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過渡階段，最終導緻&ldquo改革派教會&rdquo的典型的組織出現[5]。
雖說改革派教會已經成為一個普遍性的組織，其成員身份仍然是建立在必須以契約方式加入某些特定教團的條件上。
稍後我們會再詳論由于這些分歧的狀況所引發的一些問題。
目前，我們隻特别關注于由于真正的教團的宗教性之極具重要意義的發展所導緻的一個結果：教團内部祭司階層與信徒之間的關系，就宗教的實際效果而言，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當組織具有教團的獨特性質後，祭司的強大權勢地位即與他必須時時考慮到信徒的需求&mdash&mdash以便維持及擴大教團的信徒&mdash&mdash一事有所沖突。
的确，不管哪一類型的祭司（就某個程度而言），都處于類似的情境。
為了維持其自身的權力，祭司必須要能盡量滿足信徒的需求。
影響信徒而且祭司必須要設法控制的三種力量分别是：（1）預言，（2）信徒的傳統主義，（3）信徒的知性主義。
相對于這些力量，祭司經營本身的必然性與傾向，也會發揮與這些力量同樣性質的作用。
有關最後這個因素及其與預言的關系，我們得稍作補充說明。
三 預言與祭司經營
一般而言，不管是倫理型先知還是模範型先知，都是個俗衆，他的權力地位也是奠基于俗世信徒上。
所有的預言本質上皆蔑視祭司經營中巫術的成分，隻是程度各有不同。
佛陀及其他近似的人，以及以色列的先知都反對并抨擊那些知識淵博的巫師與占蔔者（以色列文獻中也稱這些人為&ldquo先知&rdquo），他們實際上也指責所有的巫術根本就是無用的。
隻有與永恒建立一種特殊的宗教性及有意義的關系，才可能得到救贖。
自誇擁有巫術能力，在佛教徒看來是會萬劫不複的；然而，不管印度或以色列的先知、基督教的使徒還是古代基督教傳統，卻也都沒有否認一般非信徒中，巫術信仰之存在的事實。
所有的先知，由于反對巫術，都必然會懷疑祭司的經營，雖然其程度與方式有所不同。
以色列先知的神拒絕燔祭，而隻要求他的誡命被遵從。
隻熟習于吠陀經典知識與祭儀，對于佛教徒的救贖毫無助益；古老的神酒獻祭，在最早期祆教的偈語（Gâthâs）看來，是為阿胡拉·瑪茲達（AhuraMazda）所厭惡的[6]。
因此，先知及其俗衆信徒與祭司傳統之代表間的緊張性是普遍存在的。
先知是否能夠成功地貫徹其使命，還是成為一個殉教者，端視權力鬥争的結果而定。
這種權力鬥争在某些情況下，例如在以色列，是取決于國際形勢。
除了自己的家族外，瑣羅亞斯德還須依賴貴族及君侯的支持，以對抗無名的反先知者；類似情況亦見于印度及穆罕默德的例子。
另一方面，以色列的先知則依靠城市及鄉村中産階級的支持。
所有先知都懂得如何充分利用由于他們的卡理斯瑪&mdash&mdash恰相對立于掌管例行性祭典的技術人員&mdash&mdash所赢得的、在俗衆之間的威信。
新啟示的神聖性與傳統的神聖性相對抗；成敗則視兩方宣傳工作的結果而定：祭司階級可能要設法與此預言妥協、包容其教說，或者設法超越這一預言的教說，甚至清除此預言，否則即被消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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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祆教聖典Avesta中最古老、最重要的部分即教祖瑣羅亞斯德本身的教說之十七偈頌（本為&ldquo歌&rdquo的意思）。
巴索羅梅（Bartholomae）為古代波斯語詞典（AltiranischesWörterbuch,1910）的作者，并獨自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