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團體的僧侶掌握了主導權。
自此以後，東方教會的一些特質，例如其聖職人員皆有的形式辯證觀，以及随之而來的半知性主義、半原始&mdash&mdash巫術性的教會自我神格化的理想，就再也不可能完全根絕。
不過，就原始基督教的命運而言，尚有一決定性的因素。
就其起源、其典型的擔綱者以及對此一擔綱者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宗教的生活态度而言，基督教從一開始就是個救贖的宗教。
盡管從一開始，基督教的救贖神話與近東救贖神話的一般模式就有許多雷同之處（實際上，它也的确借取了近東神話的成分而加以改變），而且保羅也接受了律法學者的诠釋學的方法論，它仍采取一種最大可能之有意識的與一貫性的、反對知識主義的立場。
原始基督教既反對猶太教之儀式&mdash&mdash律法的學識，亦反對諾斯替派知識貴族的救贖論，它全面拒斥古代哲學。
基督教的最主要特質乃在其拒斥諾斯替派對&ldquo信心者&rdquo的蔑視态度，以及其确認、模範的基督教徒是聖靈（Pneuma）充滿的&ldquo貧者&rdquo而非&ldquo智者&rdquo。
隻有基督教才會教導：救贖之道絕非來自習得的知識，不管是律法、有關生命與苦惱之宇宙的或心理學根據的智慧、現世生活諸條件、秘迹儀式的神秘意義，還是靈魂在彼岸的未來命運的知識。
基督教除了這些表征之外，還得再加上下列事實：早期基督教内部的教會史&mdash&mdash包括教義的形式&mdash&mdash有相當多的部分實乃反映着基督教對抗各種形态之知識主義的鬥争。
如果要簡潔地&mdash&mdash換言之，以一句話&mdash&mdash描述出所謂世界諸宗教的主要擔綱者或傳道者階層的典型代表人物，那麼，可以這麼說：儒教，維持現世秩序的官僚；印度教，維持現世秩序的巫師；佛教，浪迹世界的托缽僧；伊斯蘭教，征服世界的武士；猶太教，流浪的商人；基督教，流浪的職工。
當然，所有這些類型的代表人物皆不能視為其職業或物質之&ldquo階級利益&rdquo的代言人，而毋甯視之為其倫理與救贖論&mdash&mdash較結合于其社會之處境的&mdash&mdash之意識形态上的擔綱者。
例如伊斯蘭教，除了官方的法律學校與神學院以及對學問的興趣有過短暫而輝煌的時期外，其固有的宗教性格隻有在受到蘇非派教義滲透之後，才可能經曆知識主義的突破。
然而伊斯蘭教的取向并非僅此一端。
實際上，在一般修道士的信仰中，完全缺乏合理主義的傾向。
伊斯蘭教中，隻有少數異端教派&mdash&mdash它們在某些時期曾擁有相當的影響力&mdash&mdash展現出一種特殊的知識主義的性格。
除此之外，伊斯蘭教，就像中古的基督教一樣，在其高等學府中隻出現經院哲學的傾向。
十三 上流階層的知識主義、平民的知識主義、賤民的知識主義與教派的宗教性
此處無法詳述中古基督教中知識主義與宗教的關系。
不管怎麼說，這一宗教&mdash&mdash至少就其社會學上的重要作用而言&mdash&mdash并非特别地傾向知識性的因素。
修院的合理主義對文化實質内容的強烈影響，隻有在比較西方與近東及亞洲的修道士階層之後，才有可能弄清楚，稍後我們會簡單描述一下。
西方修道士階層的特性，決定了西方世界裡教會突出的文化影響力。
在中古時期，西方的基督教并沒有任何具有重要意義的宗教性的俗衆知識主義，不管是小市民性格，還是賤民性格的，雖然在一些教派中偶爾确可發現某種宗教性的俗衆知識主義。
另一方面，教養階層在教會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并非就不重要。
加洛林王朝、奧托王朝與薩利安王朝的帝國主義的教養階層[88]，都努力構建一個皇權&mdash&mdash神權的文化組織，就像16世紀俄國的聖約瑟夫派（Josephite）修道士所做的一樣[89]。
