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sh&mdash身份團體間利益的協調也開啟了向外擴張的契機一樣。
《新約/舊約》所說的&ldquo以後以色列中再沒有興起像摩西的先知&rdquo[13]，意指以色列人再也沒有另一個&ldquo仲裁者&rdquo。
不但沒有&ldquo仲裁者&rdquo這一意義上的先知，而且一般所謂的預言也不屬于此一範疇。
這當然不是說以色列此後的先知就都不關心&ldquo社會改革&rdquo。
他們詛咒那些壓迫奴役窮人、廣占田地以及賄賂枉法的人會&ldquo遭報應&rdquo。
這些都是典型的、導緻普遍出現于古代世界之階級分化的行為，而且由于耶路撒冷城市化的發展而更加惡化。
極度關注社會改革仍然是大部分以色列先知的特征。
這種關注若與當時印度的預言相較就更值得我們注意：佛陀時代的印度，根據我們所知，雖然相對地類似于希臘在公元前6世紀時的狀況，其預言中卻缺乏對社會改革的關注。
以色列的預言之所以關心社會改革，是有其宗教性基礎的，這一點我們随即要談。
然而，首先要提醒的是，就以色列先知的動機而言，社會改革隻不過是達成其目的的手段而已。
他們首要關心的是對外政治，因為這才是他們的神祇活動的舞台。
以色列先知之所以關切社會及其他種類的不公正，并認其乃違反摩西律法之精神，主要是為了說明上帝對以色列人發怒的原因，而非想制定一套社會改革的綱領。
值得注意的是，唯一的社會改革理論家&mdash&mdash以西結（Ezekiel）[14]&mdash&mdash實際上是個祭司身份的理論家，幾乎不能稱為先知。
就算耶稣，對類似的社會改革也毫無興趣。
瑣羅亞斯德跟他那飼養牧畜的人民一樣，都憎恨劫掠的遊牧民，不過他所傳達的信息主題基本上還是宗教性的。
他的中心關懷乃在對抗巫術性忘我的祭典，并傳達其神聖使命，這當然難免有些附帶的經濟性影響。
另一個十分清楚的主要重心也是置于宗教上的先知例子是穆罕默德，他的社會改革計劃&mdash&mdash後來由歐麥爾一世（UmarⅠ）予以貫徹[15]&mdash&mdash幾乎純然是為了要團結信徒，盡可能地聚集有信仰的戰士，以對抗異教徒。
先知的特征在于，他們的使命并非得自任何其他的人，而隻是如其原本就當即那樣的掌握住它。
同樣的，希臘城邦&ldquo僭主&rdquo（Tyrann）取得權力的特征也是篡奪[16]。
這些僭主仍維持其為一公認的&ldquo仲裁者&rdquo之一般性功能，并有自己獨特的宗教政策&mdash&mdash支持激情性的酒神祭典，一般大衆比起貴族而言，要更喜歡這種祭典。
不過前面所提到的先知之奪取權力是由于神啟的結果，基本上是宗教目的取向的；再者，他們獨特典型的宗教布道，以及他們對狂迷式祭典的鬥争，都與希臘僭主所采取的典型宗教政策背道而馳。
穆罕默德的宗教（其取向基本上是政治性的），以及他在麥地那（Medina）的地位（恰好介于意大利的&ldquo治安首長&rdquo與加爾文在日内瓦的地位之間），主要是來自其純粹的先知型使命。
身為一個商人，穆罕默德最初隻是麥加（Mecca）一帶虔信市民秘密集會的領導人，直到他愈來愈清楚地體認到，實現他使命的外在理想基礎，乃在于将軍事民族間的利害關系統合組織成掠奪戰利品的行動。
三 先知與傳道者
另一方面，先知與傳道者（Lehrer）&mdash&mdash特别是社會倫理的傳道者&mdash&mdash之間，有各種過渡的階段。
這些充滿新的（或重新發現古老的）睿智的導師，聚集弟子，解答個人疑惑，在公共事務上為君侯提供意見，可能還試着說服這些君侯建立一種新的倫理秩序。
這些具有宗教或哲學智慧的導師與其弟子間的聯絡格外強固，且以權威主義的方式來規範，特别是在亞洲的聖法中。
不管何處，這種聯結都是最為強固的恭順（Pietät）關系之一。
一般說來，巫術及勇士的訓練是如此安排的：見習者會被交給一個特别有經驗的師傅，或者允許自己去找師傅&mdash&mdash就像德國學生社團中，&ldquo新生&rdquo可以選擇&ldquo指導學長&rdquo（Leibbursche）一樣。
所有關于娈童之愛的希臘詩詞皆來自此種景仰關系；類似的方式亦可見之于佛教徒與儒教徒，實際上可見之于所有修道院式的教育。
這種師生關系最徹底的表現，可見之于印度聖法中&ldquo導師&rdquo（Guru）的地位。
