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莎士比亞身上淋漓盡緻地體現了撒克遜人的細緻和東方人的豪爽的完美結合。
盡管近兩個世紀的作家們也有所體現，但都望塵莫及。
我發現不僅是那些不可望其項背的大師，還有那個時代的所有作品都充滿了一種雄健的力量和自由奔放的氣勢。
在英語民族裡存在着一種拯救的力量，它可以起死回生。
就在這個民族裡一直存在着少數智識過人的思想家。
他們能夠欣賞知識分子的出衆才華，能夠把握曆史趨勢的征兆。
盡管這種建設性的才智看似弱小或膚淺，但批評的格調比較高昂，使人聯想起無形的上帝的降臨。
一種根深蒂固、堅不可摧的常識，已嵌入英國人的骨髓裡達千年之久了，正如剛剛學會看書認字的水手和士兵思考的那股狂勁。
英國人沒有奇思妙想，絕不會出其不意地講出一句含沙射影的句子或連珠妙語來，雅典人和意大利人的格言警句，到了英國不久後就變成一則寓言。
但他們的語調铿锵、言辭精準直接；貴族的語言也同樣适合平民百姓。
這種樸實無華的、真實平淡的表達風格不僅出現在他們早期的作品中，也出現在最近的著作裡。
就像一位荷蘭畫家不惜用鍋碗瓢盆來展示居家之美一樣，它把泥土的芬芳、牛羊的氣息帶進了民歌民謠。
他們在詩歌裡追求上帝賦予他們的幸福，自然界裡的一草一木都逃不過他們的視線。
詩人從一個個迸發的想象的事物中巧妙地找回自我。
英國的詩神對農舍、對鄉間小路、對集鎮都無比的眷戀。
用斯戴爾夫人的話說：&ldquo他們要逼我走上雲霄，我卻穿着木屐踩在泥潭裡。
&rdquo因為英國人具有着精确的感知力，能抓住事物的要害，并且十拿九穩，屢試不爽。
他們喜歡斧頭、鐵鎬、船槳、槍炮以及蒸汽管，他們制造出自己使用的工具。
他們是唯物者，講究節儉又看重财物[1]，對待英國人必須真誠而實際：你得給他真的松餅而不是一個松餅的許諾；給他安全便捷的熱排骨，而不是給他印刻在花紋紙上豐盛的法國菜單。
倘若他是一個有學問的詩人或哲學家，他會把堅實的真理和靈敏的機械同時揉進他的思想。
他忠于事實。
他不會迷惘，也不會去捕風捉影，但他的意識裡存在着一個執着的、神聖不可侵犯的精神象征。
他喜歡但丁，是因為但丁用毫不動搖的執着把一種心靈的意象展示在衆人面前，就像繪制在盾牌上的紋徽。
而拜倫（Byron）&ldquo喜歡用一些千奇百怪的東西來激活他的靈智&rdquo。
英國人的講話風格，直截了當，感染力強，被人尊崇為《聖經》文本。
它表現在《阿爾弗雷德（Alfred）編年史》上，表現在《撒克遜編年史》上，還表現在《北方英雄傳奇》裡。
拉蒂默爾（Latimer）的樸實無華，霍布斯（Hobbes）的&ldquo高尚粗俗語言&rdquo，以及多恩、班揚、彌爾頓、泰勒（Taylor）、伊夫林（Evelyn）、佩皮斯（Pepys）、胡克（Hooker）、科頓（Cotton）和一些翻譯家們也是用這種語言風格寫作的。
斯威夫特（Swift）的語言最為逼真和實在，他筆下的人物似乎就是專門為警察虛構的。
笛福（Defoe）下筆萬無一失，一字不改。
休迪布拉斯（Hudibras）有着同樣敏銳的心智&mdash&mdash在感覺和理智上都同樣逼真。
喬叟
傑弗雷·喬叟（GeoffreyChaucer，約1343&mdash1400），英國詩歌之父，主要作品是《坎特伯雷故事集》，是曆史上第一個用英語進行創作的人。
《坎特伯雷故事集》提要
《坎特伯雷故事集》&ldquo對坎特伯雷朝聖者們的生動描寫滿足了人們的感官需求&rdquo。
這種現象在詩歌裡并不少見。
喬叟（Chaucer）對坎特伯雷朝聖者們的生動描寫滿足了人們的感官需求。
莎士比亞、斯賓塞和彌爾頓在他們的創作巅峰期也都充分領悟了他們民族的執着和嚴謹精神。
這種精神上的唯物論展示了英國天才卓越的人生價值，并在以上這些作家以及赫伯特（Herbert）、亨利（Henry）、莫爾（More）、多恩（Donne）和托馬斯·布朗（ThomasBrowne）等人身上展現得淋漓盡緻。
這種撒克遜式的唯物論和偏執勁，滲透到了思維領域，造就了像莎士比亞和彌爾頓這樣的天才。
當它達到爐火純青的境地，騰雲駕霧也如履平地。
即使在唯物論的最高境界裡，詩歌隻是普通常識的感應，猶如生鐵是高熱下發出的白光。
在他們的言論裡，體現了兩種品質的結合。
用撒克遜的詞彙作為框架或骨骼，用羅馬詞彙來點綴以求典雅和華美，但任何一個句子都不能全用羅馬詞彙，否則軟弱無力，這是遣詞造句的一條潛規則。
兒童和勞工們講的是地道的撒克遜語。
在大學校園和議會裡使用的是純拉丁語。
混雜是英倫三島的一大秘密。
在他們的方言裡，陽剛之氣來自于撒克遜語，而陰柔之美來自于拉丁語，每句話語中都混合使用。
一個沉迷于羅馬圓唇音的出色作家，必須會用英語的單音節去潤色、提煉他的文句[2]。