教皇格列高利的改革運動，以及教皇政治的權力鬥争[90]，究其實也是在當時精英知識階層的意識形态下推動的，他們與正在崛起的市民階層組成聯合陣線，共同對抗封建勢力。
随着大學教育的日益普及以及教皇極力想要壟斷&mdash&mdash為了國庫或單純隻是保有庇護權的目的&mdash&mdash巨大的聖祿的支配權（這些聖祿是教養階層的經濟支柱），這個日漸擴大的&ldquo聖祿受益者&rdquo階層乃轉而反抗教皇。
最初，這種反抗基本上隻是針對經濟及國家主義之利益的獨占，稍後，随着教會的大分裂（Schism），這種反抗乃轉變為意識形态上的，這些知識分子乃成為&ldquo教會會議至上論&rdquo改革運動以及後來人文主義的&ldquo擔綱者&rdquo。
人文主義者的社會學，特别是他們從騎士與聖職者的教育轉化為基于恩護者之大量賞賜的宮廷文化，當然是有其獨特意義的問題，隻是我們無法在此詳述。
人文主義者對16世紀宗教改革的矛盾态度，主要是來自意識形态上的因素。
隻要人文主義者願意為教會的建立&mdash&mdash不管是改革派教會還是反改革教會&mdash&mdash提供服務，他們就會在教會學校的組織與教義的發展上扮演一個極端重要（雖非決定性）的角色。
然而一旦他們成為某種特殊宗教（實際上是一整批宗教的個别類型）的擔綱者，他們仍然不可能産生持續性的影響力。
這些受過經典教養的人文主義者團體，與其生活樣式相互一緻的，對群衆以及宗教性教派都抱持全然排斥的态度。
他們一直憎惡騷動，特别是祭司與布道者的煽動。
整體而言，他們在氣質上接近埃拉斯都派（Erastus）或和平主義的[91]，也正因如此，他們注定是要逐漸喪失其影響力。
除了精微的懷疑主義與理性主義的啟蒙思想外，人文主義者（特别是英國國教的團體）也呈現出一種纖細的宗教情操，或者又如見之于皇家港（PortRoyal）信徒的一種誠摯而又經常帶有禁欲性格的道德主義[92]；以及見之于日耳曼（初期）與意大利的一種個人主義的神秘主義。
不過在涉及其現實權力與經濟利益的鬥争裡，若非直接訴諸赤裸裸的暴力，那麼自然是出之以煽動的手段，在這方面，并非所有的人文主義者團體皆居于平等的地位。
顯而易見的，至少那些想要争取統治階層&mdash&mdash特别是大學&mdash&mdash支持的教會，就需要受過經典訓練的神學論辯者以及受過經典訓練的傳道者。
在路德教派内，由于與貴族勢力合作，教育與宗教活動的結合迅速且徹底地轉移到轉業神學家手中。
盡管《休迪布拉斯》（Hudibras）裡嘲笑清教徒誇誇而談的哲學知識[93]，然而，賦予清教徒&mdash&mdash尤其是洗禮派諸教派&mdash&mdash無與倫比之抵抗力者，并非精英分子的知識主義，而是平民（有時甚至是賤民）的知識主義，因為洗禮派運動在其初期是由流浪的職工或使徒所推動的。
在這些清教諸教派裡，并沒有具有一種特定生活樣式的特殊的知識階層，不過，在一個由巡回布道者所開展的短暫的傳教運動結束之後，受到他們的知識主義潛移默化的是中産階級。
有關《新約/舊約》的知識以及對極端深奧玄妙的教義論争之興趣的前所未有的普及化，是17世紀清教徒（甚至及于農民層）的特色，這種普及化創造出一種後無來者的宗教性大衆知識主義，隻有晚期猶太教以及保羅傳教教團的宗教性的大衆知識主義才能比拟。
這點恰與荷蘭、蘇格蘭一部分與美洲殖民地的情況形成對比；在英國，當勢力範圍以及争取勢力的限制，于宗教戰争中試煉并予以确定後，這種宗教性的大衆知識主義即告衰微。
不管怎麼說，這個時期型塑了盎格魯&mdash&mdash撒克遜之教養階層的知識主義，其特色為一種對自然神論&mdash&mdash啟蒙主義的宗教形态的傳統性恭順态度，柔順的程度則各有不同，不過，從未到達反教會的程度，有關此一現象目前暫時無法論及。
由于盎格魯&mdash&mdash撒克遜人的心态基本上乃來自（擁有強大政治力量的）市民階層之傳統主義的态度與道德主義的關心，因此可說是受到宗教性的平民知識主義的制約，這一點恰與拉丁諸國内部（本質上）以貴族及宮廷為中心的教育之轉變為激烈的敵視、或全然地忽視教會的态度，形成最尖銳的對比。
