迫使他們更新自己，接受新的觀念和興趣。
這個原因就是他們碰上了愛爾蘭的僧侶與教會。
各種影響相互激蕩，對基督教僧侶的思想發展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
基督教比較早就傳入了愛爾蘭。
盡管我們不太清楚确切的方式，但可以肯定它來自歐洲東部。
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愛爾蘭教會在許多方面更接近于東部教會而不是羅馬教會。
因此，最初的愛爾蘭基督徒身上都帶着希臘文化的成分，而對這些東西，西歐已經多少有些一無所知了。
另一方面，當歐洲大陸遭受一次次入侵的洗劫時，外島卻享受着和平，從而也使這些文明的種子得以發展壯大。
整個地區迅速出現了一大批修道院，它們一方面依然踐行着嚴格的苦行，但也同時對智識教育給予了相當的重視。
天文、辯證法、詩律，這些都在教授之列；除了拉丁文，還研究希臘語。
就這樣，人們從各地跑來參訪這片&ldquo聖賢之島&rdquo。
話說回來，如果愛爾蘭教會始終固守于外島的範圍，那麼，縱使它聲名日盛，也可能從來不會對歐洲大陸的精神生活産生什麼重大影響。
但中世紀的僧侶根本上就是個行遊者。
而這一特點也并不是僧侶所專有。
在騎士身上，在最初的大學教師身上，我們也能發現同樣的性情。
這裡我們就看到了中世紀的一種獨特性格，需要我們日後再做深入的探讨。
這就可以說明，愛爾蘭的僧侶們如何能夠甚至在歐洲大陸也建立定居點。
而本笃會修士們被同樣的趨向所驅使，也把自己的傳教士派往英格蘭。
在那裡，他們發現自己遇上了愛爾蘭人。
推動這兩個隐修組織的原則非常不一樣。
本笃會全身心地緻力于羅馬教廷的事業，它所體現的原則就是整個天主教教會的原則，要維護宗座的至上性。
與此相反，愛爾蘭修士們有着非常明顯的個人傾向；他們有特别的儀禮，對于憑自己之力已經實現的一切，對于他們在并無外助的情況下已經達成的實質效果，也都有着清楚的意識。
這使他們産生了一種強烈的自主感，并由此導緻了一場争鬥，其間不乏暴力。
在争鬥當中占了上風的是本笃會，它的組織更活躍、更強大。
但是，盡管本笃會凱旋得勝，卻也對落敗一方的精神滲入自身之中采取了容忍的态度。
實際上，為了取得勝利，它不得不效仿自己的對手，借用對手的武器，從而為自己期望征服的民衆提供了一種新的教育，不再像歐洲大陸上的教育那麼貧乏無味。
盎格魯&mdash撒克遜教會就這樣建立起來，并且在整個天主教會體系裡始終保持着自身的特性。
它的獨特之處，就是最為偏愛思想之類的東西，并充當了場所和渠道，使學術研究的水平得以提升。
而由于它不斷地向歐洲其他地區派遣傳教士，也就同時帶去了這種新的精神。
因此，歐洲大陸的隐修制度本身也感到需要在自己的學校裡更加重視世俗的研究。
在愛爾蘭僧侶們榜樣的激勵下，本笃會的修士們為歐洲的思想更生鋪平了道路。
不過，他們也僅限于此。
他們自己并沒有實現思想更生這一任務。
在使人們從思想的愚鈍中驚醒方面，他們并未起到多大作用。
依靠他們的宣傳，确實有更多一些的教學内容能夠被更廣泛地傳授了。
但真正深刻的轉型可不能單憑這樣的手段來完成。
最重要的是，在他們眼裡，教育并不具有内在的價值，而隻不過是一種鬥争的武器，是一種擴張自身影響範圍、赢取民衆思想的手段。
所以，他們所做的一切，他們所能夠做的一切，就隻是随着四處漫遊而傳播這種教學内容，悄無聲息地播種下去，一點一滴地擴散開來。
他們早已挖就了通往異教世界的戰壕，而今又不屈不撓地奮力拓展；他們一座又一座修道院、一所又一所學校地擴展開去，結果，曾經照亮籠罩着高盧的黑暗的那些屈指可數的亮點，既在一定程度上變得更為明亮，同時在數量上也變得越來越多。
但是，就這樣持續不停地漫向整個歐洲，并不能形成大型教學機構。
而當時缺少的正是這種機構。
要想為它們的出現創造條件，就必須把一個國家裡的所有思想力量都彙合起來，集中到少數幾個場所裡，以便能夠相互增強。
要想形成一個稍微有點重要性的文化中心，就隻能靠充滿活力的集中運動。
因此，要想在學術和教育的進步道路上有可能邁出重要的一步，關鍵就在于新的社會安排能夠使教導顯得更為必要，能夠使人們更清晰地感受到需要教導。
不僅如此，至關重要的是要有一個大權獨攬的強勢人物，把散布各處的思想資源統統擰成一團。
這就是查理大帝注23在教育方面的成就。
我們不會在此耗費太多的時間，但确實很有必要理解查理大帝所做的事情，因為這開啟了另一場甚至更為強勁的集中運動，進而導緻了以後一段時間中出現的大學和學院，後者已經是具備所有能夠延續到相當晚近的基本特征的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了。
無論加洛林文化複興注24顯得多麼遙遠，有一點很清楚，通過對它的考察，我們能夠更好地理解那一直通向我們現代教育組織形式的演進過程。