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于經濟領域的發明創造；它的優勢在于規避理想，規避道德。
他認為這是培根哲學的突出優點，它超越了舊柏拉圖主義，把智能從&ldquo萬事皆公&rdquo和&ldquo萬物皆善&rdquo的理論束縛中解脫出來，這好比為一殘疾人做了一把更好的輪椅和沖了一杯更可口的酒乳&mdash&mdash說這話不是冷嘲熱諷，而是發自内心&mdash&mdash而且，他稱之為&ldquo真實利益&rdquo的好處，實則是一種世俗利益，也就是獨一無二的好處。
天文學的最大長處就是提高了航海技術，它能使水果運輸船把檸檬和葡萄酒運到倫敦商販的手中。
英國千年的文明教化和宗教信仰以道德的淪喪和知識分子的衰減而告終，這一結果很有意思。
批評家用英國崇尚實用的假話掩飾了他的懷疑主義。
信服理性、喚起良知，這是浪漫主義的借口。
高雅的藝術殿堂轟然落地，除了當作一種奢侈品外，美已不再存在。
順便說一句，毫無疑問，如果培根大人正是批評家所說的物欲主義者，他肯定不會赢得堪稱一代宗師的聲望。
正因為他富有想象、閑情逸緻，遠離英國現代塵嚣，沉思冥想，自得其樂，給人們留下深刻印象，成為一個不可忽視的哲學大師。
大衛·布魯斯特（DavidBrewster）[15]隻關注培根的顯赫地位，卻沒發現牛頓受益于他，所以他認為推崇培根是個錯誤。
培根享此殊榮不是靠他所創立的功業，也不是靠他對牛頓等人産生的熏陶，而是憑他特有的嚴謹和善變。
這種情形在後來的胡克（Hooke）[16]、波義爾（Boyle）和哈雷（Halley）身上表現得更加突出。
柯勒律治，天資聰穎，求知如饑似渴，他四處拜讀聖哲先賢，他的評論在那個時代獨樹一幟。
有人曾指責英國再不可能像以前那樣養育出天才的智者，而柯勒律治是一個例外。
他命運多舛，心存高遠卻實施失當，一生中竟連一部代表作都未能完成&mdash&mdash這似乎标志着一個時代的結束[17]。
即便在他的身上，傳統的英國人特性強于一個哲學家的性格，自然而然他也難免落入俗套。
正如柏克力圖要把英國理想化一樣，柯勒律治把永恒的理念與英國國教的哥特式教規教義協調一緻，結果反而使自己&ldquo變得心胸狹窄&rdquo。
但對于一個沉默寡言、大多通過個人的演說偶爾發表一些評論的少數派柯勒律治，人們會這樣說：在英國，隻有最傑出的思想家才在德國和美國得到了應有的尊重。
當婆羅門（theBrahmins）不能再閱讀和理解婆羅門的哲學時，那就是一個民族衰落的确切征兆。
緊跟着腐敗和窒息之後的是各種寫實主義。
為卡萊爾（Carlyle）[18]所不齒的繁瑣和僞善卻迫使他為命運女神說起教來。
與這種腐敗相對照，任何制約與清廉都是求之不得的，哪怕是熊熊烈火，也是美麗絕倫的。
在他看來，格鬥士和他們格鬥的&ldquo理由&rdquo是沒有什麼兩樣的。
惟一值得欣慰的是他們正一起迅速地走向深淵。
當他在創作中找不到慰藉時，他便想象通過對神聖的死亡法則之美的贊頌來對此進行報複。
精神結構的需要迫使所有的思想分成幾大範疇。
在那裡，人們稍使計謀就把複仇女神們變得和藹可親，或建起祭壇來應對神靈，在這場意志與命運實力懸殊的較量中，個人的豪俠主義或者英勇行為必然妥協退讓，最終成為裝扮榮譽的祭品。
維爾金森（Wilkinson）編輯過《斯維登堡》（Swedenbory），評注過《傅立葉》（Fourier），還是哈内曼（Hahnemann）的支持者，他用普遍關系原理給玄學和生理學注入了本質的活力。
而這一原理堪與古代無敵騎士武器的神聖職責相媲美。
維爾金森的思維深沉，猶如大西洋海底湧動的暗流，如果沒有将它置于顯赫的中心地位，人們是不會理解它的。
假如他的思維不受傳統偏見的禁锢，那麼他的思考範圍還會更廣一些。
這也就是說：當一位大師對自己的信仰抱着堅定不移的信心時，他會始終把自己的研究行為置于同一重要的地位。
想要給英國人思想的局限性找到一些例外是十分容易的，為其獨特的風格舉出有力的例證則更易如反掌。
如果我們跳出地域和觀念的束縛，走進一個大衆文化或知識階層的中間，那麼就會有無窮無盡的高雅、快樂、睿智、機敏和博學。
一些标志英國人特性的應景手段也時常出現在文學作品中，許多美學作品不是老生常談，就是粗制濫造。
他們的文學聲譽是因那些極有說服力的人推崇而至，而這些人趨趕時尚、不斷地變換職業，步入文壇純屬偶然。
因此，你就明白，如今為什麼那些雄心勃勃的年輕人要學地質學了？這與許多議員或神職人員的造就如出一轍。
英國人對實用技能的偏愛影響了他們的民族心理。
他們人人都才高八鬥，在他們的歌詞裡到處充溢着對五大技能的贊美[19]。
他們的缪斯女神的聲音像輕微的汽笛聲，詩歌創作也隻是用來粉飾他們的君主政體，決不會像清晨啼曉的小鳥，在即将到來的快樂世界裡忘記了自己的過去。
