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知識淵博、技能娴熟的投稿者，然後由更博學、更熟練的人來審稿、校對和整理。
這方面的秘訣是無人知曉的。
沒有哪位作者因在報紙上署名而受到傷害。
一切好文章，不論出自誰手，都是以社論的形式刊登出來。
就這樣，文章是誰寫的并不重要，辦好報刊就是一切。
《泰晤士報》，就這樣令人稱贊也令人敬畏。
英國人喜歡《泰晤士報》，因為它信息全面。
《泰晤士報》的一篇事實報告猶如從《英國會議議事錄》上的引證一樣可靠。
另外，他們還喜歡《泰晤士報》的獨特性。
當拿起報紙的時候，他們根本就猜不出報紙會說些什麼。
但總而言之，他們喜歡它語氣中透露的民族性和自信心。
它想他們之所想，說他們之想說，并展示了他們理想的日常生活畫面。
當我看見他們在讀報紙上的各種欄目時，我似乎感到他們更像英國人。
《泰晤士報》有一種民族的勇氣，這種勇氣不是輕率的或任性的，而是關切的和堅定的。
不論權勢或财富，它都無堅不摧。
它抨擊一個公爵猶如警察出警一樣神速，且态度之傲慢更讓人氣憤至極。
它曾找過英國海軍部的麻煩，主教的職位更難保全。
曾經有一個主教因為貪婪而倒黴，一個因為盲從而受挫，另一個因為獻媚而出洋相。
有時它給女王陛下提個醒，有時它的建議也被女王采納。
《泰晤士報》中有些廣告欄，也有一種坦誠的姿态，常用來向外國人宣傳英國的好處。
在1847年我來到倫敦的那一天，我見到一則通告：懸賞50英鎊，捉拿一位詐騙犯，這個人原先還是一位紳士，後來又當了國會議員，有名有姓，有爵位，報上都寫得清清楚楚。
從未見過比這份《泰晤士報》更傲慢的語氣。
首次撰寫社論的牛津人或劍橋人的片言隻語都以為我們在坐下來給《泰晤士報》撰寫特别報道之前得先征服世界。
甚至有人認為全世界都可能在《泰晤士報》面前跪拜乞讨一頓早餐。
當然這種傲慢是故意作出的。
假如它僅僅是&ldquo猜測猜測&rdquo或&ldquo敢于忏悔&rdquo，或者是&ldquo擅自預言&rdquo的話，那又有何關呢？事實上不，它就是這樣，将來也會是這樣。
《泰晤士報》的道德規範和愛國精神是具有代表性的，但絕非是理想化的。
它所講的道理隻是統治階級的道理而絕非多數人的道理。
它的編輯們非常明白在抽象領域裡保護俄國，或奧地利，或英國人民的既定權利。
但他們隻是向正在執政的當權階級發出呼籲，并本能地找到永遠左右政局的實權所在。
他們與統治階級意氣相投，為統治階級說話，掌握事态變化的第一手材料。
因此，每次群衆性事件，憲章運動的每次決議，教會的每次争端，工人的每次罷工，他們都了如指掌。
年複一年，他們密切注視着每場自由運動發起者進行的艱苦卓絕的鬥争&mdash&mdash關注他們，是為了辱罵他們，阻礙他們&mdash&mdash直到塵埃落定，基業已經建立，政權已被控制，一切已成定局&mdash&mdash他們又俨然像一位君主，大喊一聲，拼殺進來，使他們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