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中能找到我的盛餐嗎？現在英國詩歌的偉大成果又在哪裡呢？英國人忽視了這一事實，詩歌是精神的體現，不具備此，什麼生動的描寫、豐富的想象依舊從根本上落入俗套，不可能跳出散文的框架。
因此，那些嚴肅的古詩人，像希臘藝術家一樣，注重的是創作的構思而不是它的完美。
他們的職責就是要引出詩歌的聖泉，讓更多的詩迸發而出。
如果詩歌裡存在這種信條，激起我們追求目标，那麼我們也會更加沉着認真、更加堅定不移，更加需要詩歌。
華茲華斯的天才是這一時期的一個例外。
他沒有盛氣淩人的派頭，他體任自然而性格孤僻。
蘭多說：&ldquo他寫作毋須幹戈相助。
&rdquo他的詩是這個追名逐利、野心勃勃時代裡的健康心聲。
令人遺憾的是他的性情不夠柔和、韻律不夠和諧，至于其他方面，則無人可與媲美[22]。
華茲華斯之所缺，正是坦尼森之所有。
坦尼森聽力敏銳，精通音律。
從他筆端流露的色彩，猶如黎明時地平線上的萬道霞光，盡管閃爍不定，但我們依然能夠把握其主要形态。
憑借所有的精妙詩篇，最終打動了民衆的心田&mdash&mdash這是良知和generalpower的明證。
他立志，要當英國人民的詩人，就得擁有倫敦那樣博大的胸懷，這種胸懷不是依葫蘆畫瓢，而要有自己的特色。
然而他缺乏一個高瞻遠矚的主題，不能将奧秘展示在民衆面前。
他滿足于按照自己的模樣來描摹英國人，事實上他可以做得更好。
詩歌有三六九等，我們必須感謝每一位優秀的天才。
但動聽的旋律，隻是詩歌成功的第一步。
他們中最優秀詩人的最佳表現也隻展示了總體的風格低調和缺乏創意，隻是偶爾撥響了絕妙的琴弦。
熱烈奔放的感情是詩的精髓，而他們沒有。
&ldquo讓我們靠在一起，手持玫瑰，舉杯酣飲，打破這該死的天頂，建立新的窗體。
&rdquo說這句話的不是牛津人而是伊斯蘭教徒Hafiz。
牛津人是不會欣賞自然之歌的。
他們對智力活動的顯著療效不予重視，對真理的關切卻不存二心。
根據相對論原理，我在不列颠尋找着一種不可遏制的東方文化熱。
他們過着養尊處優的時髦生活，繁瑣雜碎，迷戀物質享受，憎惡思考，這種痼疾，除非用東方的博大精深來醫治，别無他法。
這種境況使英國人驚惶失措，東方文化的漸入如一種所向披靡的力量，使得英國人振聾發聩，目眩神離。
當發現一個像華倫·黑斯廷斯（WarrenHastings）的英國人被印度作品中宏偉的思維風格所吸引，并不理會國人的偏見，拿出《薄伽梵歌》的譯本以飨同胞，見到這種情況我并不感到驚訝。
&ldquo我這個沒文化的粗人，如果我可以冒昧對批評的範圍加以界定，在評估這一作品的價值時，我就會把歐洲古代或現代文學的所有清規戒律排除在外，把在我們的模式中已成為思想和行為準則的情感和禮儀排除在外，同樣也要把我們的宗教信條和道德責任排除在外。
&rdquo[23]然後他提倡縱情欣賞&ldquo與我們的情趣迥異的天馬行空的幻想和我們習慣上覺得難以達到的崇高篇章&rdquo。
與此同時，我知道在英語民族裡存在着一種拯救的力量，它可以起死回生。
換句話說，就在這個民族裡一直存在着少數智識過人的思想家。
他們能夠欣賞知識分子的出衆才華，能夠把握曆史趨勢的征兆。
盡管這種建設性的才智看似弱小或膚淺，但批評的格調比較高昂，使人聯想起無形的上帝的降臨。
我們常說在英國有兩大民族，但并不是&ldquo平民&rdquo和&ldquo貴族&rdquo，也不是諾曼底民族和撒克遜民族，更不是凱爾特民族和哥特民族。
羅伯特·歐文并沒有誇大環境的力量，這兩個民族一直在相互融合。
但這兩種觀念，或兩種思維方式&mdash&mdash理智派和實用派&mdash&mdash總是互相平衡，彼此影響的：一方屈指可數，另一方不計其數；一方勤奮好學、善于思考并善于求證，另一方忘恩負義、過河拆橋并依才牟利。
這兩個民族，一個是天才，一個是畜力，盡管前者寥寥無幾，後者成千上萬，但兩者長期的矛盾和融合造就了英國政府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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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愛默生在回國後的一次演講中說：&ldquo當某個事情已發生且不可改變時，英國人總是怯怯地站在一邊，想辦法如何有效去處理這件事情；他不是想辦法去弄個明白，而隻是覺得好玩或以此做做樣子，讓人覺得他是盡力而為就行了。
他隻重視辦事的能力。
他仰慕才華，但缺乏思想。
&lsquo英國人隻滿足命運，而不追求天堂。
&rsquo&rdquo
[2]盡管愛默生崇尚古典著作，特别注重措辭以便在行文和構思中能最準确地表達他的思想，可他追求的卻是樸素的撒克遜詞語，讓他的聽衆清楚地了解他的觀點。
在他早期出版的許多詩歌中，他注重的是詩的氣勢，而忽略了詩的節奏。