盎格魯&mdash&mdash撒克遜人與拉丁諸國的這些發展（最終導緻一種反形而上學的效果），恰與日耳曼特有的&ldquo非政治&rdquo&mdash&mdash既非脫政治，亦非反政治&mdash&mdash的精英教育形成對比。
日耳曼的這種教育源自其具體的曆史條件，且極少（基本上是負面的）受到社會學特質的制約。
其取向為形而上的，然而與特定的宗教需求無甚關聯，更談不上任何&ldquo救贖&rdquo的需求了。
另一方面，日耳曼的平民與賤民知識主義，就像拉丁諸國的，逐漸走向激烈的反宗教途徑，尤其是在社會主義的經濟末世論興起之後變得特别顯著。
此一發展與盎格魯&mdash&mdash撒克遜地區的發展恰成強烈對比，後者之最誠摯的宗教形态，自清教徒時代以來，即帶有教派的性格，而非制度性與權威性的。
唯有這些反宗教的教派尚能掌握一個沒落的知識分子階層，他們對社會主義的末世論至少還能短暫維持一種宗教式的信仰。
那些經濟利害關系者（勞動者）愈是掌握其利益代表，&ldquo學院派&rdquo的構成分子就愈不重要。
再者，對&ldquo學問&rdquo迷信式的崇拜&mdash&mdash認為&ldquo學問&rdquo乃解放階級支配的可能的創造者，或至少是社會革命（不管是和平還是暴力的）的先知&mdash&mdash最終之無可避免的幻滅，亦使得此一構成分子更形衰微。
因此，同樣的結果是，在西歐唯一殘存的近似于一種宗教信仰的社會主義形态&mdash&mdash工團主義（Syndikalismus）[94]&mdash&mdash很容易就堕落為由沒有直接經濟利害關系的第三者來進行的一種浪漫的遊戲。
最後一個知識分子的大規模運動，雖然并非有一種共識的信念來支撐，卻具有一些足可比拟于一個宗教的基本要素，即俄羅斯的革命知識層，在此運動中，出身學院與貴族的知識分子與平民知識分子并肩而戰。
平民知識主義的代表性人物是庶民的小官吏層，特别是自治團體的官員（所謂的&ldquo第三勢力&rdquo[95]），他們不管是在社會學思考上，還是對文化全盤的關懷上，都相當有深度。
此外，下列人物也發揮了推動此一類型知識主義的作用：新聞人員、小學教師、革命的使徒，以及在俄國的各種社會條件下配合出現的農民知識層。
在1870年代時，這一運動彙集為一種對自然權利的訴求，其主要取向為農業共産主義，亦即所謂的&ldquo民粹主義&rdquo。
1890年代起，這一運動與馬克思主義的教義有過激烈的沖突，不過也有部分的融合。
另一方面，也有将之與純斯拉夫主義之浪漫主義宗教性&mdash&mdash稍後則轉化為神秘主義宗教性，或至少是宗教性的狂熱&mdash&mdash結合起來的企圖，雖然其方式通常并不很清楚。
在陀斯妥耶夫斯基與托爾斯泰的影響下，俄國一些相對廣大的知識分子階層逐漸産生一種禁欲的、無等差主義的個人生活态度。
至于有關此運動&mdash&mdash強烈混雜了猶太平民知識分子（他們随時準備犧牲一切）的影響&mdash&mdash在俄國1906年革命大變動之後，還能持續到什麼程度的問題，我們無法在此細述。
十四 西歐之宗教&ldquo被啟蒙者&rdquo教團的形成
在西歐，自17世紀以來，在啟蒙主義的宗教觀點下産生了&mdash&mdash不管是在盎格魯&mdash&mdash撒克遜，還是（較晚近的）法國文化區&mdash&mdash唯一神論、自然神論、綜合信仰、無神論與自由教會的教團；佛教的概念（或其他被認為如此的），在此過程中也扮演了某種角色。
在日耳曼，啟蒙主義的宗教觀則在認同于共濟會宗旨的團體裡找到聽衆。
換言之，也就是那些沒有直接經濟利益關系的團體，特别是大學教授，不過也包括一些落魄的意識形态者以及部分（或全部）出身于庶民的受教育團體。
另一方面，不管是印度（梵社所代表的[96]），還是波斯的啟蒙主義宗教，都是與歐洲文化接觸下的産物。
