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稍後我們得再讨論此過程所可能導緻的教育體系的分歧化。
我們也必須考量純祭司的教育體系受到全面壓制或放棄的情況，這可能是由于祭司階層的微弱無力，也可能是由于預言或經典宗教之阙如。
教團的建立為祭司教說實質内容的發展提供了最強烈（即使并非唯一）的誘因，也賦予教義特殊的重要性。
教團一旦形成，即感覺有必要将自己與其他相抗衡的、異端的教說區分開來，并保持傳道的優勢地位；這些要求使得教說的區分（判教）格外重要。
此外，判教的重要性當然也受到相當程度的、非宗教性動機的強化。
例如查理曼（Charlemagne）即堅持法蘭克教會采取&ldquo聖父聖子聖靈論&rdquo（filioque）的說法，這是東西方教會分裂的因素之一[9]。
這一點，以及他的反對采用贊成偶像的經典，都有其政治因素&mdash&mdash對抗東方拜占庭教會的首座權。
執著于一些完全難以理解的教義，例如東方與埃及大量民衆之信仰基督單性論[10]，實乃反映出當地人之反皇帝與反希臘的民族（分離）主義。
這也是主張基督單性論的科普特（Coptic）教會後來甯願接受阿拉伯人，而非東羅馬人統治的緣由[11]。
不過，祭司為了防止下列現象所做的努力，一般說來，仍是使得确立本身之獨特标識與判教之所以成為顯著問題的最主要因素：制止他們極為痛恨的無差别主義，以及信徒熱誠消失的危險；強調信徒宗派歸屬的重要性，并使得改宗非常困難。
典型的例子可見之于圖騰或武士氏族成員具有巫術根源的刺青。
最接近這種圖騰式刺青的（至少在外表上），是印度宗派的區别性的标識色彩。
猶太人之所以維持割禮以及安息日禁忌，也是為了要&mdash&mdash如《舊約》一再明示&mdash&mdash與其他民族有所分别，實事上也達成極為顯著的效果。
基督教與猶太教的一個明顯差異，是因為基督徒決定以太陽神之日（星期日）為他們的休息日而引起的，之所以會有此決定，可能是基督徒接受了近東一帶太陽崇拜之秘法傳授救贖論的拯救神話。
穆罕默德選舉星期五為其宗教的禮拜日，主要可能也是為了将其信徒與猶太教徒區分開來&mdash&mdash在他對猶太人的傳教工作失敗之後。
另一方面，他那絕對的禁酒主張則有許多來自古老與約略當時的先例，例如列卡比人（Rechabiten），亦即神之戰士一派[12]；之所以會有此主張，是他希望以此對抗基督教教士&mdash&mdash他們在舉行聖餐時要喝葡萄酒。
印度的判教過程中，凡與模範型預言相應者，一般而言，帶有較純粹實踐倫理的特征，至于與秘法傳授有内在親和性者，則帶有較純粹儀式主義的特征。
導緻吠舍離（Vesali）宗教會議裡佛教之大分裂的&ldquo十事非法&rdquo[13]，涉及的隻是寺院戒律的問題，許多衆所周知的細節之所以被刻意渲染，也隻是大乘佛教組織為了要達成其分離的目标而已。
另一方面，亞洲的宗教實際上并沒有以教義來判教的。
雖然佛陀的确曾揭示有關幻相的四聖谛，以之為八正道之實踐救贖論的基礎[14]。
不過，四聖谛的把握是為了其實踐（而非西方意義下的&ldquo教義&rdquo），這才是解脫的目的。
大部分之印度預言皆如此。
對基督教教團而言（這也是其特質所在），最早具有約束性的教義之一即為，神自空無中創出世界，結果則為一個相對于諾斯替派之知性主義思維的上帝、一個超越性的上帝之确立。
另一方面，在印度，宇宙論及其他形而上學的思維仍然是哲學學派所關注的問題，雖然涉及正統教義時仍有某些限制，基本上容許的思考空間已相當廣大。
中國的儒教倫理則全面拒絕任何形而上學的教義，隻有精靈的巫術及信仰仍保持不受侵犯，那是因為祖先崇拜&mdash&mdash家産&mdash&mdash官僚制服從的基礎（如傳統所明示的）&mdash&mdash的緣故。
就算在倫理型預言及由其而來的教團宗教内，原先的教義也有相當大的分化。
早期伊斯蘭教要求信徒的基本條件是：表明對神與先知以及其他一些實踐與禮儀之主要戒律的虔敬。
不過，随着祭司、教團導師乃至整個共同體皆成為此宗教的擔綱者，教義的差異（不管是實踐，還是理論），也愈來愈為擴大。
晚期的祆教徒、猶太教徒及基督徒皆如是。
然而，古代猶太教或伊斯蘭教，隻有在特殊情況下，才會出現真正的教義上的争論，這是因為這些宗教的神學理論基本上就比較單純；主要的争論集中在有關恩寵的教義上，雖然在倫理實踐、祭典及法律等問題上仍有某些争執。
最初的祆教徒也是如此。
隻有基督徒才發展出一個範圍廣泛、具約束性、體系合理化的理論性教義，涉及了宇宙論的事項，救贖神話（基督神學）以及祭司的權能（秘迹）。
這種教義的發展首先出現在羅馬帝國境内的希臘化地區，到了中世紀時，西方卻是主要的發展地區；大體上，西方教會的神學發展遠比東方教會來得強烈；不過，不管在哪個地區，隻要祭司的強大組織能獲得最大的、獨立于政治力量的自主性，神學即有最大可能的發展。
古代世界基督教徒之專心緻力于教義的發展，是特别受到下述因素的影響：（1）由希臘教育而産生的獨特的知識階級；（2）由崇拜基督而産生的特殊的形而上學前提與緊張；（3）與尚未歸化基督教團的知識分子抗争的必要性；（4）古代基督教會對純粹知識主義的敵視（這點恰與亞洲諸宗教的立場相對立）。
就社會角度而言，基督教是一個基本上由小市民信徒所構成的教團宗教，這些小市民對純知識主義抱持相當懷疑的眼光，教會的領導階層對此一現象自然是要關心的。
在近東，非希臘化的小市民階層出身的基督教僧侶日增；這一點不但摧毀了近東的希臘化文化，而且也使那兒理性的教義構建告一終結。
此外，宗教性共同體的組織形态也是個重要的決定性因素。
就早期佛教而言，全面及有意地排除所有的層級組織無疑妨礙了任何（可見之于基督教的）合理教義的統一性&mdash&mdash盡管此種教義的統一性被認為是救贖論所必需的。
為了要保護教團的統一，以免受到祭司之知性活動以及由于教會教育所啟發的、競争性之民間理性主義的威脅，基督教覺得有必要要求一些權力，以解決有關正統教義的紛争。
長期演化的結果（細節此處無法詳述），确立了羅馬教會主教之無誤的教義權威，希望上帝不會讓這個世界首都的教團陷于謬誤。
隻有在此情況下才能見到徹底地解決教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