如此寬厚的性格才會讓人天天快樂。
他到後來才有節奏感。
他的風格是明顯的撒克遜風格。
如果他的孩子放學回家後說&ldquoCommence&rdquo（開始），他馬上制止他們，要他們說&ldquobegin&rdquo（開始）。
[3]在《煩擾》（Chevy&mdashChase）中有關珀西之死的述說，又一次使人想起了英國國王的悼詞：
&mdash&mdash我堅信在我的王國之内，
還有五百個一樣英勇的珀西。
[4]威廉·坎登（1551&mdash1623），著有《伊麗莎白王朝年鑒》。
詹姆士·厄謝爾（1580&mdash1656）是愛爾蘭高級教士，也是《舊約全書和新約全書的紀年》（AnnalesVeterisetNoviTestamenti）的作者。
約翰·塞爾登（1584&mdash1664），&ldquo英國最偉大的學術權威&rdquo，因他的《漫談錄》（Table-Talk）而聞名。
約瑟夫·米德（1586&mdash1628）是一個神學家，他在《啟示錄的鑰匙》（ClavisApocaliptica）一書中嘗試着诠釋《啟示錄》（BookofRevelation）。
托馬斯·加泰克（1574&mdash1654）是個神學家，他把羅馬皇帝馬可·奧裡利烏斯（MarcusAurelius）的一些手稿編撰成冊，寫了些文章，宣揚禁欲。
理查德·胡克（1553&mdash1600）是《教會政體》（EcclesiasticalPolity）的作者。
傑裡米·泰勒（1613&mdash1667）是查爾斯一世的教堂牧師，他寫了《預言自由》（LibertyofProphesying）、《偉大的典範》（GreatExemplar），特别是《聖潔的生死》（HolyLivingandHolyDying）等書。
愛默生在《問題》（TheProblem）一文中稱他：&ldquo年輕人中的精英或典範，泰勒，聖人中的莎士比亞。
&rdquo羅伯特·伯頓（1576&mdash1640）寫了《憂郁的剖析》（AnatomyofMelancholy），這也是惟一一本令約翰遜博士興奮不已的書，并且拜倫也認為此書中的各種引用和經典逸事最令人激動和最具啟發意義。
理查德·本特利（1662&mdash1742）是劍橋大學的校長，他以古典著作的研究和評論而聞名。
布裡安·沃爾頓（1600&mdash1661）用9種語言編寫了《多語聖經》（PolyglotBible），是一位東方學學者。
[5]在1838&mdash1839年間的記事中，愛默生寫道：&ldquo培根探求真理的慣用方法是，物質世界不存在的東西在精神世界也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說，發生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件事并不像真理那樣長存于我們的思想之中，但什麼也不能取代它們。
&rdquo
[6]愛默生認為，現代玄學派作家在徒勞地等待有人來解決物質世界與精神世界的關系，為此他難以容忍。
即使自己是那麼的微不足道，他仍希望能為這一偉大的哲學主題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
早在1835年，針對這一結局，他在記事中這樣寫道：&ldquo第一，哲學意味着思想的原始法則，它是科學本身，但又區别于他的外表。
哲學是這些法則的一把标尺，哲學的闡釋喚起了人們高尚的道德情感，而&lsquo偉人&rsquo就是相信這些道德情感的人。
他們很像天文學中的圓圈，不管怎麼畫，都包含了整個宇宙。
&rdquo多年以來，愛默生一直在為完成他的作品而努力，期望有一天能被邀到哈佛大學講學，但當機會終于來到，可以讓他最終完滿完成這部作品時，他卻因體力不支而不能前往。
著作中的許多内容已經體現在其他的講座中，卡伯特先生把這些零碎的講稿收集起來裝訂成冊，并在首頁取名為《知識的自然曆史》。
&mdash&mdash參閱卡伯特的《愛默生回憶錄》
[7]摘自《菲德洛斯》（Phaedrus）。
[8]簡·巴普提斯塔·凡·海爾蒙特（JanBaptistaVanHelmont，1577&mdash1644）是著名的佛蘭芒人（Flemish），内科醫師、實驗員和作家。
他的作品有《歐特斯》（Ortus）、《發展中的内科學》（ProgressusMedicine）、《外傷的催眠療法》（TheMagneticCueofWounds）、《人類心中的上帝》（TheImageofGodinMan）等。
[9]1841年在寫給富勒（Fuller）女士的信中，愛默生先生提及了&ldquo在童年裡我第一次感受到了貝克萊的哲學暗示後的喜悅，從那以後再也沒失去&hellip&hellip每一截殘根和每一塊泥土後面我都能夠看見其存在的理由，我的一些奇思妙想能使每一輛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