這些運動對文化領域的實際影響意義，在過去遠較目前為大。
由于許多因素的配合，不太可能會出現一個新的由知識分子所創造出來的真正的教團性宗教。
這些因素包括有：特權階層有意維持既存的宗教，以之作為馴服大衆的工具；他們需要維持社會差距；他們厭惡大衆的啟蒙運動，認為這會摧毀了精英團體的威望；以及他們持之有故地拒斥任何信仰，因為因襲的信仰教條皆有可能為大衆（透過文字而）接受的、新的信仰教條所取代&mdash&mdash任何人皆可将原典割裂來解釋（&ldquo正統派&rdquo走樣10%，&ldquo自由派&rdquo走樣90%）；最後，尤其重要的是，特權階層對宗教問題與教會常抱持着一種輕蔑的、漠不關心的态度：奉行某些令人厭煩的儀式并非什麼大不了的犧牲，隻要每個人知道這些儀式也不過就是（最好是由符合正統信仰與身份習慣的官方監護人來奉行的）形式而已，而且也因為國家要求這些人為其前途而奉行。
文人、學院派或咖啡屋的知識主義需要将&ldquo宗教&rdquo情操列入他們的印象與感覺泉源的庫存中，并将之作為讨論的課題，從來就沒有促成一個新的宗教之興起。
宗教的複興也不可能因為作家針對這些有趣的課題寫作之需要，或者是聰明的出版家為了要銷售這些書這種遠為實際的需要而出現。
不管一個廣泛流行的&ldquo宗教之關懷&rdquo的出現是受到何等樣的刺激，沒有一個新的宗教是來自知識分子的上述需求，或者他們的喋喋不休。
風尚的流行會及時轉移聊天與新聞評論的課題。
***
[1]底波拉是公元前12世紀左右的以色列女先知、士師，激勵以色列人對抗迦南人。
《底波拉之歌》即底波拉于戰勝後所作的歌。
《舊約·士師記》，4、5章。
&mdash&mdash中注
[2]迦南是巴勒斯坦的古稱，指約旦河西部整個地方。
迦南人是于公元前3000年左右從阿拉伯遷移到迦南的閃族人，他們在此地形成迦南文化，崇拜的是巴爾神。
&mdash&mdash日注
[3]歌利亞為非利士勇士，根據《新約/舊約》所載，他向以色列人挑戰，無人敢應，最後戴維向掃羅王請求出戰，掃羅說：&ldquo你不能去與那非利士人戰鬥，因為你年經太輕，他自幼就作戰。
&rdquo（《舊約·撒母耳記上》，17：33）最後戴維出戰，并以石子擊殺歌利亞。
&mdash&mdash中注
[4]薩谟奈提人是古意大利的一個種族。
原住于亞平甯山中南部山脈的山地及牧草地，實行部族聯合。
在公元前5世紀時，他們驅逐埃托利亞人，在羅馬發展以前即進出坎帕尼亞平原，受到希臘文化的影響，發展出希臘&mdash&mdash薩谟奈提文化。
到了公元前三四世紀時，前後與羅馬發生三次沖突（薩谟奈提戰争），最後在第三次戰争中被羅馬徹底擊敗。
&mdash&mdash日注
[5]&ldquo士師&rdquo即《舊約·士師記》（2：16&mdash19）所記載的&ldquo裁判官&rdquo。
與其說是裁判官倒不如說是以色列人的救助者，并且也是軍事方面的指導者。
在進入王制時代的300年間（公元前1200&mdash前1020年左右），當以色列民族受到其他民族之欺壓時，士師即受神之靈力而出現，進行一種基于共同支配制的神權政治。
基甸即此種士師之一。
神為了救以色列人免于米甸人的壓迫而立基甸為士師，基甸一方面向外與米甸人征戰，一方面則對内讨伐巴爾神的偶像崇拜，徹底實行耶和華信仰。
其活動見于《舊約·士師記》（6&mdash8）的記載。
Maschiach（彌賽亞），在希伯來語中出于&ldquo加膏油&rdquo（maschia）一字，為受膏者之意。
在《舊約》中，作為受膏者的彌賽亞，是用來對王的尊稱。
例如《撒母耳記上》第24章第6節中，以色列王制時代的第一個王掃羅即被稱為耶和華的&ldquo受膏者&rdquo。
在《新約》裡，當耶稣被稱為基督時，所謂基督即由chrio（加膏油）的動詞型而來，是彌賽亞的希臘譯文。
隻是，當耶稣被稱為基督（彌賽亞）時，并非意指《舊約》中所指的以色列人在政治上的王（為以色列帶來獨立與光榮的王者），而是在聖靈上為救世主的意思。
