場無限的不可解決的、世世代代千百萬人所尋求的賭賽，在雅斯納雅·波良納的這張寫字台上解決了。
而這位老人也感到驚異了，他的眼睛射出天真無邪的光，他那幹癟的嘴唇綻出愉快的微笑，他贊歎不已，&ldquo原來一切是多麼簡單啊！&rdquo實在是不可思議，現今已在千百個地方千百具棺材裡躺了上千年的一切哲學家，一切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