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ash&mdash加洛林文化複興前的修道院學校
我們在上一講裡看到，如果我們今天的教育體系已是繁花似錦，那麼它的種子又曾是怎樣的。
作為我們教育生活的最初萌芽，那些學校正是在教堂和修道院的庭院中開設起來的。
種子已經以初級的形式，在自身中蘊含了日後将從中孕育出的生命體的典型特征；同樣，在我們的教育體系的最初種子中，我們也已經看到了某些标志其日後發展的特征的起源。
實際上，由于這些學校誕生在教會裡，由于它們是教會的事工，所以也就很容易明白，為什麼它們從一開始就在根本上具有宗教的本性，滲透着宗教的精神。
但與此同時，由于它們已經在自身中蘊含了某種凡俗的成分，尤其是教會從異教文明那裡借鑒來的那些東西，因此我們也就可以理解，為什麼它們從創辦一開始，就在一定程度上力圖去除自己的教會特征，變得越來越具有世俗性。
實際上，從這一刻開始，它們身上蘊含的世俗原則就已經表現出發展的趨向了。
早期教會需要從異教文化那裡為自己的教育體系借取素材，也就是說，教會需要吸納那些與自己的教義相矛盾的觀念與情感。
隻有認識到這種需要，才能理解這種發展。
不僅如此，對這種早期教育體系進行考察，還将有助于我們理解我們今日組織的特征之一，因為我們對它習以為常，所以通常會忽視它，但是，它卻很值得考察。
在古代，不管是希臘還是羅馬，學生都是從不同的導師那裡接受對自己的指導的，而這些導師彼此之間毫無關聯。
學生的每一位老師都是在各自家裡、以各自的方式傳授學業的。
即使說學生通過這種方式學到的各種東西最終會在自己腦子裡彙合到一起，這些東西也是由那些根本沒有考慮到彼此存在的教師獨立地教授出來的，沒有什麼共同的動機或目标可言。
每位教師各做各的事情，一個教閱讀，另一個教如何正确發音，還有一位教音樂，再有一位教如何像有學問的人那樣談吐。
但這些活動都是各行其是。
這與最初的基督教學校一經創立後的情況構成了鮮明的對照。
基督教學校一經出現，就宣稱有能力教給孩子他那個年齡需要了解的一切。
它接管了孩子的整個人。
孩子會在學校裡找到自己所需的一切。
他甚至無須為了滿足其他物質需求而不得不離開學校。
他就在那裡度盡一生。
他在那裡飲食起居，他在那裡投身于自己的宗教職責。
其實，這就是最早的一種寄宿學校（也就是會所）的獨特之處。
所以說，在早期的極度分散之後，出現的又是一種極度集中。
主宰這種學校的是單一的一種壓倒性影響，即基督教信仰的種種理念，因此，孩子們一生中時時刻刻都會發現自己處在這種單一的影響下。
教育的組織方面本身出現的這種創新，來源于一種新穎的教育觀與教學觀。
在古代，心智教育的宗旨，在于将一定數量的專門才能傳授給孩子。
這些才能或者被認為是某種增益，有利于提高個人的審美價值；或者像在羅馬一樣，從功利主義的角度來看，被認為是人們發揮自己在生活中的作用所需的工具。
在這兩種情況下，問題的關鍵都是要把特定的一些知識内容和行為模式灌輸給孩子。
這些特定的知識内容與行為模式，是可以從彼此幾乎毫不相幹的教師那裡獲取的，并無不便之處。
問題的關鍵，并不是對人格中能夠賦予人格基本一緻性的那個部分施加影響，而是從某種意義上用一套外在的盔甲來裝備這個人格，這套盔甲的各個部分基本可以完全獨立地打造出來，以至每個工匠也都可以獨立地操作。
與此相反，基督教很快便發展出這樣一種自覺意識：在我們每個人的理智與情感的特定屬性之下，都潛藏着一種更為深層的屬性，是這種屬性規定了其他屬性，使其他屬性統一為一個整體。
如果我們真想履行自己作為教育者的職責，并産生能夠長久留存下來的效果，我們就必須把握這種更為深層的屬性。
基督教清楚地意識到，要塑造一個人，關鍵不在于用某些特定的觀念裝備他的心智，也不在于讓他養成某些特别的習慣，而在于在他身上創造出一種具有一般傾向的心智與意志，讓他用一種特定的眼光來普遍地看待一切。
至于基督教是如何形成這種洞見的，倒很容易理解。
我們已經指出，這是因為，要想成為一名基督徒，不能隻是學會這樣或那樣的東西，能夠通過某些特定的儀式或做出某些特定的表白，熟悉某些傳統的信念。
基督教根本上在于靈魂的某種特定态度，在于我們的道德存在的某種特定習性（habitus）。
所以，在孩子身上培育出這樣一種态度，從此便成了教育的根本目标。
這一點可以拿來說明，為什麼會出現這樣一種皈依的觀念，在古代世界聞所未聞，相反卻在基督教世界裡發揮了重大作用。
所謂皈依，照基督教的理解，其實關鍵不在于恪守特定的一套信念和具體的信條。
真正的皈依是要使整個靈魂轉向一個非常不同的方向，以此讓整個靈魂改變它的立場、它的姿态，從而改變靈魂對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