他們理想主義、固守成見，剛愎自用，認為自己可以長命百歲，可以靠記憶終老&mdash&mdash假如你對他們說出這些，他們也會視之為贊美，并欣然接受。
書店裡除了政治、旅遊、統計、制圖、工程以及結構機械呆闆的所謂哲學或文學之類的書以外，什麼也沒有。
好像靈感已經枯竭，希望已到終止，什麼信仰、歡歌、智慧、類推，都已不複存在。
學府、學者和文壇都籠罩着這種死氣沉沉的氣氛。
我像站在一塊寸草不生的大理石地闆上。
他們在淺層次上耗盡了種種才華，或者不妨說他們是在潛意識裡生存和行為。
他們在文學、哲學和科學上的權威已喪失殆盡。
一個優秀的英國人把3/4的思想封存起來，隻使用其餘的1/4。
他知識淵博，心智健全，勞動能力強且推理正确，但是缺乏像阿基米得（Archimedes）那樣對思維法則的忠實，缺乏像歐拉（Euler）和開普勒（kepler）那樣遵循經驗而不是領導思維的信條，缺乏像胡克、彌爾頓和哈林頓那樣對現代英國思想界批判的政治理論的執着。
恐怕在他們的自然科學領域也存在同樣的缺陷，因為他們已經知道怎樣使它令人反感，怎樣使其喪失原有的魅力&mdash&mdash盡管怨聲載道，但這種抱怨聲更多的是指向其他人而不是英國物理學家。
博物學家的眼光必須像大自然一樣廣闊，對所見所聞不僅要反應敏捷還要有創造性思維和情感。
但英國的科學把人性拒之門外，缺乏那種考驗天才的聯想。
科學因缺乏詩意而成為僞科學。
爬行動物或軟體動物是在某個系統和某種關聯之下存在的，英國科學卻把它們孤立開來加以研究，而詩人把它看作是造物主造物過程中的必經之路。
所以在英國，大家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不知其所為何。
當然也有很多例外。
如約翰·亨特（JohnHunter），是一個很有頭腦的人；植物學家羅伯特·布朗（RobertBrown）以及理查德·歐文（RichardOwen）也是。
歐文把德國的共源論引進到英國，并以自己的貢獻為英國科學添磚加瓦，有時他還将先輩的預言添加到英國式思維的持續動力之中。
但總的來說，英國的自然科學與他們的道德精神完全背離，就像轉讓财産的法律文書一樣，缺乏想象，保守呆闆。
它跟德國的天才形成鮮明的對照，德國人是半個希臘人，他們喜歡類推，高瞻遠矚，熱情奔放，胸懷全歐洲。
英國的科學界沒有希望，沒有美好的前景給學生以鼓舞，沒有絲毫把握能确保進行中的實驗達到預期的結果，而隻是像加利福尼亞州雇來的礦工那樣東挖挖、西掘掘，到處碰運氣[20]。
狹窄的視野規約了英國人的感知。
他們滿足于陳規陋習，借哲學和宗教之名加以冷嘲熱諷；他們目光短淺，追逐政治上的蠅頭小利；他們崇尚實用，唯利是圖。
種種迹象，暴露了他們生活和精神的衰退。
當他們踐踏别的民族，企圖在歐洲和亞洲再造倫敦和倫敦人時，他們又懼怕别人的思想觀念、詩歌和宗教&mdash&mdash這些是他們心中無法驅除的幽靈；他們試圖用英國的絨衣和松緊鞋來同化&ldquo聖靈&rdquo，但他們又擔心由此會潛伏一種将颠覆他們制度的力量而令他們坐卧不安。
藝術家們說&ldquo他們被自然解雇了&rdquo；學者變成世間俗人。
他們用戲谑和輕浮回避嚴肅的話題；他們不是笑得你搭不上話，就是轉換話題。
&ldquo事實是，&rdquo他們酒後斷言，&ldquo事實上，有關自由之類的東西都已經一去不複返了。
&rdquo實用和安逸的苛刻要求壓制着他們，使他們喪失了最後一點成為豪俠和詩人的才智。
沒有詩人敢在詩的韻律裡歌詠美，沒有神父敢于提及有悖于英國人尊崇的那個上帝。
英倫島變成了一座咆哮的火山，一座由命運、實利、關稅、清規戒律以及充裕的市場和低廉的價格構成的火山。
我們缺乏崇高的目标，又缺乏對知識的執着和對自然的臣服，想象力受到了壓制，感官和理智都異常亢奮。
我們有了人工雕琢卻丢了自然本性；有了大衆消費卻失了藝術享受；不論是誰，隻要能在人類和客觀事物之間設置更多的障礙，他就可能被授予&ldquo傑出發明家&rdquo的稱号[21]。
詩歌堕落了，淪為一種裝潢。
蒲柏（Pope）及其門徒寫的詩隻配做霜餅。
沃爾特·司各特（WalterScott）洋洋灑灑寫了些什麼呢？不過是一則押韻的蘇格蘭旅行指南。
這個伯明翰人的特點在他們印刷的詩庫裡處處再現。
我們到底要翻閱多少卷格律講究的詩篇，才能感到充實、受到啟迪和煥然一新！我們渴望一種神奇，渴望一種工廠和作坊創造不出的美&mdash&mdash不可言喻的美，渴望喬叟和查普曼所洞悉的那種神秘的美。
這些詩歌大抵是膚淺的、枯燥的，偶爾能讀到華茲華斯的嚴肅認真，拜倫的熱情激昂，坦尼森的矯揉造作。
英國有的是指點迷津、撫慰人生的經典名句，它們如今依舊光芒四射、作用非凡。
但能為這些作出重大貢獻的詩人卻屈指可數。
在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