換言之，這樣的耶稣基督即此處所謂耶和華宗教的救世主。
&mdash&mdash日注
[6]多納圖派是四五世紀時盛行于北非的基督教分派，由于迦太基大主教多納突斯（Donatus）為此派之首腦，故而稱多納圖派。
其教說的重點在于聖禮的有效無效決定于施行聖事者自身是否清白純潔。
信徒以嚴格的道德家著稱，教派則以嚴格派而與羅馬教會分離。
其勢力廣滲于北非，并與反羅馬的民族運動及下層農民之反抗羅馬基督教徒大土地所有者的活動相結合，而與羅馬教會對立。
4世紀末，新任希波大主教緻力于說服多納突斯的論争而不果，因而于411年依皇帝命令，不承認多納圖派為單純的分派，而宣布其為異端。
以此，多納圖派的聖職者被驅逐，教會與财産被沒收，教派被徹底鎮壓，其後即迅速衰亡。
&mdash&mdash日注
[7]波希米亞的宗教改革者胡斯（Hus，1369&mdash1415）雖然在被召到康斯坦宗教會議後即遭火刑處決，但其信徒卻仍然堅持兩種陪餐主義（接受備有面包與葡萄酒兩種形色的聖餐）的激進主張，聚集于塔波爾山，因而被稱為塔波爾派（Taborite）。
他們在此處與天主教會作頑強的武力對抗，然而于1434年左右終被瓦解消滅。
&mdash&mdash日注
[8]1517年路德所開啟的宗教改革運動，及其所包含的&ldquo神前平等&rdquo的理念，給予農民的反封建運動莫大的刺激。
1524年秋，日耳曼西南部的農民即相繼蜂擁而起，到翌年春，發展為從日耳曼西南部擴及中部的大規模農民戰争。
農民們揭橥&ldquo十二條&rdquo共通口号，要求減輕貢租、賦役，廢除共有地的使用限制，取消什一稅，并與都市中的低下階層合流。
此處所說的&ldquo神聖權利&rdquo應該就是指&ldquo十二條&rdquo的綱領而言。
&mdash&mdash日注
[9]帕西教（Parsee）是印度的祆教。
7世紀時，伊斯蘭教徒侵入伊朗，一部分祆教徒逃到印度，形成封閉性的共同體以維持其信仰，被稱之為帕西教徒（名稱由&ldquo波斯&rdquo而來）。
今天他們為數據稱約10萬人，有許多活躍于實業界的富裕者。
韋伯此處所指的觀點已不為現今所采。
&mdash&mdash日注
[10]Chaberim在希伯來語中有弟兄或同志的意味，此處則作&ldquo嚴格遵守律法的人&rdquo解，與法利賽人同義。
法利賽人由于和以色列的其他部族分離形成&ldquo弟兄&rdquo，因而被如此稱呼，他們也就這麼稱呼自己。
&mdash&mdash日注
[11]Talmud在希伯來語中是&ldquo教&rdquo的意思，後來用來指稱：被稱為拉比的猶太律法學者們之口傳或批注的集成書籍&mdash&mdash《塔木德》，注釋、講解猶太教律法的著作&mdash&mdash作為将律法實踐于具體生活的指南，與《舊約》并為猶太教的聖典。
内容共分兩部分，第一部分為密西拿（mishnah），收錄以摩西律法為中心而由曆代拉比所開展的口傳律法，以希伯來語寫成。
第二部分為革馬拉（gemara），收錄的是對密西拿所作的注釋與解說，以及其他一些傳說，以阿拉姆語寫成。
Talmud有編纂于4世紀末的巴勒斯坦版，及編纂于6世紀左右的巴比倫版，但普通談到Talmud時，是指後者而言。
&mdash&mdash日注
[12]錫安運動（Zionismus）是猶太民族複歸祖國與再興國家的運動。
錫安是位于耶路撒冷東南方的小丘，後來成為象征耶路撒冷的标志。
雖然其為希望與憧憬之所在自中世紀以來便如此，但形成實際的政治運動則是在19世紀末。
其原初的主張者為赫茨爾（TheodorHerzl，1860&mdash1904），在一呼四應下，1897年最初的猶太人代表世界會議（第一次錫安運動會議）于巴塞爾（Basel）召開，揭橥&ldquo錫安運動之目的在于為猶太民族于巴勒斯坦建設一塊受公法保證的鄉土&rdquo此一巴塞爾綱領。
其後，猶太人歸鄉者逐漸增加，1917年英國表明支持猶太人，因而在英國的指導下運動被推行開來，最後在1948年5月，以色列共和國終于獨立，錫安運動被貫徹實現。