當哥特民族來到歐洲大陸時，他們發現這裡閃現的都是希伯萊和希臘天才的日光和月明。
深藏在他們大腦深處的神經細胞，敏銳地感知到了這雙重的光芒。
面對着源于基督和藝術雙重因素的景象，就像在神靈的孵化下，他們的靈智變得豐富起來。
英國人天資聰穎，普通常識能使他們捕捉到驚奇和靈感。
兩個世紀以來，英國一直是哲學的、宗教的和詩的國度。
精神财富似乎廣袤無際，記憶能力瀚若天河，研究的熱情與堅韌，思想結構的膽識與靈巧，他們的迷戀、夢想和縱橫馳騁的想象，以及對新事物的進取與試探和一般情況下對權力的運用自如，凡此種種，就像&ldquo蓋伊·沃裡克（GuyofWarwick）&rdquo的傳奇技藝一樣令人瞠目結舌。
在莎士比亞身上淋漓盡緻地體現了撒克遜人的細緻和東方人的豪爽的完美結合。
盡管近兩個世紀的作家們也有所體現，但都望塵莫及。
我發現不僅是那些不可望其項背的大師，還有那個時代的所有作品都充滿了一種雄健的力量和自由奔放的氣勢。
即便二三流的作家，也擁有簡潔、粗犷的活力，把事情描繪得惟妙惟肖。
我認為這都是英國人的共同風格，這在他們引用的遺囑、信件、公文裡以及諺語和各式各樣的言談中都可以發現。
更誠懇、更渾厚的表達方式正可以說明斯堪的納維亞人的野蠻個性還沒完全泯滅。
他們思維敏捷，講起話來猶如電光火石。
我可以摘引17世紀的詞句，其鋒利程度是19世紀不能攀比的。
他們的詩人憑借簡單的精神力量就可以同我們的詩人所累積的科學知識相抗衡。
鄉紳們喝着一種稱之為&ldquo十月&rdquo的奶酒或飲料，而詩人們似乎受到啟發，知道了怎樣在他們的秋詩裡提煉歲月的精華。
像大自然一樣，為了激發更多的詩句，有時在一些完整的阿斯帕齊碰（Aspasia）和克婁巴特拉（Cleopatra）式的美中留下一些缺陷，正如希臘藝人的花瓶或石柱，或者太長，或者太柔，或者凸起，或者凹陷，種種斑點卻使它們映得更美。
同樣，在字裡行間巧妙運用一些簡陋或粗俗的字句，會使詩詞更引人入勝、更豐富多彩，也說明這些詩人敏銳而充滿活力。
人們都認為那是個良好的教養與偉大的思想鑄就的時代，像本·瓊生（BenJonson）的作品那樣，那個時代的假面舞會和詩歌都充滿着無畏的英雄氣概，因而深得大家青睐。
人們樂意接受莎士比亞正說明了思想的偉大進步，這是文學史上絕無僅有的事實。
接受他，是因為莎士比亞創造了豐富的精神财富；蔑視他，是因為莎士比亞沒有為這個時代歌功頌德。
一個民族越偉大，相形之下它的偉人就顯得越渺小[3]，當時，我們尚未擁有現代化工具，沒有詞典、沒有語法書籍，也沒有索引，人們學習希臘語和拉丁文靠聆聽教授的演講、靠自己的鑽研，這種學習方式需要超強的記憶和各種能力的運用。
當時的學者，坎登（Camden）、厄謝爾（Usher）、塞爾登（Selden）、米德（Mede）、加泰克（Gataker）、胡克（Hooker）、泰勒（Taylor）、伯頓（Burton）、本特利（Bentley）和布裡安·沃爾頓（BrianWalton），都牢固地掌握了這種工程技術和方式方法[4]。
莎士比亞
莎士比亞（W.WilliamShakespeare，1564&mdash1616），文藝複興時期英國偉大的戲劇家、詩人。
愛默生如是寫道：在莎士比亞身上淋漓盡緻地體現了撒克遜人的細緻和東方人的豪爽的完美結合。
柏拉圖的影響也感染了英國的天才們。
他們喜歡類推，喜歡認知事物間的相似之處，把握事物統一的發展路徑。
差異性與同一性之争，自古以來，争論不休。
英國也有過之而無不及。
詩人自然是一派，世俗常人是另一派。
但在英國有許多柏拉圖的門徒是例外的，如莫爾（More）、胡克（Hooker）、培根（Bacon）、悉德尼（Sidney）、布魯克（LordBrooke）、赫伯特（Herbert）、布朗（Browne）、多恩（Donne）、斯賓塞（Spenser）、查普曼（Chapman）、彌爾頓（Milton）、克拉肖（Crashaw）、諾裡斯（Norris）、庫德沃斯（Cudworth）、伯克萊（Berkeley）和傑裡米·泰勒（JeremyTaylor）等。
培根有着英國人的雙重性。
我認為，他所掌握的幾百年來對實用科學的觀察資料和他的實驗經驗都是毫無價值的。
富蘭克林（Frankin）、瓦特（Watt）、達爾頓（Dalton）、戴維（Davy），或者任何一個具有實驗天賦的人所給的一點暗示，都抵得上他一輩子搞的雕蟲小技。
但他有先知的靈驗，開創了英國理想主義的先河[5]。
理想主義所到之處，詩歌、健康和進步相伴而生。
但人們既不知道它源于何地，也不知它流向何方。
如果我們把這些事情弄清楚，它将取代我們稱之為科學的東西。
它似乎就是一個種類問題或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