所有出身于有教養階級的年輕人都得花好幾年的時間，無條件地全神貫注于接受一個婆羅門教師有關生活的指導與教誨。
&ldquo導師&rdquo對其學生擁有絕對的權威，對他的服從關系頗類似于西方&ldquo助手&rdquo（Famulus）與其&ldquo師傅&rdquo（Magister）的關系，而超越對家庭的恭順關系。
正如宮廷婆羅門（purohita）的地位在官方規定下被提升得非常高[17]，遠高于西方世界最有權威的聽取忏悔的神父。
不過，&ldquo導師&rdquo終究隻是一個教導習得（而不光是從啟示得到）之知識的教師，這種教導乃基于一種委托關系，而非其自身的權威。
哲學的倫理家及社會改革者，就我們的定義而言，并非先知，不管他們看起來如何相似。
實際上最古老的希臘哲人，像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與畢達哥拉斯（Pythagoras）等傳說中的人物[18]，最接近先知。
他們之中有些人也留下獨特的救贖論與生活指導，有些人甚至還可被列為救世主。
印度也有這種知識性的救贖導師，而且若就首尾一貫地專注于&ldquo救贖&rdquo之理論與實踐而言，希臘的導師顯然是遠遠不如的。
真正存在過的&ldquo哲學學派&rdquo的創始人及領導者，更不可與我們所用的&ldquo先知&rdquo一詞混為一談，雖然在某些方面他們可能十分接近這一類型。
從孔子（甚至皇帝在他廟裡都要叩頭）一直到柏拉圖等等不同階級的人物皆屬此類。
不過他們都隻是學院教育的哲學家，其間之不同主要是孔子格外關注影響君侯從事特定的社會改革，柏拉圖則隻偶爾為之。
這些人物與先知的主要區分是他們的教誨缺乏先知預言中特有的、生動而又情緒性的布道（Predigt），不管這些布道是出之于口語、小冊子或任何其他的文學形式（例如穆罕默德《古蘭經》裡的章節）。
先知的&ldquo經營&rdquo，比起上述傳道者而言，可說是更為接近群衆煽動者（Demagogue[19]）或政論家。
另一方面，例如蘇格拉底的活動（他自己也反對辯士販賣知識的行業）也必須在概念上與先知的有所區分，因為像他那樣的行動缺乏一個直接啟示的宗教性使命。
蘇格拉底的&ldquo天才&rdquo（Daimonion）隻針對具體的情況反應，接下來就是勸阻及告誡。
這是蘇格拉底之倫理的、強烈的功利式理性主義的外在限制，恰如巫術性神占之于孔子一樣。
以此，蘇格拉底的&ldquo天才&rdquo實在無法與純正宗教理論的&ldquo良心&rdquo相提并論，更不能被視為一種預言之聲。
與以色列先知的這種差異，可見之于包括中國、印度、古希臘、中世紀之猶太、阿拉伯與基督教的所有哲學家及其學派，從社會觀點而言，這些哲學學派可說是頗為類似的。
就生活态度而言，他們較為接近秘迹祭典式的救贖預言（例如畢達哥拉斯學派），或者較近于模範型的救贖預言（例如犬儒學派，有關此種類型之預言，稍後再述）[20]，這種類型的預言反對神秘主義的秘迹恩寵以及世俗的文化财，就這點而言，與印度及東方的禁欲教派有某種親和性。
然而，我們特殊意涵下的先知，是不可能缺少由于個人之啟示、出而傳布宗教救贖之真理這一過程的，從我們的觀點來看，這無疑是預言之決定性的判準。
最後，印度之宗教改革者，如商羯羅（Shankara）與羅摩奴阇（Ramanuja），以及其西方的同伴如馬丁·路德、茨溫利（Zwingli）、加爾文與衛斯理（Wesley）[21]，都不能歸入先知的範疇，因為他們并沒有宣稱自己要提供新内容的啟示，或者自己是奉一特殊神意之指示而來發言。
這些倒是摩門教創始者的特色[22]，他甚至連一些技術末節上都極像穆罕默德；不管怎麼說，這些都是以色列先知的特征。
先知類型亦可見之于孟他努斯（Montanus）、諾瓦提阿奴斯（Novatianus）、摩尼（Mani）與摩奴（Manu）[23]，比起較情緒化傾向如福克斯（GeorgeFox）[24]那種類型的先知，他們的預言帶有極度理性的色彩。
四 秘法傳授者與先知
截至目前，我們已将上述各類人物從先知的範疇中區分開來（盡管他們有時的确非常接近），不過，還有不少其他的人物。
第一種即為秘法傳授者（Mystago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