&mdash&mdash日注
[13]俄國革命運動的一派。
字源為&ldquo人民&rdquo（narod），noradniki為人民主義者之意。
此派主要是在1870年代至1900年代初領導革命。
他們極度憎惡沙皇制，以對俄國農民之盲目的愛為基調，實行&ldquo到人民當中去&rdquo的啟蒙運動，并且不認為俄國有資本主義發展的可能性，主張直接由農村共同體制轉向社會主義。
不過，農民的啟蒙運動并未開花結果，而是作為政治鬥争手段的個人暴力行為被過度高張，最後在列甯、普列漢諾夫的批判下失去影響力，繼而轉變成為馬克思主義者。
&mdash&mdash日注
[14]巴克斯特（RichardBaxter，1615&mdash1691），英國的清教牧師。
在他當基德明斯特的牧師時，為勞動者推行有力的布道會運動，頗收成效。
作為一個基督新教的優秀指導者，他獎勵道德的實踐，并緻力于新教倫理的确立。
他雖然是自學自修，但勤于為文著述，其著作約有200種。
&mdash&mdash日注
[15]哈爾納克（AdolfHarnack，1851&mdash1930），德國著名的神學家。
曾任馬堡、柏林等大學教授。
曆史主義之思想家代表之一，特别在教會史與教理史的研究上有劃時代的貢獻，确立了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最具影響力的神學家之一的位置。
主要著作有：LehrbuchderDogmengeschichte3Bd.(1886&mdash1889),Texteu.UntersuchungenzurGeschichtederaltchristlichenLiteratur(1893&mdash1904),DasWesendesChristentums(1900)等。
韋伯此處所引述的論點，應是見于他所著的DieMissionundAusbreitungdesChristentumsindenerstendreiJahrhunderten(1924)一書中。
&mdash&mdash日注
[16]胡格諾派是宗教改革時期法國基督新教的名稱。
這個名稱的由來衆說紛纭，其中以出于德語之Eidgenosse（同盟者）一說最為有力。
屬于胡格諾派者，多為從事工商業的中産階級，以及律師、醫生、教授等自由業者。
他們屢受激烈的迫害，從1562年起到1570年間三度與天主教徒交戰（胡格諾戰争）。
1589年亨利四世即位，采取保護新教的政策，1598年頒布南特敕令，承認信仰自由。
不過路易十四登位後又再度壓抑此派，并于1685年廢止南特敕令，許多胡格諾教徒遂亡命國外。
&mdash&mdash日注
[17]孔代（LouisCondé，1530&mdash1569），法國貴族，胡格諾的指導者。
胡格諾戰争時為胡格諾派的領袖，頗有戰功。
隻是後來又與之分道揚镳，反過來鎮壓基督新教。
&mdash&mdash日注
[18]穆罕默德據阿拉的啟示而進行預言活動，在麥加慢慢獲得愈來愈多的同聲氣者，逐漸增強了勢力，而與麥加之支配層對立，這種對立的激化演變成對穆罕默德一系的強烈彈壓與迫害。
由于在這種狀況下作為先知的布教活動實在危險，穆罕默德遂于622年率領信徒逃離麥加，前往北方約300裡的雅斯利浦。
這個被稱為&ldquo聖遷&rdquo的事件是伊斯蘭教發展史上的一大轉機。
借此機緣，雅斯利浦被加上麥地那（先知之城）之名，而穆罕默德本身也成為這個新的伊斯蘭教共同體中兼任宗教指導與政治支配這兩方面的首長。
&mdash&mdash日注
[19]關于聖奧古斯丁的部分，不知典出何處，不過被視為與cogeintrare同義的compelleintrare一詞，則見于奧古斯丁的ContraGaudentium之中。
此語想必是來自《新約·路加福音》（14：23）：&ldquo主人對仆人說，你出去到路上和籬笆那裡，勉強人進來（compelleintrare），坐滿我的屋子。
&rdquo&mdash&mdash日注
[20]根據北歐神話，在戰争時，主神歐丁會派遣身穿甲胃的美女Valkyrs（&ldquo陣亡者選擇人&rdquo）到戰場上，将陣亡的勇士帶到Walhall（&ldquo陣亡者之廳堂&rdquo）參加盛宴。
&mdash&mdash中注
[21]聖殿騎士是十字軍時代所創設的三大騎士團（Ritterorden）之一，遵從西多教團（Cistercian）的規律而組織起來。
他們在第一次十字軍東征奪回耶路撒冷（1099）以後，即以守護聖地及擊退異教徒為使命。
由于其本部原來設置于耶路撒冷的所羅門王之神殿遺迹的宮殿裡，故被稱為聖殿騎士。
此騎士團于13世紀時達到最盛期。
&mdash&mdash日注
[22]錫克教（Sikh）原為在伊斯蘭教影響下成立的一個印度教的革新宗派，其始祖為那納克（Nānak，1469&mdash1538）。
錫克教在今日已被視為從印度教獨立出來的另一個宗教。
15世紀左右，印度教内部由于受到來自伊斯蘭教的刺激，故而革新的氣息擡頭。
那納克在其師迦比爾（Kabir，1440&mdash1518）的強烈感化下，進一步試圖融合兩教。
其教義根本在于對唯一神哈裡的信愛，指斥印度教的迷信并撷取伊斯蘭教之所長，在對師父絕對服從的訓誨下，形成弟子（Sikh）教團。
在此種強固的團結力下，錫克教團具備了強烈的戰鬥性格，有别于印度教的其他諸教派而獨自發展，一時之間造就了政治性的獨立王國。
現在主要是以旁遮普地區為中心傳布于印度西部。
&mdash&mdash日注
[23]密特拉（Mithra或Mithras）自古以來即為雅利安人所崇拜的太陽、光明、豐饒之神。
自公元前3世紀起，密特拉崇拜成為盛行于波斯的祭典，再由波斯向西伸展傳播，至2世紀初即流傳于羅馬帝國幾乎所有的地方。
信奉密特拉神而得神秘的靈魂救贖的密儀宗教，主要信徒多為富商與軍人階級，他們建造了許多神殿及形成為數衆多的信徒組織。
2世紀時，得到羅馬皇帝康茂德（Commodus，180&mdash192年在位）的公認，而與基督教相對抗，至4世紀中期勢力衰退而終至消亡。
&mdash&mdash日注
[24]康茂德（161&mdash192）為馬卡斯·奧理略之子，繼承其父為羅馬皇帝。
由于殘虐的作為及寵幸政治之行而與元老院對立。
他專奉密特拉教，并以公認此教而為世所知。
&mdash&mdash日注
[25]共濟會是起于英國，以自由主義的友愛與共濟為目的的秘密結社。
Freimaurer意指&ldquo自由的石工匠&rdquo，本為12世紀左右英國的石工、泥瓦匠們為了保守他們的特殊技術起見，奉施洗約翰為守護者而組成的會社。
及至近世，這個會社的宗教、道德色彩增強，逐漸轉化為精神的結合；到18世紀時，急速發展，歐洲各地及美洲都産生新的組織，許多知識分子都成了它的會員。
普魯士從腓特烈大帝開始的諸君以及法國百科全書派的人士也都加入組織，成為近代自由主義、世界一家主義及自然神論的大本營。
天主教會視之為危險之物，自教皇克裡門斯十二世對它發出破門律（1738）以來，即遭到曆代教皇激烈的攻擊與迫害。
&mdash&mdash日注
[26]羅馬皇帝尤裡安（Julianus，332&mdash363，361&mdash363年在位），由于破棄基督教，試圖複興異教而被稱呼為背教者尤裡安。
他專注于新柏拉圖主義與密特拉教的研究，并獎勵異教與密儀宗教。
&mdash&mdash日注
[27]在此我要提出個人的經驗，當馮·艾吉迪（MoritzvonEgidy，退役陸軍中校）剛登場時，軍官團皆抱持如下的期待（對正統信仰加以批判的權利，顯然是所有同僚皆擁有的）：他閣下能發起此一要求，亦即那些古老的童話&mdash&mdash任何誠實的夥伴皆無法相信的&mdash&mdash不應該再出現在軍中禮拜。
隻是，當然啰，這樣的事并沒有發生，我們隻好承認，教會的教義對那些新兵而言，就像以往一樣，仍是最佳飼料。
&mdash&mdash原注
馮·艾吉迪在1890年發表了批評正統教會的文章而被免職，相關資料參見Jugendbriefe，pp.334&mdash337。
&mdash&mdash日注
[28]羅馬皇帝奧古斯都一方面在羅馬禁止人民将自己當作神來崇拜，但另一方面卻又設立被稱為奧古斯都崇拜團的團體，給予加入者特别的榮譽與地位。
&mdash&mdash日注
[29]伐臘毗（Vallabha，1479&mdash1531）是印度兩大宗派之一、毗濕奴派的分派巴加瓦大派的一個導師。
他注釋毗濕奴的聖典《巴加瓦大·普拉拿》，而開創強調崇拜黑天的愛人神羅陀的宗派。
繼承伐臘毗教團的是他的兒子Vitthalesa。
他有七子，皆各别為教團的指導者，但教團此後即尊各别的後裔為導師（Guru）而分裂。
其中最有力的一支即其第四子哥古拉薩的系統&mdash&mdash哥古拉薩派。
教團的教師則被稱為法師（Gosain）。
毗濕奴在印度教裡與濕婆并稱兩大主神，不過在統一的教理上，這兩個神與宇宙創造神梵天為三身一體的最高神，毗濕奴擔任延續的角色，濕婆則負責破壞。
在古代吠陀經典中，毗濕奴是将照耀萬物的太陽神格化後的太陽神，以三步橫跨天空地三界。
在吠陀經中，毗濕奴雖不具有這麼有勢力的神格，但在叙事詩當中它以一個握有幸福的神而受到崇拜，成為印度教的核心的主神。
此外，此神亦為愛神，據說他會平等地将恩惠賜予信奉者，并以種種化身來拯救人類。
他的化身有十種名稱，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也最重要的即黑天（參見下注）。
雖然毗濕奴派與濕婆派成為印度教的兩大宗派，但此處所說的毗濕奴信仰被解釋為一神教思想，認定毗濕奴乃唯一的宇宙神，而其他各神不過是他的現身而已。
&mdash&mdash日注
[30]黑天是毗濕奴神十種化身當中最具代表性也最重要的一個。
黑天被認為可能是實在的人物，其傳說後來發展成見諸10世紀左右編纂的毗濕奴派聖典《巴加瓦大·普拉拿》中吹笛的黑色牧童神，與後來成其妃子的牧女羅陀的戀愛，為人所樂道。
牧女羅陀與牧童神黑天的戀愛如上所述，此處所強調的是通過此一愛戀而使靈魂趨向對神的愛。
後來羅陀即被當作黑天的愛人神且由于成了黑天之妃而受到崇拜。
此種女神崇拜的背後吾人見到性力派的影響，且對于密教的形成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mdash&mdash日注
[31]教皇派是意大利中世紀末期時在羅馬教皇與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對立中支持教皇的黨派。
支持皇帝的那一派即吉伯林黨（ghibellini）。
主要以新興的富裕市民為代表的教皇派，和以上流封建勢力為中心的皇帝派，不但于都市中内争，且造成教皇派都市與皇帝派都市的對立，自13世紀起即持續地在整個意大利境内進行激烈的鬥争。
&mdash&mdash日注
[32]卡理瑪拉商人行會（ArtediCalimala）是在以毛織品的生産販賣為基幹産業的佛羅倫薩市中，獨占了主要是原料購入與制品販賣等業務的有力的商人行會。
卡理瑪拉這個名稱來自其倉庫所在的街道。
其巨大的利益足以左右各國的經濟，直至15世紀末才趨于衰退。
&mdash&mdash日注
[33]阿明尼烏斯（JacobusArminius，1560&mdash1609），荷蘭的改革派神學者，萊頓大學的神學教授。
原先擁護加爾文的預定論，後來對它産生懷疑，并高唱普遍的救贖與人的自由意志，提出有條件地承認預定論的反加爾文主義的神學。
在他死後，弟子們向政府要求認可阿明尼烏斯主義，經過論争，終于在1795年以後被官方認可。
阿明尼烏斯派對于近代的荷蘭及歐洲的神學影響頗巨，同時也影響到英國的衛理公會派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